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贺子珍的神经也出了问题，经常和一些男同志夜间往来，几次流产。毛泽东曾经问过我一些问题，我都没有完全如实地讲出来。贺子珍要到苏联看病时，毛泽东再三不让她去，她硬是要离开毛泽东。她生的孩子和毛泽东给她算的时间根本碰不到一起。这下，毛泽东震怒了！」
朱仲丽: 完全如实地写江青能出版吗?
现在，反映历史的纪实文学作品多如牛毛，良莠不齐。这类文学作品的真实性往往由于作者的现实地位和所处的环境而收到影响。只要不是存心伪造历史，只要不是有意制造历史的混乱，纪实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是会在这类作品中得到体现的。一些历史重大事件的当事人纷纷拿起笔来写回忆录，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纪实文学成了一些人发泄私愤、推萎罪责、抬高自己、美化亲朋好友等目的的工具；一些本来在历次史上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采取了猎奇和介绍伟人的方式牟取暴利或把自己打扮成了解什么内幕的人物如所谓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一类；个别历史人物甚至雇佣一些笔桿子伪造历史，如某人的回忆录竟把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主席团的排名榜说成了1967年2月老帅抗争中双方人物的坐次，等等。一些细小的疏忽，暴露了一些人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一个作家，总是要产生一种弄清历史真伪的责任感，为此我采访了许多的重要人物。
谁也没有料到，在中共历史上留下深深足迹的老革命家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会在她63岁时一改医生的职业，成为举国皆知的作家。她在10多年的时间里写出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女皇梦》、《黎明与晚霞》、《爱与仇〉、〈灿烂红叶》、《难以忘却的昨天》等长篇巨著使读者争相购买，毁誉不绝。这些作品描述的事实不管多么令史学家感到震惊，作者的身份必然要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于是，我产生了拜访她的念头。在历史人物里，她的份量很轻，在重大的历史事件里并没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她的几本书却给人们留下了有关她的许多话题。据接触江青的一位她的亲属对我说：江青看了朱仲丽写的《女皇梦》后，轻蔑地说：“她懂得个屁！曾几何时，她对我巴结得要命，给我写了无数的信件，把我吹捧得上了天。当时我对她还是有好感的，几次在毛主席面前说她的好话，说王稼祥同志的功劳。现在她根据一些乱七八糟的材料，对我进行毫无根据的诬蔑，说明她的品质是多么的恶劣！”这番话，更使我对朱仲丽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1988年12月23日上午，我经有关方面的介绍，来到她的寓所，和她畅谈了四个多小时。我进她小院的时候，她在楼上打量着我。到了她的客厅后，她很客气，亲自签名送了我她写的几本书，并给我提供了有关王稼祥的一些材料。她说：“有关稼祥同志的故事和历史，我写得已经不少了。但是由于我的身份，我不能完全按照他的本来面貌写出来，我看了你写的许多作品，愿意给你提供一切我能够提供的材料，希望你能根据中国革命的大舞台，把稼祥同志的真实形象写出来。所以我听说你要来，有意识地给你准备了这些东西，但愿我们之间能够合作得愉快。”
我说：“我们之间是互相提供方便和资料的关系，目前还谈不上合作。但是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那就是把真实的王稼祥告诉我。我看了你写的江青和其他的革命领袖的作品，总觉得离我所接触的历史相差有距离。我希望我们通过今天和以后的谈话，能够使我缩短这个差距。”
“你看了我的全部作品，有什么看法和感想？”她有点迫不及待了。“特别是我写江青的那几本书，读者对此很感兴趣。你也在一些作品里描写了江青，有些史料我还没有看到，能否给我提供一些？我们交换也可以呀！今天我们都不要客气，有什么就说什么，什么样的观点都可以讲，我们以作家的身份来研究历史。”
没想到我还没有开口讲打消顾虑，她倒先提起了这方面的内容，使我们之间立刻有了共同点。于是，我说：“我看了你的《女皇梦》，感到有些描写和事实以及历史的文献大不相同。今天我是以一个作家和历史研究者的身份和你探讨问题的，希望我们能坦率和诚恳地交换看法。”我只得实事求是地亮明我的态度，“你写的所有的作品中，唯有《女皇梦》影响很大，但是引起人们争论的焦点也最多。主要的问题是你写的情况和众人所掌握的事实不符。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多年来披着一层神秘的外衣，不管现在人们对她是什么评价，我只想把许多的历史真相搞清楚。这既是作家的本份，也是一个历史研究者的天职。从这一点出发，我对江青的历史也有很的兴趣。我正在多方面地搜集材料，寻找当事人，翻阅有关的档案，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写一部反映江青的纪实作品。研读和再现江青的真实历史和故事，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有重大意义的。江青在她参加革命，也就是入党的时候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她的出身很苦，这也是她要求加入革命行列的一个原因。我看了她30年代写的一些文章，并不是个人的发泄。其中对文艺的认识，比如说主张到工农大众中去体验生活，对当时国外的一些名著的理解，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的。毛泽东之所以看中了她，并不单纯是由于她的美，而是多种因素，其中包括她在在30年代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的思想是激进的，她的革命要求体现在她30年代的许多活动之中。毛泽东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别人这样评价江青：[ 她在30年代是追随鲁迅的，她在文艺上的革命观点同时启发了我。她在政治上很敏感，看问题有她自己的特色。正是因为她在30年代有那样的胆量和水平，我们才在延安结合。这一点，总理知道，康生同志也知道。你们在适当的时候向全党讲一讲江青同志的这个革命经历。] 这说明，江青的历史是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同的。你说对吗？”
朱仲丽点点头，说：“你说的这些，我也想到了。但是，你可以想一想，完全如实地写江青能出版吗？就是我写的《女皇梦》，人民文学社出版社要出版的时候，也是相当难啊。有些部门就是不让出版，送审也不批，他们也批不了。最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担负了很大的风险才出版了《女皇梦》。我对此，很有意见。我们的出版部门的主管人岂不是自己捆绑自己吗？我也看到过你的许多作品，没想到你能掌握那么多的材料。我敢肯定，有人给你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不然你不会知道那么多重要的东西的。其中你写的内容，我也知道，但是不那么详细。我们这些人都是许多事件的当事人，但是如果没有材料和文献的提示，也是不能够全面地了解情况的。越是要掌握更多的材料，就越要下很多的功夫。我写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和她被捕后的情况，我主要的是依据当时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揭发的材料，其中也有我的合理想象。文学作品嘛，没有合理的虚构是不行的。往往在这样的时候，才能写出惊世之作。”
我感到了一种震惊，像她这样的作家如果搞合理的虚构和想象，是否能行？我说：“是的，文学作品不能够当作历史来看待，但是一些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写作品应该怎样想象和虚构？这恐怕应该好好地讨论。我写作的时候，在材料面前必须多作分析。提供材料的人身份不同，政治观点不同，所表达的事实也会有区别。我接触过许多的重大事件的当事人，他们所讲的事实就不完全一样，甚至是根本的颠倒。这就要求作家具体分析了。我写作的原则态度是，依靠材料但绝不迷信材料，相信文献也要注意掌握当时的客观环境和当事人的全部活动。认真地听取现在当事人的回忆，了解当事人的性格和心理特征，绝不在空想和猜测上作文章。就是文学加工也要有历史资料为依据，绝不能离开历史事实和人物本身的行为而想象。如江青没有想当女皇的行为与念头，你想象了她的那么多的言论和行为，能算是历史吗？”
“你对王稼祥同志的历史了解吗？”朱仲丽打断我了我的话题，突然提到了这一点。
我说：“王稼祥同志所写的东西我都看过了，包括他在文化大革命时给中央和其他领导人所写的东西。当然，我也看到了你所写的全部文章和作品。但是，这些材料还远远地不够，我很想听听你的介绍，给我一个真实的王稼祥同志和真实的你。我写东西首先是要熟悉大量的材料和历史背景，特别是涉及到人物的言论和行为的时候，必须要看他们所写的文章和经过检验的讲话记录。不能只听一些人的介绍，也不能只看个别的文献。研究历史和研究历史人物的活动，没有第一手的资料是很难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点的。”
朱仲丽被我的表述说服了，这才认真地给我讲起了他丈夫的全部历史：“稼祥是个书呆子气十足的老实人。如果不是革命的需要，他可能是一个学者而不会成为党的领袖人物。几十年来，他只知道默契地为党工作，从来不会追名逐利。正是他的高尚品质激励着我，才使我决心拿起笔来。”从她所讲的事实里，我更加清楚地感受到，不管是曾经多么伟大和演出过多少威武雄壮举动的人，其实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和一切人的特征都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特异功能。只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不同，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影响不同，于是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走着与众不同的道路。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如果没有造就伟大事业的历史条件，他们绝对不可以造就影响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功绩。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基本观点。
据朱仲丽介绍，王稼祥和朱仲丽结为伉俪，还是毛泽东牵的红线。那时的毛泽东，和中共高级的领导人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中共中央的各级领导人，都把毛泽东作为领导全党夺得解放的最高领袖。面临着多于自己几十倍敌手的打击，革命队伍里的内訌和争斗已经没有市场，除了毛泽东其他任何人都不敢出来挑这副担子。那是需要一个英雄而又能够出英雄的时代，毛泽东自然地在中国共产党内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他日日夜夜地召集有关的领导和人员开会、谈话、研究问题、决定大事，从来没有高距于党内任何同志之上的特权。他关心同志们的生活和身体，包括他们的婚姻。所有的领导同志都把他当作尊敬的兄长和良师。那时，起码在朱仲丽的心目中，毛泽东是一位了不起的巨人。一次，她和江青提起了党内的领袖人物，朱仲丽说：“我最佩服毛泽东，他身上有一种伟大的吸引力，使人们甘心情愿地接受他的领导。”江青不以为然地说：“其实也不全是这样，有的人拥护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没有了基础，当初反对他的人现在有几个是真心实意的？这还要考虑考虑。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一批随大流的人。”朱仲丽感到她的话很奇怪，就反问：“你也是随大流的人吗？”江青作了个怪脸说：“我和你一样，也是被他巨大的吸引人拽过去的。”
朱仲丽后来才知道，江青到延安不久，已经和毛泽东暗暗地相恋了。我追问：“到底他们之间谁是主动的？”朱仲丽说：“应该说，还是毛泽东。江青到了延安以后，很快就成了著名的人物。第一，她长得漂亮；第二，她会演戏，已经在全国是出了名的演员，唱京剧唱得相当不错，绝不是人们所说的她是三流演员，那是根据政治需要在贬低她，其实她的表演是很好的。 这在的延安当然是凤毛麟角的人物了；第三，她善于学习，写得一手好字，而且会写文章。30年代她在上海所发表的那些文章，都是出自她的手笔。第四，她看过不少马列的著作，对《共产党宣言》一类的经典著作北得滚瓜烂熟。她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谈话，很快就引起了注意。毛泽东首先看上了她的这些长处，引以为知音了。毛泽东正为他和贺子珍的婚姻而伤脑筋。”
这番话，可是在朱仲丽的文章里所没有的。来之前，我已研究了她的简历：朱仲丽1915年生于湖南长沙。其父朱剑凡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曾在民国初期担任过湖南省的教育厅长。后来又办了周南女子学校。早在“五四”运动前后，朱剑凡就和毛泽东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8年，23岁的朱仲丽来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毛泽东得讯后，特地来看她，一见面就风趣地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动化第一流的医生了！小朱，以后我们这些 [共匪] 头子可都交给你了！”不久，她担任了中央机关医务所所长，毛泽东和中央的其他领导人都把她作为自己的保健医生。而她正是求之不得的。
那年初冬一天，朱仲丽吃完饭正在窑洞外散步，只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会餐出来。毛泽东一见朱仲丽就笑呵呵地对王稼祥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是我的老乡，还是萧劲光的小姨子，老教育家的女儿哟。稼祥同志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你们以后要多打交道呢。”
朱仲丽用羞涩的眼睛瞟了王稼祥一眼，他那修长的身材，白皙的面孔，宽阔的天庭，明睿的眼睛，深深地印在她的脑海里。其实，王稼祥的名子和革命经历她早就听说了。这位比自己大9岁的首长是安徽泾县人，他出生于小地主兼小商人家庭，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他是苏联中山大学毕生的，知识渊博，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1930年他从苏联回国后，就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央第一张机关报《实话报》的主编。朱仲丽经常看他写的文章，对他崇拜得不得了，只是无缘见面。
毛泽东看出他们都有点意思，便把话题一转，微笑地问道：“小朱，你敢不敢开个牛皮公司，当老板呀？你如果有胆子，搞个宣传工作挺可以呀！”接着，他带有讽刺意味地说：“我们党内现在有人就搞牛皮公司，当牛皮公司的老板得脸皮厚，不要脸红。”说完，哈哈大笑。说这话的时候，王明刚刚从窑洞里出来，毛泽东的话就是针对王明讲的。朱仲丽看了王明一眼，就冲着毛泽东和王稼祥说：“我可当不了牛皮公司的老板，我干不了！”据她自己说：“那时我就看出了王稼祥是和毛泽东站在一起的。”
此后，朱仲丽常到王稼祥那里给他看病。这个虽然已经32岁但仍是独身的首长，始终把朱仲丽当作同志和下属。倒是朱仲丽从王稼祥平凡的语言中，感觉到了他的品质和对她的感情。不久，王稼祥给萧劲光写了一个便条：“请你调给我两匹小蒙古马。此外，如果可以的话，请带你的姨妹子来我处一玩。”朱仲丽感到，这是王稼祥正式把她当作朋友来邀请的信号，也是一种求爱的表示。
朱仲丽很高兴地和萧劲光到了王稼祥的住地，王稼祥请他们下围棋、打扑克。渐渐地，他们更家熟悉了。又经过了几个月，王稼橡突然地问朱仲丽：“我们什么时后结婚？”朱仲丽措手不及措失声问：“为什么要这么快？”王稼祥哈哈大笑起来：“那好，你同意了就好。”
1939年阴历正月，王稼祥和朱仲丽正式结婚了。
这时，我们的话题再次回到了江青的问题上，我问：“你和江青认识以后才和王稼祥结婚的，是不是？”
朱仲丽点点头，说：“应该是的，因为我和稼祥结婚后，发现江青早就和毛泽东在一起了。江青此人，我在《江青秘传》和《女皇梦》这两本书里已经详细地写到了。但是里面的细节，我是有夸大的，不夸大不行，出版不了，这有当时的背景在里面。我写江青的时候，许多领导同志都说，你写江青有资格，你了解她。其实我也是了解她的表面，深层次的东西不好挖掘。”
我说：“里面的材料一看就可以发现你是参考了大量的中央专案组整理的东西，那些不同的人揭发的材料虽然都是有关江青的佐证，但是我对你和她直接接触的材料更感兴趣。你知道，我作为一个纪实文学的作家，没有经过核实的材料我是不敢用的。我对你直接感受的东西更为信服。”
她说：“你说得不错，比如我揭发江青和四人帮、林彪之间的勾结，就是根据中央专案组的材料和其他的揭发材料而写的。我的书是纪实文学嘛，是可以艺术加工而合理地想象的。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和毛泽东及江青长期接触，对他们最为了解......”
她的话题再次回到贺子珍上来。她说：“其实，造成她和毛泽东离婚的原因，她应该负主要责任。贺子珍没有文化修养，长期以来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就冲着毛泽东发脾气，还动不动就挥枪动手。一次，一个美国女记者采访毛泽东，采访完毕后按照外国的礼节拥抱了毛泽东，贺子珍见状扑上去就给了美国记者一个耳光，骂人家不要脸。这一次，气得毛泽东也动了手。此外，贺子珍的神经也出了问题，经常和一些男同志夜间往来，几次流产。毛泽东曾经问过我一些问题，我都没有完全如实地讲出来。贺子珍要到苏联看病时，毛泽东再三不让她去，她硬是要离开毛泽东。她生的孩子和毛泽东给她算的时间根本碰不到一起。这下，毛泽东震怒了！毛泽东选择了江青，是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毛泽东知道江青在上海结过婚，但是他没有那种传统的封建观念，他对中央一些同志说：“首先江青是我们党的同志，是革命的战友。就是她不成为我的妻子，她也是我的亲密战友，可以帮助我工作。她有这个能力和水平。她在上海的历史不算什么，我也是离过婚，而且是结过两次婚的人。”此外，江青的许多观点能够和毛泽东一拍即合，这是他们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前征求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意见，周恩来、王稼祥、康生、贺龙等领导人都是同意和拥护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中央对江青的约法三章，也没有对江青的任何限制。所谓那些东西都是文革中的小道消息，但是为了政治需要，我们把它作了演义......”
我和她谈了很长时间，除此之外，她并没有再谈出江青的更多新鲜东西来。于是，我只得改换了话题：“你和王稼祥同志生活了近40年，能否谈谈你对他感受最深的几件事？”朱仲丽用手点着我说：“你这个人真会抓问题，好，今天我们就敞开时间长谈吧！”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山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形成了“左”倾路线的高潮。王稼祥根据全国各地的材料和报告，毫不犹豫地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当时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也从个人的野心及不良动机出发，反对李立山。但是，王稼祥在苏联的时候就对王明的政治野心有所警惕，认为他的许多活动不符合组织原则。但是反对李立山的共同立场，使他和王明走到了一起。他担心自己将来会受王明的连累，果然不久，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召集会议，宣布了对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四人的处分决定。25岁的王稼祥离开了上海，被派往香港作党报记者。可是不到四个月，共产国际纠正了李立山的错误，王稼祥重新回到中央，并在64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31年，王稼祥要求到中央苏区工作。经批准，他和任弼时、顾作霖以中央代表身份，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结识了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人。王稼祥和毛泽东一交往，就被他的非凡气度和远见卓识所折服。他后来对朱仲丽说：“我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了一种能指挥革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崭新艺术。所以，当王明一伙在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排斥毛泽东时，我力排众议，保留了他的党籍。”毛泽东离开前敌委员会的时候，对王稼祥说：“你和我都是少数，不服从也不行。我先到后方去，你们需要我的时候再回来，再见吧，朋友！”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即使是最伟大的人物，他也不可能离开社会环境和现实存在的客观条件来任意地发挥他的计划和想象。
朱仲丽深情地说：“正是在长期的斗争中他认识了毛泽东的英明和正确，所以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纠正了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王稼祥的功劳，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直到1973年春天的九届三中全会期间，他老人家还说 [ 稼祥同志极早就拥护我，他和张闻天不一样。遵义会议，他出了很大的力。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自己的过错，不讲自己的功劳，很难得。他是有大功的人，应该让他很快站出来工作。]”朱仲丽讲这话的时候，我看到她的眼睛里含着泪水，神情依然是十分激动。
她的话题再次回到贺子珍上来。她说：“其实，造成她和毛泽东离婚的原因，她应该负主要责任。贺子珍没有文化修养，长期以来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就冲着毛泽东发脾气，还动不动就挥枪动手。一次，一个美国女记者采访毛泽东，采访完毕后按照外国的礼节拥抱了毛泽东，贺子珍见状扑上去就给了美国记者一个耳光，骂人家不要脸。这一次，气得毛泽东也动了手。此外，贺子珍的神经也出了问题，经常和一些男同志夜间往来，几次流产。毛泽东曾经问过我一些问题，我都没有完全如实地讲出来。贺子珍要到苏联看病时，毛泽东再三不让她去，她硬是要离开毛泽东。她生的孩子和毛泽东给她算的时间根本碰不到一起。这下，毛泽东震怒了！毛泽东选择了江青，是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毛泽东知道江青在上海结过婚，但是他没有那种传统的封建观念，他对中央一些同志说：“首先江青是我们党的同志，是革命的战友。就是她不成为我的妻子，她也是我的亲密战友，可以帮助我工作。她有这个能力和水平。她在上海的历史不算什么，我也是离过婚，而且是结过两次婚的人。”此外，江青的许多观点能够和毛泽东一拍即合，这是他们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前征求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意见，周恩来、王稼祥、康生、贺龙等领导人都是同意和拥护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中央对江青的约法三章，也没有对江青的任何限制。所谓那些东西都是文革中的小道消息，但是为了政治需要，我们把它作了演义......”
朱仲丽: 完全如实地写江青能出版吗?
现在，反映历史的纪实文学作品多如牛毛，良莠不齐。这类文学作品的真实性往往由于作者的现实地位和所处的环境而收到影响。只要不是存心伪造历史，只要不是有意制造历史的混乱，纪实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是会在这类作品中得到体现的。一些历史重大事件的当事人纷纷拿起笔来写回忆录，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纪实文学成了一些人发泄私愤、推萎罪责、抬高自己、美化亲朋好友等目的的工具；一些本来在历次史上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采取了猎奇和介绍伟人的方式牟取暴利或把自己打扮成了解什么内幕的人物如所谓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一类；个别历史人物甚至雇佣一些笔桿子伪造历史，如某人的回忆录竟把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主席团的排名榜说成了1967年2月老帅抗争中双方人物的坐次，等等。一些细小的疏忽，暴露了一些人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一个作家，总是要产生一种弄清历史真伪的责任感，为此我采访了许多的重要人物。
谁也没有料到，在中共历史上留下深深足迹的老革命家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会在她63岁时一改医生的职业，成为举国皆知的作家。她在10多年的时间里写出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女皇梦》、《黎明与晚霞》、《爱与仇〉、〈灿烂红叶》、《难以忘却的昨天》等长篇巨著使读者争相购买，毁誉不绝。这些作品描述的事实不管多么令史学家感到震惊，作者的身份必然要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于是，我产生了拜访她的念头。在历史人物里，她的份量很轻，在重大的历史事件里并没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她的几本书却给人们留下了有关她的许多话题。据接触江青的一位她的亲属对我说：江青看了朱仲丽写的《女皇梦》后，轻蔑地说：“她懂得个屁！曾几何时，她对我巴结得要命，给我写了无数的信件，把我吹捧得上了天。当时我对她还是有好感的，几次在毛主席面前说她的好话，说王稼祥同志的功劳。现在她根据一些乱七八糟的材料，对我进行毫无根据的诬蔑，说明她的品质是多么的恶劣！”这番话，更使我对朱仲丽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1988年12月23日上午，我经有关方面的介绍，来到她的寓所，和她畅谈了四个多小时。我进她小院的时候，她在楼上打量着我。到了她的客厅后，她很客气，亲自签名送了我她写的几本书，并给我提供了有关王稼祥的一些材料。她说：“有关稼祥同志的故事和历史，我写得已经不少了。但是由于我的身份，我不能完全按照他的本来面貌写出来，我看了你写的许多作品，愿意给你提供一切我能够提供的材料，希望你能根据中国革命的大舞台，把稼祥同志的真实形象写出来。所以我听说你要来，有意识地给你准备了这些东西，但愿我们之间能够合作得愉快。”
我说：“我们之间是互相提供方便和资料的关系，目前还谈不上合作。但是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那就是把真实的王稼祥告诉我。我看了你写的江青和其他的革命领袖的作品，总觉得离我所接触的历史相差有距离。我希望我们通过今天和以后的谈话，能够使我缩短这个差距。”
“你看了我的全部作品，有什么看法和感想？”她有点迫不及待了。“特别是我写江青的那几本书，读者对此很感兴趣。你也在一些作品里描写了江青，有些史料我还没有看到，能否给我提供一些？我们交换也可以呀！今天我们都不要客气，有什么就说什么，什么样的观点都可以讲，我们以作家的身份来研究历史。”
没想到我还没有开口讲打消顾虑，她倒先提起了这方面的内容，使我们之间立刻有了共同点。于是，我说：“我看了你的《女皇梦》，感到有些描写和事实以及历史的文献大不相同。今天我是以一个作家和历史研究者的身份和你探讨问题的，希望我们能坦率和诚恳地交换看法。”我只得实事求是地亮明我的态度，“你写的所有的作品中，唯有《女皇梦》影响很大，但是引起人们争论的焦点也最多。主要的问题是你写的情况和众人所掌握的事实不符。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多年来披着一层神秘的外衣，不管现在人们对她是什么评价，我只想把许多的历史真相搞清楚。这既是作家的本份，也是一个历史研究者的天职。从这一点出发，我对江青的历史也有很的兴趣。我正在多方面地搜集材料，寻找当事人，翻阅有关的档案，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写一部反映江青的纪实作品。研读和再现江青的真实历史和故事，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有重大意义的。江青在她参加革命，也就是入党的时候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她的出身很苦，这也是她要求加入革命行列的一个原因。我看了她30年代写的一些文章，并不是个人的发泄。其中对文艺的认识，比如说主张到工农大众中去体验生活，对当时国外的一些名著的理解，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的。毛泽东之所以看中了她，并不单纯是由于她的美，而是多种因素，其中包括她在在30年代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的思想是激进的，她的革命要求体现在她30年代的许多活动之中。毛泽东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别人这样评价江青：[ 她在30年代是追随鲁迅的，她在文艺上的革命观点同时启发了我。她在政治上很敏感，看问题有她自己的特色。正是因为她在30年代有那样的胆量和水平，我们才在延安结合。这一点，总理知道，康生同志也知道。你们在适当的时候向全党讲一讲江青同志的这个革命经历。] 这说明，江青的历史是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同的。你说对吗？”
朱仲丽点点头，说：“你说的这些，我也想到了。但是，你可以想一想，完全如实地写江青能出版吗？就是我写的《女皇梦》，人民文学社出版社要出版的时候，也是相当难啊。有些部门就是不让出版，送审也不批，他们也批不了。最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担负了很大的风险才出版了《女皇梦》。我对此，很有意见。我们的出版部门的主管人岂不是自己捆绑自己吗？我也看到过你的许多作品，没想到你能掌握那么多的材料。我敢肯定，有人给你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不然你不会知道那么多重要的东西的。其中你写的内容，我也知道，但是不那么详细。我们这些人都是许多事件的当事人，但是如果没有材料和文献的提示，也是不能够全面地了解情况的。越是要掌握更多的材料，就越要下很多的功夫。我写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和她被捕后的情况，我主要的是依据当时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揭发的材料，其中也有我的合理想象。文学作品嘛，没有合理的虚构是不行的。往往在这样的时候，才能写出惊世之作。”
我感到了一种震惊，像她这样的作家如果搞合理的虚构和想象，是否能行？我说：“是的，文学作品不能够当作历史来看待，但是一些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写作品应该怎样想象和虚构？这恐怕应该好好地讨论。我写作的时候，在材料面前必须多作分析。提供材料的人身份不同，政治观点不同，所表达的事实也会有区别。我接触过许多的重大事件的当事人，他们所讲的事实就不完全一样，甚至是根本的颠倒。这就要求作家具体分析了。我写作的原则态度是，依靠材料但绝不迷信材料，相信文献也要注意掌握当时的客观环境和当事人的全部活动。认真地听取现在当事人的回忆，了解当事人的性格和心理特征，绝不在空想和猜测上作文章。就是文学加工也要有历史资料为依据，绝不能离开历史事实和人物本身的行为而想象。如江青没有想当女皇的行为与念头，你想象了她的那么多的言论和行为，能算是历史吗？”
“你对王稼祥同志的历史了解吗？”朱仲丽打断我了我的话题，突然提到了这一点。
我说：“王稼祥同志所写的东西我都看过了，包括他在文化大革命时给中央和其他领导人所写的东西。当然，我也看到了你所写的全部文章和作品。但是，这些材料还远远地不够，我很想听听你的介绍，给我一个真实的王稼祥同志和真实的你。我写东西首先是要熟悉大量的材料和历史背景，特别是涉及到人物的言论和行为的时候，必须要看他们所写的文章和经过检验的讲话记录。不能只听一些人的介绍，也不能只看个别的文献。研究历史和研究历史人物的活动，没有第一手的资料是很难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点的。”
朱仲丽被我的表述说服了，这才认真地给我讲起了他丈夫的全部历史：“稼祥是个书呆子气十足的老实人。如果不是革命的需要，他可能是一个学者而不会成为党的领袖人物。几十年来，他只知道默契地为党工作，从来不会追名逐利。正是他的高尚品质激励着我，才使我决心拿起笔来。”从她所讲的事实里，我更加清楚地感受到，不管是曾经多么伟大和演出过多少威武雄壮举动的人，其实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和一切人的特征都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特异功能。只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不同，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影响不同，于是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走着与众不同的道路。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如果没有造就伟大事业的历史条件，他们绝对不可以造就影响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功绩。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基本观点。
据朱仲丽介绍，王稼祥和朱仲丽结为伉俪，还是毛泽东牵的红线。那时的毛泽东，和中共高级的领导人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中共中央的各级领导人，都把毛泽东作为领导全党夺得解放的最高领袖。面临着多于自己几十倍敌手的打击，革命队伍里的内訌和争斗已经没有市场，除了毛泽东其他任何人都不敢出来挑这副担子。那是需要一个英雄而又能够出英雄的时代，毛泽东自然地在中国共产党内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他日日夜夜地召集有关的领导和人员开会、谈话、研究问题、决定大事，从来没有高距于党内任何同志之上的特权。他关心同志们的生活和身体，包括他们的婚姻。所有的领导同志都把他当作尊敬的兄长和良师。那时，起码在朱仲丽的心目中，毛泽东是一位了不起的巨人。一次，她和江青提起了党内的领袖人物，朱仲丽说：“我最佩服毛泽东，他身上有一种伟大的吸引力，使人们甘心情愿地接受他的领导。”江青不以为然地说：“其实也不全是这样，有的人拥护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没有了基础，当初反对他的人现在有几个是真心实意的？这还要考虑考虑。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一批随大流的人。”朱仲丽感到她的话很奇怪，就反问：“你也是随大流的人吗？”江青作了个怪脸说：“我和你一样，也是被他巨大的吸引人拽过去的。”
朱仲丽后来才知道，江青到延安不久，已经和毛泽东暗暗地相恋了。我追问：“到底他们之间谁是主动的？”朱仲丽说：“应该说，还是毛泽东。江青到了延安以后，很快就成了著名的人物。第一，她长得漂亮；第二，她会演戏，已经在全国是出了名的演员，唱京剧唱得相当不错，绝不是人们所说的她是三流演员，那是根据政治需要在贬低她，其实她的表演是很好的。 这在的延安当然是凤毛麟角的人物了；第三，她善于学习，写得一手好字，而且会写文章。30年代她在上海所发表的那些文章，都是出自她的手笔。第四，她看过不少马列的著作，对《共产党宣言》一类的经典著作北得滚瓜烂熟。她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谈话，很快就引起了注意。毛泽东首先看上了她的这些长处，引以为知音了。毛泽东正为他和贺子珍的婚姻而伤脑筋。”
这番话，可是在朱仲丽的文章里所没有的。来之前，我已研究了她的简历：朱仲丽1915年生于湖南长沙。其父朱剑凡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曾在民国初期担任过湖南省的教育厅长。后来又办了周南女子学校。早在“五四”运动前后，朱剑凡就和毛泽东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8年，23岁的朱仲丽来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毛泽东得讯后，特地来看她，一见面就风趣地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动化第一流的医生了！小朱，以后我们这些 [共匪] 头子可都交给你了！”不久，她担任了中央机关医务所所长，毛泽东和中央的其他领导人都把她作为自己的保健医生。而她正是求之不得的。
那年初冬一天，朱仲丽吃完饭正在窑洞外散步，只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会餐出来。毛泽东一见朱仲丽就笑呵呵地对王稼祥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是我的老乡，还是萧劲光的小姨子，老教育家的女儿哟。稼祥同志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你们以后要多打交道呢。”
朱仲丽用羞涩的眼睛瞟了王稼祥一眼，他那修长的身材，白皙的面孔，宽阔的天庭，明睿的眼睛，深深地印在她的脑海里。其实，王稼祥的名子和革命经历她早就听说了。这位比自己大9岁的首长是安徽泾县人，他出生于小地主兼小商人家庭，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他是苏联中山大学毕生的，知识渊博，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1930年他从苏联回国后，就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央第一张机关报《实话报》的主编。朱仲丽经常看他写的文章，对他崇拜得不得了，只是无缘见面。
毛泽东看出他们都有点意思，便把话题一转，微笑地问道：“小朱，你敢不敢开个牛皮公司，当老板呀？你如果有胆子，搞个宣传工作挺可以呀！”接着，他带有讽刺意味地说：“我们党内现在有人就搞牛皮公司，当牛皮公司的老板得脸皮厚，不要脸红。”说完，哈哈大笑。说这话的时候，王明刚刚从窑洞里出来，毛泽东的话就是针对王明讲的。朱仲丽看了王明一眼，就冲着毛泽东和王稼祥说：“我可当不了牛皮公司的老板，我干不了！”据她自己说：“那时我就看出了王稼祥是和毛泽东站在一起的。”
此后，朱仲丽常到王稼祥那里给他看病。这个虽然已经32岁但仍是独身的首长，始终把朱仲丽当作同志和下属。倒是朱仲丽从王稼祥平凡的语言中，感觉到了他的品质和对她的感情。不久，王稼祥给萧劲光写了一个便条：“请你调给我两匹小蒙古马。此外，如果可以的话，请带你的姨妹子来我处一玩。”朱仲丽感到，这是王稼祥正式把她当作朋友来邀请的信号，也是一种求爱的表示。
朱仲丽很高兴地和萧劲光到了王稼祥的住地，王稼祥请他们下围棋、打扑克。渐渐地，他们更家熟悉了。又经过了几个月，王稼橡突然地问朱仲丽：“我们什么时后结婚？”朱仲丽措手不及措失声问：“为什么要这么快？”王稼祥哈哈大笑起来：“那好，你同意了就好。”
1939年阴历正月，王稼祥和朱仲丽正式结婚了。
这时，我们的话题再次回到了江青的问题上，我问：“你和江青认识以后才和王稼祥结婚的，是不是？”
朱仲丽点点头，说：“应该是的，因为我和稼祥结婚后，发现江青早就和毛泽东在一起了。江青此人，我在《江青秘传》和《女皇梦》这两本书里已经详细地写到了。但是里面的细节，我是有夸大的，不夸大不行，出版不了，这有当时的背景在里面。我写江青的时候，许多领导同志都说，你写江青有资格，你了解她。其实我也是了解她的表面，深层次的东西不好挖掘。”
我说：“里面的材料一看就可以发现你是参考了大量的中央专案组整理的东西，那些不同的人揭发的材料虽然都是有关江青的佐证，但是我对你和她直接接触的材料更感兴趣。你知道，我作为一个纪实文学的作家，没有经过核实的材料我是不敢用的。我对你直接感受的东西更为信服。”
她说：“你说得不错，比如我揭发江青和四人帮、林彪之间的勾结，就是根据中央专案组的材料和其他的揭发材料而写的。我的书是纪实文学嘛，是可以艺术加工而合理地想象的。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和毛泽东及江青长期接触，对他们最为了解......”
她的话题再次回到贺子珍上来。她说：“其实，造成她和毛泽东离婚的原因，她应该负主要责任。贺子珍没有文化修养，长期以来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就冲着毛泽东发脾气，还动不动就挥枪动手。一次，一个美国女记者采访毛泽东，采访完毕后按照外国的礼节拥抱了毛泽东，贺子珍见状扑上去就给了美国记者一个耳光，骂人家不要脸。这一次，气得毛泽东也动了手。此外，贺子珍的神经也出了问题，经常和一些男同志夜间往来，几次流产。毛泽东曾经问过我一些问题，我都没有完全如实地讲出来。贺子珍要到苏联看病时，毛泽东再三不让她去，她硬是要离开毛泽东。她生的孩子和毛泽东给她算的时间根本碰不到一起。这下，毛泽东震怒了！毛泽东选择了江青，是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毛泽东知道江青在上海结过婚，但是他没有那种传统的封建观念，他对中央一些同志说：“首先江青是我们党的同志，是革命的战友。就是她不成为我的妻子，她也是我的亲密战友，可以帮助我工作。她有这个能力和水平。她在上海的历史不算什么，我也是离过婚，而且是结过两次婚的人。”此外，江青的许多观点能够和毛泽东一拍即合，这是他们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前征求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意见，周恩来、王稼祥、康生、贺龙等领导人都是同意和拥护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中央对江青的约法三章，也没有对江青的任何限制。所谓那些东西都是文革中的小道消息，但是为了政治需要，我们把它作了演义......”
我和她谈了很长时间，除此之外，她并没有再谈出江青的更多新鲜东西来。于是，我只得改换了话题：“你和王稼祥同志生活了近40年，能否谈谈你对他感受最深的几件事？”朱仲丽用手点着我说：“你这个人真会抓问题，好，今天我们就敞开时间长谈吧！”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山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形成了“左”倾路线的高潮。王稼祥根据全国各地的材料和报告，毫不犹豫地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当时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也从个人的野心及不良动机出发，反对李立山。但是，王稼祥在苏联的时候就对王明的政治野心有所警惕，认为他的许多活动不符合组织原则。但是反对李立山的共同立场，使他和王明走到了一起。他担心自己将来会受王明的连累，果然不久，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召集会议，宣布了对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四人的处分决定。25岁的王稼祥离开了上海，被派往香港作党报记者。可是不到四个月，共产国际纠正了李立山的错误，王稼祥重新回到中央，并在64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31年，王稼祥要求到中央苏区工作。经批准，他和任弼时、顾作霖以中央代表身份，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结识了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人。王稼祥和毛泽东一交往，就被他的非凡气度和远见卓识所折服。他后来对朱仲丽说：“我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了一种能指挥革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崭新艺术。所以，当王明一伙在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排斥毛泽东时，我力排众议，保留了他的党籍。”毛泽东离开前敌委员会的时候，对王稼祥说：“你和我都是少数，不服从也不行。我先到后方去，你们需要我的时候再回来，再见吧，朋友！”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即使是最伟大的人物，他也不可能离开社会环境和现实存在的客观条件来任意地发挥他的计划和想象。
朱仲丽深情地说：“正是在长期的斗争中他认识了毛泽东的英明和正确，所以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纠正了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王稼祥的功劳，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直到1973年春天的九届三中全会期间，他老人家还说 [ 稼祥同志极早就拥护我，他和张闻天不一样。遵义会议，他出了很大的力。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自己的过错，不讲自己的功劳，很难得。他是有大功的人，应该让他很快站出来工作。]”朱仲丽讲这话的时候，我看到她的眼睛里含着泪水，神情依然是十分激动。
她的话题再次回到贺子珍上来。她说：“其实，造成她和毛泽东离婚的原因，她应该负主要责任。贺子珍没有文化修养，长期以来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就冲着毛泽东发脾气，还动不动就挥枪动手。一次，一个美国女记者采访毛泽东，采访完毕后按照外国的礼节拥抱了毛泽东，贺子珍见状扑上去就给了美国记者一个耳光，骂人家不要脸。这一次，气得毛泽东也动了手。此外，贺子珍的神经也出了问题，经常和一些男同志夜间往来，几次流产。毛泽东曾经问过我一些问题，我都没有完全如实地讲出来。贺子珍要到苏联看病时，毛泽东再三不让她去，她硬是要离开毛泽东。她生的孩子和毛泽东给她算的时间根本碰不到一起。这下，毛泽东震怒了！毛泽东选择了江青，是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毛泽东知道江青在上海结过婚，但是他没有那种传统的封建观念，他对中央一些同志说：“首先江青是我们党的同志，是革命的战友。就是她不成为我的妻子，她也是我的亲密战友，可以帮助我工作。她有这个能力和水平。她在上海的历史不算什么，我也是离过婚，而且是结过两次婚的人。”此外，江青的许多观点能够和毛泽东一拍即合，这是他们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前征求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意见，周恩来、王稼祥、康生、贺龙等领导人都是同意和拥护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中央对江青的约法三章，也没有对江青的任何限制。所谓那些东西都是文革中的小道消息，但是为了政治需要，我们把它作了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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