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12）
【接前】2月8日，彭真带领“五人小组”以及许立群、吴冷西等人，去武汉沙面见毛泽东汇报。许立群先向毛泽东汇报附件材料中的《关锋的杂文》，毛泽东一下就把这个问题挡了回去，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
毛泽东这里选择了“保”关锋。当然毛泽东也知道，“保”关锋肯定会影响他在高官们中的形象，不过此时毛泽东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彭真借这个话题，进一步说：“我们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和学阀的道路，应该进行必要的整风。”
毛泽东又把彭真的话挡回去，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彭真拿出这次他带来的“杀手锏”材料：有关郭沫若的材料。郭沫若曾于1960年看川剧《大红袍（即海瑞传）》时，作七律一首：
“刚峰当日一人豪，克已爱民藐锯刀。堪笑壅君如土偶，竟教道士作天骄。”
“直言敢谏疏犹在，平产均田见可高。公道在人成不朽，于今犹演大红袍。”
郭沫若在1961年2月到海口参观海瑞墓，又作一首赞海瑞的诗：
“我知公道在人心，不违民者民所悦。史存直言敢谏疏，传有平产均田说。”
我们知道，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要点是三个：第一、为海瑞的罢官鸣不平；第二、称赞海瑞搞“分田”；第三、发表的时间是在1959年彭德怀被罢官的庐山会议之后。
我们再看郭沫若的这两首诗，第一、其中有“公道在人成不朽”和“我知公道在人心”，明显是为海瑞鸣不平；第二、其中有“平产均田见可高”和“传有平产均田说”，明显是称赞海瑞搞“分田”；第三、郭沫若这两首诗分别发表在1960年和1961年，与吴晗1961年发表《海瑞罢官》的时间上也是一致。
这样看来，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中的三个要点问题，郭沫若的诗中全部都有，所以如果只批吴晗，不批郭沫若，从道理上说不过去。也正因为如此，郭沫若非常紧张，赶紧提出辞职。
彭真拿出来的郭沫若材料，给毛泽东出了一个大难题。如果不批郭沫若，显然会让人感到批吴晗有不公平的地方；如果批郭沫若，毛泽东又于心不忍，毕竟他与郭沫若不是一般的交情。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的身份和地位都是文人中第一把交椅，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文联主席。不仅如此，郭沫若与毛泽东的私交甚好，两人是诗友，不时有诗词唱和。目前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中，有两首是和郭沫若的，第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写于1961年11月，诗中写道：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泽东的第二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写于1963年1月，诗中写道：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当然毛泽东也批评过郭沫若，那是起因于1965年郭沫若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大胆地说：《兰亭序》文和《兰亭序》帖都是后人伪托的。很多人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投稿给报刊与郭沫若进行“争鸣”，但都被郭沫若“压住”，不能发表。于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也是毛泽东的另一位老朋友，亲自给毛泽东写信，告郭沫若的状。【待续】
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13）
【接前】毛泽东看到章士钊的信，也不满郭沫若的霸道做法，赞成发表文章与郭沫若进行“争鸣”。于是毛泽东亲自写信给郭沫若，客气地事先通知郭沫若，将会有人要批判他。毛泽东在信中说：“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当然那次对郭沫若的“批评”，只是纯学术的问题，不是大问题。可这次对郭沫若的批判，那就是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了，毛泽东万没想到郭沫若居然会陷入《海瑞罢官》的泥潭中。
从毛泽东个人的利益来看，抛出郭沫若，是对他有利的，至少可以在高官们中间树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形象。可是毛泽东还是选择了拉老朋友一把，牺牲自己的形象，挽救郭沫若。
毛泽东表态说：“郭老还要在学术界工作，他表示一点主动，作一点自我批评好。”当然，毛泽东保护了郭沫若，就不好处分吴晗了，于是毛泽东不得不让步说：“吴晗也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
最后毛泽东谈到核心问题，用严肃的语气，逼问彭真说：“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彭真也够得上硬汉，面不改色地把毛泽东的话顶回去，说：“经过调查，不是。”
彭真居然一点而不怕自己，毛泽东心中的愤怒升起，继续逼问说：“我曾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真居然还是面不改色，再次把毛泽东的话硬顶了回去，说：“2月5日，我们在北京向少奇同志汇报的时候，也提到您的话。少奇同志说，没有发现吴晗跟彭德怀有组织联系。”
彭真把毛泽东的话顶回去，还把刘少奇抬出来，给毛泽东一个无形的示威。
彭真如此不给毛泽东面子，毛泽东心中的怒火是可想而知的，他几乎就要发怒了，就要骂人了。但在这个关头，毛泽东又冷静下来，毛泽东明白，现在骂人对他是不利的，因为彭真带来的是政治局常委通过的文件，他骂彭真，就是与政治局常委过不去。于是毛泽东冷静下来，不再说话了。
彭真早就做好了被毛泽东大骂一通的思想准备。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把毛泽东的话硬顶回去，毛泽东居然沉默不语了。这让彭真大喜，认为毛泽东是“认输”了，不得不同意这份《二月提纲》，非常高兴。彭真还想最后得到毛泽东明确首肯，于是说：“以前很多批判都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这次我们应该要做一个政治结论。”
毛泽东不会上彭真的钩，说：“不同的意见可以放出来，可以比较鉴别。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彭真向毛泽东的汇报就这么结束了，毛泽东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反对。当然彭真就把这个理解为毛泽东同意了，马上下令下发这个文件。2月12日，中央办公厅正式下发了《二月提纲》，作为中央处理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方针。
到此为止，在《二月提纲》的问题上，毛泽东又输了一次。但毛泽东的再次反击，很快就要来了。【待续】
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14）
【接前】彭真走后，毛泽东的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静，这是毛泽东从1964年底跟刘少奇翻脸之后，最大的一次败退。毛泽东批《海瑞罢官》，是要批它的两个要害：第一个要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第二个要害是“为彭德怀翻案”。可是《二月提纲》把毛泽东的两个要害完全否决，把批《海瑞罢官》转变成一场学术批判。为了搞这个《评/海瑞罢官》，毛泽东可是前后花费了一年时间的，现在看来是白辛苦一场了。
更让毛泽东郁闷的是，现在连彭真这样的人，也敢当着众人的面顶撞他，不给他面子了。毛泽东态度严厉地向彭真逼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如果是过去的彭真，尽管想否定毛泽东的意见，但碍于毛泽东领袖的面子，不好意思直接否定毛泽东的话，会含糊其辞地回答说：“我们正在进行调查……”
可是现在的彭真，已经不管毛泽东领袖的面子了，他干脆地当面否定毛泽东的意见，说：“经过调查，不是。”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党内威信的山河日下程度，比他自己想象的还要快。
刘少奇在《二月提纲》中，用暗语向毛泽东发出“和解”的信息。但刘少奇的和解态度，不是卑谦的求饶态度，而是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讲和态度。这样的和解，毛泽东还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次，毛泽东也不准备接受这个带有屈辱性的讲和。在毛泽东心中，从来就没有认为刘少奇有资格跟他平起平坐。
但是这次，毛泽东还是理智地退却下来。这只是因为时机不成熟，他要等待时机成熟了之后，再来给刘少奇致命的一击。
可是刘少奇和彭真却误解了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没有反对《二月提纲》，是毛泽东示弱了，同意跟他们和解了。于是这两个人高兴地过早，同时也疏忽大意起来。
刘少奇于1966年3月26日到4月19日，放心大胆地出国访问巴基斯坦、缅甸、阿富汗等国，时间长达二十余天，等刘少奇回国的时候，才发现彭真已经被批倒了。毛泽东批倒彭真，正是利用了刘少奇出国访问的这段时间。
彭真更是有点翘尾巴了。2月12日，彭真向上海市委传达《二月提纲》时，得意地说：“《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
2月13日，彭真派胡绳跟张春桥谈话，说：“吴晗的问题不能说要害，毛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这里所谓的“两边”，就是指被批的吴晗这一边，与批判吴晗的姚文元那一边。彭真把吴晗的问题进一步降温，连“要害”也没有了。
2月18日，彭真派许立群和胡绳召集文艺界和报刊界召开《二月提纲》讨论会，许立群传达彭真的意思说：“不能把《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毛主席说的。今后报刊组织文章，要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凡是涉及庐山会议的文章都要删改或不发。”彭真的胆子够大，把“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说成是毛泽东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待续】
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15）
【接前】在中国，凡是在官场上得势的人，总会有很多人来吹捧你。这次讨论会上，很多人看到彭真得势了，于是吹鼓声大作，吹捧《二月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解放后历次文化革命的总结”、“中央这样直接地抓学术问题，过去还不多，说明中央很关怀”。
就在文艺界和报刊界吹捧《二月提纲》的时候，彭真却带着许立群和胡绳到三线参观去了，满不在乎地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让他们讨论讨论就行了。”
不久，彭真让吴晗化名“李明夫”，到昌平县去搞“四清”，事实上取消了对他的批判。这样，眼看着毛泽东发起的批《海瑞罢官》，就要虎头蛇尾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了。
不过毛泽东的运气还是不坏的，正在他找机会反击的时候，一个好时会就来了。1966年2月24日，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致信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正好利用讨论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从侧面对刘少奇发起一轮新的反击。
这里有必要引申说明一下，毛泽东发动文革，与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是密切相关的，特别是与苏联的关系，是导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因素之一。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反修防修和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中共建党时期。中共最初是苏联扶持起来的一个“中国支部”，早期完全在苏联的掌控之下。但1927年毛泽东开始搞“农村包围城市”，建立起自己的势力以后，对苏联的指示就不那么听话了。
那时中共分成亲苏联的“国际派”与土生土长的“山沟派”，以王明为首的亲苏派，在延安整风时基本上被铲除掉了，之后当权的中共“三巨头”，都是不是亲苏联的。刘少奇早期在苏联留学过，但只是一个小小的留学生，与苏联上层人物并没有建立起任何关系或联系。周恩来也只是短期在苏联治病住了几个月，与苏联上层也没有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在中共建国之前，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并非十分友好，矛盾不少。1949年中共建国时，中共为了取得国际上的承认，不得不宣布“对苏一边倒”。因为在当时，世界是泾渭分明的美、苏两大阵营，新中国不得不投靠其中一个阵营。想自立成为“第三极”，对于1949年刚建国的中共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得不“对苏一边倒”。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与苏联关系搞僵，是因为毛泽东想与赫鲁晓夫争当“国际共产主义的领袖”。这种说法乍看似乎有些道理，但并不符合事实。
苏联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并不是因为赫鲁晓夫个人的魅力，而是因为苏联的国家实力，当时苏联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军事实体，有威胁到美国存亡的实力。而中国的国家实力，不管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与苏联相差甚远，绝没有实力去争夺苏联的国际共运领袖地位。
既然中国的实力不可能超过苏联，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既然中国不可能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那么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凭什么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毛泽东本人更不至于那么“蠢”，他根本不会想到去跟苏联争夺什么国际共运的领袖。
毛泽东的做法更高明，他不去跟苏联争夺国际共运的领袖，这样他反而成为了“第三世界的领袖。”【待续】
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倒（16）
【接前】毛泽东的对外政策，第一个特点就是“反苏”。一些人批评毛泽东的反苏政策，说中国应该与苏联搞好关系，“反苏”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反苏”呢？毛泽东“反苏”的原因，既有被迫的成分，也有他主动的成分。
毛泽东“反苏”的第一个原因是“被迫”。苏联由于历史的传统，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严重，不允许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采用自己的方式“单干”搞社会主义，强调搞社会主义要在苏联的领导下，要求同盟国围着苏联的指挥棒转，一切听从苏联的指挥。毛泽东形容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名义上说是“兄弟党”，实际上视为“儿子党”，用“老子管儿子”的方式，粗暴地干涉其他共产党的内部事务，这样势必影响苏共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团结。
苏共不仅与中共关系不好，与日本共产党等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关系也不好，大家都对苏联的“老子党”作风多有反感。1968年苏联对不听话的捷克斯洛伐克，出动军队武力干涉，连罗马尼亚等卫星国都进行了反对。但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苏联的枪杆子下建立起来的，因此他们对苏联敢怒而不敢言。
因为苏联是一个霸王作派国家，中国要想与苏联搞好关系，只能当一个马首是瞻的小伙计，要想以平等的地位，与苏联搞好关系是不太可能的。这对于毛泽东以及当年那些自尊心很强的中共领导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事。事实上，除了中国之外，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越南、古巴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反过苏联。因此，毛泽东的“反苏”，有很大分成是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自尊，并非单纯的个人“意气之争”。
毛泽东“反苏”的第二个原因是“主动”。要理解这个问题，有必要从宗教的角度来谈论。
绝大部分中国人不相信任何宗教，没有任何信仰，所以总会不自觉地用世俗的观点或想法，去谈论宗教信仰，这就很有问题了。因为宗教信仰是无法用世俗的观点去理解的，一个和尚不喝酒、不吃肉、不结婚，不是为了获得什么物质利益，只是为了自己的“信仰”。如果认为一个和尚不喝酒、不吃肉、不结婚，是因为想出名，想夺权之类的世俗利益，那就完全误解宗教了。【待续】
【刘少奇说：“人相食，是要上书的。”这句话是编造的传闻，真实性基本为零。
这番话出自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和王光美等合写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这本书里这样写道
【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据该书介绍，刘少奇是在跟毛泽东“单独谈话”时，说出了这番话的。既然是刘少奇跟毛泽东“单独谈话”，王光美或刘源作为第三者，又怎么可能知道？
刘源对这段话的来历避而不谈，没有任何说明，没有任何出处。是刘少奇自己亲口告诉王光美的？亲口告诉刘源的？还是刘少奇身旁的秘书透露出来的？书中一概没有说明。
因此，我们只能判断，这句话是编造的传闻。】
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倒（17）
【接前】共产党是一个宗教意识很重的组织，参加共产党，要举手宣誓信仰马克思主义，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信仰”和“献身”，都是宗教的东西，每一种宗教的教义，都是要信仰的，都是不能提出怀疑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是要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更是要改变人的思想，这就非常类似于宗教了。宗教都是要改变人的思想，及所谓“洗脑”。共产主义也同样，是需要“信仰”的，是需要有“信徒”的。
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谈到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说：“中国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NOTE7。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生小孩子的时候信，等生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从各种迹象来看，毛泽东本人是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毛泽东多次说过：“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来没有动摇过。”
现在有一个颇为流行的名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就是不允许“修正”伊斯兰的原教旨，并且不惜流血牺牲，也要保卫伊斯兰的“原教旨”。这种做法，对于中国人这样不信教的人看来，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中国人看来，把一种“主义”修正一下，有什么了不起的，何必为其大动干戈，流血牺牲更是荒唐至极了。因此理解毛泽东的“反苏”，就要抱着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那种态度，去思考和理解。
毛泽东“反苏”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毛泽东信奉“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修正”了马克思的原教旨，因此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信徒，自然就要跳出来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那么赫鲁晓夫“修正”了马克思的什么“原教旨”呢？
马克思的第一条原教旨是“暴力革命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宣布他的新外交政策“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赫鲁晓夫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哪个制度好，哪个制度先进，未来将属于哪一个制度，这将由历史来裁决。两种制度国家的这方面分歧，并不妨碍两者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待续】
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倒（18）
【接前】赫鲁晓夫所谓的“竞赛”，指的是经济竞赛。赫鲁晓夫把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修改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和平经济竞赛”，显然是大大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赫鲁晓夫还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地取得政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和平过渡”论，更是否定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原教旨”。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坚持马克思的原教旨，声称只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赫鲁晓夫则反批评毛泽东“好战”。
1957年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参加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会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发生了争执。赫鲁晓夫说：“在核武器出现后，已经没有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了。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原子弹不会辨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它轰击成片的地方，每消灭一个资本家的时候，会同时消灭数以万计的工人。这个时候，对许多人民来说，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的肉体已经从我们的星球上消失了。”
毛泽东在发言时，与赫鲁晓夫唱反调，说：“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有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打原子战，没有经验，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如果爆发原子战要死多少人？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三分之一。全世界27亿人，还剩下9亿人。有9亿人也好办事，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换来个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是坏事也是好事。”
毛泽东认为应该坚持马克思的原教旨“暴力革命论”，认为共产党人不应该害怕战争，批评赫鲁晓夫是“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懦夫胆小鬼”；而赫鲁晓夫则批评毛泽东是“好战分子，战争狂人。”
马克思的第二条原教旨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全体苏联人民的党，成为全民政治组织”。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义说：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切政党都是有阶级性的，没有超阶级的政党，从来不存在不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全民党”。在这里，赫鲁晓夫把“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修正为不分阶级的“全民党”，连资本家都可以入党了，这当然是毛泽东这样坚信马克思原教旨的人，所不能容忍的。【待续】
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倒（19）
【接前】赫鲁晓夫又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在今天的新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变为全民的国家。”在这里，赫鲁晓夫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也否定掉了，这点与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相通的。1957年4月，刘少奇在会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地主阶级经过土地改革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也消灭了，公私合营以后，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也基本上消灭了。所以，我们说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或者说基本上解决了。”
刘少奇和赫鲁晓夫都持有“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修正主义观点，这也是毛泽东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的一个原因。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信徒，当然不能接受和容忍“阶级斗争熄灭论” 的观点。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不就熄灭了嘛。”
当然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信奉马克思的原教旨，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还有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柬埔寨的波尔布特等人，都是虔诚的“马克思原教旨主义信徒”。
当时摆在毛泽东面前的问题是：作为社会主义领头人的苏联，出现了违背“马克思原教旨”的修正主义，那么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应该怎么办呢？毛泽东在他主导写的反苏纲领性文献“九评”中，是这样说的：
“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党曾经几十次地反复地考虑：怎么办？我们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跟着苏共领导走，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当然，这样做，苏共领导会高兴，但是我们自己岂不是也变成修正主义者了吗？”
“我们也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保持沉默？但是我们认为，苏共的一系列原则性错误，危害着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员，怎么能够缄默不言呢？如果我们那样做，岂不是放弃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责任吗？”
“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错误，势必遭到他们报复性的打击，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但是，共产党人难道可以采取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因为害怕报复性的打击就不敢坚持真理吗？共产党人难道可以拿原则做交易吗？”
这里表明，毛泽东也很清楚，“反苏”会给中国带来严重的利益损害，那么为什么还要“反苏”呢？这就是宗教信仰的问题了。毛泽东说“共产党不能拿原则做交易”，这就是因为“信仰”是不能用利益做交换的，为了信仰，任何物质利益都是可以抛弃的。所以毛泽东“反苏”动机的一部分，就是出于这种“马克思原教旨主义”的责任感。【待续】
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倒（20）
【接前】当然有人会说：毛泽东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就行，为什么要捆绑全中国人民的利益，跟着他去信仰马克思主义呢？
这也是一种对宗教的误解。宗教就是要把自己的信仰，推广到其他每个人身上。很多宗教都有传教士，四处去传教，更有宗教战争，用暴力的方式强迫别人信教。一个国家，凡是宗教性很强的党派当权，都会“强迫”全国人民按照他们的教义去做。比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掌权的国家，都要求全体人民信奉伊斯兰教，强制全体女人必须戴黑纱。
宗教要解决的是全体人民的信仰问题，绝不是单纯个人的信仰问题。美国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要把手放在《圣经》上说：“我们信仰上帝！”
这个时候，美国人不能抱怨美国总统说：“你自己信仰上帝就行，你凭什么代表我们跟你一起信仰？”美国也是一个宗教情结很重的国家，美国的座右铭是“我们信仰上帝”，每一张美元上都印着“我们信仰上帝”的字样，美军中也有法定的神职人员：随军牧师。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场宗教运动，因为狂热和信仰，是宗教运动的基本特征。外国不时发生宗教运动，发生宗教战争，比如消灭“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圣战”等等。这些对于不信教的中国人来说，都是难于理解的东西。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宗教高潮，最著名的一次是发生在唐朝的佛教高潮，最近的一次就是发生在近代的共产主义运动高潮。蒋介石统治时期，一个人只要是共产党，马上就可以枪毙，根本不需要其他理由。即使这种屠刀的恐怖，也没有使共产党的人数减少，当时参加共产党的人，是出于信仰，而不是要去谋利。据中国民政部门统计，从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到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牺牲的可以查到姓名的“革命烈士”有370多万，这么多人为共产党流血牺牲，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毛泽东的地位，也类似于教主，他想要建立的中国，不是一个世俗的国家，而是一个共产主义信仰的国家，他要让每个中国人都变成共产主义信徒。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其中就有这种“教主”的动机。【待续】
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21）
【接前】前面说到，毛泽东在《二月提纲》上，不得不退让一步，默认了《二月提纲》。但毛泽东只是暂时的退却，他正在等待机会反击。很快，一个绝妙的机会来了：苏联致信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为什么这是一个绝妙的机会呢？
刘少奇的《二月提纲》是政治局通过的，毛泽东要对《二月提纲》进行反击，也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才有效果。毛泽东是党中央主席，主席的特权之一，就是有临时召集政治局会议的权力。所以毛泽东是有权随时召开政治局会议的，但问题是，召开会议必须有一个“议题”才行。
如果毛泽东召开会议的“议题”是经济建设问题，那毛泽东只能是配角，刘少奇反倒成了主角，这样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显然是不想召开的。如果毛泽东召开会议的“议题”是国防和备战问题，毛泽东倒是主角，但因为刘少奇不管这些工作，自然刘少奇就不会有错误，毛泽东找不出把柄在会上“批”刘少奇一下。
现在毛泽东要跟刘少奇斗争，所以他想召开一个政治局会议，可以在会上抓住刘少奇的什么把柄“批”他一下，现在苏联人送来了这个机会。
毛泽东先不表态，让刘少奇去决定。果然，刘少奇在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作出一个决定，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刘少奇提出的理由是，19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的工业和军事装备老化严重，修理用的零部件也十分缺乏，因此需要与苏联有一定的经济来往。
刘少奇的决议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不冷不热地说：“你们同意了，我可不同意。”尽管毛泽东是党主席，但他个人也无权推翻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决定。毛泽东要否决刘少奇的决定，必须再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通过会议来否决刘少奇的决定。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政治局委员们会赞成毛泽东，否决刘少奇的决定吗？对此毛泽东是有信心的。毛泽东深晓中国历史，知道中国人在对外国的问题上，历来都是“主战”比“主和”有理，“强硬”比“妥协”有理。毛泽东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批”刘少奇对外国软弱妥协，刘少奇也没话可说。而且，政治局委员们，谁要是替刘少奇说话，自己就要背上一个“软弱、没骨气”的道德黑锅，所以没人愿意为了刘少奇给自己背一个黑锅。
于是毛泽东3月18日到20日在杭州召开政治局会议，主要议题是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康生等，而且林彪特别从苏州赶来，为毛泽东的这场会议助威。
这是毛泽东事隔一年，在政治局会上与刘少奇进行面对面的直接斗争。毛泽东精神抖擞地来到会场，用挑战的目光环视左右。刘少奇的气色不太好，因为他年初曾大病一场，才病愈不久，刘少奇的身体可是远不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气色虽然不好，但神色镇定自如，丝毫没有畏惧之色。刘少奇知道毛泽东这个会议是冲着他来的，他早就想好了对应之策。【待续】
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22）
【接前】周恩来还是一如既然，对毛泽东殷勤客气，对刘少奇也礼貌有加，双方都保持友好。
林彪的气色不错，这让毛泽东感到安心。毛泽东前些时候托人给林彪传话：“要好好养身体，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今天看上去，林彪的身体还真养得不错。林彪给毛泽东投去坚决支持的目光，更鼓舞了毛泽东。
毛泽东开始发言了，第一句就说：“苏联的二十三大，我们不参加。我们不去参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间派向我们靠近了。”
毛泽东说完这句，等大家的反应。会场上果然如他所料，刘少奇沉默不语。因为刘少奇知道，他如果跟毛泽东辩论，只能是越抹越黑，这种牵扯到“民族自尊”的问题，肯定是越“左”越有理的。其他人也同样沉默不说话，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对外关系上，被扣上一个“腰板不硬”的帽子。另外，高官们不说话，也是想避免刺激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争执。因为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本来已经不好了，即使中国去参加会议，也不会有大的改善。
大家都不说话，就是等于默认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这样毛泽东就小胜刘少奇，否决了刘少奇的决定，打击一下刘少奇的威信。毛泽东还要乘胜追击，继续“批”一下刘少奇，说：“苏联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开这个会，我们靠自力更生，不靠苏联。”
毛泽东这段话，是暗批刘少奇提出要依靠苏联提供机器设备和零件。毛泽东提出完全相反的路线“自力更生”，不靠苏联。在中国，凡是提出“不依赖外国”的口号，总是没有人能够反驳的。
毛泽东再乘胜追击，继续说：“我们不参加会议，但可以写一封信，我们的旗帜要鲜明，不要拖泥带水。我们讲过，赫鲁晓夫是叛徒、工贼，他们那些人总是要反华的。反华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作。”
毛泽东早先说赫鲁晓夫是“叛徒、工贼”，后来“叛徒、工贼”的帽子又转移到刘少奇头上，因为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这时彭真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小难题，说：“这次我们不参加，那么修正主义开会的时候，我们还发不发贺电？”
毛泽东也没有被彭真难住，回答说：“发还是发，我们发贺电，是向苏联人民发的。”
在出席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上，毛泽东小胜了刘少奇，但毛泽东开这次会的目的，并非仅仅如此。上次刘少奇借《二月提纲》，用暗语向毛泽东提出“和解”。而毛泽东则要在今天的会议上，用暗语对刘少奇发出“最后通牒”，向刘少奇宣告：“你要投降的话，现在还来得及”。
毛泽东这时把话题一转，先攻击刘少奇的问题。刘少奇主管文化界和教育界，文化界的问题，政治局在《二月提纲》中才作出决议，毛泽东不便在此时“批”文化界的问题，于是他转而“批”教育界的问题。【待续】
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倒（23）
【接前】毛泽东先挑明他的观点，就是“教育界也要搞革命”，毛泽东先说明教育界要搞革命的理由，他说：“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都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但现在要对他们搞革命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
林彪马上附和说：“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这是阶级斗争。”
毛泽东继续说：“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教育界。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
毛泽东先借机把吴晗“批”一下，然后对着彭真，更加挑明了说：“还有你那个北京刊物《前线》，是吴晗、翦伯赞的前线。廖沫沙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报纸、刊物、文艺、电影、戏剧。现在全国28个省市中，有15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13个没有动。去年九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
这里毛泽东点名批了彭真的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和“三家村”之一的廖沫沙。同时毛泽东又向众高官指出当前的形势：全国28个省市中，有15个表示支持毛泽东，还有13个没有表示支持，但整个解放军都是支持毛泽东的。
然后，毛泽东继续阐明，他将用怎样的方式来进行教育界的革命。毛泽东说：“我们要发动年轻人向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进行斗争，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好的坏的都不要压。把新生力量，如学生、助教、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把剩下一部分死不转变的老教授孤立起来。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历史吃饭的，学生读过的《明史》，吴晗还没有读过呢，俞平伯一点学问也没有。我们解放军的军长、师长，对宋朝、明朝、尧舜不知道，同样打胜仗。”
林彪见机“捧”一下毛泽东，说：“大大小小的仗，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还是按实际情况办事，要学毛主席著作。”
毛泽东很高兴林彪这时候出来捧他，但这里他还要谦虚一下，说：“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的那些东西。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
林彪再捧毛泽东说：“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泽东思想的种子。”
毛泽东终于接受了林彪的捧，说：“那么这样说也可以。”但毛泽东还是要表示一下谦虚，又说：“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的观点，要有新的创造。”
之后，毛泽东说出了最关键的话，他说：“要让学生鸣放，学生要造反，要允许造反，就是要让教授被学生打倒。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年纪老的、学问多的。”【待续】
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25）
【接前】刘少奇从会场出来，心情既不愉快，也不沉重。刘少奇虽然在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上，小输一场，但毛泽东也赢得很勉强，只是赢了一个面子，并没有赢得众高官的心。相反，一些高官倒是暗暗同情刘少奇，觉得他这样的务实做法，比毛泽东的唱高调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刘少奇从众高官的态度看得出来，毛泽东除了林彪和陈伯达之外，已经没有死党了，这极大地鼓舞了刘少奇战胜毛泽东的信心。但同时刘少奇也明白，毛泽东要是豁出去跟他拼死一斗的话，也够他呛的。所以刘少奇借着《二月提纲》，向毛泽东发出“和解”的信号，说：“左派要互相帮助，不要相互揪住不放。”
刘少奇想与毛泽东进行“平等的和解”，但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不能接受“平等的和解”了，毛泽东的“和解条件”是：刘少奇单方面的投降。
在这次会上，刘少奇听明白毛泽东用暗语催促他投降的最后通牒。毛泽东借着骂吴冷西，对刘少奇指桑骂槐地说：“我看你是半个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对没有希望的人，如田家英，我连批评都不批评。”
毛泽东一方面用暗语对刘少奇威胁说：“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这里毛泽东所谓的“进步”，当然就是“投降”的意思，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是：“你要再不投降的话，那就要垮台了。”
但毛泽东另一方面，也给刘少奇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说：“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对没有希望的人，我连批评都不批评。”这句话是暗示说，毛泽东对刘少奇还抱有希望，希望刘少奇能够“进步”，所以毛泽东才会“批评”他。
如果刘少奇接受了毛泽东的最后通牒，在会后立即去找毛泽东谈话，向毛泽东赔礼道歉，做一个低三下四的检讨，发誓从今以后一定听毛泽东的话，一定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那么毛泽东还是可以饶过刘少奇的。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也就可以避免了。
可是刘少奇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最后通牒，没有选择“投降”，而是选择与毛泽东继续斗争。因此，刘少奇在会后，没有去找毛泽东谈话，甚至连招呼都不打，马上乘专机返回北京，放弃了这个最后的机会。六天后的1966年3月26日，刘少奇毫无悬念地离开北京，前往巴基斯坦等国，进行长达二十余天的访问。
刘少奇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呢？第一，刘少奇的性格也是宁折不弯的，也是一条硬汉，投降不属于刘少奇。事实上，后来刘少奇被打倒关押，直到临死前，他也始终没有向毛泽东求饶过。
第二，刘少奇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在党政机关中，刘少奇的力量已经超过了毛泽东的力量，这点刘少奇很有自信。刘少奇的弱点是在军队里没有势力，毛泽东多次向刘少奇发出“解放军支持我”的威胁，但刘少奇并没有当成一回事。刘少奇认为，毛泽东动用军队搞“兵变”是很难的，因为周恩来和朱德、贺龙这些军队大佬，都不会同意搞“兵变”。【待续】
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26）
【接前】第三，刘少奇把斗争失败后果，看得太简单了。刘少奇想：如果斗争失败的话，大不了像彭德怀那样，辞去一切职务，带王光美回老家种地。所以文革发动起来之后的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最后一次与刘少奇单独会面，当时刘少奇向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是：辞去全部职务，带王光美一起回老家去种地。然而到了那个时候，毛泽东已经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过刘少奇了。
毛泽东并不隐瞒自己的性格，时常“提醒”别人，说：“你们要是犯了错误，不要怪我不念旧情，翻脸不认人。”
就像毛泽东说的“凡事都是一分为二”，毛泽东自己的性格也是一分为二，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从“人情”的道德角度来看，“翻脸不认人”似乎不是好的品德，因此不少人指责毛泽东“翻脸不认人”的做法，甚至说毛泽东的性格“残忍”，对自己几十年的老战友不念旧情，打倒不说，还要踩上一只脚。
不过毛泽东的“翻脸不认人”，也有好的一面，这就是有利于防止“腐败”。像张青山、刘子善这样屡立战功的老革命，因为贪污腐败了，毛泽东二话不说就把他们枪毙了。如果是周恩来处理张青山、刘子善，大约会“念旧情”，考虑到他们过去对革命事业的功劳，从轻处分，至少不会枪毙。
对于贪官来说，周恩来那样“翻脸还认人”、“讲人情”的领导人，他们是不太害怕的，所以就比较敢去贪污腐化。而毛泽东那样“翻脸不认人”、“铁面无情”的领导人，他们就害怕了，所以就不太敢去贪污腐化。毛泽东时代比较清廉，这与毛泽东的“翻脸不认人”性格，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换上一位很有“人情味”的领导人，老战友张三腐化了，他要念旧情，照顾一下；老部下李四贪污了，他要念旧功，从轻发落一下……，这种“讲人情”，怎么能治得住贪污腐化呢。
人总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人们赞扬包公“铁面无情”，但真的包公来到自己身边，对自己也“铁面无情”的时候，人们又要叶公好龙，抱怨包公“不讲人情”了。
尽管毛泽东是翻脸不认人的，但他对刘少奇，应该说还是给予了“特别照顾”，甚至给了刘少奇四次机会，希望刘少奇“改正错误”，但都被刘少奇拒绝了。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第一次机会，是1964年12月毛泽东生日晚宴的时候，如果那时候刘少奇去向毛泽东赔礼道歉，那么毛泽东可以跟刘少奇“真正的和解”，重归于好。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第二次机会，是1965年11月毛泽东抛出《评/海瑞罢官》的时候。如果那时刘少奇看出毛泽东的愤怒，马上去向毛泽东检讨道歉，毛泽东可以跟刘少奇“有条件的和解”。这时毛泽东要削去刘少奇的一部分权力，但保留大部分权力，让刘少奇戴罪立功。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第三次机会，就是这次1966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如果这次刘少奇接受毛泽东的“最后通牒”，会议之后马上向毛泽东检讨反省，毛泽东可以让刘少奇“投降”。不过这时毛泽东就要拿走刘少奇的全部实权了，只给他保留一个“国家主席”的虚位，让刘少奇体面地下台。【待续】
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27）
【接前】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第四次机会，是后来1966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如果那次刘少奇接受毛泽东的“无条件投降书”，在会上向毛泽东提出辞去全部职务，带王光美一起回老家去种地。那毛泽东还是可以放刘少奇回家去种地，保全身家性命。
等到1966年8月，毛泽东亲自写下打倒刘少奇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刘少奇再想回家种地，已是不可能了，等待刘少奇的只能是监狱了。现在并没有证据显示毛泽东要处死刘少奇，刘少奇之死，主要是身体不好，经受不起牢狱的痛苦折磨。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住处等刘少奇来“投降”，可是刘少奇却不辞而别地走了，这让毛泽东更加气愤。毛泽东专门给刘少奇留下一个投降的机会，但刘少奇一点儿也不领情，这更增添了毛泽东一定要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但毛泽东一下子打倒刘少奇还是不可能的，他必须用“剥笋”的手法，先从刘少奇的外围开始搞。第一个要搞掉的，毫无疑问就是刘少奇的干将彭真。而要搞掉彭真，必须有一个借口，毛泽东把这个借口，就放在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纲》上。毛泽东先要推翻彭真的《二月提纲》，从而进一步打倒彭真。
现在刘少奇出国访问去了，正是打倒彭真的绝好良机，于是毛泽东立即行动。3月26日，就是刘少奇出国访问的同一天，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上海，开始他打倒刘少奇的新部署。
3月28日到30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开会，对他们进行了重要的谈话。当张春桥提到，彭真批评上海方面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气愤地反驳说：“为什么吴晗发表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一定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
张春桥又说：“上海方面问北京，《二月提纲》中所谓的‘学阀’是指谁？彭真说：‘学阀’是指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
毛泽东听了更来气了，说：“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吴晗、翦伯赞是大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中宣部就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张春桥进一步说：“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
张春桥这句话是多余的，毛泽东当然知道《二月提纲》是指向他的，用不着张春桥提醒。毛泽东说： “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这里，毛泽东提出他这次行动的明确目标“解散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解散五人小组。”但是毛泽东要实现这个目标，用“至上而下”的方式已经不行了，毛泽东这次必须改用“自下而上”的方式。【待续】
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28）
【接前】毛泽东接着阐明他的斗争策略，是“从地方开始，向中央造反”。毛泽东说：“中央出修正主义，这是最危险的。我历来主张，凡是中央机关做了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现在有些人怕孙悟空造反，站在玉皇大帝方面，不站在孙悟空方面，‘怕’字当头，那就非垮台不可。我们要站在孙悟空方面，要保护左派。”
在这里，毛泽东又对现在在位的中央高官们，发出警告说：你要站在造反的孙悟空方面，保护左派，如果你站在保皇的玉皇大帝方面，那你就非垮台不可。
这次毛泽东的讲话，挑明了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不管阻力多大，一定要打倒彭真。当然毛泽东也知道，要打倒彭真，没有周恩来的同意是不行的。3月31日，毛泽东派康生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他这次的谈话内容，向周恩来“交底”，逼周恩来表态。
周恩来听了康生的汇报，心情十分沉重。周恩来非常不愿意看到毛泽东与刘少奇摊牌，如果党的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动手摊牌的话，这个党必然面临一场大灾难。
周恩来并不忠于毛泽东，也不忠于刘少奇，但他忠于共产党。周恩来是中共的缔造者之一，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这个党的身上，党就像他的亲生孩子一样，周恩来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这个党。
可是现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已经越来越刀枪见红了。周恩来知道自己阻止这场大斗争爆发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严格中立，让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不敢贸然动手。刘少奇搞《二月提纲》的时候，周恩来被迫卷了进去，所以周恩来不得不想一个对策，可以使自己抽身于毛刘两人之外。
1966年3月12日，周恩来致信刘少奇、彭真等人，说：“我拟在河北、北京各地调查、学习一个月。”并交待了外交、国防、国务院的有关工作事宜，同时函报毛泽东。之后，周恩来就到天津去了，躲开刘少奇在北京的一线中央，也躲开毛泽东在南方的二线中央。
周恩来本想躲开一个月时间，没想到五天之后的3月17日，毛泽东就招周恩来去杭州参加政治局会议。如果是刘少奇招周恩来去开会，周恩来肯定是推脱不去参会的；可是毛泽东招他去开会，周恩来不好意思拒绝，因为毛泽东毕竟在二线，这种“半退休领导”的心态，是最敏感的，所以周恩来只得来参加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让周恩来感到前景非常不妙，毛泽东的讲话，已经是充满火药味了，周恩来看得出，毛泽东离爆发，已经进入了读秒阶段。但周恩来却又无法劝阻毛泽东，因为毛泽东这个人是不听劝的，越劝越糟糕。周恩来想到去劝刘少奇，但刘少奇会议一结束就走了，似乎也没有接受劝告的迹象。
而现在，毛泽东派康生来跟周恩来“交底”，他要打倒彭真。这时候，周恩来就非表态不可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