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开倒周序幕（23）
【接前】刘少奇在这次“投降书”之后写的《检讨书》，又“翻供”了，又不承认自己有错了。比如刘少奇1967年4月14日写的书面检查，这里摘录其中一些内容。刘少奇写道：【三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攻击三面红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见邓子恢说安徽实行的责任田有许多好处的话，我没有批驳他，他就到处乱讲，当时我尚不知有此种意见出笼。1964年夏，我在几个省市作讲话，其中有形左实右的倾向，桃园经验在当时是比较好，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
【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提出我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文章，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会犯路线错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了与我同类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1967年8月7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说：【欢迎摆事实讲道理的批判文章，不管多么严厉都欢迎。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
由此可见。后来刘少奇的《检讨书》，已经变成了《申辩书》的性质，刘少奇又“硬”起来，不再认错了。刘少奇试图用自己的“申辩”，来挽回前面的“认罪”，但泼出去的水，已经收不回来了。本来还有一些言论为刘少奇和工作组鸣不平，刘少奇的《检讨书》发下去之后，他自己都认罪了，那么替他鸣不平的言论也就不攻自破，刘少奇失去了最后一张防卫盾牌。
在刘少奇的《检讨书》公开之后，批判刘少奇就骤然升级了。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开始在刘少奇住的福禄居墙上张贴“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标语。1月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谎称刘少奇女儿车祸致残，将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批斗。1月12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强行闯进刘少奇住处，当面对他进行围攻和批斗。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忽然打电话找刘少奇面谈。
1967年1月13日晚，毛泽东召见刘少奇单独谈话，这是他们两人最后一次谈话。关于这次最后的见面，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刘振德有比较详细的回忆，因为这是两位巨人的最后见面，所以我们这里全文摘录。刘振德回忆说：
【1967年1月13日夜，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来电话说：“主席叫我去接刘少奇同志来大会堂谈一谈。我坐华沙牌小车去，你们就不要给他要车了。告诉你们门口的哨兵，不要挡我。”
我同他开玩笑说：“现在少奇同志的家，就像开了门的菜园子，谁都可以随便进出，没有人挡，更何况是你呀。”【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92）》*****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91）》*****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92）/拉开倒周序幕（24）
【接前】我向少奇同志报告了徐业夫的电话内容，但少奇同志没有听懂，他提高声音对我说：“你再说一遍，我没有听懂。”
这时光美同志又将我的话重复了一遍，少奇同志说着就站了起来：“那好。”
徐业夫来后，先到了我们办公室。因为少奇同志搬到福禄居后，他还没来过。我问他：“为什么你坐华沙车来接？”
徐业夫说：“少奇同志的车子目标大，不安全。”
我领他到少奇同志办公室时，少奇同志已在门口等着。徐业夫说：“主席请你到他那里谈一谈，跟我一起坐车去吧。”
少奇同志顺手装上香烟和火柴就出来了，光美同志跟在少奇同志身后，用手捋捋少奇同志刚穿上的干净衣服，把他的上衣往下抻了抻，这样一直送少奇同志上了车。看得出，光美同志这样做，是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
少奇同志走后，光美同志问我：“为什么叫徐业夫来接？”
我说：“刚才徐业夫说少奇同志的车子目标大，怕不安全。”
她又问说：“中央领导人是不是都换车了？”
我说：“不知道。”我安慰她说：“不管坐什么车子，但愿这次能带来好消息。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目前的处境可能还不大了解。”
她心中无数，说：“不会不知道吧，会有人报告的，但怎么报告就不清楚了。”
第二天，当其他工作人员知道昨晚毛主席找少奇同志谈话时，都很关心，问我知道不知道谈了些什么？我说不知道。我也急切地想知道谈了些什么。我给光美同志送抄来的大字报时，问她：“不知道毛主席同少奇同志谈了些什么？”
光美同志神情黯然地说：“少奇同志回来没有多说，只说他向毛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是他承担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尽快把受到冲击的广大干部解放出来工作，特别是许多老干部，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二是他请求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等一切职务，携带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者湖南老家种地，以便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少奇同志还说，毛主席见到他第一句话就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可见毛主席对我们这里的事还是很了解的。少奇同志告辞时，毛主席还送到门口，并要他保重身体。”】
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对毛刘的这次见面，也回忆说：【那天是晚上8点多钟，毛主席的秘书要来个普通的车，有少奇同志，主席秘书徐业夫和我，三个人到了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把少奇同志送进去，就在门口等着。大概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出来，在门口跟他握手，说：“你要好好学习。”】【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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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93）/拉开倒周序幕（25）
【接前】王光美本人也回忆说：【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同志来我们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会堂谈话。一见面，主席客客气气，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近况，还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少奇当面向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对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没有正面回答。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具体推荐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狄德罗写的《机械人》。谈话结束后，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门口，叮嘱少奇“保重身体，好好学习”。】
这些的人回忆大致差不多，毛泽东与刘少奇单独谈话的内容，应该是刘少奇向王光美转述的。怎样理解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这次最后见面呢？我们分析有两种可能性。
毛泽东见刘少奇的第一种可能性，是与老战友的诀别。毛泽东的性格虽说是翻脸不认人的，但也有讲情谊的一面。似乎毛泽东有一个惯例，对他要打倒的老战友，最后见一次面，最后叙一次情，从此之后两人就友情两断了，成为敌人了。1965年毛泽东最后一次召见彭德怀，还特地请彭德怀吃了饭，喝了酒，从此之后，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友情就一刀两断了。
这次毛泽东也可能出于同样的心态，刘少奇跟毛泽东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这次毛泽东在刘少奇被打倒之前，最后跟他见一次面，最后叙一次情，从此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友情也就一刀两断了。毛泽东选择这个时侯见刘少奇，也是因为如果在对刘少奇批斗升级之后，毛泽东再接见刘少奇这个“黑司令”，在红卫兵那边就不好交代，甚至会让红卫兵发生误解，所以毛泽东必须在刘少奇的批斗升级之前，见刘少奇这个老朋友最后一面。
如果毛泽东见刘少奇是与老战友的诀别，那么【毛泽东对刘少奇客客气气的，最后把刘少奇送到门口，还叮嘱他：“保重身体，好好学习”。】的这些事情，就比较好理解了。
毛泽东见刘少奇的第二种可能性，是胜利者的快感。或许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已经彻底投降，而且越来越受到批斗的威胁，刘少奇很可能会向自己求饶了。胜利者的最大快感之一，就是败军之将在自己面前俯首跪地求饶，毛泽东大概想享受一下这种胜利者的快感，看看刘少奇俯地求饶是一个什么样子。
两年前，刘少奇还是很傲慢的，在大会上当面不给毛泽东面子，气得毛泽东拿出《宪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现在轮到刘少奇拿《宪法》替自己维权了。打倒蒋介石的斗争，才花了三年时间，而对刘少奇的这场斗争，毛泽东就花了两年时间，可见胜利来之不易，所以毛泽东要看看刘少奇这个败军之将的最后表演。【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94）》*****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93）》*****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94）/拉开倒周序幕（26）
【接前】如果毛泽东见刘少奇是出于胜利者的快感，那么毛泽东让刘少奇坐“华沙牌”小轿车去见他，就比较好理解了。这种轿车当时是厅局级的干部坐的，最低档的小轿车。而刘少奇一直都是坐顶级的大吉斯轿车，因此王光美对刘少奇屈尊坐华沙牌小轿车，感到忿忿不平。毛泽东或许是看到刘少奇已经投降了，想用这个“轿车”，来进一步压刘少奇更加低头。
不管毛泽东见刘少奇，是出于老战友的诀别，还是出于胜利者的快感，刘少奇的态度，都让毛泽东感到意外。毛泽东本以为刘少奇已经彻底投降了，以为刘少奇即使不会跪地求饶，也会表示痛改前非和悔过自新。可是刘少奇这次却没有“软”，不仅没有跪地求饶，甚至痛改前非和悔过自新都没有表示。相反，刘少奇“硬”了起来，摆出一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高姿态，对毛泽东说：“由我一人承担这次路线，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刘少奇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辞职，是对毛泽东无言的抗议，也是让毛泽东为难。据王光美回忆：【有一次我对少奇说：“你辞掉国家主席等职务，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少奇说：“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
周恩来已经明确告诉刘少奇，不要再提辞掉国家主席的职务，这样是“让组织为难”。可是刘少奇却明知故犯，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向毛泽东发难了。因此，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刘少奇的要求，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刘少奇本人也很清楚，他提出的这个要求，毛泽东本来就是无法当面回答的。于是毛泽东把话岔开，建议刘少奇读几本书。毛泽东大概是因为事先也没有思想准备，随便说了几本书，这几本书并无特别的意义。
这次见面之后，刘少奇给毛泽东写过几封信，其中有“我已失去自由”等话，但刘少奇没有向毛泽东求饶过。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刘少奇的“投降书”，是非常失算的。因为文革开始以后，众高官被群众批斗，党内反毛泽东的情绪很强。周恩来虽然也抵制毛泽东，但只是委婉地抵制毛泽东，没有公开地反对。如果这时刘少奇对毛泽东彻底“硬”下去，把自己树立为反毛泽东的旗帜，那么刘少奇就会赢得众高官明里暗里的支持，至少是人格上的敬佩，就像彭德怀那样。
可是，刘少奇突然向毛泽东“投降”，就失去了众高官对他的支持和信任。尽管后来刘少奇对毛泽东又“硬”了起来，但人们已经不再信任刘少奇了，甚至认为他在搞投机。周恩来等人本来都是想支持刘少奇的，可是刘少奇忽然反戈一击，不是站在周恩来这一边，而是站到毛泽东一边去了，这样周恩来这一派人，也对刘少奇摇头失望了，不再支持刘少奇了。刘少奇如果有周恩来一派人的支持，至少不会被那么快打倒，结局也很可能会好得多。刘少奇“投降书”，让他失去了所有的支持者，这也是刘少奇悲剧的一个因素吧。【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95）》*****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94）》*****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95）/拉开倒周序幕（27）
【接前】我们再把话题回到196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有两个主要议题，第一个议题是继续批判刘少奇的错误，撤销上次中央会议所做出的对刘少奇错误进行“保密”的决定，向全党公开刘少奇的错误。这个议题由于刘少奇本人很“配合”,所以进行得比较顺利。
第二个议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针对周恩来为首的保守派老干部对文革的抵制。这个议题由于遭到大部分参会高官的抵制，进行得很不顺利。参会的高官们，不少人正遭受红卫兵猛烈的冲击，大多数人思想不通，抵触情绪很大。
毛泽东请来救兵林彪，但林彪却持中立态度，没有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将，只有陈伯达和谢富治等少数高官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成为劣势，而周恩来则占据了上风。
10月25日，毛泽东作了大会发言。这次毛泽东的发言比较低调，不但没有指责那些抵制文革的干部，反而对他们十分“宽容”。毛泽东的开场白说：【我讲几句，讲这么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讲一线、二线的问题；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毛泽东说的“两件事”，也就是这次会议的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继续批刘少奇，也就是“一线、二线的问题”。毛泽东说：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也有责任。所以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毛泽东这里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特别指出“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这是因为中央对刘少奇的错误保密。因此，毛泽东提出，应该让红卫兵知道中央的变化，也就是向红卫兵公开刘少奇的错误。
毛泽东接着讲第二个主题，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聂元梓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就是，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这把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短，来势很猛，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这里毛泽东的话说得很“客气”，巧妙地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闯了一个祸”，没有坚称自己发动文革一定是正确的，这样客气的措辞，可以缓解一下高官们的对立情绪。毛泽东继续说：【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96）》*****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95）》*****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96）/拉开倒周序幕（28）
【接前】【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几个月，从1965年11月到1966年5月，虽然发表了那么多文章，在5月16日又发了一个《五一六通知》，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了。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毛泽东这里用抱怨的口气说，从1965年11月到1966年5月，他发表了许多文章进行呼吁，可是高官们就是“不注意”。不得已，他发动红卫兵来“冲”，高官们就“不注意也不行了”。毛泽东这里的言外之意是说：我早就跟你们说了，你们就是不理会我的话，所以我才不得不发动红卫兵。我发动红卫兵是你们“逼”出来的，因此你们也不要埋怨我。
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这一冲，我看有好处，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毛泽东这里用客气的话说：“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这就是意味着，犯了路线错误也不要紧。但在中共历史上，犯路线错误是极其严重的问题，绝不是“改了就是了”。毛泽东之所以这么说，因为这次会议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许多很多高官感到自己也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也就是路线错误。毛泽东对“路线错误”这么轻描淡写地一说，就打消了那些有“路线错误”的高官的忧虑，使他们感到自己还是有出路的，因而不至于顽抗到底。
毛泽东说“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这其实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因为这次会上的抵触情绪十分强烈，毛泽东为了安抚缓和众高官的抵触情绪，所以说出这句言不由衷的话。在毛泽东的内心中，这些高官都是要打倒的，但现在时机还不到。
毛泽东又说：【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我们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胜利，开始时谁也不知道怎么搞法，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
毛泽东这里再次对高官们的“思想不通”，表现出十分宽容和理解的态度，这也是为了安抚缓和众高官的抵触情绪。但毛泽东最后又强调他胜利的信心，毛泽东说：【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的，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人，还是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人会通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97）》*****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96）》*****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97）/拉开倒周序幕（29）
【接前】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是相当被动的，他煽动起来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火，不仅没有烧向周恩来，反而反过来烧向毛泽东自己这一方。因此，毛泽东不得不及时停止这次会议。据叶剑英透露，毛泽东在一次小范围的讲话中说：【很多问题都揭出来了，会议再开下去，调子越来越高，一些人势必打成黑帮，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样对全党全国不利，对世界也不利。】
在毛泽东讲话之后，周恩来在10月26日和28日发表大会讲话，对毛泽东的讲话进行“表态”。周恩来在讲话中，先对文革的意义大肆吹捧一番，他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从未有过的。我们生在这个伟大光荣的时代，能够亲自参加这个伟大的斗争，是光荣的，幸福的，这个年代比斯大林的年代更伟大。大家要下定决心，要把我们脑子里的旧东西冲击一下，大好机会不要错过。这是马列主义的气魄，毛主席是这样的气魄，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气魄。我们做梦也没梦到这么大的局面，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这样一想，我们就不寒而栗，还有什么值得骄傲，深感到跟不上毛主席。】
当然周恩来也知道，单单泛泛地吹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不行。对于毛泽东的两个会议主题，周恩来必须表态。对第一个批刘少奇的主题，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调子，对刘少奇进行了点名批评，他说：
【对以刘少奇、邓小平两同志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揭发和批判，大家都有深刻的体会。刘、邓两同志的检讨，也较以前进了一步。但是，少奇同志长期以来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自搞一套，与主席分庭抗礼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宗派情绪，还没有从思想作风和历史社会根源上挖深挖透。因为对这些根本问题，我们高级干部不能简单地以保证今后遵守纪律来回答。】
周恩来批刘少奇的调子，比林彪批刘少奇的调子高了许多。林彪在这次会上批刘少奇的时候，只是说：“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而周恩来的话，就严厉了许多，这反映出周恩来对刘少奇的不满。因为在关键时候，刘少奇并没有帮周恩来，而是去帮了毛泽东，因此，周恩来对刘少奇的态度比过去严厉了许多。
不过周恩来给刘少奇扣的政治帽子，并不是他发明的。前些天谢富治在会上批判刘少奇时，就说过：“刘少奇右倾思想是一贯的，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搞私人势力，分裂党，由不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到平起平坐，发展到取而代之。”
虽然周恩来也批评和批判刘少奇，但周恩来在整个文革中，总体上还是“保”刘少奇的。这并不是因为个人的恩怨，而是因为保住刘少奇，就可以间接地保住周恩来自己。甚至到一年后的1967年五一节，周恩来还婉言地提出刘少奇上天安门的问题。据王力回忆说：
【1967年五一节，总理请示毛主席，说朱老总和陈云同志要上天安门，主席说：“当然要上。”总理又接着请示说：“刘、邓、陶是不是就不上了？”主席说：“就不上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98）》*****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97）》*****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98）/拉开倒周序幕（30）
【接前】后来江青在文革小组会上，责问说：“总理，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要让刘、邓、陶上天安门？”当时成了一个大问题，在会上总理遭到围攻。】
我们的话题还是回到1966年10月的中央会议上，周恩来要对这次会议的两个主题表态。在批判刘少奇的主题上，周恩来点名批评了刘少奇，满足了毛泽东的要求；对于第二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题，周恩来既要按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讲，又要进行抵制，因此，周恩来使出了他的政治智慧，说：
【会议开得很好，主席说：“前一段开得还不那么好，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利了。”这次会议，对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错误路线，反对和阻碍以毛主席为代表占全党主要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做了比较深刻的揭发和批判。】
因为周恩来想要抵制毛泽东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他在讲话中，避免直接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而是改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错误路线”这个拗口而冗长词句，来代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来，把“反动路线”转弯抹角地减轻为“错误路线”，这就是周恩来委婉抵制毛泽东的一种常用做法。
周恩来又说：【出修正主义不是不可能的，不能再稀里糊涂的啦！像林总说的那样，掉了脑袋，还不知道是怎么掉了哩。群众斗争你，批判你，把你说得一无是处，说得很严重，要顶得住，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大家要经受得住考验，敢字当头，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革自己的命，不是革自己的整个政治生命，而是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
周恩来试图在这里声明，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对象，不是高官们的“政治生命”，而是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样就把文革的打击力度大大降低了，深得高官们的支持。周恩来又说：
【我和红卫兵们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要把民主最大地扩大，可以将官僚主义、机会主义冲击掉。放手发动群众到这样的程度，是历史上少有的；给你们的民主，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你们有四大民主，六大权利，而且还停课放假闹革命，还有坐火车搞串联不要钱的权利，你们民主真不少呀！但是政策问题要讲清楚，例如罢官，你们可以提议，但不能对各级领导宣布罢官，领导人的家不能抄，不能扣人，也不要打人和体罚。】
周恩来这些话，名义上是对红卫兵说的，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说的，提出不要罢官，不要抄家，不要打人和体罚。这对于正处于被罢官和挨斗的危机中的高官们来说，真是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更使他们打心眼里支持周恩来。
周恩来的这些话，深得高官们的人心，他们觉得周恩来是替自己说话的。因此，毛泽东要批周恩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也就批不下去了。在这次会上，周恩来站了上风，赢得了大多数高官的支持。【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99）》*****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98）》*****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99）/拉开倒周序幕（31）
【接前】最后，周恩来还不忘团结毛泽东那边的人。周恩来最擅长搞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甚至把不同政见的人也团结过来。当年国共内战的时候，周恩来就把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甚至许多国民党人士也团结了过来，为中共打江山，立下了大功，这方面周恩来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这次，周恩来又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要把毛泽东那边的人也团结过来。
毛泽东那边的人，一个是林彪为首的军队集团，另一个是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不过陈伯达只是一个挂名的组长，江青才是真正的组长。尽管这样，陈伯达在文革小组中的影响力，还是不容忽视的。周恩来与陈伯达的私交较好，同时周恩来也知道，陈伯达与江青有不少矛盾，这就成为他把陈伯达团结过来的基础。
周恩来要团结林彪和陈伯达，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众人面前说他们的好话，吃了别人的饭嘴软，听了别人的好话耳朵软，因此周恩来要在这次大会上，在众高官面前吹捧一番这两个人。周恩来说：
【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林彪同志，林彪同志最通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最近提出了要把学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林彪同志提出了许多精辟语句，如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陈伯达同志是我们党最杰出的理论家，主席思想跟得很紧，把主席思想融会贯通，1960年写了《农村工作六十条》，1962年写了《财贸决定》，1963年写了《国际共运廿五条前十条》，1964年写了《工业问题》，1965年写了《二十三条》，1966年写了《十条通知》，《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等等，都出自他的手中。】
周恩来的吹捧，不是空洞地说什么“英明”、“伟大”之类，而是很具体地说出对方值得吹捧的事迹，让对方感到周恩来真正研究过自己的东西，感到周恩来的诚意。以周恩来的身份，说林彪“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说陈伯达是“我党最杰出的理论家”，是非常有份量的赞誉。
周恩来看人还是比较准的，重点团结林彪和陈伯达这两个人，后来两人都被周恩来团结过去，因而毛泽东又要打倒这两个人。
最后，周恩来对自己的心境进行了一番自我表白，周恩来说：
【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每个人不仅缺乏实践经验，也缺乏历史经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路线斗争是文革小组与红卫兵谈话后提出来的，我未预见，有掉队危险。但我下定决心，如果掉了队，犯了错，有人提醒我或自己觉察到，一定知过必改，努力赶上。我们要赶上去，错了要改过来，在有生之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的“自我表白”是成功的，一方面他说自己总是落后的，有“掉队之虞”，这是委婉地表示出他对文革的消极和抵制态度；另一方面，他又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表明他不会消极地退出这场战斗，而是将努力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名言，也成为人们评价周恩来的名言。【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0）》*****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99）》*****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0）/拉开倒周序幕（32）
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对于毛泽东来说，又是一次失败的会议。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为了打开局面，做出一个大胆而冒险的决定：“把文化大革命延伸到工厂企业”。
作为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当然知道生产的重要性，一旦生产受到影响，人民生活就会受到影响，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毛泽东发起文革的初衷，本想把这场革命限制在机关学校等“文化部门”，不要影响到工厂企业的生产。是什么原因迫使毛泽东改变这个初衷，把文革延伸到了工厂企业呢？
文革中，毛泽东多次说要把文革“搞到底”，比如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对文革小组的人说：“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那么，毛泽东所谓的“搞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关系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
中共建国之后，从夺权者变成了掌权者，与所有的掌权者一样，中共也想把自己的政权长久地维持下去，这样就必须考虑中共政权面临哪些威胁。一般来讲，一个政权的威胁有内外两个方面，来自外部的威胁是外国的入侵，来自内部的威胁是国内的反叛。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中共大部分高官的意见有所不同。刘少奇为首的高官们，认为中共的外部威胁来自美国，美国已经在中国的周边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那么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中国了。所以刘少奇提出的战略思想是：联苏抗美，跟苏联搞好关系，共同对抗美国。
“联苏抗美”的思想比较容易理解，在党内也有相当的势力，林彪也是赞成“联苏抗美”战略的，他反对中国与美国接近，反对尼克松访华。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对尼克松说：“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毛泽东说“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的人，就是林彪。
相反，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联美抗苏”，这在当时是不好理解的。很多人认为美国是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跟资本主义国家走到一起，那样还能搞社会主义吗？
对于“联美抗苏”的战略思想，毛泽东是基于以下几个基本出发点来考虑的。
第一，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不算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变“修”了成为修正主义国家。
第二，中国如果跟着苏联走，那必然像苏联那样，也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因此毛泽东认为，要搞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必须与苏联分道扬镳。当时并不只是毛泽东，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霍查，北朝鲜的领导人金日成，也反对苏联的模式。还有日本共产党等非执政的共产党，也反对苏联模式。
第三，如果中国与苏联分道扬镳，加上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那么中国就要面临苏联军事干涉的危险。事实上，苏联曾出兵匈牙利、捷克等社会主义国家，有军事干涉“不听话国家”的先例。进而，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所以当时毛泽东感到苏联军事干涉的压力还是很大的。而中国在军事上单独对抗苏联是很困难的，因此中国有必要借助另外一极的力量来对抗苏联，这就是美国。
第四，毛泽东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基本战略，是和平演变，而不是军事入侵。这样，中国就可以利用美国与苏联的紧张关系，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来抗衡苏联，而不必担心美国的军事入侵。
第五，虽说中国与美国接近，可以避免来自苏联军事上的威胁，却又要面临另一种威胁，那就是来自美国的和平演变，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认为，为了抗衡美国的和平演变，中国有必要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清除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美国和平演变的企图。
综合上述的基本出发点，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的基本战略构想是：在军事和外交上搞“联美抗苏”，消除苏联的军事威胁，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内政和思想上，搞文化大革命，消除内部“和平演变”的因素，保证中国的红色政权长久地持续下去。【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