杜平：以弱国心态追逐强国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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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中国国内的朋友，免不了要对中国当下的时局胡言乱语一番。有趣的是，无论是好听的还是不好听的话，对方基本上都不以为然。就比如，当批评某些不好的现象时，对方听着听着面子就挂不住了，忍不住要责备你“脱离中国国情太久”；可是，若你对中国政府的某些做法表示赞赏时，对方也要泼一盆冷水：“你长期置身海外，感受不到我们内心的郁闷。”

　　还有一类朋友，其实是不相识的网友，则是另外一种情形，而且也不那么可爱了。比如，只要看到某篇文章中有几句不太顺耳的话，例如批评有些中国民众不懂得如何爱国云云，他们就立即火冒三丈，呼啦啦千言万语，宗旨就是咬定“此文作者别有用心”。

国民心态没有梳理平顺

　　在中国的政治语言里，“别有用心”的使用率很高，甚至高得惊人。虽然有时候是有道理的，比如西方社会确实有人总想找机会妖魔化中国，但是，在其他时候，这种严厉的指控其实是无根无据。因此，当有些人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别有用心”时，受到伤害或者感到失望的人，通常都是那些对中国抱持善意的人群。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遗憾之一就在这里。凡是能够看到和摸得着的地方，大致上都在持续地发展和进步，唯独国民心态至今没有梳理平顺。这里面既有国民本身的原因，更有政治、社会和教育体制上的原因。以政治说教代替公民教育，以思想灌输代替信息传播，这样几十年如一日，最后使国民性格中搀杂了太多的政治因素，虚无缥缈的政治立场成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

　　在心理状态总是受到政治高压的情况下，人们当然就很难正确地认识中国自身的现状，也不大可能全面和客观地认识外部世界。由于敌我意识超强，很多人在听到不同的意见时，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揣测和追究对方的政治动机。久而久之，常识、常理和理性思维就不再重要，一切是非对错都由政治情绪来决定。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经过了反反复复的政治动荡，不重视、不提倡理性思维的倾向日趋严重，最终便形成了集体共有的性格特征，那就是所谓的“弱国心态”。弱国心态曾经使落后的中国越发落后，使没有开启的民智越发愚钝，使自身文化中的创造欲望被掐死在萌芽之初。只是很不应该的是，在国运昌隆、经济蒸蒸日上的今天，这样的思维习惯在某些关键的时刻似乎总能振振有辞，甚至占据主导地位。

是执政者思维的延伸

　　以弱国心态与外部世界搞这样或那样的接轨，很多事情都会走样和变形，最终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接轨。为什么当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国民素质的差距反而越来越明显？很多人都强调说，提高国民素质需要很长的过程，说得有道理。但接下来还要问一下：提高国民素质的进程是否已经全面启动？

　　看看一成不变的社会管理模式和公民教育模式，特别是被各级衙门攥得紧紧的媒体舆论环境，人们就可略知一二。不只是普通民众没有自由表达的空间，为此感到彷徨和苦闷，而且知识精英和身居高位者大概更感压抑和窒息。上个月在中国遇到一位级别相当高的政界人士，没想到比愤青们还要愤青，谈及媒体开放，口中竟然冒出“天天活在恐惧之中”的“反动言论”。

　　弱国心态既来自于外力的压迫，也来自于内力的压制。在这两股力量的扭曲下，近代以来的无数良民都因为感到绝望，而最终走向极端和偏狭。当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Martin）兴致勃勃地前往中国，试图为清王朝的教育体制注入现代文明的活力，并通过普及科学知识使中国民众“接近上帝”。可是，他在广州登陆时，迎接他的却是一大帮不明真相的民众，嘴里喊着“番鬼，番鬼！杀头，杀头！”

　　民众的集体心态，正是执政者思维的延伸和反映。1863年，丁韪良费尽心思将《万国公法》译成中文，使清廷在与西方列强谈判中，终于第一次凭借国际法作为谈判的依据。可是在最初，当中文译本呈送到总理衙门时，朝廷以“别有用心”论视之，怀疑丁韪良是要炫耀洋人“竟然也有法律”。

洋务运动的历史教训

　　当代中国的国民心态继续被扭曲，同样也有内外双重原因，但与过去相比，内力的作用似乎更加明显。回顾洋务运动的艰难过程和失败的结局，再看看当今中国依然挥之不去的“别有用心”论，人们也许就能体会到，虽然中国社会的形态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但执政体制中的愚民化思维并没有多大改变。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经验和教训值得大书特书。但是，若要寻找更宽广的强国之路，那就应该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并且从现实和历史的比较中，有胆识、有远见地决定中国未来之路。

　　事实上，以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所处的现状，洋务运动的成败得失尤其值得研究和思考。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现在所追求的目标就是洋务运动所追求的目标，而且更因为现代化进程再次来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当年导致洋务运动前功尽弃的体制障碍，再次对当代中国持续发展的目标构成了困扰。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