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饿死三千万来源跟谣言辨析
(2007-08-03 13: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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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饿死三千万来源跟谣言辨析
本文由 傲笑红尘 在 2007-6-14 22:04 发表于: .美国 ( .com )
不知从那个阴沟里吹来一股阴风:“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请大家冷静的想一想,当时中国人口总数是6亿,假定真的饿死3000万人,平均每20个人中就有一人饿死。那将是:“饿殍遍地,野狗成群,四散逃生的难民,抛妻舍子,家破人亡,中国大地满目凄凉。”这是多么凄惨的景象。现今55岁(大跃进时10岁)以上的人。估计约有4.5亿,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试问,他(她)们有谁见过那种景象呢?没有、没有一个人见过。因为那是谎言。在4.5亿人众目睽睽之下说谎,可见谎言泡制者是多么的无耻!
饿死3000万人之说,究竟是怎么来的?
原来,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将1949—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予以公布 (1983年出版的《统计年鉴》)。美国的人口学家从这个材料中估算出1958——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2680万)。这个数字被人“移花接木”,说成是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我们不知道谁是玩手段的第一人,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善长讹赖的老手!如是“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在国内外就这样流传了近20年。为什么无人对此进行批驳呢?因为它适合了一些人的政治需要,一些反对社会主义,而主张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兴高采烈。他们说人民公社、大跃进饿死那么多人,还不应该把社会主义反掉吗?!换言之“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就是一些人为搞资本主义所制造的借口,对这种谣传必须给予彻底驳斥!
户口登记数字及其计算方法科学吗?
现从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1949——1982年的统计表中摘出1957——1965年8年的统计数字。(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www.xgc2000.com下称“李文”)
年份 年末总数人口
(万人) 出生率
(‰) 死亡率
(‰) 自然增长率(‰)
1957 64,653 34.03 10.80 23.23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1959 67,207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86 25.43 -4.57
1961 65,859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37.01 10.02 26.99
1963 66,172 43.37 10.04 33.33
1964 70,499 39.14 11.50 27.64
1965 72,538 37.88 9.50 28.38
(“李文”)
“上述数字公布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的反响。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都报导了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的消息,共同社说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各国的人口学家认为上述所公布的数字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指出某些数字间存在着一些矛盾。这表现在各个年度人口出生率减死亡率所得出来的自然增长率,与本年总人口减上年总人口得出来的增长率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又不能用“机械增长”即国际移民来解释,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移入移出的人数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他们希望有更准确、更系统、更详细的资料,以便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人口的变动,其中包括弄清‘大跃进的人口后果’的数字。
“国外研究中国人口的著述中,影响较大的是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提出的研究报告。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带领他的助手进行了详细研究,写成《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作为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及教育委员会的《人口与人口学第27号报告》公开出版发行。
“科尔在前述著作中对‘大跃进’引起的超量(非线性)死亡人数作了研究和估算。书中说:‘按官方开列的死亡率计算,1957年的死亡数为590万, 1964年为802万,这些年的死亡数量从590万到802万的线性趋势,可算出1958年至 1963年(线性)死亡总数为 41 80万。由官方记录得出的死亡人数为5740万,照此计算,困难年代超量死亡数约为 1600万。’书中又说:‘1957年和 1964年经过对少登记数调整后的死亡数为1040万和940万。按照线性趋势,1958-1963年调整后的死亡总数为5940万。实际死亡总数为 8620万,超过线性趋势的死亡数约为2700万。’(按:引文中的线性死亡,即正常死亡,超线性死亡,即非正常死亡。下同—引者注)
“美国人口及人口学委员会于 1984年7月 10 日为科尔上述著作的出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合众社、美联社和西方其他大通讯社在报导中都说到上述超线性死亡数宇。
“法国人口学家卡洛没有估算‘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但他对科尔的研究结果表示了某些保留,并认为‘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他在《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统计资料的建议》一文中写道:‘无论如何,历史学家需要这样一个估算。我们建议中国同行对这些数据进行科学的调整,并说明调整方法。”(“李文”)
“蒋正华(按:时任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引者注)以历年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死亡人数,其中1958年至1963年共死亡8299万人;同时按这6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为6602万人。这样可以推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 1700万人 (1697万人)。” (“李文”)
“科尔估算的1958年至1963年实际死亡人口为8620万人,减去线性死亡人口 5940万人,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680万人。约为2700万人。”(“李文”)
“但要指出,在这里面有一个例外的情况:按1957年户口登记的年平均人口63741万人所推算出的死亡人数与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有较大距离。那么,是不是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是根据另外的年平均人口计算的呢?笔者计算的结果是:(1)按科尔书中给出的户口登记1957年死亡人数590万,死亡率为10.8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630万人;(2)按科尔书中给出的他所估计的1957年死亡人数1040万,死亡率 19.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737万人。这样倒推出来的两个1957年人口数比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58260万人(这个数字是科尔所肯定的)还少3500至3600万人;而且把1957年与1958年的65324万相比,一年内猛增1亿多人,是难以设想的。因此,笔者(按:即李成瑞)认为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两个死亡人数与相关数字间存在着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至少在科尔作出新的解释前是这样的。”(“李文”)
“经笔者(按:即李成瑞—引者)对1957年死亡人数进行技术性修订,即按表5(按:此表本文略—引者)中其他所有年度同样的方法,按官方的人口统计的 1957年平均人口为63741万,依照科尔重估的这一年死亡率19‰计算,死亡人口为1211万人。把这个数字与科尔计算的1964年的死亡人日940 万联系计算,则1958年至1964年的线性死亡人口为6462万人,与科尔估计的6年实际死亡人口 8620万相比,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158万约为2200万,这一数字的修订由笔者(按:即李成瑞—引者)负责”。
从以上引用的材料中看到,对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依据同一材料(1958—1962年人口登记),三个人得出三个结论。蒋正华:1700万(1697万);科尔:2700万(2680万);李成瑞:2200(2158万)。
再则,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与学者们推论出的数字,存在着重大差别。
“两位学者对1958至1963年年死亡人口总数的估计相差不算大。科尔估计为8620万人,蒋正华估计为8299万人,相差32万人,占死亡人口总数 3.8‰。这个差额,在两个估计的非正常死亡差额983万人中,约占1/3,是一个次要因素。同户口登记的6年死亡人口 5740万相比,科尔的估计数增加了2880万,即增加了50.2‰,蒋正华估计数增加了2559万人,增加了44.6%,增加幅度相当大,只是增幅高低的有些不同。
“两位学者对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计差距悬殊,这是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研究结果不同的主要因素。科尔估计6年的正常(线性)死亡人口为 5940万人,蒋正华估计为 6602万人,相差662万人,占正常死亡人口的 11.1%。这个差额约占两人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差额983万人的2/3。”(“李文”)
上述情况告诉人们,这种单纯的数字推论和估算,科学性有多大,可信度有多大?!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登记,同样也是漏洞很大、很多。例如,1959年与1958年相比,1959年的出生率减少了5个千分点,死亡率增加了3个千分点,在死亡率增大,出生率减少的情况下,而人口却增加了2000万。这2000万人是从那里来的,除非用机械增长,即移民来解释。1962年比1961年又增加2000万人。这两年人口出生率,1961年为18.02‰,1962年为37.01‰,1962年与 1961年相比,增长了19个千分点,即增长了50%还多;人口自然增长率1961年3.78‰,1962年为26.99‰,1962年比1961年增长了8.5倍。虽然1962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但是,人口死亡率、出生率、自然增长率以及人口年增幅的这种无规则性,是不可思议的,只能用“统计有误”来解释。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材料公布后,美国官方反映最敏感,最强烈。他们紧紧地扣住1958——1962年的材料大做文章,做大文章。他们似乎从这些材料中看出了破绽,很快地确认了 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笔者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中,人口变动的这种大起大落,不能不使人怀疑这个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和材料编制人的责任心,人们有理由指出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人口登记,和国外研究者、报导者们的失真、失实,失掉客观性?
下面看科尔研究方法的粗糙和片面:
“第一,科尔是从生育率开始,经过一系列推导,求得两个普查间隔期的不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总数。
“第二,科尔在推算出两个普查间隔期的死亡人口登记平均漏报率之后,对于如何将平均漏报率分配到各个年度(作为推算每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主要依据)这一重要问题上,是根据未作详细说明的‘假设’来作出的。”
“第三,科尔对各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估计,始终是围绕粗死亡率即全年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进行的,而没有研究每个年龄组人口的死亡率。他虽然编制了两个普查间隔期(1953——1964,1964——1982)的5岁为一组的简略生命表,但没有编制各个年度的生命表,因此无法用来推算各个年度的死亡人数。(“李文”)
“第四,科尔对于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数,认为是线性趋势,按两点间直线来计算。因此,起点年数值与终点年数值的高低,对6年总数起决定作用。这两个点的数值估计,因种种原因有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偶然性、随意性,从而对计算结果产生较大影响。”(“李文”)
统计学是科学,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无论是统计工作、或是研究工作,都是由人来做的。如果统计者提供的材料是真实的,而研究工作出现片面性;或者研究工作无误,而统计材料失真;或统计者、研究者都出现主观随意性,那么科学就会变为荒谬!我们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人口研究专家得出的结论,都有失真,失实和失掉客观性之嫌!因为它和客观存在的历史不相符,主观和客观不统一。研究人员的数字推论,必须以客观存在的事实来验证,而不是按数字推论的结果去描述历史。
198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人口登记后,如前所述,外国主要是美国的专家很快发现了1960年中国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于是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立即报导了这一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共同社一声呼唤,国内外一些人,拍案而起,一齐鼓噪,越喊叫愈离奇,在这个反华声浪中“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出笼了。以讹传讹,传了近20年。汉语中有一句讽刺性成语:真作假来,真亦假;假作真来假以真。假的就是这样变成 “真”的了!
一切善良、正直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样的历史:美国帝国主义,一向仇视中国共产党,一向仇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向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美国帝国主义一直是国民党镇压中国共产党的帮凶和靠山。抗战胜利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和美国空军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赖在中国,帮助蒋介石集团打共产党。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三大决战胜利后,1949年3月,美国政府做出决策:台湾对于美国在西太平洋战略有着重要地位,美国的目标,是决不能让台湾和彭湖落在中共手中。从这时起,美国霸占了中国领土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1950年9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其矛盾直指中华人民共和国。1951年5月18日,美国操纵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议案。 1973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白宫会见台湾国民党副总统严家淦,表示:美国将继续同台湾保持“外交及其他友好关系”,“美国决心信守对中华民国的协防承诺”。美国政府现在更加疯狂地支持“台独”,妄图把台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分割出去。中国人民深深懂得共同社所喧嚣的“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不过是帝国主义者们人工制造的反华借口。至于国内那些别有用心者,人们早就看清了他们的嘴脸,他们想把“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强加给毛泽东。“反毛必反共,反共必亲美”,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我们要做的是还历史以本来面貌。1958——1965年中国人口确实发生了变动。这种变化,用人口学研究中的某个公式是无法说清的。还是法国人口学家卡洛先生说得好,“中国人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
关于出生率从1958年至1961年呈下降趋势问题。
考虑这个问题,有两种人两种思路:一种人说,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的人们被饿得奄奄一息,怎么会生育呢?这种人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敌意,丑化、诅咒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所追求的是私有制、资本主义。另一种人则主张进行深入的社会分析,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寻求答案。我们认为:
其一,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大力抓教育,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普及基础教育,当时的教育制度是12年,基础教育的实施,改变了传统的早婚(十五六岁结婚)习惯,这个婚嫁真空的时间窗恰好落到了六十年代初(1949+12)。
其二,从五十年代初期,国家大力宣传废除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主,婚姻制度的这一变化,破除了早婚习惯,由此造成的婚嫁真空时间窗,尽管比较含糊,但我们仍然认为它对1958年以后出生率下降是有影响的。
其三,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是中国工业打基础的时期,大约5000万农民转为工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初期, 1958、1959年两年又有2000万农民转为工人,在这7000万工人中,单身约占95% 即 6950万人,由此而造成的婚嫁真空时间窗,虽然其时间界定含糊,但完全可以判定它对1958年以后出生率下降产生影响,当是确定无疑的。
其四,1958年、1959年、1960年,3年间参加农田基础建设和水利工程的农民,不少于4亿,这么广大的青壮年男女,从小家庭生活转变为大集体,占全国人口70%的青壮年男女,其婚、嫁改变常规,必将对出生率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搞清了上述社会历史环境再来评述出生率下降,就会知道,出生率下降是诸多社会因素造成的,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经济困难的结果:而那些把出生率下降看作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给中国带来的灾难的人们,假如你们不是出于偏见,相信你们是会修正自己的看法的。而对于那些出于偏见的人们,对他们不想说些什么,他们的立场决定了他们决不会承认真理,除非改邪归正。
关于1958年91961年死亡率呈上升趋势问题
这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主要是粮食短缺,一直持续了3年。营养不良使一些年老多病或体质衰弱者,对疫病抵御能力下降,故而使一些人在连续饥荒中早亡。这种情形是在全国范围零零星星持续3年发生的。它不引起社会振荡,不会使人感到恐慌,仍属正常死亡。而饿死人则是另一种情形。举例说,一个五口之家,其中一人因饥饿待毙,其他4人必会救助,而不会眼睁睁的看着其死亡。一家如此,一个村亦然。一家有难,其他家决不会坐视不顾。不要忘记那是人民公社时期,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之一,就是互助。因此,一旦发生饿死人,即是区域性、群体性,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必将震惊全国,瞒是瞒不住的。
其二,广大群众运动中的意外事故(伤和病)。前已述及,1958年、1959年、1960年,3年中约有4亿农民投入农田基础建设和水利工程,挖掘的土石方年平均约1.5亿立方。而许多工程都是民办的,自筹经费。如河南省林县红旗渠工程,1960年开工,1969年竣工。还有大量民工投入铁路建设工程。这样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意外事故和疫病发生是难以避免的。这里虽然没有意外事故和疫病死亡人数的统计表,但这是死亡率增大的原因于是成立的。这个代价是有意义的,它为中国的经济建设、铁路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设计灌溉面积达10亿亩。这是整整一代人的贡献。今天分享着大跃进成果的人们。应该饮水思源。一些人所以要诅咒大跃进,不是大跃进做错了什么?!只因为大跃进体现了社会主义风貌,人们的无私奉献、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自力更生精神。而这些是与一些人追求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故为他们所不容。他们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锁国”,“驱使人们去做不必要的牺牲”。
其三,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死亡。1960年“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直接死亡5000余人。(《灾情报告》第378、第379页)1961年,“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沦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 4.9%。(《灾情报告》仅举以上两例,灾害造成的直接死亡,怕是不仅如此?)
一切害怕社会主义的人,无不攻击大跃进。“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就是这些人骗造出来的。倘若发生集体饿死人事件,不仅震惊全社会,同时也会在历史上留下阴影;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尔今已经过去40余年了,一些反对毛泽东、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利用他们手中的一切便利条件,翻箱倒柜,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翻了个底朝天,除了40余年前早就曝了光、任人皆知的“信阳事件”外,有谁翻出了新的“信阳事件”呢?没有,一件也没有。
三年经济困难有无饿死人
有的。个别地区确实发生了饿死人的事件: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第一个信息,是1959年春旱。1959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防灾抗灾是非常注意的。4月17日,毛泽东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亲自拟定题目《十五省三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在三天内用飞机运粮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册第 20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66年版)。24日,他又对东部沿海发生风暴的报告批示:“再接冉历,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呀要有此种气概。”(同上,第217页)
不过这时,就全国形势而论,并不严重,所以,在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逼债的情形下,1959年仍出口粮食41.6亿公斤。
1960年3月,习仲勋送来安徽“饿死人事件”的群众来信,毛泽东、周恩来等对全国经济形势的严重性开始关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灾情非常关心,对灾区人民十分关爱,1959——1961年,国家通过调入、进口等办法,向农村返销了大量粮食,3年共计546.6亿公斤,占总征购量的34.4%。(《当代中国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1959年底,至1960年底爆发了农村缺粮高峰,全国农村平均每人消费量由1957年的 204.5公斤,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336页)
农村的严重缺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1960年6月,毛泽在上海会议的《十年总结》讲话中主动承担了追求高指标错误的贡任。11月3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起草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提纲》指出了粮食多征购的问题。“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贸易粮200亿斤左右;”(《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8页)从 1961年开始,国家大量进口、调拨粮食:1959、1960、1961年调入粮食量分别为—589.8、—169.5、—409.4万吨,进口粮食量分别为0.2、6.6、58万吨,向农村返销。净征购粮率降为 17.5%。
事实上,因为各地受灾程度不同,粮食的减产情况也不同,灾害集中和持续的地区,缺粮食情况比一般地区严重得多。如湖北省工作组1962年9月3日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谷城、光化、襄阳三县被调查的13个遭受旱灾的大队,特别严重的,群众根本分不到口粮;严重的,每人每月平均4-6斤;一般的,每月10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各年缺粮程度及人口也不是平均的,如1960年粮食减产最多,这年形成的缺粮人口也比上年增加68%。高达2.18亿。
中共中央的种种努力,其社会效果是积极的,三年饥荒未酿成大灾难。即没有发生地区性、群体性、普遍性的死亡事件。饿死人的事仅仅是个别地区、个别人、个别现象。这种现象不仅灾年、常年也在所难免,即使是今天人们偶尔仍可看到饿殍。
河南省信阳地区发生的饿死人事件(史称“信阳事件”),诚然与三年自然灾害有直接关联,但主要是人祸。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导致的。笔者将以专题附录于后。
科尔的统计数字不可信
现在把话题转到人口学方面来
人口学是一门科学,它可以从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人口变动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口学研究所得的结论,其正确与否,用什么来检验?只能是社会实践。不是人口学决定社会运动,而是社会实践检验人口学;前者是第二性的,即社会运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后者是第一性的,物质的,它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我们所坚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下面从三个方面对科尔的统计数字进行验证。
关于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
科尔的研究工作所使用的中国官方公布的1958—1964年人口登记数字。这个统计材料其客观性、真实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数字本身有无法解释的矛盾,本文己在前面说过了。
科尔的研究方法过于粗略
科尔线性(正常)死亡人口,其计算公式,是起点数加终点数,被2除。科尔估算(注意是科尔的估算,不是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1957年死亡人口是1040 万,1964年死亡人口是940万,二者相加是1980万,再除以2,等于990万。如是科尔得出结论,1957——1964年,中国年平年死亡人数是 990万。以此推算,1958—1963年线性死亡人数5940万。这么粗略的推算方法,科学吗?其结论客观、真实吗?
人口学研究方法的瑕疵
人口学中按出生率或死亡率计算出生人口或死亡人口,都是以年平均人口为基数的,年平均人口在理论上应按365天的人口平均计算。但这种方法实际上难以做到,通常使用的简便方法是以上年末的人口加本年末的人口除以2,得出平均值,作为本年平均人口。
再如,制成一张人命表,需观察一批同龄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需花费 100年左右时间,实际难以做到,即使做到已成为历史的追述,失去观察分析现状的作用。一般使用的简便方法,是根据一年或几年统计资料,来确定一批人分年龄的死亡率,并算出平均预期寿命。
以上所述,中国官方公布的人口登记数字,其准确性是要打折扣的;而科尔的研究方法又过于粗略;再加上人口学研究方法的瑕疵,因此科尔的研究结果,1959、1960、1961年3年,中国非线性(非正常)死亡2700万人,是不可信的。
现在的问题,是依据科尔的结论撰写中国历史呢?还是以中国的历史事实去检验科尔的结论?我们坚持的是后者。
需要说明,科尔作为人口学家,他所进行的工作是科学研究,其结论对与错,都是研究工作。
而另外一些人,把科尔的研究结果用“移花接木”的卑劣手段,诬称“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他们制造这个谎言,是用来打毛泽东;丑化社会主义建设,曲解社会主义。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摇旗呐喊!
(摘自《还清白于毛泽东》国际炎皇文化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