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开倒周序幕（33）
【接前】很显然，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刘少奇的“联苏抗美”思想很容易理解，而毛泽东的“联美抗苏”思想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然而，周恩来是支持毛泽东“联美抗苏”思想的，在中苏论战的时候，周恩来坚决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后来中美关系正常化，周恩来也出力很大。
周恩来的战略思想，或许与毛泽东不那么一致，但有一点是一致的，这就是认为中国跟着苏联走的道路，是没有出路的。因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很严重，中国跟苏联走，只能当苏联的卫星国，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可是中国不跟苏联走，又要受到苏联的军事威胁，因此需要与美国搞好关系来抗衡苏联。
对于中共政权来自国内的威胁，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看法也不一致。刘少奇认为，国内的威胁是来自那些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也就是黑五类。这些人被剥夺了土地，没收了财产，对中共抱有深仇大恨。不仅这些“黑五类”本人，就是“黑五类”的子女，因为中共摧毁了他们过去一族的荣华富贵，因此对中共也怀有仇恨心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些人黑五类“人还在，心不死，他们还妄图复辟过去失去的天堂”，因此刘少奇认为，中共政权所面临的威胁，不是来自中共党内，而是来自党外的黑五类的暴乱造反。
而毛泽东的想法不同，他认为中共政权所面临的威胁，不是来自中共党外，而是来自中共党内。毛泽东认为黑五类已经完全打垮了，他们已经不可能再造反暴乱了。毛泽东认为中共遇到的主要威胁是来自党内，是官员干部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腐化堕落，使中共失去群众的支持，最后被群众推翻。所以要使中共政权长久维持下去，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官员的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问题。
毛泽东认为官员的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问题，靠中共自身是解决不了的，因为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官官相护的传统，所以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外部力量来帮助中共解决官员的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问题。因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利用群众来整治掉那些不合格的官员，保证红色政权的纯洁性。
因此，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就是基于“抵制和平演变”和“保持红色政权的纯洁性”。毛泽东文革的对象，不是党外的黑五类，而是党内的走资派和腐化堕落分子。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底”的概念，就是党内的走资派基本上被揪出来，党内的腐化堕落分子基本上被清除掉，也就是一场党内大清洗。然而毛泽东的文革概念，在当时显得过于“超前”，一般的群众和红卫兵，都不太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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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2）/拉开倒周序幕（34）
1966年8月到9月红卫兵运动兴起，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大接见，大串联，一下子就搞得轰轰烈烈。红卫兵都在高喊：“誓死保卫毛主席”，可是毛泽东的敌人在哪里呢？红卫兵们简单地把毛泽东的敌人，理解为黑五类这些人，因为他们最容易识别的阶级敌人，于是就向黑五类大打出手。可是这样一来，红卫兵运动就偏离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
在毛泽东和文革小组的“纠偏”努力下，到了1966年10月以后，红卫兵运动的方向，终于扭转到对准党内走资派的大方向上。可是这时又出现了第二个难题，就是红卫兵只能打倒走资派，却不能夺权。这个道理也是简单的，因为红卫兵都是十几岁的年轻学生，既没有社会经验，更没有工作经验，让他们去打倒一个省长可以，可是让他们去行使省长的职责，代替省长指挥全省的工作，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样一来，红卫兵对老干部们的冲击，就停留在“打而不倒”。经常是一个高官白天被红卫兵拉去戴上高帽子批斗，晚上高官回来，摘掉高帽子，继续指挥工作，发号施令。这样的“打倒”，就成为一场闹剧，并无实际意义。因此，毛泽东就想到，让有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的工人出来造反，实现真正的夺权。
毛泽东最初的文革设想，并没有想到启用工人。毛泽东本以为在文革中，党内会涌现出一批支持他的“革命干部”和“红色干部”，等到红卫兵打倒了走资派的老干部之后，就用这些“红色干部”来夺权。可是毛泽东在1966年8月和10月，召开了两次全党高层大会，进行了各种思想工作，但始终没有出现一批支持他的“红色干部”，这就让毛泽东的战略计划落空了。
这时毛泽东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是安稳的选择，就是让文革继续限定在文化领域，但这样文革就无法“搞到底”，成为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另一个是冒险的选择，不惜代价把文革搞到工厂企业，这样才有可能把文革搞到底。显然，毛泽东选择了后者。
在10月份的中央会议之后，毛泽东修正自己的战略计划，决定启用工人出来造反和夺权，把工人作为文革的主要依靠力量。毛泽东曾经依靠农民，打倒了蒋介石，这次他要依靠工人，打倒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老干部。
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就对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和王力发出指示，要他们起草一个工厂企业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最早都是从学生开始的，学生起来后，还是要靠工人，工人不起来还是不行。
根据毛泽东指示，陈伯达和王力起草一个《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交系统座谈会，讨论《十二条》，结果了引发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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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3）/拉开倒周序幕（35）
【接前】就在毛泽东指示陈伯达和王力起草把文化大革命延伸到厂矿企业的时候，11月10日，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发生了工人造反，拦截火车，致使被称为“大动脉”京沪线中断30多小时，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在安亭事件中，有两个人崭露头角，成为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一个是张春桥，另一个是王洪文。
王洪文1935年出生在长春一个贫苦家庭，1951年报名参军，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上火线入党。王洪文从军队复员后，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卫科副科长。1965年上海国棉十七厂开始搞四清运动，王洪文写出第一张大字报，批判该厂领导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漠视工农群众。不久，王洪文遭到工厂领导的“报复”，说他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有反党的言论，是非常危险的。就在这时，一个人救了王洪文，他就是张春桥。
恰好张春桥是进驻国棉十七厂的四清工作队队长，张春桥认为王洪文的思想活跃，敢想敢说，是难得的年轻人才。而且王洪文出身贫农，16岁就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在战场上火线入党，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好苗子。因此张春桥找该厂党委书记，力保王洪文，使王洪文无事过了关。同时，张春桥也与王洪文建立了相识关系。
前面说过，“四人帮”中的姚文元，是张春桥发掘出来的，王洪文也是张春桥发掘出来的，这两个人后来都得到毛泽东的欣赏，可见张春桥在发掘人才方面，还是较有眼力的。
文革开始之后，王洪文这样的活跃分子，当然不会错过机会，立即带头造反，他先造工厂党委领导的反，后来又造反上海纺织局派来的工作队的反，并组织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1966年11月9日，王洪文领导组织成立了上海17家工厂造反派的联合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并向上海市委提出三项条件：
一、 市委必须承认“工总司”；
二、市长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成立大会，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
三、上海市为“工总司”提供宣传工具。
可是上海市长曹荻秋根本不予理睬，并做出了“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答复，这使“工总司”的造反工人感到愤怒，有人提议：“上海市委不承认我们，我们就到北京向毛主席去告状！”
这一建议马上得到众人的响应，几千名造反工人立即向火车站进发，这些人高举红旗，高唱着“造反有理”战歌，冲进上海车站。这时候，正好有一列准备前往北京的红卫兵列车停靠在站台旁，造反工人一拥而上。但车上本来已经人满为患，只有一千多名造反工人挤上了火车，其他人挤不上去了。
这时他们发现旁边一列开往郑州的602次列车，于是王洪文等两千多名造反工人挤上该车，把该车也挤得满满的，再也挤不上去了。
很快，前往北京的红卫兵列车发车驶离上海站，可是602次列车要等到晚上才发车。这些造反工人马上找到调度室，说他们要到北京去告状，这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头等大事，比火烧眉毛更加紧急，要求立即提前发车。调度室上报上海铁路局，铁路局请示上海市委，最后得到通知：602列车改为69次特别快车，上午7点发车。【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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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4）/拉开倒周序幕（36）
【接前】这趟列车在造反派的一片欢呼声中离开上海站，8时17分到达安亭，安亭是上海嘉定县处于京沪线上一个小站。列车到安亭站后，没有继续往北开，而是开进了一条岔道，前面是铁路的尽头，四周一片荒野，无法再前进了。这时造反工人才知道受骗了，原来上海市委指示铁路局，把列车开到这个荒郊岔道上，把这些造反工人全部截留在安亭。
造反工人们当然是群情激愤，这时有人打听到上海到北京14次特快列车马上就要从这里经过，于是造反工人们就去拦14次特快，他们高呼：“把14次特快拦下来！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去告上海市委的状！”
造反工人跑到京沪线铁轨两侧，他们挥舞着双手大喊大叫，命令经过的火车停下来，有人干脆横躺在铁轨上，用身体阻止火车通行。火车司机见前面铁路上全是人，只好来一个急刹车，把车停下来。造反工人嚷着要挤上车去北京告状，列车长却说，必须请示上级。列车长向上海铁路局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王洪文也在电话里喊叫，但上海铁路局还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这样，京沪线就被完全挡住中断了。
再说先前那趟满载造反工人的红卫兵列车，在驶离上海到达南京站后，也停了下来，不再前进了。这样，前往北京告状的上海工人，就全部被拦截了下来。
京沪线被阻断的紧急事件，很快就上报到中央。周恩来立即召集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决定以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名义，致电上海市委，要他们坚决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劝工人们回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同时，陈伯达又起草一份急电，发给拦截在安亭的造反工人。陈伯达给工人的急电说：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绝对不能因为一部份人的利益，因为一部份人的意气闹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伟大祖国的威望。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了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了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在当地解决。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这是我们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最高敬礼。】
在陈伯达发出急电的同时，文革小组决定派副组长张春桥亲自去上海处理这件事。据陈伯达回忆说：派张春桥去，是因为张春桥既是文革小组副组长，又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对上海比较熟悉。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因为事情紧急，陈伯达还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打电话，要求派军用飞机把张春桥紧急送去上海。
张春桥到了上海之后，擅自推翻了周恩来、陶铸和陈伯达代表政治局常委做出的决定，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张春桥的这一大胆行动，成为他政治上起飞的起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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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5）/拉开倒周序幕（37）
【接前】1966年11月11日晚，张春桥乘空军飞机抵达上海，然后立即直奔安亭。张春桥先与９名工人代表进行谈判，他拿出陈伯达的电报，向工人代表们宣读以后，说：“伯达同志的电报，完全代表了中央文革的声音，代表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你们必须按照伯达同志电报指示的精神，带领‘工总司’的所有的造反队员，立即从安亭撤回到上海，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上海去解决。”
王洪文是这些工人代表中的一个，他因为跟张春桥有过去的关系，所以坚决站在张春桥一边，说：“我们一切听中央首长的，春桥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我们绝对拥护！”
但其他工人代表们并不信任张春桥，因为他们已经被上海市委“骗”了一次。张春桥费尽口舌，但９名代表中有，只有３人同意回上海，６人不同意，未达成协议。12日早７时，张春桥亲自到安亭车站现场，与截留在那里的两千多名造反工人对话。当天下着蒙蒙细雨，在安亭车站的造反工人们，都淋在雨中，等待张春桥前来。
王洪文要给张春桥打伞，张春桥却推开王洪文的伞，表示与工人们平等。张春桥先说：“造反派的工人同志们，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们！”
张春桥这句话，马上激起全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众人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张春桥接着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一定要有工人阶级的领导。现在上海的工人同志们已经起来造反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一个重要标志！”
张春桥先把工人们吹捧一下，然后说：“安亭事件造成了京沪铁路交通线中断，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同志们，我们工人阶级是最听毛主席的话，希望同志们尽快回上海去，就地闹革命！”
张春桥的这些话，又激起工人们的一片骚动和反对，一些人高喊：“张春桥是跟上海市委勾结好的，他要把我们骗回上海，是个大阴谋。”甚至还有人高喊：“张春桥靠边站！张春桥滚回去！”
张春桥面不改色，继续说：“我来上海，就一定要把安亭事件解决好，解决不好，我不回北京。”
张春桥百般劝说，但工人们还是情绪激昂，纷纷讨论，最后形成三个派别。第一个派别是以工人领袖王洪文为代表，他们主张应该听中央首长的话，立即回上海去，但他们不占多数。
第二个派别是以工人领袖潘国平为代表，他们提出五个条件，提出如果张春桥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就回上海。这五个条件是：一、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二、承认他们去北京告状是革命行动；三、造成铁路中断的后果，全部由上海市委负责任；四、上海市长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今后对“工总司”的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第三个派别是以工人领袖耿金章为代表，坚决主张到北京去告状，并声称没有火车他们就步行去北京。【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6）》*****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5）》*****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6）/拉开倒周序幕（38）
【接前】以潘国平为代表的第二个派别是多数派，张春桥为了争取多数，就口头上答应了他们提出的五个条件。然而，潘国平认为张春桥口头上的答应是“空口无凭”，要张春桥在书面文件上签字。这时，张春桥也提出他的条件，说：“只要工人同志们先撤回上海，我明天在上海签字。”
经过一场辩论，多数工人同意回上海，条件是张春桥给他们的五项要求签字，于是潘国平和王洪文带着这部分工人回到上海。但以耿金章为代表的少数派认为，张春桥开的是空头支票，不能上他的当，于是他们开始步行北上，坚决到北京去请愿。
这样一来，一部分工人回上海了，一部分工人步行去北京了，安亭车站的工人全部撤走了，铁路交通也就恢复了。张春桥这次来的主要任务是劝说工人们停止拦截火车。现在工人们撤走了，火车也通车了，张春桥的任务应该说已经圆满地完成了。至于张春桥许诺的书面签字，他完全可以不予理会，这本来就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中央高层没有人会因此而责备张春桥。
至于还有一部分工人继续要去北京告状，张春桥也可以不管这件事，这是上海市委捅出来的篓子，张春桥不为此事负责。他只要让铁路通车，就圆满完成了任务，就可以回北京了。
可是张春桥并没有回北京，而是继续留在上海，还要兑现他的承诺：给“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书面签字。张春桥此举是非常冒险的，因为他在出发之前，周恩来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的联席会议。会上，根据中央不在工厂搞文革的精神，对王洪文等人组织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制定了“三不”方针，既不承认，不支持，不参加。上海市长曹荻秋不理会“工总司”，也是遵照这个方针。
周恩来召开的这次会议，张春桥本人也参加了，江青也参加了，当时他们对“三不”方针都没有表示不同意见，都是同意的。因为拦截铁路会对国家经济造成极大的混乱，上海这样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一旦中断运输，连吃饭生活都成问题，所以没有人敢支持拦截铁路的工人组织。
因此，如果张春桥按照承诺，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那么就违反了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决议。一个党员如果违反了党中央做出的决议，那是要受到严厉处分的，这个道理张春桥自然非常清楚。那么为什么张春桥还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跟“工总司”签字呢？这个原因我们在后面分析。
11月12日，在张春桥的说服动员下，安亭车站的造反工人撤走了，铁路通车了。第二天的11月13日上午，张春桥参加上海市委召开的会议，与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等人，商议今后怎样处理“工总司”的问题。会议中，他们还打电话给中央的陶铸请示，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坚持两个底线：第一、不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第二、不承认“工总司”到北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在这次会上，张春桥没有表示出任何反对的意思。因为张春桥知道，如果他表示出反对的意思，上海市委就不会允许他再去跟“工总司”接触了，所以张春桥必须“先斩后奏”。【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7）》*****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6）》*****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7）/拉开倒周序幕（39）
【接前】13日下午，张春桥来到上海文化广场，与“工总司”的造反工人进行对话，他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是中央希望的。我的个人意见是：如果工厂不搞文化大革命，即使是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工人认为要存在，就可以存在下去。】
张春桥先阐明他的“个人意见”：工厂有必要搞文化大革命，工人造反组织是合法的。张春桥的思想与毛泽东是比较一致的，他也赞同毛泽东搞文革的主张，认为上海市委对“工总司”的处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压制”，认为文革就是要阻止“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现在，张春桥在公众面前用“个人意见”来表达对毛泽东的支持，表示自己的思想与毛泽东是一致的，这应该会引起毛泽东的好感。果然不出张春桥的所料，毛泽东得知张春桥的讲话后，对他的好感度大大增加。
张春桥继续说：【我认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组织；有人到北京去控诉，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现在这件事情造成的后果，我同意这个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你们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作检查，这个要求我同意。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这一条我也同意。】
张春桥以个人的名义，一下子全部同意了“工总司”的五项要求，并且签了字。造反工人们立即响起一片欢呼：“向张春桥同志致敬！向中央文革致敬！”
张春桥后来在讲话中，承认自己这次行动是未经上级批准的，他说：“我的组织手续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给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文化广场回到我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
张春桥这次完全是“先斩后奏”，在签了字之后，才给陈伯达打电话。他在电话中对陈伯达说：“我不能不签字同意‘工总司’的五条要求，不然他们就不肯回上海，火车就不能通车。我来不及请示华东局、上海市委和文革小组，当时我被包围了。”
张春桥显然是撒谎，因为他的签字，是在工人从安亭撤走，火车通车之后签的，不存在“不签字火车就不能通”的问题。张春桥造成了一个既成事实，让陈伯达十分为难。马上，上海方面打电话来抗议了。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得知张春桥与“工总司”签字达成协议，非常气愤，陈丕显马上给陈伯达打电话质问。
陈伯达的电话一般都是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替他接，因为陈伯达的福建口音很重，别人听不懂，要王力替他做翻译。陈丕显急着要跟陈伯达本人说话，对王力说：“我也是福建人，不用你做翻译，你让陈伯达同志接。”
陈伯达接电话后，陈丕显质问说：“中央不是说不承认‘工总司’这样的工人造反组织，怎么现在突然又承认了？为什么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不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一下呢？中央文革究竟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党中央的指示还算不算数？”
不知情的陈伯达有苦难言，只好安慰陈丕显说：“我的老乡，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好好商量。既然已经签了字，就再研究怎么处理吧。”【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