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蒯大富是清华大学三年级学生，6月13日工作组入驻清华大学之后，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安定秩序，这让许多热心于造反的学生很不满工作组，蒯大富就是其中之一。蒯大富给工作组贴出大字报，说：“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蒯大富的大字报传到王光美那里，王光美生气地说：“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太猖狂了，这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一定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6月24号晚，工作组在清华大学召开辩论大会，准备在大会上把蒯大富的气焰打下去。
可是辩论大会的效果却恰恰相反，工作组采用以势压人的官僚作派，让前来旁听这场辩论大会的学生们感到不满。工作组的副组长亲自上台跟蒯大富辩论，说：“我们是代表党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
蒯大富反问说：“你怎么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工作组副组长答不上了，学生们一片给蒯大富喝彩叫好。
之后工作组组长亲自出马，给蒯大富扣一个大帽子，说：“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这样参加这场辩论大会的学生们都觉得工作组太霸道了。蒯大富给工作组提的意见即使不对，也谈不上“反革命行为”。于是台下的学生一片哗然，给工作组喝倒彩。
这次辩论大会工作组全盘输了，于是他们不再给蒯大富发言权了。6月26日，工作组在清华校园里组织一场“拥护工作组”的游行，参加游行的学生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等口号。随后，工作组把蒯大富关押起来，开除团藉，并在全校掀起“反蒯斗争”，批斗蒯大富。
本来在清华大学中没几个人知道蒯大富是谁，批斗大会一开，蒯大富反而成为名人了。之后，工作组又在清华清理“蒯派”，凡是支持和同意蒯大富意见的，甚至包括给蒯大富鼓掌的，都打成“蒯派”，一共打了700多个“蒯派”，其实绝大多数“蒯派”根本不认识蒯大富。在“反蒯斗争”中，有一名挨批的学生自杀。
工作组与学生对立的问题，很快传到了中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向刘少奇提出不同意见，反对把学生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建议说：“工作组与群众发生冲突时，应该先撤工作组。让群众自觉地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但陈伯达的意见是少数派，都被参会的多数人拒绝。邓小平批评陈伯达说：“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乱套了吗？这样会形成自流的无政府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工作组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才能保证党中央的方针贯彻。”
现在不少人撰文说，陈伯达在中央会议期间向刘少奇提出“撤工作组”，是来自毛泽东的授意。但陈伯达本人却坚称，他提出“撤工作组”只是他个人的观点，并不是来自毛泽东是授意。
陈伯达在晚年回顾这段事情，说：“主张撤销工作组，也被算作我的罪过之一。但在那时，如果不撤工作组，事情是否就能好一些呢？恐怕很难说。当时工作组已经把许多学生和教师，定成‘右派、反革命’，不撤工作组，那就是回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状况，不允许群众批评领导，一批评就说人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给定成‘右派、反革命’。这种状况是不合理的，不改变这种状况，仍然照过去的做法处理群众批评领导问题。终归是行不通的。”
尽管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但他在工作组的问题上，与刘少奇始终是对立的。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出现学生揪斗四十多名原校领导和教授的事件，当时有人向被揪斗的人脸上抹黑、戴高帽子、动手打人等。北大工作组立即制止了这些过火行动，并给这次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在北大工作组的汇报材料上，说：“据初步掌握的材料分析，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
刘少奇看了北大工作组的汇报材料，马上批示说：“ 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而毛泽东看了北大工作组的汇报材料，却说：“北大的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是革命事件。为什么群众离开工作组就是反革命？”
此时毛泽东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如果按照刘少奇派工作组这么搞下去，他发起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很快就会变成“第二次反右”而草草收场。但同时毛泽东也知道，绝大多数高官都是赞成派工作组的。因为不派工作组的话，共产党就会失去领导权。
这些高官都是几十年的老革命，通过枪林弹雨的奋斗，才好不容易从国民党手中夺到了权。如果让他们任凭群众把自己的权夺走，那么他们几十年的革命不是白干了吗？因此高官们无论如何不会赞成让群众把共产党的权夺走。
刘少奇派工作组阻止群众夺权，与高官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因此毛泽东反对刘少奇派工作组的话，他要面对的就不是刘少奇一个人了，而是整个高官群体。
现在，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两条路：第一条路是稳妥的，就是默认刘少奇派工作组把学生压下去，这样毛泽东可以不得罪“百官”，以后再寻机向刘少奇进攻；第二条路是冒险的，就是豁出去得罪“百官”，豁出去大搞一场，把刘少奇连同这些高官们一起打倒。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选择，毛泽东不得不犹豫，应该走哪条路呢？
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悄悄回到故乡韶山，“隐居”在滴水洞。这段时间内毛泽东不见任何人，除了读书、看文件之外，就是思考问题，毛泽东在滴水洞里整整沉思了11天。【本节完】
蒯大富的大字报传到王光美那里，王光美生气地说：“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太猖狂了，这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一定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6月24号晚，工作组在清华大学召开辩论大会，准备在大会上把蒯大富的气焰打下去。
可是辩论大会的效果却恰恰相反，工作组采用以势压人的官僚作派，让前来旁听这场辩论大会的学生们感到不满。工作组的副组长亲自上台跟蒯大富辩论，说：“我们是代表党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
蒯大富反问说：“你怎么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工作组副组长答不上了，学生们一片给蒯大富喝彩叫好。
之后工作组组长亲自出马，给蒯大富扣一个大帽子，说：“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这样参加这场辩论大会的学生们都觉得工作组太霸道了。蒯大富给工作组提的意见即使不对，也谈不上“反革命行为”。于是台下的学生一片哗然，给工作组喝倒彩。
这次辩论大会工作组全盘输了，于是他们不再给蒯大富发言权了。6月26日，工作组在清华校园里组织一场“拥护工作组”的游行，参加游行的学生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等口号。随后，工作组把蒯大富关押起来，开除团藉，并在全校掀起“反蒯斗争”，批斗蒯大富。
本来在清华大学中没几个人知道蒯大富是谁，批斗大会一开，蒯大富反而成为名人了。之后，工作组又在清华清理“蒯派”，凡是支持和同意蒯大富意见的，甚至包括给蒯大富鼓掌的，都打成“蒯派”，一共打了700多个“蒯派”，其实绝大多数“蒯派”根本不认识蒯大富。在“反蒯斗争”中，有一名挨批的学生自杀。
工作组与学生对立的问题，很快传到了中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向刘少奇提出不同意见，反对把学生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建议说：“工作组与群众发生冲突时，应该先撤工作组。让群众自觉地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但陈伯达的意见是少数派，都被参会的多数人拒绝。邓小平批评陈伯达说：“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乱套了吗？这样会形成自流的无政府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工作组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才能保证党中央的方针贯彻。”
现在不少人撰文说，陈伯达在中央会议期间向刘少奇提出“撤工作组”，是来自毛泽东的授意。但陈伯达本人却坚称，他提出“撤工作组”只是他个人的观点，并不是来自毛泽东是授意。
陈伯达在晚年回顾这段事情，说：“主张撤销工作组，也被算作我的罪过之一。但在那时，如果不撤工作组，事情是否就能好一些呢？恐怕很难说。当时工作组已经把许多学生和教师，定成‘右派、反革命’，不撤工作组，那就是回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状况，不允许群众批评领导，一批评就说人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给定成‘右派、反革命’。这种状况是不合理的，不改变这种状况，仍然照过去的做法处理群众批评领导问题。终归是行不通的。”
尽管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但他在工作组的问题上，与刘少奇始终是对立的。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出现学生揪斗四十多名原校领导和教授的事件，当时有人向被揪斗的人脸上抹黑、戴高帽子、动手打人等。北大工作组立即制止了这些过火行动，并给这次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在北大工作组的汇报材料上，说：“据初步掌握的材料分析，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
刘少奇看了北大工作组的汇报材料，马上批示说：“ 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而毛泽东看了北大工作组的汇报材料，却说：“北大的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是革命事件。为什么群众离开工作组就是反革命？”
此时毛泽东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如果按照刘少奇派工作组这么搞下去，他发起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很快就会变成“第二次反右”而草草收场。但同时毛泽东也知道，绝大多数高官都是赞成派工作组的。因为不派工作组的话，共产党就会失去领导权。
这些高官都是几十年的老革命，通过枪林弹雨的奋斗，才好不容易从国民党手中夺到了权。如果让他们任凭群众把自己的权夺走，那么他们几十年的革命不是白干了吗？因此高官们无论如何不会赞成让群众把共产党的权夺走。
刘少奇派工作组阻止群众夺权，与高官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因此毛泽东反对刘少奇派工作组的话，他要面对的就不是刘少奇一个人了，而是整个高官群体。
现在，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两条路：第一条路是稳妥的，就是默认刘少奇派工作组把学生压下去，这样毛泽东可以不得罪“百官”，以后再寻机向刘少奇进攻；第二条路是冒险的，就是豁出去得罪“百官”，豁出去大搞一场，把刘少奇连同这些高官们一起打倒。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选择，毛泽东不得不犹豫，应该走哪条路呢？
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悄悄回到故乡韶山，“隐居”在滴水洞。这段时间内毛泽东不见任何人，除了读书、看文件之外，就是思考问题，毛泽东在滴水洞里整整沉思了11天。【本节完】
滴水洞的沉思（1）
毛泽东的故居位于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上屋场，在距毛泽东故居3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名叫“滴水洞”的山洞，洞内一年四季都有滴水，故称“滴水洞”。滴水洞前有一座山名叫“龙头山”，毛氏祖坟就在龙头山上。按照古人的风水之说，毛泽东的祖坟还真是在“龙脉”之上。1930年代，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江西发展壮大，当时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认为毛泽东的红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毛氏祖坟的风水之功，于是派人去掘了毛泽东的祖坟，但也没收到什么效果。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滴水洞是毛泽东小时候常来玩耍的地方，后来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挖断了山沟，滴水洞不复存在了，但毛泽东仍然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毛泽东对当时陪他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你们省委研究一下，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草房，我老了回来住一住。省里开个会，其他领导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
地方官员都巴不得有一个机会讨好一下毛泽东，既然毛泽东开口说“修个茅草房”，他们就大兴土木，把毛泽东说的茅草房修成一个大别墅。滴水洞别墅在1960年开工，称为203工程，对外绝对保密，1962年底竣工，1964年开始接待中央领导人。那时滴水洞附近成为禁区，一般人不得进入，一直到1986年对外开放。滴水洞别墅共有3栋房子，1号楼是毛泽东住的，2号楼是客人住的，3号楼是警卫部队住的。
1966年6月17日，毛泽东带着少量随从，神秘地回到韶山，住进了滴水洞别墅。这是毛泽东继1959年之后第二次回故乡韶山，也是第一次住进专门为他修建的滴水洞别墅。毛泽东沿着l号楼仔细看了一圈，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
1959年，毛泽东是大张旗鼓地回韶山故乡的，接见了很多故老乡亲。而毛泽东1966年这次回韶山，却是非常保密的，连刘少奇也不知道毛泽东到了韶山，只有周恩来知道，每天派人从北京给毛泽东送文件。
这次毛泽东住进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既不见韶山的故老乡亲，也不见任何高官。他除了躺在床上看书，就是思考问题。
毛泽东一向是喜好游泳的，6月下旬也正是游泳的大好季节，可这次毛泽东却没有游泳，整天呆在屋子里想心事。唯一的一次出门，也不过只走了300米就回来了。陪同毛泽东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说：“可以看出，毛主席是有心事的，需要有一个安静的地方思考问题。毛主席选了家乡的滴水洞，这是有历史意义的。”
1946年，毛泽东思考了三天，最后决定跟国民党决裂开战，1950年，毛泽东思考了一星期，最后决定参加朝鲜战争；而这次在滴水洞，毛泽东思考了11天，可见毛泽东要思考一件比以往更加难于决断的事情，他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苦思苦想。
滴水洞的沉思（2）
1944年，毛泽东写下著名篇章《为人民服务》，里面有一句曾经是无人不晓的名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是什么呢？这就是打倒蒋介石政府，推翻“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为了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大家团结一心，浴血奋战，终于在1949年10月，打倒了蒋介石政府，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者，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他们的共同革命目标实现了。可也就在他们共同的目标实现了的同时，他们团结一致的基础却松动了。建立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实现之后，下一个奋斗目标是什么呢？这时候毛泽东跟他的战友们，分歧就出来了。
很多毛泽东的战友，他们虽然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但实际上并没有共产主义思想，也不想搞共产主义。他们把建立新中国，当成革命事业的奋斗终点，认为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今后的奋斗目标应该是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了，他们放弃了继续搞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
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就指出：“我们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
什么是共产主义呢？马克思认为，仅仅是实行公有制，还不算真正的共产主义，必须实现两个彻底决裂：一、与传统的所有制彻底决裂；二、与传统的思想观念彻底决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也要同传统的思想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私心”不是生来就有的天性，而是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原始社会的人是没有“私心”的。马克思指责资产阶级把人的“自私心”，说成是人的本性，并把这种“自私心”加以天然化和神圣化，为私有制的合法性提供最基础的依据。
马克思认为，“自私心”对私有制起了保护和加强的作用，因此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也必须消灭自私心。共产主义既是崭新的社会制度，又是崭新的思想观念，所以必须与传统的社会体制和传统的思想观念彻底决裂。在文革期间，“两个决裂”曾是一个报刊上非常频繁出现的词汇，那时的报刊声称：能否用自己的言行来实践“两个决裂”，是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水岭，以及识别真假共产党人的试金石。
1949年中共建国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反对“两个决裂”。刘少奇等人就认为，新中国不应该跟私有制完全决裂，至少应该保留一些私有制的“合理部分”。只是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中国才于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马克思说的“第一个决裂”，也就是跟私有制的决裂。
滴水洞的沉思（3）
但在不久，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变成了大饥荒，新中国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那时以刘少奇为首的一批人，认为大跃进失败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谓“七分人祸”，就是因为毛泽东急于跟私有制“决裂”，急于消灭一切私有制。刘少奇认为中国应该恢复一部分“合理的”私有制，于是“三自一包”等恢复私有制的政策就出笼了。
这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凸显了。毛泽东认为中国好不容易才实现了与私有制的决裂，现在又要恢复私有制，那不是回头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毛泽东认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不应该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解决困难，他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说：“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到马克思那里去找答案，而是到资本主义那里去找答案。”
毛泽东越来越认为他的思想与刘少奇格格不入，认为刘少奇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头人。毛泽东不仅不能容忍刘少奇在农村搞恢复私有制的“三自一包”，也反对在工厂用奖金等方法来提高生产，反对把刺激人的“私心”作为发展生产的原动力。毛泽东在文革中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据我观察，相当大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他们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是搞什么物质刺激，搞什么奖金等等，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
毛泽东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来日无多，如果再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给予反击，中国就会变成修正主义，而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革命，就要半途而废了。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明确地说：“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马克思提出的“第二个决裂”，是与过去的传统思想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原因就在于，人民公社只完成了与传统私有制的“第一个决裂”，却没有完成与传统思想观念的“第二个决裂”。人民公社是公有制，而运行这个公有制的人的思想，却充满了“自私心”的私有制思想。用传统的私有制思想来运行崭新的公有制人民公社，其失败是必然的。
大跃进、人民公社失败后，毛泽东意识到对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他搞了学雷锋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效果都不大。现在，毛泽东准备借这次文化大革命，搞一次彻底的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破四旧，立四新，同传统思想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谓的“破四旧”，是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是指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文革中最被诟病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毛泽东提倡的“破四旧”的旗帜下，红卫兵焚烧古书字画，砸毁寺庙佛像，文物古迹等。在他们看来，那些古书、佛像等等，都是旧思想文化的物质载体，为了与旧思想文化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有必要焚毁那些代表旧思想文化的物质载体。
滴水洞的沉思（4）
对于毛泽东来说，要把中国带上共产主义的道路，不仅要做到马克思说的“两个决裂”，还要做到“第三个决裂”，就是与他的老战友们彻底决裂。
毛泽东深知当年与他一起干革命的老战友、老干部，都是经过几十年革命考验和锻炼的人才，是国家的栋梁。可是这些人，大多数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曾经与毛泽东有共同奋斗目标的老战友们，现在他们的奋斗目标不同了。老干部们成为新中国的既得利益者，绝大部分人认为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的奋斗目标应该是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了，而毛泽东这样坚持把共产主义革命搞到底的人，反而成为少数派。绝大部分老干部都不赞成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因为这场革命革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
此时的毛泽东面临艰难的选择。如果他把文革搞下去，他将不是与刘少奇一个人为敌，而是与党内绝大部分的老干部为敌。毛泽东能够避免与绝大部分的老干部为敌吗？当让是可以的。
毛泽东可以迎合党内老干部的利益，可以允许他们经营自己的安乐窝，可以带领他们走半私有制的修正主义道路，或者干脆走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可以亲自带领大家搞包产到户，也可以亲自带头搞对外开放，不管怎么说，走资本主义，总比走社会主义容易得多。至少，走资本主义道路，不需要对人进行思想改造，而走共产主义道路，就必须花大量的力气对人进行思想改造。这种思想改造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甚至有可能引起人们的反感。
只要毛泽东迎合大多数老干部的利益，就可以避免与他们为敌，这样，毛泽东将一如既往地受到老干部们的拥戴和支持，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也会得到巩固。可是这样，毛泽东将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成为马克思的叛徒”。
毛泽东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他要继续搞共产主义革命，就必须跟他的老战友们“决裂”，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毛泽东在滴水洞苦苦思索了11天，就是为了这“第三个决裂”，这是毛泽东至今为止遇到的最大难题。以前，不管毛泽东遇到什么困难，他身边都有一大批老战友支持他；而现在，毛泽东却要为了自己的理想，跟过去的老战友们彻底决裂了，这是多么难于取舍的选择呀。
毛泽东在沉思了11天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与他的老战友们决裂。早在1965年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我怎么跟马克思交代？你们给我留个修正主义的尾巴，我不干！”
现在，毛泽东更坚定了决心，为了继续把共产主义革命搞下去，不惜跟过去的老战友们“彻底决裂”，因为这些老干部已经成为继续革命的绊脚石。
最后毛泽东下定决心，这场文化大革命不能中途而废，一定要坚持到底，就是与他所有的老战友决裂，也在所不惜。【待续】
毛泽东是仔细读过马克思著作的，是马克思的信徒。可是现在很多人评论毛泽东，根本不读马克思的著作，对马克思的理论和共产主义理念一无所知。这些评论毛泽东的文章，完全把毛泽东与马克思，把毛泽东与共产主义割裂开来，单纯从世俗的角度去分析毛泽东的行为。脱离开马克思的学说去评论毛泽东，是非常不恰当的
很多人自己没有任何信仰，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就认为毛泽东也没有任何信仰，毛泽东也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或者认为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假的。大部分人只是用世俗的眼光和价值观去评论毛泽东，极少有人联系到马克思主义去评论毛泽东的。
用这种世俗的眼光和价值观，或者将马克思与毛泽东分割开来，是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的，也是无法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要想真正地理解毛泽东，至少要粗通马克思的学说。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做的许多事情，就容易理解了。
在20世纪，曾有过很多马克思的信徒。比如南美著名的革命家格瓦拉，他领导古巴革命成功后，却放弃了古巴政府的要职和安逸的生活，转入南美其他国家继续打游击，结果死于游击战。另一位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掌权后，掀起红色高棉运动，消灭一切私有制，试图把柬埔寨建成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家。波尔布特进行极端的社会改造，废除货币，没收所有人的私有财产，取消城市，所有人一律去农村人民公社劳动，一律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
波尔布特为什么要搞红色高棉运动呢？难道波尔布特是为了与刘少奇之类的人物争取夺力，才把全体柬埔寨人民卷入一场大革命吗？现在人们都承认波尔布特发起红色高棉运动，并不是出自个人争权夺利的私心，而是出自共产主义的信仰。尽管很多人说波尔布特是疯子，是狂人，但没有人说波尔布特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权术家。
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与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运动是相似的。毛泽东和波尔布特都是共产党人，波尔布特可以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发起红色高棉运动，难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偏偏就没有共产主义信仰的成分吗？
尽管不敢说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是百分之百出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但也绝不是百分之百没有共产主义的信仰。从后来各种各样的事实来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中，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出于共产党人的使命感。【待续】
【接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任务是消灭一切私有制。毛泽东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搞革命的目的，就是消灭私有制。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在中国消灭了私有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消灭私有制的任务就此完成了。因为私有制还有可能卷土重来，所以共产党在消灭了私有制之后，还必须防止私有制的卷土重来，这就是毛泽东所谓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看到，他的战友们在新中国建立后，纷纷认为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应该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了。所谓搞经济建设，其实首先建设的都是每个人自己的安乐窝。就在大家忙于建设自己的安乐窝的时候，毛泽东却感到一种危机，那就是私有制的阴魂正在经济建设的背景下悄悄地卷土重来。因此以毛泽东提出警惕阶级斗争，注意“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
刘少奇这位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不但不阻止私有制的卷土重来，反而用各种方式鼓励和支持私有制的卷土重来，这就跟毛泽东产生了无法弥补的裂痕。毛泽东出于共产党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在他的有生之年，发起一场运动，打倒刘少奇这样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阻止私有制在中国的卷土重来。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中国搞私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现在看来，中国似乎更适合搞资本主义，而不适合搞社会主义。但对于毛泽东这样信奉共产主义的人来说，是绝对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因为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消灭私有制。
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很难理解什么叫“使命感”，所以这里用比较世俗一些的观点，来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从世俗的观点来看，毛泽东发动文革，未必是出于什么“一心为人民”的高尚情操，很可能只是出于一种对社会的“不满”。
我们大部分人，对现实社会都有各种各样的不满，对现实社会完全满意的人极少。那么我们怎么处置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呢？胆子小的人，把这些不满忍在心里，或者只是在嘴上发发牢骚；而胆子大的人，有了不满就要付诸行动，写文章抨击社会，甚至搞出更激烈的行动。著名革命家格瓦拉有一句名言：“应当永远对非正义的事情感到强烈的愤怒，这是一个革命者最宝贵的品质。”
毛泽东对现实社会也是不满的，他本想把中国领上共产主义的道路，可是刘少奇却要把中国领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样一来，毛泽东当然不满了，甚至是愤怒了。【待续】
【接前】除了对刘少奇的路线不满之外，毛泽东对刘少奇个人的作风也很不满，第一个不满是刘少奇越来越“翘尾巴”，越来越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公然在高官面前蔑视毛泽东的权威；第二个不满是刘少奇的机会主义。刘少奇本来是积极参与和领导大跃进的，大跃进的失败，刘少奇至少应该负第二位的责任，可是当大跃进失败后，刘少奇却把失败的责任全推到毛泽东身上，自己摇身一变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言人，让毛泽东一个人承担饿死人的罪名。
毛泽东这种胆大包天的人，一旦有了不满，肯定不会忍在心里，更不会发发牢骚完事，毛泽东要把自己的不满，变成一种行动，这就是文革了。
很多人认为毛泽东发起文革打倒刘少奇，仅仅是对刘少奇的作风不满，这是不正确的。如果仅仅是对刘少奇的作风不满，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之后，就应该心满意足地结束文革了。可是事实上，在1967年打倒了刘少奇之后，毛泽东不仅没有结束文革，反而把文革搞得更加激烈了。而且，如果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就没有必要把整个一批老干部都牵连进去一起打倒。正是因为路线斗争的需要，毛泽东才有必要把自己的老战友们统统打倒。
前面提到，毛泽东清楚地明白，他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将意味着要跟他过去的老战友们决裂。因为他的老战友将成为这场革命的受害者，而不是受益者。因此，毛泽东一方面要对这场斗争抱有必胜的信心，另一方面又要特别注意这场斗争的艺术，这也就是毛泽东常说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毛泽东本来的计划，是先夺取刘少奇掌握的宣传大权，然后开动宣传机器制造舆论，打掉刘少奇在人民中的威信，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臭”。之后，再召开第九次党代会，在“九大”上罢黜已经被搞臭的刘少奇。
可是现在毛泽东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可能的计划。当《聂元梓大字报》发表之后，全国掀起了来势凶猛的群众夺权运动，这是毛泽东自己也始料未及的。这时毛泽东突然想到，可以干脆利用群众的力量，直接夺取刘少奇等人的权力，这比召开党代会的方法，更加直截了当。而且，还可以在打倒刘少奇的同时，利用群众的力量把周恩来等一批老干部也一举全部打倒，彻底摧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
但利用群众来夺权的计划，风险也是极大的，因为群众不一定那么听话。因此，毛泽东做出一个“两条腿走路”的计划：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搞臭”刘少奇，另一方面尝试利用群众来夺权的可能性。如果利用群众夺权成功，那当然最好；如果利用群众夺权不成功，再利用召开党代会的办法罢黜刘少奇。【待续】
【接前】毛泽东也清楚，他这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打击面是非常大的，所以不能点一把大火，把所有的人都烧起来，否则阻力将会太大，很难搞下去。因此毛泽东要分期分批地烧，各个击破，先集中火力烧刘少奇一个人，让别人以为这把火只是烧刘少奇的，不会烧到自己身上，这样才能把阻力降为最低。
因此毛泽东要放出烟幕弹，掩盖自己的意图，让老干部们误以为文革只是针对刘少奇一个人的。毛泽东的烟幕弹是十分成功的，甚至连周恩来和林彪这样的高手都被迷惑了。因为毛泽东最重要的战术部署，就是搞定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林彪。
对付周恩来，毛泽东还是“一手软，一手硬”的办法。“一手软”是给周恩来一些好处，让周恩来感到打倒刘少奇对他也是有利的。毛泽东给周恩来的好处，就是让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以前是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现在让周恩来主持，等于是给周恩来升格了，给周恩来更大的实权。
毛泽东“一手硬”办法，就是威胁周恩来：你如果不同意打倒刘少奇，那我们的党就要彻底分裂，甚至来一场内战。毛泽东知道，一旦遇到分裂党的危险，周恩来就会妥协了。
然而毛泽东对付林彪，就只有“一手软”的办法，而没有“一手硬”的办法。因为林彪不怕党的分裂，更不怕打内战，毛泽东的威胁不起作用。所以毛泽东只能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拉拢林彪，让林彪当唯一的副主席，给林彪“亲密战友”、“接班人”的封号，这些都是为了让林彪在文革中一心一意为毛泽东效力。
毛泽东在滴水洞里想了11天，终于想好了搞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和战术。文革的战略，是打倒整个老干部集团，不仅是刘少奇，也包括周恩来和林彪。文革的目的，是让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接班，保证中国在毛泽东死后，继续搞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会出现资本主义私有制复辟。文革的战术，是利用群众夺权的方式，第一步先打倒刘少奇，第二步再打倒周恩来，最后打倒林彪，彻底消除阻碍年轻人接班的党内“大佬”。文革的时间，毛泽东最初准备两年到三年。据一直在滴水洞陪同毛泽东的张耀祠说：“我认为毛主席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任务、方针、政策、指导思想、方法、规模和时间等，大概就是在滴水洞中形成的。”
毛泽东曾对张耀祠说：“这样的运动时间不能太长了，两三年足矣！”可见当时毛泽东对文革还是很乐观的。
6月26日，直到离开滴水洞的前两天，毛泽东才接见了湖南省委的华国锋等人。毛泽东对他们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新的长征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当时在场的人并没有在意。【待续】
【接前】据华国锋回忆说，他当时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是文艺界的事情，在湖南省委成立“文革”小组时，华国锋还以自己主管财贸为理由，表示不参加。他们直到后来，才领会到毛泽东当时说的“新的长征”，意义是多么的重大。
毛泽东于6月28日离开韶山滴水洞，湖南省委的华国锋等人前来送行。汽车已安排好了，大家站在道路两侧为毛泽东送行。警卫员为毛泽东打开车门，毛泽东就要上车的时候，忽然又说：“你们走，我还要进去坐一下。”
于是毛泽东又走进滴水洞一号楼，在客厅的沙发上默默坐下，一句话也不说。张耀祠等人十分着急，因为保密电话已经拆掉，毛泽东的行装也收拾好了，而毛泽东却又不走了。服务员给毛泽东递上一杯茶，又洗了几个水蜜桃，毛泽东说：“我不想吃。”
服务员说：“主席，这是从您房子东头的桃树上摘的，您尝尝鲜吧，下次就难得吃到啊！”
毛泽东听说是自己房前桃树上的桃子，立即欣然吃了几个，还吩咐服务员摘了两脸盆带去长沙。这时候，工作人员又劝毛泽东说：“主席，一切都准备好了，走吧！”
毛泽东不耐烦地说：“还是要走，真是身不由己！”
最后毛泽东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步伐沉重地走出1号楼，上了汽车。毛泽东临行时与大家握手道别，当与滴水洞管理员廖时雨握手时，他说：“你要把房子管好啊，我还要回来的。”
1976年8月，毛泽东已经病重，他用不太清晰的虚弱声音，向身边的工作人员传达了他想回韶山，想到滴水洞安度晚年。但中央考虑到毛泽东的身体情况，不同意他回韶山滴水洞休养。可是毛泽东却再三坚持，最后中央政治局终于同意毛泽东于9月15日回韶山滴水洞。1976年9月8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给滴水洞工作人员打电话说：“我将于9月9日到滴水洞检查接待工作，中央已安排毛主席9月15日回滴水洞颐养天年。”
滴水洞的工作人员兴奋不已，就在他们积极准备接待毛泽东归来的时候，9月9日，传来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这也许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眼看毛泽东回滴水洞的行程就差六天了，可他却走上另一条不归之路。【本节完】
毛泽东的故居位于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上屋场，在距毛泽东故居3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名叫“滴水洞”的山洞，洞内一年四季都有滴水，故称“滴水洞”。滴水洞前有一座山名叫“龙头山”，毛氏祖坟就在龙头山上。按照古人的风水之说，毛泽东的祖坟还真是在“龙脉”之上。1930年代，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江西发展壮大，当时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认为毛泽东的红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毛氏祖坟的风水之功，于是派人去掘了毛泽东的祖坟，但也没收到什么效果。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滴水洞是毛泽东小时候常来玩耍的地方，后来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挖断了山沟，滴水洞不复存在了，但毛泽东仍然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毛泽东对当时陪他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你们省委研究一下，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草房，我老了回来住一住。省里开个会，其他领导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
地方官员都巴不得有一个机会讨好一下毛泽东，既然毛泽东开口说“修个茅草房”，他们就大兴土木，把毛泽东说的茅草房修成一个大别墅。滴水洞别墅在1960年开工，称为203工程，对外绝对保密，1962年底竣工，1964年开始接待中央领导人。那时滴水洞附近成为禁区，一般人不得进入，一直到1986年对外开放。滴水洞别墅共有3栋房子，1号楼是毛泽东住的，2号楼是客人住的，3号楼是警卫部队住的。
1966年6月17日，毛泽东带着少量随从，神秘地回到韶山，住进了滴水洞别墅。这是毛泽东继1959年之后第二次回故乡韶山，也是第一次住进专门为他修建的滴水洞别墅。毛泽东沿着l号楼仔细看了一圈，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
1959年，毛泽东是大张旗鼓地回韶山故乡的，接见了很多故老乡亲。而毛泽东1966年这次回韶山，却是非常保密的，连刘少奇也不知道毛泽东到了韶山，只有周恩来知道，每天派人从北京给毛泽东送文件。
这次毛泽东住进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既不见韶山的故老乡亲，也不见任何高官。他除了躺在床上看书，就是思考问题。
毛泽东一向是喜好游泳的，6月下旬也正是游泳的大好季节，可这次毛泽东却没有游泳，整天呆在屋子里想心事。唯一的一次出门，也不过只走了300米就回来了。陪同毛泽东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说：“可以看出，毛主席是有心事的，需要有一个安静的地方思考问题。毛主席选了家乡的滴水洞，这是有历史意义的。”
1946年，毛泽东思考了三天，最后决定跟国民党决裂开战，1950年，毛泽东思考了一星期，最后决定参加朝鲜战争；而这次在滴水洞，毛泽东思考了11天，可见毛泽东要思考一件比以往更加难于决断的事情，他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苦思苦想。
滴水洞的沉思（2）
1944年，毛泽东写下著名篇章《为人民服务》，里面有一句曾经是无人不晓的名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是什么呢？这就是打倒蒋介石政府，推翻“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为了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大家团结一心，浴血奋战，终于在1949年10月，打倒了蒋介石政府，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者，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他们的共同革命目标实现了。可也就在他们共同的目标实现了的同时，他们团结一致的基础却松动了。建立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实现之后，下一个奋斗目标是什么呢？这时候毛泽东跟他的战友们，分歧就出来了。
很多毛泽东的战友，他们虽然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但实际上并没有共产主义思想，也不想搞共产主义。他们把建立新中国，当成革命事业的奋斗终点，认为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今后的奋斗目标应该是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了，他们放弃了继续搞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
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就指出：“我们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
什么是共产主义呢？马克思认为，仅仅是实行公有制，还不算真正的共产主义，必须实现两个彻底决裂：一、与传统的所有制彻底决裂；二、与传统的思想观念彻底决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也要同传统的思想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私心”不是生来就有的天性，而是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原始社会的人是没有“私心”的。马克思指责资产阶级把人的“自私心”，说成是人的本性，并把这种“自私心”加以天然化和神圣化，为私有制的合法性提供最基础的依据。
马克思认为，“自私心”对私有制起了保护和加强的作用，因此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也必须消灭自私心。共产主义既是崭新的社会制度，又是崭新的思想观念，所以必须与传统的社会体制和传统的思想观念彻底决裂。在文革期间，“两个决裂”曾是一个报刊上非常频繁出现的词汇，那时的报刊声称：能否用自己的言行来实践“两个决裂”，是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水岭，以及识别真假共产党人的试金石。
1949年中共建国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反对“两个决裂”。刘少奇等人就认为，新中国不应该跟私有制完全决裂，至少应该保留一些私有制的“合理部分”。只是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中国才于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马克思说的“第一个决裂”，也就是跟私有制的决裂。
滴水洞的沉思（3）
但在不久，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变成了大饥荒，新中国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那时以刘少奇为首的一批人，认为大跃进失败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谓“七分人祸”，就是因为毛泽东急于跟私有制“决裂”，急于消灭一切私有制。刘少奇认为中国应该恢复一部分“合理的”私有制，于是“三自一包”等恢复私有制的政策就出笼了。
这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凸显了。毛泽东认为中国好不容易才实现了与私有制的决裂，现在又要恢复私有制，那不是回头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毛泽东认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不应该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解决困难，他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说：“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到马克思那里去找答案，而是到资本主义那里去找答案。”
毛泽东越来越认为他的思想与刘少奇格格不入，认为刘少奇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头人。毛泽东不仅不能容忍刘少奇在农村搞恢复私有制的“三自一包”，也反对在工厂用奖金等方法来提高生产，反对把刺激人的“私心”作为发展生产的原动力。毛泽东在文革中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据我观察，相当大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他们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是搞什么物质刺激，搞什么奖金等等，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
毛泽东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来日无多，如果再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给予反击，中国就会变成修正主义，而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革命，就要半途而废了。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明确地说：“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马克思提出的“第二个决裂”，是与过去的传统思想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原因就在于，人民公社只完成了与传统私有制的“第一个决裂”，却没有完成与传统思想观念的“第二个决裂”。人民公社是公有制，而运行这个公有制的人的思想，却充满了“自私心”的私有制思想。用传统的私有制思想来运行崭新的公有制人民公社，其失败是必然的。
大跃进、人民公社失败后，毛泽东意识到对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他搞了学雷锋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效果都不大。现在，毛泽东准备借这次文化大革命，搞一次彻底的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破四旧，立四新，同传统思想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谓的“破四旧”，是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是指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文革中最被诟病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毛泽东提倡的“破四旧”的旗帜下，红卫兵焚烧古书字画，砸毁寺庙佛像，文物古迹等。在他们看来，那些古书、佛像等等，都是旧思想文化的物质载体，为了与旧思想文化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有必要焚毁那些代表旧思想文化的物质载体。
滴水洞的沉思（4）
对于毛泽东来说，要把中国带上共产主义的道路，不仅要做到马克思说的“两个决裂”，还要做到“第三个决裂”，就是与他的老战友们彻底决裂。
毛泽东深知当年与他一起干革命的老战友、老干部，都是经过几十年革命考验和锻炼的人才，是国家的栋梁。可是这些人，大多数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曾经与毛泽东有共同奋斗目标的老战友们，现在他们的奋斗目标不同了。老干部们成为新中国的既得利益者，绝大部分人认为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的奋斗目标应该是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了，而毛泽东这样坚持把共产主义革命搞到底的人，反而成为少数派。绝大部分老干部都不赞成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因为这场革命革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
此时的毛泽东面临艰难的选择。如果他把文革搞下去，他将不是与刘少奇一个人为敌，而是与党内绝大部分的老干部为敌。毛泽东能够避免与绝大部分的老干部为敌吗？当让是可以的。
毛泽东可以迎合党内老干部的利益，可以允许他们经营自己的安乐窝，可以带领他们走半私有制的修正主义道路，或者干脆走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可以亲自带领大家搞包产到户，也可以亲自带头搞对外开放，不管怎么说，走资本主义，总比走社会主义容易得多。至少，走资本主义道路，不需要对人进行思想改造，而走共产主义道路，就必须花大量的力气对人进行思想改造。这种思想改造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甚至有可能引起人们的反感。
只要毛泽东迎合大多数老干部的利益，就可以避免与他们为敌，这样，毛泽东将一如既往地受到老干部们的拥戴和支持，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也会得到巩固。可是这样，毛泽东将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成为马克思的叛徒”。
毛泽东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他要继续搞共产主义革命，就必须跟他的老战友们“决裂”，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毛泽东在滴水洞苦苦思索了11天，就是为了这“第三个决裂”，这是毛泽东至今为止遇到的最大难题。以前，不管毛泽东遇到什么困难，他身边都有一大批老战友支持他；而现在，毛泽东却要为了自己的理想，跟过去的老战友们彻底决裂了，这是多么难于取舍的选择呀。
毛泽东在沉思了11天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与他的老战友们决裂。早在1965年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我怎么跟马克思交代？你们给我留个修正主义的尾巴，我不干！”
现在，毛泽东更坚定了决心，为了继续把共产主义革命搞下去，不惜跟过去的老战友们“彻底决裂”，因为这些老干部已经成为继续革命的绊脚石。
最后毛泽东下定决心，这场文化大革命不能中途而废，一定要坚持到底，就是与他所有的老战友决裂，也在所不惜。【待续】
毛泽东是仔细读过马克思著作的，是马克思的信徒。可是现在很多人评论毛泽东，根本不读马克思的著作，对马克思的理论和共产主义理念一无所知。这些评论毛泽东的文章，完全把毛泽东与马克思，把毛泽东与共产主义割裂开来，单纯从世俗的角度去分析毛泽东的行为。脱离开马克思的学说去评论毛泽东，是非常不恰当的
很多人自己没有任何信仰，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就认为毛泽东也没有任何信仰，毛泽东也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或者认为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假的。大部分人只是用世俗的眼光和价值观去评论毛泽东，极少有人联系到马克思主义去评论毛泽东的。
用这种世俗的眼光和价值观，或者将马克思与毛泽东分割开来，是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的，也是无法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要想真正地理解毛泽东，至少要粗通马克思的学说。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做的许多事情，就容易理解了。
在20世纪，曾有过很多马克思的信徒。比如南美著名的革命家格瓦拉，他领导古巴革命成功后，却放弃了古巴政府的要职和安逸的生活，转入南美其他国家继续打游击，结果死于游击战。另一位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掌权后，掀起红色高棉运动，消灭一切私有制，试图把柬埔寨建成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家。波尔布特进行极端的社会改造，废除货币，没收所有人的私有财产，取消城市，所有人一律去农村人民公社劳动，一律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
波尔布特为什么要搞红色高棉运动呢？难道波尔布特是为了与刘少奇之类的人物争取夺力，才把全体柬埔寨人民卷入一场大革命吗？现在人们都承认波尔布特发起红色高棉运动，并不是出自个人争权夺利的私心，而是出自共产主义的信仰。尽管很多人说波尔布特是疯子，是狂人，但没有人说波尔布特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权术家。
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与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运动是相似的。毛泽东和波尔布特都是共产党人，波尔布特可以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发起红色高棉运动，难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偏偏就没有共产主义信仰的成分吗？
尽管不敢说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是百分之百出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但也绝不是百分之百没有共产主义的信仰。从后来各种各样的事实来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中，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出于共产党人的使命感。【待续】
【接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任务是消灭一切私有制。毛泽东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搞革命的目的，就是消灭私有制。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在中国消灭了私有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消灭私有制的任务就此完成了。因为私有制还有可能卷土重来，所以共产党在消灭了私有制之后，还必须防止私有制的卷土重来，这就是毛泽东所谓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看到，他的战友们在新中国建立后，纷纷认为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应该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了。所谓搞经济建设，其实首先建设的都是每个人自己的安乐窝。就在大家忙于建设自己的安乐窝的时候，毛泽东却感到一种危机，那就是私有制的阴魂正在经济建设的背景下悄悄地卷土重来。因此以毛泽东提出警惕阶级斗争，注意“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
刘少奇这位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不但不阻止私有制的卷土重来，反而用各种方式鼓励和支持私有制的卷土重来，这就跟毛泽东产生了无法弥补的裂痕。毛泽东出于共产党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在他的有生之年，发起一场运动，打倒刘少奇这样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阻止私有制在中国的卷土重来。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中国搞私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现在看来，中国似乎更适合搞资本主义，而不适合搞社会主义。但对于毛泽东这样信奉共产主义的人来说，是绝对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因为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消灭私有制。
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很难理解什么叫“使命感”，所以这里用比较世俗一些的观点，来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从世俗的观点来看，毛泽东发动文革，未必是出于什么“一心为人民”的高尚情操，很可能只是出于一种对社会的“不满”。
我们大部分人，对现实社会都有各种各样的不满，对现实社会完全满意的人极少。那么我们怎么处置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呢？胆子小的人，把这些不满忍在心里，或者只是在嘴上发发牢骚；而胆子大的人，有了不满就要付诸行动，写文章抨击社会，甚至搞出更激烈的行动。著名革命家格瓦拉有一句名言：“应当永远对非正义的事情感到强烈的愤怒，这是一个革命者最宝贵的品质。”
毛泽东对现实社会也是不满的，他本想把中国领上共产主义的道路，可是刘少奇却要把中国领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样一来，毛泽东当然不满了，甚至是愤怒了。【待续】
【接前】除了对刘少奇的路线不满之外，毛泽东对刘少奇个人的作风也很不满，第一个不满是刘少奇越来越“翘尾巴”，越来越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公然在高官面前蔑视毛泽东的权威；第二个不满是刘少奇的机会主义。刘少奇本来是积极参与和领导大跃进的，大跃进的失败，刘少奇至少应该负第二位的责任，可是当大跃进失败后，刘少奇却把失败的责任全推到毛泽东身上，自己摇身一变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言人，让毛泽东一个人承担饿死人的罪名。
毛泽东这种胆大包天的人，一旦有了不满，肯定不会忍在心里，更不会发发牢骚完事，毛泽东要把自己的不满，变成一种行动，这就是文革了。
很多人认为毛泽东发起文革打倒刘少奇，仅仅是对刘少奇的作风不满，这是不正确的。如果仅仅是对刘少奇的作风不满，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之后，就应该心满意足地结束文革了。可是事实上，在1967年打倒了刘少奇之后，毛泽东不仅没有结束文革，反而把文革搞得更加激烈了。而且，如果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就没有必要把整个一批老干部都牵连进去一起打倒。正是因为路线斗争的需要，毛泽东才有必要把自己的老战友们统统打倒。
前面提到，毛泽东清楚地明白，他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将意味着要跟他过去的老战友们决裂。因为他的老战友将成为这场革命的受害者，而不是受益者。因此，毛泽东一方面要对这场斗争抱有必胜的信心，另一方面又要特别注意这场斗争的艺术，这也就是毛泽东常说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毛泽东本来的计划，是先夺取刘少奇掌握的宣传大权，然后开动宣传机器制造舆论，打掉刘少奇在人民中的威信，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臭”。之后，再召开第九次党代会，在“九大”上罢黜已经被搞臭的刘少奇。
可是现在毛泽东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可能的计划。当《聂元梓大字报》发表之后，全国掀起了来势凶猛的群众夺权运动，这是毛泽东自己也始料未及的。这时毛泽东突然想到，可以干脆利用群众的力量，直接夺取刘少奇等人的权力，这比召开党代会的方法，更加直截了当。而且，还可以在打倒刘少奇的同时，利用群众的力量把周恩来等一批老干部也一举全部打倒，彻底摧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
但利用群众来夺权的计划，风险也是极大的，因为群众不一定那么听话。因此，毛泽东做出一个“两条腿走路”的计划：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搞臭”刘少奇，另一方面尝试利用群众来夺权的可能性。如果利用群众夺权成功，那当然最好；如果利用群众夺权不成功，再利用召开党代会的办法罢黜刘少奇。【待续】
【接前】毛泽东也清楚，他这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打击面是非常大的，所以不能点一把大火，把所有的人都烧起来，否则阻力将会太大，很难搞下去。因此毛泽东要分期分批地烧，各个击破，先集中火力烧刘少奇一个人，让别人以为这把火只是烧刘少奇的，不会烧到自己身上，这样才能把阻力降为最低。
因此毛泽东要放出烟幕弹，掩盖自己的意图，让老干部们误以为文革只是针对刘少奇一个人的。毛泽东的烟幕弹是十分成功的，甚至连周恩来和林彪这样的高手都被迷惑了。因为毛泽东最重要的战术部署，就是搞定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林彪。
对付周恩来，毛泽东还是“一手软，一手硬”的办法。“一手软”是给周恩来一些好处，让周恩来感到打倒刘少奇对他也是有利的。毛泽东给周恩来的好处，就是让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以前是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现在让周恩来主持，等于是给周恩来升格了，给周恩来更大的实权。
毛泽东“一手硬”办法，就是威胁周恩来：你如果不同意打倒刘少奇，那我们的党就要彻底分裂，甚至来一场内战。毛泽东知道，一旦遇到分裂党的危险，周恩来就会妥协了。
然而毛泽东对付林彪，就只有“一手软”的办法，而没有“一手硬”的办法。因为林彪不怕党的分裂，更不怕打内战，毛泽东的威胁不起作用。所以毛泽东只能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拉拢林彪，让林彪当唯一的副主席，给林彪“亲密战友”、“接班人”的封号，这些都是为了让林彪在文革中一心一意为毛泽东效力。
毛泽东在滴水洞里想了11天，终于想好了搞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和战术。文革的战略，是打倒整个老干部集团，不仅是刘少奇，也包括周恩来和林彪。文革的目的，是让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接班，保证中国在毛泽东死后，继续搞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会出现资本主义私有制复辟。文革的战术，是利用群众夺权的方式，第一步先打倒刘少奇，第二步再打倒周恩来，最后打倒林彪，彻底消除阻碍年轻人接班的党内“大佬”。文革的时间，毛泽东最初准备两年到三年。据一直在滴水洞陪同毛泽东的张耀祠说：“我认为毛主席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任务、方针、政策、指导思想、方法、规模和时间等，大概就是在滴水洞中形成的。”
毛泽东曾对张耀祠说：“这样的运动时间不能太长了，两三年足矣！”可见当时毛泽东对文革还是很乐观的。
6月26日，直到离开滴水洞的前两天，毛泽东才接见了湖南省委的华国锋等人。毛泽东对他们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新的长征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当时在场的人并没有在意。【待续】
【接前】据华国锋回忆说，他当时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是文艺界的事情，在湖南省委成立“文革”小组时，华国锋还以自己主管财贸为理由，表示不参加。他们直到后来，才领会到毛泽东当时说的“新的长征”，意义是多么的重大。
毛泽东于6月28日离开韶山滴水洞，湖南省委的华国锋等人前来送行。汽车已安排好了，大家站在道路两侧为毛泽东送行。警卫员为毛泽东打开车门，毛泽东就要上车的时候，忽然又说：“你们走，我还要进去坐一下。”
于是毛泽东又走进滴水洞一号楼，在客厅的沙发上默默坐下，一句话也不说。张耀祠等人十分着急，因为保密电话已经拆掉，毛泽东的行装也收拾好了，而毛泽东却又不走了。服务员给毛泽东递上一杯茶，又洗了几个水蜜桃，毛泽东说：“我不想吃。”
服务员说：“主席，这是从您房子东头的桃树上摘的，您尝尝鲜吧，下次就难得吃到啊！”
毛泽东听说是自己房前桃树上的桃子，立即欣然吃了几个，还吩咐服务员摘了两脸盆带去长沙。这时候，工作人员又劝毛泽东说：“主席，一切都准备好了，走吧！”
毛泽东不耐烦地说：“还是要走，真是身不由己！”
最后毛泽东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步伐沉重地走出1号楼，上了汽车。毛泽东临行时与大家握手道别，当与滴水洞管理员廖时雨握手时，他说：“你要把房子管好啊，我还要回来的。”
1976年8月，毛泽东已经病重，他用不太清晰的虚弱声音，向身边的工作人员传达了他想回韶山，想到滴水洞安度晚年。但中央考虑到毛泽东的身体情况，不同意他回韶山滴水洞休养。可是毛泽东却再三坚持，最后中央政治局终于同意毛泽东于9月15日回韶山滴水洞。1976年9月8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给滴水洞工作人员打电话说：“我将于9月9日到滴水洞检查接待工作，中央已安排毛主席9月15日回滴水洞颐养天年。”
滴水洞的工作人员兴奋不已，就在他们积极准备接待毛泽东归来的时候，9月9日，传来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这也许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眼看毛泽东回滴水洞的行程就差六天了，可他却走上另一条不归之路。【本节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