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一生中，他的思想有八次历史性的转变，而且每次都有一个历史契机造成他的思想转变。
毛泽东的第一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19年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五四运动”。
在五四运动前，中国知识界是向英美法一边倒的，认为英美法的“民主主义”是万国通用的“普世价值”。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美法战胜德奥，中国非常兴奋，欢呼“公理战胜强权”，把北京象征耻辱的“克林德碑”改名为“公理战胜纪念碑”。所谓“公理”就是英美法一方，而“强权”就是德奥一方。
毛泽东也在《湘江评论》的创刊词中写道：“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就是‘平民主义’（即民主主义）。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它打倒。”
可是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英美法这些“公理”国，不顾中国是战胜国的事实，强行把战败国德国侵占中国的青岛，转交给日本，这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于是中国以学生带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
英美法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让中国人对英美法的“公理”大大失望了，认为“公理”是骗人的东西，中国不能走英美法的道路。那么中国走什么道路呢？
1917年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大，当时中国人还是普遍看好英美法的民主主义，并不看好苏联的社会主义。然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人们对英美法的民主主义失望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时兴起来，很多人开始考虑走“走俄国人的路”。
五四运动之前，毛泽东是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五四运动也改变了毛泽东，使他开始信仰马克思的学说，开始考虑“走俄国人的路”，开始相信“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21年，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人之一，是最早的中共党员。
毛泽东的第二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27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之前，毛泽东还是主张进行合法的、非暴力的抗争。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文中毛泽东号召农民起来组织“农会”，进行合法的抗争。农会的性质与工会一样，是合法的组织。毛泽东提出搞农会的目的，是进行类似于“罢工”的非暴力合法抗争，并不是号召农民拿起枪来武装起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开始公开血腥屠杀共产党人，激愤了一大批热血的年轻共产党员，他们要拿起枪反抗蒋介石的屠刀。在此之前，毛泽东还相信非暴力合法抗争的道路，可是蒋介石的屠杀，破灭了毛泽东的非暴力抗争之梦，他成为那批热血年轻共产党人中的一员，喊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一个暴力革命论者。
毛泽东的第三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28年的“农村包围城市”，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南昌起义的失败。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周恩来等热血的年青共产党人，在1927年8月1日，发起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蒋介石的第一枪。后来，8月1日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是遵循苏联的“大城市暴动”经验，很快就失败了。毛泽东总结周恩来的失败教训，认为苏联的“大城市暴动”经验，在中国并不适用，他转而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思路，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开始了毛泽东特色的武装斗争，并最后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的第四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苏联放弃对中共的支持。
中共从1927年开始反抗蒋介石政府的武装斗争，尽管打得非常艰苦，但总有一个坚强的支持后盾，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有苏联的支持，中共就感到心中有底。可是1939年，斯大林明言不再支持中共，转而支持中共的敌人蒋介石，放任中共自生自灭，这就让中共一下子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1930年代末期，欧洲局势非常紧张，欧战有一触即发的形势。斯大林深深感到，苏联卷入欧洲大战是早晚的事。但苏联与日本在历史上是“世仇”，如果苏联爆发与日本的战争，那么苏联就要面临欧洲和亚洲两个战场同时作战的被动局面，所以斯大林要设法避免与日本开战。而避免与日本开战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日本深深陷入中国战场不能自拔。而要让日本深深陷入中国战场，最好的办法就是支持蒋介石抗日，即所谓“援蒋制日”。
因此，1937年抗战爆发后，苏联支持蒋介石对日军作战。1937年8月，苏联与中国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向蒋介石政府提供5千万美元借款；1938年7月，苏联再次向蒋介石政府提供5千万美元借款。1938年7月，苏军和日军在满洲国的张鼓峰发生军事冲突，1939年5月，苏军和日军又在外蒙古的诺门罕发生数十万人规模的军事冲突，双方死亡6万余人。
苏军和日军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后，蒋介石感到斯大林更加需要他了，于是给斯大林写信，希望得到进一步的援助。蒋介石在1938年8月26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说：
【史大林先生阁下：捧读6月19日手书，高情厚谊，无任铭感，而对于抗战苦斗之孤军，竟能有如此诚挚热烈之期望，始终如一者，惟解放被压迫民族之苏联，与领导世界为和平奋斗之阁下而已，将来中国民族解放战斗胜利，全中国人民将永久不忘贵国援助之盛意，与阁下仗义主持之隆义。中苏两大民族在扶持世界和平与正义，负有同等责任，深信两国合作关系，必日益增进。即侵略主义根本没落之时，惟愿与阁下共同努力，以促其成也。顺颂康健。蒋中正手启】
1939年6月，斯大林再次向蒋介石提供1亿5千万美元借款，并承诺不再支持中共的反蒋斗争。此后蒋介石发起了“皖南事变”等打压中共的事件，斯大林也不闻不问，任凭中共自生自灭。
失去了苏联的支持，这是中共至今为止所遇到的最大危机，也是历史再次给毛泽东一次机会，让他显示他的智慧来“挽救党”。在此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共首先面临的生存危机。毛泽东认为中共要想生存下去，首先要减少自己的敌人，不能树敌太多。
以前中共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资本主义，树敌面太宽。但现在，中共必须缩小树敌面，只能树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个敌人，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不再是敌人，成为团结的对象。
为了从理论上解释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一个新观点“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指出：在失去苏联支持的情况下，中共单凭自己的力量，在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不可能。因此，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在第一步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共团结包括“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力量，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再考虑第二步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封建主义和资产主义。
为了减少树敌，毛泽东对中共的党纲做出重大修改。第一是放弃消灭私有制，承认和保护私有财产，允许发展资本主义；第二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搞多党制而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
修改党纲后的中共，已经算不上是共产党了，而是变成一个保护私有制和提倡多党制的资产阶级政党。毛泽东明确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
当然，中共党内也有一些人反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认为中共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而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毛泽东反驳那些人是“关门主义”，他说：“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把千千万万的民众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
中共修改党纲，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后，树敌面大减，活力大增。不仅奇迹般地躲过了蒋介石和日本的夹击，而且急速发展壮大。日本临近投降的时候，毛泽东看到形势大为好转，于是再次修改中共党纲，增加了一个“封建主义”的敌人，提出打倒“封建主义”的目标，但资本主义仍不是中共要打倒的目标。1945年6月的中共七大上，完全不提打倒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甚至七大会议文件中，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字样都没有。
1945年6月25日，毛泽东的中共七大闭幕式上，发表著名讲话《愚公移山》，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的呢？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
1949年，中共以资产阶级政党的身份，团结八个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共同推翻了蒋介石集团，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在建国之初，中共仍是一个保护私有制的资产阶级政党，新中国也仍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共并没有搞社会主义的计划，毛泽东也说：“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如果希望搞社会主义，太快了，会翻筋斗。我们花了三十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但是盖起房子，这个任务还要几十年工夫。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的第五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53年的“总路线”，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中共稳定地掌握了政权，顺利地实现了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在中共建国之初，中国经济因战乱而面临瘫痪，加上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共的政权还没有稳固，还需要资产阶级的支持和协助。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中国经济也恢复到1936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形势非常好。这时，毛泽东重提他1940年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认为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已经实现，中国应该进入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了。
1953年，毛泽东提出共产党新的“总路线”，他说：“我们国家现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是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也就是说，毛泽东要把中共从一个资产阶级政党，重新“变回”成无产阶级政党；要把中国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改造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遭到两部分人的反对。第一部分是利益受到直接损害的中农，手工业者和民族资本家，但这些人反抗的力量有限，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一条路；另一部分反对者来自中共党内和民族党派，这些人的利益并没有受到直接的损害，他们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只是一种建国路线之争，并非个人利益之争。
当初中共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是被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可是后来，很多中共党员就认为干脆“将错就错”，中共干脆就在资产阶级政党的道路走下去，没有必要再“变回”到无产阶级政党了。同样，新中国既然已经建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干脆就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下去，没有必要再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了。更重要的是，当时不少人觉得新中国从1949年到1953年这段时间搞资本主义，搞得非常成功。既然这么成功，就应该继续搞下去，何必冒险去搞新的社会主义呢？
中共从1921年到1940年的19年间，真的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从1940年到1953年的23年间，其实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中共的绝大部分党员，都是在1940年到1953年的这23年间入党的。这些年份入党的中共党员，多半只是不满蒋介石政权的腐败，他们入党的动机是搞新民主主义，而不是搞共产主义。这样就造成中共党内，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纯正”共产主义者，反而是少数派。
不过这次反对毛泽东“总路线”的人并不多，因为这次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革别人的命，没有触及党员们的直接利益。反对毛泽东“总路线”的最著名的事件，是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当面顶撞毛泽东。梁漱溟提出“总路线”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毛泽东批评梁漱溟“反对总路线”，于是梁漱溟在台上当着毛泽东的面，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
毛泽东立刻厉声回答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
这时台下的群情激愤了，大呼“梁漱溟滚下台来！”，有人直接上讲台扯梁漱溟下台，辩论到此结束。
毛泽东的第六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56年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中共顺利地完成了公有制改造，并排除了周恩来等的稳健派。
在中国顺利完成公有制改造，成为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毛泽东提出“大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计划，但这个计划遭到周恩来等稳健派的反对。周恩来认为现在的经济已出现过热，必须刹车，必须“反冒进”。不久，毛泽东发起“反/反冒进”，否定了周恩来的稳健经济计划，开始搞激进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试图“大干几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然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很快就失败了，这是毛泽东在连续打了一系列大胜仗之后，遇到的第一次大败仗。从此，毛泽东放弃了在他有生之年，使中国进入共产主义的冒进思想，转向现实的问题，就是保住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毛泽东的第七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57年的“人民内部矛盾”，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反对共产党的流血事件。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因此工人是不会反对共产党的，共产党和工人之间是没有矛盾。可是在波匈事件中，反对共产党闹事的人，并不是地主和资本家，偏偏就是工人。波匈事件显示，共产党和工人之间并不是没有矛盾，而是有相当大的矛盾，是可以引发流血冲突的矛盾。
为什么共产党和工人之间会有矛盾呢？马克思没有预见到，也没有解释。于是毛泽东给出一个解释，把共产党和工人之间的矛盾，称为“人民内部矛盾”，并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原因，在于共产党官员的官僚主义。
1957年，毛泽东发起一场针对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给共产党官员提意见，帮助官员克服官僚主义，试图以此来减少和缓和“人民内部矛盾”。
但毛泽东没想到群众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是“善意”的，特别是知识分子提的意见，更是要让中共下台，超出了中共容忍的底线。这样一来，“整风运动”就变成了“反右运动”。而“反右运动”的结果，不但没有减少和缓和“人民内部矛盾”，反而加深和激化了“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加深和激化共产党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加深和激化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导致文革初期，群众暴风骤雨般地对领导干部进行“造反”的内因。
1960年，毛泽东又发起一次“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但在此之后，“反官僚主义”的重要性，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大大后退，他把“阶级斗争”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
毛泽东的第八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62年的“阶级斗争”，这个想法又进一步衍生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刘少奇等人在1961年搞的“三自一包”资本主义试点。
毛泽东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冒进失败以后，肯定是要向后退，但是退多少呢？毛泽东认为，只要退一步，退到1956年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时代就可以了；而刘少奇提出，需要退两步，要退到1953年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时代才行。也就是说，刘少奇认为公有制搞不下去了，要搞私有制才有出路。这样毛泽东与刘少奇就产生了根本的路线分歧。
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是因为什么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呢？第一个解释是客观困难太大，顶不住，被迫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个解释是刘少奇在主观上就喜欢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欣赏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所以一旦有机会，就主动去走资本主义道路。
1940年，毛泽东也带领中共走过一次资本主义道路，那是因为当时的客观形势太严峻，实在顶不住了。可是1961年的困难程度，远远不能跟1940年相提并论，远没有达到顶不住的程度。因此，毛泽东认为，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是因为他欣赏资本主义的那一套。
在毛泽东来看，刘少奇主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背叛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的叛徒。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发现，在共产党内部，并不是刘少奇一个人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还有一大批高级干部都喜欢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欣赏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一旦有机会，他们就要把中国转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那么自然而然地，在党内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就会跟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生矛盾，产生斗争，毛泽东把这种斗争，称之为“阶级斗争”。
可是，在过去召开的中共八大上，曾经否认过“阶级斗争”。1956年9月的八大上，明确做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基本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也就是说，现在阶级斗争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生产斗争。
1962年，毛泽东回顾八大做出的“阶级斗争熄灭了”，觉得那时太过于乐观了。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建立起来了，但还可能再次丧失；资本主义虽然被消灭了，但还可能再次卷土重来。因此，不能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还必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要重提“阶级斗争”，让人们警惕资本主义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毛泽东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阶级斗争”论述，他说：“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有阶级斗争。要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反动阶级可能复辟。因此，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马列主义头脑。”
在大跃进之前，毛泽东认为中国将来的主要危险是“人民内部矛盾”，中共的主要任务是克服“官僚主义”；而现在毛泽东的想法变了，认为中国将来的主要危险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共的主要任务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官僚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干部，只是人民内部矛盾，只需批评教育即可；而犯“走资本主义道路”错误的干部，就是敌我矛盾了，就必须打倒。毛泽东说：“好人犯错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些同志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没有经验。”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在中共高层，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支撑着社会主义道路，只要他一死，中国马上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毛泽东要想方设法避免这种情况，他要把他奋斗了几十年才实现的社会主义延续下去。因此毛泽东于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为首的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在刘少奇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打倒之后，毛泽东感到并不能就此万事大吉。因为还有没有发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时也不断会产生出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因此，在1967年11月，毛泽东发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著名文章。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要每隔七、八年，搞一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群众运动，不停不断地铲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保证社会主义不会被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变化，也代表了20世纪中国人的思想变化。英美法列强的殖民主义，逼出中国的“五四运动”，使毛泽东变成信仰共产主义；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又使毛泽东放弃非暴力的合法抗争，转而拿起枪来武装反抗；日本的侵略，使毛泽东放弃了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也使中共由一个强调暴力的革命党，转变成一个团结各种势力的温和的民主党。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共很难完成从暴力革命党到温和民主党的转型，而正是这个转型，使中共的人气大增，赢得了中国大多数人的支持，从而赶走了蒋介石政权。
在建国初期，如果中国的经济建设不是很顺利，那么中国就会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就不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建国初期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刺激毛泽东把资本主义中国转型为社会主义中国，而社会主义转型的顺利成功，又刺激起毛泽东进一步挑战共产主义的雄心。
毛泽东的前七次思想转型，都是“进取”的思想，而最后一次思想转型，则是“保守”的思想。在大跃进失败之前，毛泽东不停地挑战，不停地创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攀上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但是大跃进的失败，使毛泽东一个跟头从高峰上摔了下来。
此后，毛泽东保守了，不再发起新的挑战了，倒是刘少奇等人发起了挑战，不仅挑战毛泽东本人，也挑战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体制。毛泽东发起文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御，第一是击败刘少奇对他本人的挑战，第二是击败刘少奇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挑战。
毛泽东虽说击败了刘少奇对他本人的挑战，但始终没有击败刘少奇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挑战，毛泽东最终没能守住他几十年奋斗达到的社会主义体制。因此，毛泽东的一生，有成功的辉煌，也有失败的屈辱。
毛泽东晚年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1949年，是毛泽东一生的顶峰，他创建了一个清廉的资本主义共和国。有人叹息说：如果1949年以后，中国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大跃进，不搞文革，毛泽东就是一个历史上的完人了。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评价毛泽东说：“虽然历史中充满了某些人物的革新，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记载，但历史的谱写，毕竟还是由那些善于利用时代的机遇，进行革新的人，毛泽东就属于这种人。”【本节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