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28）
点评：三条路线斗争（1）
前面我们说到中国三巨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虽说他们都很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他们三人参加革命的“终极目标”是有所不同的。在战争年代，三巨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打倒蒋介石，成立新中国”，所以他们是团结一致的。当蒋介石打倒了，新中国成立了，三巨头的共同目标达成之后，他们之间团结一致的基础也就悄悄瓦解。
新中国成立后，怎样设计这个“新中国”，或者“新中国”朝哪个方向发展，三巨头有完全不同的想法，这时，他们参加革命的“终极目标”的不同，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三巨头的不同想法，按照当时的术语来说，就是他们三个人有完全不同的三条路线。
第一条是刘少奇路线，也可以称为“资本主义路线”。刘少奇的理想，是把中国建设成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富强之国。刘少奇认为共产主义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或者是很久以后将来的事情，在目前的现实中根本行不通。刘少奇认为人都是有私心的，而且这种私心是无法改造的，我们应该利用人的私欲和贪欲，用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来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建设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新中国，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新中国。
毛泽东在1967年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时，谈到了党内的资本主义路线，他说：“胜利以后，我们党内暴露出一部分人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他们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民族资本主义他就不赞成了；把土地分给农民，他们是赞成的，组织合作社，他们就不赞成了。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谓的老干部。”
当然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按照马克思的学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国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必然是资本主义，或者说中国必须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列宁曾说：“美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最适合搞社会主义的国家，美国将最早地实现共产主义。”
第二条是毛泽东路线，也可以称为“共产主义路线”。毛泽东的理想是在他的有生之年，把中国建成一个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人间天堂。毛泽东是坚信共产主义的，他认为共产主义不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而且是一条立即可以实现的康庄大道。毛泽东认为人的私心是可以改造的，可以用共产主义教育的方式，把每个人都改造成张思德、白求恩、雷锋那样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者，用思想教育来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把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天堂。【待续】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29）
点评：三条路线斗争（2）
【接前】严格地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路线并不符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是个创新的人，从来不迷信古人，不迷信书本，也不迷信马克思。马克思说“社会主义不能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可是列宁推翻了或者说发展了马克思理论，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了社会主义。列宁说“夺取政权只能靠工人阶级武装暴动”，可是毛泽东推翻了或者说发展了列宁理论，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夺取了政权。因此，毛泽东不迷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论，他要打破马克思的框框，让中国连跳两级，跳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发展阶段，从封建主义直接进入共产主义。
第三条是周恩来路线，也可以称为“社会主义路线”。周恩来反对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他也不迷信马克思，让中国跳一级，跳过资本主义这个发展阶段，从封建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是有可能的。不过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连跳两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冒进路线。周恩来主张建设社会主义要稳打稳扎，不能操之过急，我们一代人的目标，只能是建设社会主义，等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之后，再设想共产主义的蓝图。
辩证法强调一个问题都有它的两面性。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来看，毛泽东和周恩来让中国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的想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可是从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论来看，毛泽东和周恩来让中国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的想法，又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论”，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不可能和平过渡，必须用阶级斗争的暴力手段来完成。马克思在著名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既然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那么如果中国先搞资本主义，那就意味着中国今后还必须经过另外一次流血的暴力革命，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如果跳过资本社会直接搞社会主义，就可以避免一场无产阶级的二次革命。难道中国非要搞一次资本主义？难道非要让资本家来培养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然后再由这些“掘墓人”起来造反推翻资产阶级吗？中国革命已经付出了几百万的人流血牺牲，难道非要再来一次大流血的二次革命吗？
所以从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来看，让中国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的想法是合理的。其实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只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所不同。这就像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都是信仰上帝的，他们的教义都是一本《圣经》，只是因为对上帝的理解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待续】
点评：三条路线斗争（3）
【接前】既然中共三巨头有三条不同的路线，那么在中共党内，特别是掌握实际权力的高官大员当中，哪条路线最受支持，或者说大家更愿意走哪条路线呢？答案是：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
中国共产党自称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农民革命党。它的绝大部分党员，都是来自农民或小生产者，根本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物质目标：为了改变自己的贫苦命运，过上好的生活。
这些人的思想，基本上停留在几千年来“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旧思想。在他们看来，现在革命成功了，我们就应该享受我们流血牺牲换来的革命胜利果实。他们的思想中，革命的目的就是夺取“国家”这个大蛋糕，现在大蛋糕到手了，应该根据每个人对革命贡献的大小，论功行赏，每人分得一块相应大小的蛋糕。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虽然本身并不是这样庸俗的理念，但它事实上迎合和助长了这种庸俗理念，所以得到大部分党员的支持与赞同。
大部分党员支持刘少奇路线，还有另外一个传统的原因。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政治体制中，一直是“食肉者谋”的精英政治，从来没有人民大众参政议政的所谓“大众政治”思想。中国传统的精英政治理念，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我们当家作主，人民为我们服务”。刘少奇的思想，基本上是旧中国的精英政治思想，刘少奇路线的具体表现就是“我们当家作主”，他要让共产党替人民当家作主，很符合大部分党员的旧思想旧观念，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
毛泽东的名言是“人民当家作主，我们为人民服务”，这与旧中国精英政治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当共产党夺取天下之后，高官干部们翘首以盼，等着毛泽东来论功行赏，瓜分这个大蛋糕。可是毛泽东的作法却不能满足大部分党员的物质欲望和庸俗理念，他不仅不瓜分这个蛋糕，还要让干部们“为人民服务”，这就让他们大大失望，大大不满了。这样一来，毛泽东在党内就变成少数派，有时甚至是孤独的。
毛泽东在1967 年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还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最后我们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吧！”
中国精英政治的理念，是不赞成老百姓参政议政的，他们的座右铭是：“你们不要关心国家大事，最好是莫谈国事，由我们来为你们作主。”刘少奇的路线就是这种精英政治的观点，他主张共产党替老百姓当家作主，不赞成老百姓参与政治。刘少奇的代表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论述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如何当好一个合格的“人民的主人”。
点评：三条路线斗争（4）
【接前】与刘少奇的著作相反，毛泽东的著作到处都是“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毛泽东是赞成老百姓参政议政的，他对人民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这与五千年来的旧中国政治理念截然相反。毛泽东的思想更接近西方的大众政治思想，尽管毛泽东没有说民主选举，但他号召共产党走“群众路线”而不是走“精英路线”，号召人民“关心国家大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
一些人说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不存在路线斗争，只是一场单纯的权力斗争，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什么是权力斗争呢？如果不管是毛泽东掌权还是刘少奇掌权，中国的发展方向都是一样的，“谁上台都一样”，那么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就是单纯的权力斗争。可是事实上，毛泽东掌权，中国朝共产主义的方向走；刘少奇掌权，中国朝资本主义的方向走，绝不会出现“不管谁上台都一样”的情况。所以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尽管有权力斗争的部分，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真正的路线斗争。
周恩来的路线，介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他的政治思想也介于精英政治和大众政治之间。周恩来不赞成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主张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他的政治底线。1961年中国各地都在搞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即所谓的“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试点，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都表示赞成，但没有看到周恩来表示赞成的记录，毛泽东当然就更不赞成了。
且不说周恩来的路线是否容得下人们的私心，也不说他是否可以挡得住大多数党员希望“升官发财”的物质欲望，至少他是自觉地愿意继续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道路，与刘少奇想把中国带上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之路，还是不一样的。
新中国成立后，掌握最高权力的三巨头，每个人的政治理念不同，有不同的三条路线，这就意味新中国必然难以避免一场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按照辩证法，每件事情都有它的内因和外因，那么三巨头政治理念的不同，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内因了。
历史已经证明，如果没有一个强力的掌舵人来扭转航线，任凭中国自由发展的话，中国会自发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想力挽狂澜，想强行改变中国的自发发展方向，结果毛泽东失败了，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本节完】
第三节 毛刘的最初交锋（1）
毛泽东71岁生日寿宴的第二天，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召开。昨晚参加毛泽东寿宴的人，除了那些劳模和科学家以外，都照例出席了会议。刘少奇在会上跟毛泽东顶嘴，毛泽东在寿宴上骂人的各种小道消息，早就传遍了中南海的每个角落。所以今天参加这次会议的高官们，都预感到这次会议将变成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毛主席和刘主席这两位巨头，是和解，还是摊牌，今天的会上大概就可以见分晓了。大家怀着几分好奇，又有几分不安的心情来到会场，等待刘少奇和毛泽东这两位主角的登场。
刘少奇早早就来到会场。刘少奇长期从事白区工作，潜伏在国民党鼻子下搞地下工作，那一定要非常守时的，一分一秒之差，就可能导致生死之别。所以刘少奇一般开会从不迟到，上次开会的迟到，也许真的是遇到意外，所谓老天注定的吧。刘少奇的座位在毛泽东右手边，这是中共第二把手的交椅，刘少奇从1943年坐上这把交椅，一直坐到现在。毛泽东的第一把交椅，距离刘少奇的交椅不过一尺远，似乎是触手可及的。有好几次刘少奇走过这第一把交椅时，都有一种无名的潜意识浮上心头：真想试试坐在第一把交椅上的感觉会是怎么样啊。
刘少奇在自己的交椅上坐下，深深吐出一口气，两手不知道是因为天冷，还是因为紧张，紧紧地握成双拳；双眼不知是因为疲倦，还是因为要掩饰内心的激烈跳动，紧紧地闭着。这些天来，刘少奇一反往日对毛泽东毕恭毕敬的态度，在会上与毛泽东公然唱反调，难道刘少奇不知道这样做会激怒毛泽东吗？那种说刘少奇是一时糊涂，或者说刘少奇没有意识到他会激怒毛泽东的说法，实在是太贬低刘少奇的智商了。
刘少奇和毛泽东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已经有三十多年。这么长时间的相处，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性格可以说已经到了如指掌的地步。刘少奇知道毛泽东是极要面子，争强好胜心很重的人，谁要是在公共场合下不给毛泽东面子，他是绝不会放过你的。刘少奇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会上公然与毛泽东唱反调，在寿宴上不理会毛泽东抛过来的橄榄枝，一定会大大地激怒毛泽东。刘少奇明明知道这样做会激怒毛泽东，他还是这么做，唯一的解释是：他就是要故意激怒毛泽东。
1961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除了军队之外，对党政的事务基本上不闻不问，全权交给刘少奇处理。这让刘少奇可以放开手脚的大干，几年就把国民经济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饥荒中恢复过来。到1964年的时候，国家已经完全走出了经济危机，开始正常运转了，可是就在这一年，对党政工作不闻不问的毛泽东，忽然又开始关心起党政工作，大有从“二线”回到“一线”的势头。这就让刘少奇不爽了，心想：“毛泽东你在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刻，把这个烂摊子丢给我，甩手走人，退居“二线”去研究哲学问题了；现在看到我把国家搞好了，你又大言不惭地要回到“一线”来领导工作，这不是明摆着要来摘我的桃子吗？
第三节 毛刘的最初交锋（2）
【接前】现在刘少奇已经羽翼初丰，不会仅把“不爽”忍在心里，而是要行动了。刘少奇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气走毛泽东”。刘少奇深知毛泽东脾气比较躁，忍不了气，一生气就要甩手走人，这个正好达到刘少奇要“气走毛泽东”的目的。刘少奇就是要让毛泽东生气，气得他甩手走人，不来参加会议了，正好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昨天毛泽东的生日寿宴，刘少奇也是有意晚去，有意不接毛泽东抛来的橄榄枝，有意惹他生气。刘少奇希望毛泽东气得不来参加今天的工作会议了，那最好，我就在会议上按照我的意思把工作布置下去。
刘少奇看看手表，快到开始时间了，毛泽东还没有来，刘少奇心中暗暗高兴。就在这时，党内第三位人物周恩来走进了会场。也许周恩来是因为长年工作的繁忙，养成一种动作极快的习惯，走起路来像一阵风，转眼间他已经来到刘少奇身边。刘少奇满脸笑意地跟周恩来打招呼，而周恩来对刘少奇只是礼节性地点点头，没有说话，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也就是毛泽东左手边的第三把手的交椅。
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从来没有超过毛泽东，从来是毛泽东的部下。而周恩来不同，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度在毛泽东之上，在军队第一把交椅上也坐过，后来是因为坐不下去了，才把交椅让给毛泽东。从未吃过熊掌的人，总想尝一尝这个传说中的美味。对于刘少奇来说，周恩来是吃过熊掌的人。
周恩来和往常一样，刚刚坐下来，马上就有随身秘书递上需要处理的文件，周恩来立即开始批阅文件。不过周恩来眼角的余光，还是频频观察这边的刘少奇。周恩来在政治上的敏锐性，那绝非一般人可比，他已经看出刘少奇是在故意气毛泽东，演一场“气走毛泽东”的戏。周恩来也看出来，这场戏的最终结果，很可能就是毛刘两个人彻底摊牌。那么周恩来倾向于哪一方呢？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不是。
周恩来的口头禅是“顾全大局”，什么是顾全大局呢？用周恩来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保住我们这个党”。尽管不能说周恩来是建党之父，但他是对共产党贡献最大的人之一。共产党能有今天的成绩，里面洒满了周恩来的汗水与辛酸。周恩来勤勤恳恳为党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他把自己所有的才能和精力，都浇灌在党的身上。周恩来没有子女，他把这个党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一旦党有了什么危险，他就像父亲呵护孩子那样，挺身出来捍卫它。
周恩来多次说过：“我们党取得今天的胜利，那是几百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每当想到他们临终前高呼“共产党万岁！”，我的心里就特别难过。我不敢说能让共产党保持一万年，但至少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不能让党毁在我们手里。我们要对得起那些先烈啊！”
如果党内的第一号人物和第二号人物闹翻，对于这个党来说，即使不是灭顶之灾，也是要受到重大创伤，这是周恩来所不愿看到的，他要想方设法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周恩来的智慧是过人的，他已经看到了这盘棋的关键点，那就是他必须保持严格的中立，这是阻止刘少奇与毛泽东关系继续恶化的最好办法。【待续】
第三节 毛刘的最初交锋（3）
【接前】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要看一下1964年的时候，中共党内的实力情况。那时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实力大大减弱，只有约35%的实力；而刘少奇的实力却大大增强，有约30%的实力；周恩来有约30%的实力，林彪有约3%的实力，朱德有约2%的实力。从实力对比情况来看，毛泽东和刘少奇如果摊牌的话，周恩来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他支持谁，谁就会胜，所以双方都在拉拢周恩来。
周恩来明白，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如果他表示出来偏向哪一方，就等于是变相地支持或鼓励哪一方摊牌的勇气；相反，如果他表示出严格的中立，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搞不清，周恩来在他俩摊牌的时候会支持哪一方。这样一来，他们两人对摊牌这件事就会更加慎重，结果就有可以避免一场党的重大灾难。
周恩来手里批着文件，眼角的余光扫瞄着刘少奇。刘少奇有好几次想和周恩来搭话，但周恩来都装作专心批文件，装作没看见。如果撇开党的利益不说，硬要让周恩来在毛泽东和刘少奇这两个人中间选择一个，那么周恩来还是喜欢毛泽东的。
毛泽东有一种“蛮劲”，一旦认准一件事情，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他也要把它干到底，一百头牛也拉不回他，碰得头破血流也不管，是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而刘少奇则有一种“见机行事”的智慧，一旦事情遇到了困难，他马上可以放弃自己的主张，哪边有机会就往那边走。用共产党的术语说，这叫做“机会主义”。
解放前，刘少奇一直是紧跟毛泽东的，可是到了1956年，周恩来因为主持经济工作搞得很好，党内实力大为上升，再加上从苏联老大哥那边刮过来“反对个人崇拜”之风，刘少奇这时就抛开了毛泽东，加入到周恩来这边，和周恩来共同搞“反对个人崇拜”和“反冒进”，一时间把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势逼下去了。可是到了1958年，当他和周恩来搞的“反冒进”出了问题，受到党内批评，刘少奇就脚底抹油溜开了，把责任全推给周恩来，又转身回到毛泽东那边，又开始“赞成个人崇拜”，支持毛泽东搞“冒进”了。周恩来对此耿耿于怀，十年后周恩来在文革中重提旧事，说：“1956年带头‘反冒进’的是刘少奇，我也有责任。1958年南宁会议上，我作了一个自我批评，刘少奇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也没有，最后只好由我兜起来。”
大跃进的总指挥是毛泽东，副总指挥是刘少奇，大跃进失败的责任，毛泽东毫无疑问是最大的，那副总指挥的刘少奇的责任应该算第二大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就是刘少奇提出来的。可是刘少奇再次脚底抹油溜开了，把责任全推给毛泽东，一转身成为反对大跃进的正确路线代表。刘少奇这种善于投机的人，周恩来本能地不喜欢。周恩来虽说没有毛泽东那样的蛮劲，但也有把一件事坚持到底的韧劲，绝不会随机应变，根据“机会”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奋斗目标.
第三节 毛刘的最初交锋（4）
【接前】就在前一段时间，毛泽东跟周恩来谈话的时候，忽然说：“我们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啊！刘少奇是机会主义分子，你看出来了吗？”这句话点到了刘少奇的关键，在毛泽东面前对刘少奇的问题从不表态的周恩来，居然一下子失言，表示赞成毛泽东的看法。毛泽东大笑说：“哈哈，恩来同志同意我的看法嘛。”
忽然会议厅里响起一片桌椅的轻轻碰撞声和衣服的摩擦声，那是人们从座椅上站起来发出的声响，这就意味着毛泽东来了，众人站起身来恭迎毛泽东进场。周恩来赶紧放下手中的文件，也站起身来，而刘少奇尽管有一点不情愿，但也随着众人站起身来。
毛泽东的迈步，果然是领袖的气概，从远处看，显得悠然自在，走近一些看，又显得气宇轩昂，再走近一些，你就会感到一股气势从毛泽东身上威压出来，让你突然感到自己原来是这么渺小。毛泽东脚上还是那双寻常的半新布鞋，他的一只脚向外一踢，布鞋四平八稳地踏在地毯上，另一只脚再紧跟着顿出一个方步，步伐的节奏不紧不慢，营造出一个既自信坚定，又旁若无人的氛围。
毛泽东在众高官恭敬的目光下，步履从容地走进会场，神色威严地走进人们的视线。毛泽东用自己的身体语言，向他的战友们，向他的部下们，发出了一个默默的暗示：“任何挑战，我都是无所畏惧的。”
此处无声胜有声！
毛泽东在自己的第一把交椅上坐下后，众高官才纷纷坐下。毛泽东环顾一下左右，然后用他那永远不改的湖南腔说：“开会！”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心情不好，本以为他还要说几句气话，或者骂几句，可是毛泽东说完“开会”两个字之后，就闭口不说了，让大家对毛泽东的期待落了空。刘少奇已经做好了全身准备，准备迎接一场暴风骤雨般的“骂”，可是毛泽东突然沉默不说话，反而让刘少奇感觉到很不自在。今天会议的组织者是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他也以为毛泽东要发发脾气的，特地给毛泽东预留了时间。可是毛泽东却偏偏不说话了，会议被冷场，邓小平急忙改变计划，安排各省的领导人发言，会议总算进行下去了。
各省的领导人开始发言，但是大家还是把注意力放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主席身上，频频偷眼看两个人的表情，纳闷毛泽东怎么今天这么沉得住气，一句话不说了。
今天毛泽东沉默的原因，是他改变了对刘少奇的看法。虽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排在周恩来之上，但他们两人得到这个地位的方式是不同的。刘少奇能有这个地位，全靠毛泽东的扶持和提拔，而周恩来能有这个地位，完全不靠毛泽东，这是周恩来自己“挣”来的。毛泽东的内心中，刘少奇只不过是他的老部下，比较“小看”刘少奇，但毛泽东从来不小看周恩来。
第三节 毛刘的最初交锋（5）
【接前】周恩来在公共场合下，总是摆出对毛泽东毕恭毕敬，谦卑的态度甚至有点像毛泽东的秘书。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评论说：“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好像是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国会议员。”这是外国人无法理解中国的复杂人际关系的表现。毛泽东自己却很明白，周恩来对自己的谦卑，不是怕自己，而是给自己面子。毛泽东多次率直地向外宾解释说：“总理是给我面子”，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谦虚的口头禅了，也是他对待周恩来与对待刘少奇的最大不同之处。
在昨天的生日寿宴以前，毛泽东还以为刘少奇对自己的不逊态度，只不过是因为他这几年政绩干得不错，得意洋洋地翘尾巴了，所以在生日寿宴刚开始时，毛泽东还只是间接地批评刘少奇说：“作出成绩也不要翘尾巴，要夹着尾巴做人”。周恩来就是“夹着尾巴做人”的好榜样，希望刘少奇向周恩来学习。
可是生日寿宴上刘少奇始终没有向毛泽东表示出修复两人关系的任何举动，这时毛泽东才恍然大悟，刘少奇这些天的不逊态度，并不是简单的“翘尾巴”，而是故意要“气”自己，把自己气得不去参加会议了，正好他主持会议。毛泽东这时才明白，原来刘少奇这么做，都是事先想好的策略，自己以往太“小看”刘少奇了。
刘少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毛泽东不得不思索这背后的“深意”。这时毛泽东想到了赫鲁晓夫，心中不禁打一个寒颤：原来刘少奇就是睡在我身边的赫鲁晓夫。所以在昨天的生日寿宴的后半段，毛泽东不再提什么“翘尾巴”了，而是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在这之前，毛泽东只是想“整”一下刘少奇，并没有想“打倒”刘少奇。毛泽东本想给刘少奇一个下马威，打一打刘少奇的傲气，削掉刘少奇的一些权力，把刘少奇在政治局里面的排名往后挪几位，教训一下刘少奇，让他懂得夹着尾巴做人，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地位还是会给刘少奇保留的。
可是当毛泽东发觉刘少奇是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之后，他对付刘少奇的手段就完全变了。以前毛泽东对付刘少奇的方法，是对付一个傲慢不听话部下所用的方法，但现在毛泽东要把刘少奇当作一个像张国焘、王明那样的真正政敌来对付。对付这种真正的政敌，那只有彻底地打倒，决不能手软。
从此毛泽东不再小看、也不敢再小看刘少奇了，他收起了以往那种对刘少奇的至上而下 “训话”态度，不再“骂”刘少奇了，而是要认真地与刘少奇进行“交锋”了。今天这次会议，就是毛泽东把刘少奇当成是真正的政敌之后“最初的交锋”。【待续】
第三节 毛刘的最初交锋（6）
【接前】今天毛泽东不多说话，主要在观察，既观察刘少奇的态度，也观察各位高官的态度。毛泽东首先要观察的是各位高官的立场：哪些是亲自己的，哪些是亲刘少奇的。毛泽东清楚，这些高官就是没有参加昨天的寿宴，肯定也会从各种渠道知道昨天寿宴的情况，肯定会知道他和刘少奇翻脸了。如果有人要表态忠于自己，或者忠于刘少奇，今天的会议就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各位高官纷纷发言，大家都慎重地保持中立，既不偏向毛泽东，也不偏向刘少奇，完全避开毛泽东和刘少奇所争论的敏感话题。这种官场的“智慧”，毛泽东心中是一清二楚的，他知道这些人“怕”刘少奇，更甚于“怕”自己，正应了中国的古话“县官不如现管”。现在毛泽东退居二线，干部的人事任免权大部分在刘少奇手里，那些想当官的、想往上爬的、想谋求上进的干部都明白，他们能不能当官，能当多大的官，这个命运是掌握在刘少奇手里。所以这些人都怕刘少奇这个“现管”，而对毛泽东这个二线领导的话，大家只是敷衍了事。
下面一个发言的是罗瑞卿，毛泽东心想：“我对罗瑞卿这么好，他该站出来替我说几句话吧。”罗瑞卿是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是一个仅次于国防部长林彪的军内第二把交椅。同时，罗瑞卿还有很多重要的兼职，军委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几乎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罗瑞卿的这些职位都是毛泽东给的，可是罗瑞卿的发言也是一种中立的态度，这让毛泽东感到寒心，更感到愤怒：“别人不支持我也就不说了，我对你罗瑞卿可是够好的，把这么多党政军的大权都交给了你，难道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么？”
毛泽东暗想：“患难见人心啊。我现在这么困难的时候，罗瑞卿居然还玩什么中立，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我不能让这种靠不住的人掌权，必须打倒。”一年之后，罗瑞卿在刘少奇被打倒之前，先被打倒了。
与毛泽东相反，罗瑞卿的态度让刘少奇感到宽慰。尽管罗瑞卿也没有表示忠于刘少奇，可是罗瑞卿是毛泽东的铁杆呀，他在这时候能够表示中立，就更加增添了刘少奇战胜毛泽东的信心。刘少奇心想：“看来我对罗瑞卿的许愿还是起作用了。”
刘少奇曾在公开场合说：“罗瑞卿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这对于罗瑞卿来说，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许诺。因为罗瑞卿知道，毛泽东固然喜欢自己，但他更喜欢林彪。只要毛泽东在位，国防部长的职位肯定是林彪的。罗瑞卿要想超过林彪，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毛主席”换成“刘主席”。尽管不能确定罗瑞卿是不是真的被刘少奇的许诺所动心，但他没有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保卫毛主席”，造成他被打倒的悲剧。
第三节 毛刘的最初交锋（7）
【接前】罗瑞卿发言之后，接下来发言的高官们，还是小心地保持中立态度，这让毛泽东失望，却让刘少奇感到欣慰。刘少奇看来，众高官的中立态度，就是大家准备支持自己的前奏。因为刘少奇已经看出，大多数高官在理智上是支持自己的，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那一套不感兴趣。可是这些高官多半受到过毛泽东提拔重用，有报恩思想，他们又在感情上同情毛泽东。1959年彭德怀和毛泽东闹翻时，大家毫不犹豫，一边倒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现在刘少奇和毛泽东闹翻，大家犹豫了，基本保持中立，这就表明他们的思想深处正在进行理智和感情的激烈斗争。
刘少奇用眼睛扫瞄一下会场，大部分高官没有看自己，似乎想保持中立；少数高官在看自己，但他们的目光也没有恶意，只是想要劝告他不要再跟毛泽东争吵了。这似乎让刘少奇证实了自己的想法：高官们的理智最终会战胜他们的感情，最终他们会站到我这一边来的。
周恩来对众高官的态度也感到放心。他知道官场有句至理名言“女怕嫁错郎，男怕站错队”。在官场上，如果跟领导跟错了人，那一辈子的官运就完蛋了。现在这些高官们，还看不准毛泽东和刘少奇，谁是输家谁是赢家，所以他们不敢拿自己一辈子的官运轻易下赌注，他们还要观望。这时，周恩来的态度就成了风向标，他们都认定跟着周恩来的态度走肯定是不会错，周恩来保持中立，他们跟着也就保持中立。
毛泽东对这些高官的态度，当然是又愤怒又焦急，最后甚至在心中暗暗许愿：“今天不管是谁，只要肯站出来替我说几句话，我今后一定要重重赏他，让他飞黄腾达。”这时终于有人站出来替毛泽东说话了，这个人就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果然，不久之后陈伯达就受到毛泽东的破格提拔，一度成为排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位中央领导人。
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惠安是一个很有特色的闽南乡村，惠安人勤劳吃苦、聪明，这些优点在陈伯达身上都可以看到。陈伯达一生酷爱读书，特别是精通中国古典，与毛泽东是一拍即合的。尽管陈伯达的才智出众，但他却长得貌不惊人，他的一双眼睛看上去总是闭着的，因为他的眼睛实在太小了，就是睁开，也和闭着差不多，不过这样的眼睛会让人觉得他总是在认真地思索。【待续】
第三节 毛刘的最初交锋（8）
【接前】陈伯达的政治嗅觉也是十分敏锐，完全不像他的鼻子，俗称団鼻，就是像一粒糯米团突然贴在一张脸的中央，没有过渡的鼻梁、从侧面看和从正面看都是圆圆的一粒糯米团，可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幅尊容，却是毛泽东的秀才秘书中最能够嗅觉出毛泽东思路的大秀才。对于母语是闽南话的陈伯达来说，毛泽东的湖南腔是那很难听懂的，尽管如此，陈伯达还是可以只听毛泽东的前面几句，就揣摩出毛泽东要说的全部意思。至于陈伯达自己那更难听懂的惠安腔普通话，毛泽东从来就没有真正听懂过。说来也奇怪，这并没有妨碍陈伯达成为毛泽东最喜欢的秘书之一，他写出的政治报告和社论，都是毛泽东非常欣赏的。
陈伯达之所以要站出来支持毛泽东，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下台的话，他也要跟着完蛋。所以他要自保，也只有挺毛泽东这条出路。在12月20日的会议上，陈伯达认真听毛泽东与刘少奇你一言我一语的唇枪舌战，以为自己已经把握住了毛泽东的思路。于是今天陈伯达发挥出他的高度总结和概括毛泽东思路的得意之手，发言说：“主席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总结，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哪个时代没有？党内外矛盾交叉，党内有党，国民党也有这个问题。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要概括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
毛泽东听到陈伯达支持自己的话，非常高兴。陈伯达又批评刘少奇的观点，说：“‘四清’与‘四不清’不能说明问题的性质，封建社会就有清官和贪官的问题。清，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阶级内容，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所谓清官，那些清官都是大财阀。”
毛泽东更高兴了，立即插话说：“刘鹗的《老残游记》中说，清官害人比贪官害人还厉害。伯达同志说的对，我们要把这场运动的主要矛盾，概括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不然就要迷失方向。”说到这里，毛泽东又重重地加了一句：“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
毛泽东的这句让陈伯达始料不及，他还搞不清毛泽东这句话的含义，不敢随便发挥下去，只好闭口不讲了。
在散会前，毛泽东用老师给学生布置作业的口吻，对众位高官说：“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自己去研究！”
毛泽东抛下这个大谜题，一甩袖子就扬长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