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40）
点评：建国后的第一次路线斗争（1）
现在一般认为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反对个人崇拜，强调集体领导，民主气氛很好的大会。八大第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是所有文件和发言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党章，特别写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而这次八大的党章中，却删去“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只写“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更引人注目的是，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中，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反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1956年2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一个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中共八大《修改党章报告》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明显受到了赫鲁晓夫的影响。八大报告所说的“反对个人崇拜”的对象，显然指的是毛泽东。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死后才批判他的个人崇拜，而八大报告是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敢挑战毛泽东的个人权威，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是毛泽东在党内权力的变化。前面提到，1949年中共建国时，毛泽东在党内占50%的势力，周恩来占30%的势力，刘少奇占15%的势力，朱德占5%的势力。三巨头分权时，毛泽东主管军队，周恩来主管财经，刘少奇主管宣传。可是中国进入和平环境后，军队的地位下降了，而财经的地位大大提高。因此主管军队毛泽东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主管财经周恩来的重要性相对上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的第一个目标是恢复因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这个目标到1952年圆满完成；第二个目标是“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把中国原有的私有制“改造”为公有制，即所谓的“改制”。苏联的“改制”采用暴力剥夺的办法，遇到很大的抵抗，造成严重的混乱；中国的“改制”没有照搬苏联的暴力剥夺办法，而是采用了和平赎买的办法，没有遇到大的阻力，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改制”。
中共的这两个重大目标，都是在周恩来的主导下顺利完成的。这样一来，周恩来在党内的威望攀升，势力也相应扩大。到1956年召开八大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势力退缩为45%，周恩来的势力上升为35%，刘少奇的势力也上升到18%，朱德的势力则下降为2%。
在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的时候，中共的主要目标是武装夺权，因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这也符合当时国际国内的潮流。当时斯大林在苏联大树个人威信，苏联各处悬挂斯大林像，各种仪式上还要演奏《斯大林颂》；蒋介石在中国也大树个人威信，比如当时中国各大城市的电影院中，银幕上一旦出现蒋介石的画面，观众都要从座位上起立，以示对领袖的尊敬。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共觉得自己也应该树立一个领袖人物，于是就树立了毛泽东。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41）
点评：建国后的第一次路线斗争（2）
【接前】战争胜利之后，中共不再需强有力的领袖了，这时大家开始意识到毛泽东的权力太大，应该加以限制。正好赶上苏联的反个人崇拜运动，于是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联合起来，共同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尽管毛泽东知道这个“反对个人崇拜”，其实就是要限制他的权力，心中自然是不满的。可是他那时在党内的势力只有45%，而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的势力加起来达55%，毛泽东不得不屈从，同意了这个对他不利的“反对个人崇拜”。
到1956年时，中国的经济情况十分良好，社会主义改造也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毛泽东对这个成绩也很高兴，他本来就是一个急性子的人，现在看到形势大好，更想大干一场，准备“大干几年进入共产主义”，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1956年初，毛泽东提出一个“大干快上”建国路线，提出“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而周恩来根据现实情况，认为毛泽东的“大干快上”是不符合实际的“急躁冒进”，于是他提出一条与毛泽东急躁路线相反的“反冒进”稳健路线。周恩来在讲话中，委婉地批评毛泽东说：“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没有什么不好?”
毛泽东一再告诫说“不要泼冷水”，而周恩来却说：“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条路线的不同，已经鲜明地显现出来。
毛泽东当然不满周恩来的“反冒进”路线，认为这是“爬行主义”。1956年4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再追加20亿元的投资。周恩来却说很难办到，可是毛泽东仍坚持己见，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当面争执，最后毛泽东一气之下拂袖而去。会后，周恩来又私下找毛泽东，解释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让毛泽东更加生气。
不过当时中央委员多数是支持周恩来的，特别是刘少奇表示支持周恩来，两人联手起来的势力超过了毛泽东的势力。1956年6月，刘少奇主管的《人民日报》上，头版头条登载一篇支持周恩来的社论，文章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说：“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这篇社论是刘少奇公开支持周恩来的表现，让毛泽东十分恼火。可是根据三巨头的分工，宣传归刘少奇主管的，毛泽东无法插手，恼火也没有办法。1956年11月，周恩来代表国务院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报告》，这个计划完全是周恩来的稳健路线，不符合毛泽东的大干快上思想，而且还把毛泽东特别提倡的“多、快、好、省”四字方针删掉了。这当然让毛泽东非常不快，但根据他们的分工，财经是周恩来主管的，毛泽东无法插手，所以最后他不得不同意了周恩来的报告。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42）
点评：建国后的第一次路线斗争（3）
1956年是毛泽东非常不爽的一年，首先他的建国主张和路线都被周恩来排斥掉了，第二是在中共八大上大家借“反对个人崇拜”，限制了他的权力。当然毛泽东是个沉得住气的人，他在等待反击的时机。不久，一个天赐的良机来了。
一年后，1957年的统计数据出来了。1957年工业产值增长率为10%，而1956年工业产值增长率为31%，从数字上看，工业发展的速度大大减慢了。同时，1957年的农业生产计划没有完成，而1956年的农业生产则是超额完成计划。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工农业发展速度太高，会引发很多副作用，因此把发展速度降下来一些，也未必是坏事。可是当时的中共高层，并没有经济建设的经验，他们把经济建设看成跟打仗一样，认为发展速度快就是打了胜仗，而发展速度慢下来就是打了败仗。1957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慢下来，让中共高层感到是打了败仗的感觉，那么这个败仗的责任者是谁呢？当然是主管财经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党内出现对周恩来的经济政策不满的声音。
平心而论，周恩来的“反冒进”的确是过头了一点，发展速度大幅度下降，就是放到今天的中共党内，也是不好交代的。也许周恩来的刹车心切，刹车的速度太猛了一些，但周恩来也没有经济建设的经验呀，要掌握好刹车速度哪是那么容易的事。但不管怎么说，这次周恩来是“犯错误”了，被别人揪辫子是在所难免的。
毛泽东当然不会放过周恩来，他开始反击了。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开批判“反冒进”说：“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起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几个东西都吹掉了，影响了今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进展，给群众泼了凉水。”
面对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有口难辩，只好检讨，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多快好省几个东西，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影响。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不会满足于周恩来这个“不深刻”的检讨，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周恩来，他拿着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乘风破浪》一文，责问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只得回答说：“写不出来。”
毛泽东嘲笑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1958年２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把“反冒进”跟右派联系在一起，说：“反冒进的人说1956年是冒进，右派攻击1956年是全面冒进，二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
点评：建国后的第一次路线斗争（4）
面对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非常被动，只有检讨，再检讨，没有人站出来支持周恩来，甚至没有人为周恩来说句话解围，这让周恩来感到寒心。特别是周恩来对刘少奇寒心，因为刘少奇是与周恩来一起“反冒进”的，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支持周恩来的社论。现在刘少奇却一声不吭，好像“反冒进”与他无关似的，这让周恩来非常生气。十年后在文革中批判刘少奇时，周恩来还特别提起当年的事，忿忿地说：“1956年带头反冒进的就是刘少奇，还有陈云，我也有责任。1958年南宁会议上，我作了一个自我批评，刘少奇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也没有，陈云也没有自我批评，最后只好由我兜起来。”
在党、政领域打击周恩来的同时，毛泽东也没有忘记在军队中肃清周恩来的影响。1958年5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所谓“反对教条主义”的整风，但整风的目标直指周恩来在军队中的两大基石：刘伯承元帅和粟裕总参谋长。这次彭德怀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毛泽东的打手，把刘伯承批得当场流泪，并公开扬言“要把粟裕批倒批臭！”
军队中批判刘伯承和粟裕的温度越升越高，最后上升成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彭德怀说：“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贯穿我军三十多年的历史。目前军队中的错误路线，实际上是历史上的错误军事路线在某些范围内的复活，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
彭德怀说的“贯穿我军三十多年历史的两条军事路线”，军内高级干部都知道，这是指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周恩来的军事路线。最后，刘伯承辞职，粟裕解除总参谋长，两人都被逐出军界。
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加大对周恩来的打击力度，特地安排让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检讨。周恩来在大会上检讨说：“我当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带方向性的动摇和错误。”周恩来又强调他要向毛泽东学习，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
周恩来的这个“深刻检讨”，毛泽东总算是认可了，说：“反冒进的问题，现在搞清楚了，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但同时他又说：“党内最好不要出现分裂。当前可能发生的大灾难有两个：一个是战争，另一个是党内分裂。历史上曾发生过党的分裂，往后也可能有新的分裂，希望中央委员会特别注意顾全大局。”
这是毛泽东婉言向周恩来说，希望他顾全大局提出辞职，以免党的分裂。毛泽东知道，如果周恩来真的顽抗到底的话，出现党内分裂，甚至战争，都是可能的。周恩来当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于是“顾全大局”地在1958年6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用巧妙的词句提出辞职说：“请大家考虑我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
点评：建国后的第一次路线斗争（5）
【接前】不过在会议表决上，多数人还是认为应该给周恩来留个面子，他的总理职位总算被保留下来。但毛泽东还是写了一个政治局常委排名表，把本来在党内排名第三的周恩来，排到了第六，排在林彪、邓小平、彭真之后，这就等于向党内宣布，周恩来降格了。
之后毛泽东宣布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直隶中央政治局领导，这样毛泽东就完全夺取了周恩来的财经大权，开始由他本人直接领导中国的经济建设。这样一来，党内的势力分配也发生巨变。毛泽东接管了周恩来的财经大权，排除了周恩来在军队里的人物，势力由45%骤升为70%，刘少奇的势力还是15%，朱德的势力也还是5%，但周恩来的势力由35%骤降为10%，国务院也成了有名无实的“花瓶”，周恩来只做一些迎来送往的跑龙套事情。
毛泽东夺取周恩来财经大权的时候，是得到党内大多数人支持的。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周恩来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大跃进，结果造成工农业发展速度下降，这反过来证明毛泽东提出的大跃进是对的。这似乎又再一次证明，毛泽东是英明远见的，毛泽东再次成为正确路线的化身，他在党内的威信骤然上升。毛泽东趁着这股东风，着手修复他在1956年的八大上被反对掉的“个人崇拜”。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重新提起个人崇拜的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掌握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这时，刘少奇立即拥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观点，说：“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现在我还要搞。我们比主席，总是差一大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很多重大问题都是主席提出来的，我们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主席。”
党内排行第二的刘少奇这么一说，很多人立即检讨和反省自己“跟不上主席”，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甚至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随着毛泽东在党内势力的骤升，四处响起一片对毛泽东的颂扬，有人说：“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学马列要以学毛主席著作为主”；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和最高标准”；有人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各种肉麻的吹捧无所不有。尽管那时吹捧毛泽东还没有达到文革时那样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势头也相当的可观。
点评：建国后的第一次路线斗争（6）
【接前】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刘少奇在这些事情中，做得不够好。本来“反冒进”是周恩来和刘少奇共同发起的，可是当“反冒进”出了问题之后，刘少奇立即脚底抹油溜开，让周恩来一个人承担责任。如果那时刘少奇站出来和周恩来共同承担责任的话，毛泽东就不会赢得那么多的权力，周恩来也不会输得那么惨，大跃进就有可能避免，刘少奇本人在文革中被整死的悲剧也可以避免。另外，刘少奇的立场太不坚定，本来在1956年9月的八大上，他是力主反对个人崇拜的；可是到了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刘少奇又摇身一变，变成力主支持个人崇拜了。
1958年之前，中共党内还是比较民主的，这是因为党内存在周恩来这个能够制约毛泽东的人；到1958年之后，中共党内形成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也是因为失去了周恩来这个能够制约毛泽东的人。这次周恩来的“反冒进”与毛泽东的“大跃进”的斗争，是中共建国后的第一次路线斗争，毛泽东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路线大胜，而周恩来的稳步建设社会主义路线大败。不过与后来的路线斗争相比，这次路线斗争算是很温和的，所以常常被人们忽略或遗忘。尽管这次路线斗争是温和的，但它打破了党内的势力平衡，为后来的残酷路线斗争埋下了火种。在这次路线斗争中，刘少奇和彭德怀都是帮毛泽东肃整周恩来的重要角色，而这两个人之后又因为这个死于非命，几乎就是一个现代版的冤冤相报故事。
毛泽东在党内取得绝对优势之后，亲临一线指挥国家经济建设，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果然是得心应手，没有任何制约，毛泽东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就是大跃进的领导体制和指挥班子。当初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说：“我就不信，搞经济比打仗还难。”可是毛泽东的自信很快就被粉碎了，他领导的大跃进很快搞成了大饥荒，毛泽东不得不引咎退居二线，从周恩来手中夺来的财经大权，又悄悄地送还到周恩来手中。
1960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是毛泽东的滑铁卢。这次会上，由于国民经济已经到崩溃的边缘，毛泽东只得交出所有的党政大权，只保留军队中的权力，退居二线。此后党中央由刘少奇主持，国务院由周恩来主持。此时的毛泽东，也尝到了人间的世态炎凉，那些吹捧他的人，现在又开始批评他了，他们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毛泽东被逼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公开自我检讨。
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中共党内的势力又发生巨变，到1964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党内的势力大大减弱，只有约35；而刘少奇的势力大大增强，达到约30%；周恩来有30%的势力，林彪有3%的势力，朱德有2%的势力。在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因为党内的势力较为均衡，所以这段时期比较平和稳定，民主气氛也比较好。毛泽东发起文革之后，再次打破的党内势力平衡，中国又进入了新的动荡时期。
第四节 道路是曲折的（1）
昨天（1964年12月27日）的会议散会前，毛泽东给众位高官留下一个猜谜题：“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自己去研究。”众高官当中，悟性比较好的人，当场就猜出来了；悟性差一些的人，一时还猜不出，其实，搞政治最重要的是靠悟性，悟性这个东西还真是无从学起的。那些悟性差的，猜不出，于是就纷纷去问组织会议的邓小平。邓小平当然是一个很有悟性的人，早就猜出了毛泽东的谜底，但这个谜底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邓小平无法告诉他们，只好装傻，支支吾吾应付着说：“主席不是说了嘛，自己去研究啦。”他费了好些力气，才把那些悟性差、好奇心重的高官打发走了。
邓小平心中怨言升起：本来好好的会，让主席这么一“搅”，可苦坏我这个会议组织人了。邓小平找到刘少奇，抱怨说：“主席的情绪太大，讨论会开成猜谜会了。明天的会议还是劝他一下，别让他再参加会议了，让他好好地休息休息。否则这次会议的精神还是定不下来。”
刘少奇一听，暗中喜欢这个小平，总是与他不谋而合，不过故意作出一个无奈的手势，说：“那得你去和主席讲，我去讲还是会出问题的。”
去跟毛泽东说，请他不要来开会，这可是得罪人的事啊。这种得罪人的事，要是换了别人，肯定是不愿去的。不过邓小平不一样，他这个人不仅悟性好，胆子也大，不怕得罪人，不仅有叛逆的性格，而且叛逆得精彩。邓小平真的去找毛泽东了。
邓小平来到毛泽东的住处，看到毛泽东的情绪似乎还不错，于是鼓起勇气，用最恭敬的语调，微笑着对毛泽东说：“明天的会议，只是讨论一些具体的事情。听说主席您感冒了，如果您身体不舒服，就不必来了。会议结束后，我会把结果向您详细汇报的。”
邓小平长相平平常常，与“小平”这个再平凡不过的名字一样，他的最大特征就是个头矮。邓小平身高152厘米，与当时中国男性的平均身高165厘米相比，其实也不算太矮。只是邓小平的头偏大，与整个身材比起来，形成一种视觉上的错觉，就越发显得个头矮小。邓小平站着跟别人讲话，不得不抬头昂视，看上去的身态很谦虚。特别是他那张娃娃脸上，一双眼睛大而下斜，好像永远在微笑。邓小平的矮小身材加上娃娃脸，不管他说出什么话来，总是让人对他恨不起来。
中共三巨头都是高个子，毛泽东的身高没有确切数据，大约172～175厘米，刘少奇约172厘米，周恩来约170厘米，邓小平和他们站在一起，就显得太矮了一些。邓小平即使是坐着，也明显地比毛泽东矮了半截，越发使毛泽东大有俯视晚辈的长者心态。劝说毛泽东不要参加会议，这等于就是变相的“逼宫”。可是这句“逼宫”的话由邓小平这张娃娃脸的嘴里说出，就显得不那么刺激了。【待续】
第四节 道路是曲折的（3）
【接前】第二条路则是艰险的、曲折的、惊心动魄的。一个71岁的老人，再去进行一次你死我活的政治恶斗，有必要吗？要斗争，就有可能失败，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万一斗争失败，毛泽东就会失去现在所有的一切；即使是斗争成功，毛泽东又能得到什么呢？从物质上来说，毛泽东的斗争成功，也不会得到比他现在更多的物质财富，所以毛泽东的斗争目的，不包含发财欲望；从地位上来说，毛泽东已经是中国官位最高的人，毛泽东的斗争成功，也不会使他的官位更高，所以毛泽东的斗争目的，也不包含升官的欲望。
对于一般的凡人来说，争权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升官”和“发财”。如果一个权力，需要拼个你死我活来争夺，而这个争到的权力又没有升官发财的功效，似乎只有傻子才会去争夺这样的权力。对于毛泽东来说，他已经是终身主席，如果他做出“让步”的选择，退居二线不再过问政事，可以保证他终身有“中国首富”的物质待遇和“中国第一伟人”的名誉地位。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毛泽东这样的人，什么都有了，又何必再去争权呢？
但毛泽东依然做出了“斗争”的选择。这是为什么呢？《水浒传》里有一个好汉鲁智深，有一种天生的“侠义”性格，对强者欺负弱者的事情“看不下去”，忍不住要跳出来打抱不平，尽管这个打抱不平对鲁智深自己没有任何的“好处”。鲁智深的这种“侠义”性格，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可爱但又最可怕的一部分。
毛泽东也是天生的“侠义”性格，他把地主剥削农民，资本家剥削工人，看成是强者欺负弱者一样，是不能容忍的、看不下去的。一旦让他看见了，他就忍不住要跳出来打抱不平。在毛泽东退居二线的这些年，刘少奇在农村大搞“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试点，这就让毛泽东“看不下去”了。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他们这么搞下去，中国就要变成一个“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复辟过去那个劳动人民被欺压的“旧社会”。毛泽东这种天生侠义心肠的人，本能上就反感“人压迫人”的不平等社会，他忍不住要跳出来替他心目中的弱者，也就是劳动人民打抱不平。
鲁智深的性格，使他不可能对恃强欺弱的行为袖手旁观。毛泽东也是一样，他的性格，也使他不可能对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视而不见。毛泽东天生就不能平平安安地坐在家里享清福，他自己也承认，说：“我就是好斗嘛。”不过毛泽东的“斗”，和鲁智深的拳打镇关西一样，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去“斗”，而是为了他自己心目中的“伸张正义”。【待续】
【接前】毛泽东听完邓小平的话，心想：“这个小平，个子小，胆子倒不小，居然有勇气到我面前来‘逼宫’。”邓小平的大胆，反而让毛泽东对邓小平有了几分好感，因为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毛泽东也没有生气，坦然地反问说：“你不想让我说话了，是不是？”
邓小平没有回答，脸色依旧挂着天然的微笑，等于是默认了毛泽东的话。他知道毛泽东一旦看穿你的心，越狡辩就会越令毛泽东生气，恭敬不如从命。毛泽东脸上也轻松地微笑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们请我来，我未必就来；你们不想让我来，我偏要来！”
邓小平走后，毛泽东脸上的轻松笑容顿时消失，那是装出来的轻松，他不能在邓小平面前丢面子。此时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沉重，自从他1943年当上党主席以来，至今已有31年了。在这31年中还从没有人敢跳出来“逼宫”，请他不要参加会议。不过就像毛泽东的口头禅“新生事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今天邓小平的“逼宫”，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是一个新生事物，他一时间还适应不了。
毛泽东知道，邓小平“逼宫”的后台是刘少奇，他们想把毛泽东当成一个死去的祖先，供在高阁上的神庙里，给他浑身涂上金粉油彩，很好看，但不管用。他们不想让毛泽东过问政事，更不想让毛泽东参加党中央会议。
1960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是毛泽东的滑铁卢。这次会上，由于国民经济已经到崩溃的边缘，毛泽东只得交出所有的党政大权，只保留军队中的权力，退居二线。此后党中央由刘少奇主持，国务院由周恩来主持。从1960年8月到1963年，毛泽东基本不过问政事，很少参加会议，所以与刘少奇没发生什么矛盾。今年，也就是1964年，毛泽东从高阁上的神庙里走出来，多过问了一些政事，多参加了一些会议，就与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发生矛盾了。刘少奇感到毛泽东有从“二线”回到“一线”的企图，所以他要把毛泽东这尊神，再请回到神庙里，不让他回到人间。
目前摆在毛泽东面前的选择，有两个：第一个选择是让步，满足刘少奇他们的要求，不再过问政事，退回到他的神庙里接受贡拜，做一个有地位但没有实权的太上皇。第二个选择是斗争，打出神庙，打倒刘少奇，重新回到“一线”来领导共产党，重新统领中国的一切大权。
第一条路无疑是平坦的、舒适的、轻松愉快的。此时毛泽东已是71岁的老人，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毛泽东这个年龄的人，应该是坐享清福的时候了。以毛泽东的地位，在物质上可以说达到了要什么有什么的地步，只要他退居二线，可以去游遍天下名山名水，吃遍天下美食美味，吟诗作词，赏月观花，“热来寻扇子，冷去对美人”，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怎么开心就怎么开心，享尽天下之福。【待续】
第四节 道路是曲折的（4）
【接前】鲁智深只知道用拳头“行侠仗义”，而毛泽东不是那种鲁莽之人，他要用智慧来赢得这场斗争。首先毛泽东要维护自己说话的权力，尽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敢“剥夺”毛泽东说话的权力，但毛泽东讲话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化了。毛泽东的讲话，第一步被“屏蔽”，第二步被“淡化”，第三步就成为无用的“废话”。
这样的情况，近来又进一步“恶化”了。刘少奇在会上频频打断毛泽东的发言，“不让”毛泽东讲话；邓小平又公然来劝告，“不让”毛泽东去开会。毛泽东感到，再不抗争的话，他的话语权真的要被剥夺掉了。于是，毛泽东叫汪东兴过来，对他说：“你去给我找一本《宪法》来，我要用。”
汪东兴跟毛泽东这么多年，从来没见毛泽东对《宪法》感兴趣过，一时没搞懂毛泽东的意思，问：“是我们自己的《宪法》吗？”
毛泽东没好气地说：“当然是我们自己的《宪法》，再把《党章》也找来。”
汪东兴赶紧找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毛泽东认真地读起了。说实话，毛泽东对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来就没读过。本来毛泽东就不相信法律，他曾说：“中华五千年，从来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嘛！汉唐强盛，有宪法吗？可我们有不少同志迷信宪法，以为宪法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对宪法的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台湾去了吗？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
很多事情的发展都具有讽刺性。现在，毛泽东居然在那本被他所蔑视得一钱不值的《宪法》中，寻找维护自己权利的法律依据。毛泽东拿起床头放着的大号圆头放大镜，仔细地查找起《宪法》来，真的找到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接着在《党章》中，毛泽东也找到了关于党员个人权利的论述。于是毛泽东准备好这两本书，准备在明天的会议上，把这两本书作为他与刘少奇斗争的法律依据。
12月28日的会议开始了，刘少奇依旧早早来到会场。昨天邓小平向他汇报了毛泽东的回答，刘少奇深知毛泽东的性格，既然他说“偏要来”，那肯定是要来的，而且要来和自己“大干”一场。刘少奇暗暗做好心理准备，他甚至希望毛泽东蛮不讲理地“骂”他一通。如果毛泽东这样做，众高官会厌恶毛泽东的霸道，大家反而会同情刘少奇，支持刘少奇，这样刘少奇的胜利，就会更向前迈进一步。【待续】
第四节 道路是曲折的（5）
【接前】不出刘少奇的预料，毛泽东按时到场了。不过今天毛泽东进场的时候，大家都向他投去异样的目光，因为毛泽东的手里，居然拿着两本书。毛泽东参加会议，从来都是潇洒地甩着两只空手来的，即使是需要文件，也有秘书代劳，用不着毛泽东亲手拿。今天毛泽东居然破天荒地亲手拿了两本书来开会，那是什么书呢？众人都往毛泽东手上看。毛泽东可能也看出了众人的心思，一张大手掌遮在书上，别人看不见书名。
毛泽东来到他的第一把交椅，对起身相迎的周恩来点点头，对身边的刘少奇看也没看。刘少奇当然不会在意毛泽东的眼色，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反而提高他的身价呢。毛泽东坐下之后，刘少奇也跟着坐下来，并在话筒上说：“请主席主持会议并讲话。”
毛泽东坐下后，先扫视一下众高官的面部表情。昨天毛泽东给众高官留下的“谜题”，是大有深意的。毛泽东的第一个谜题“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它的谜底是：“刘少奇已经从毛泽东那里独立出去了，形成两个独立的王国，毛泽东王国和刘少奇王国”。毛泽东的第二个谜题“你们自己去研究”，它的谜底是：“你们这些人好好研究一下，是选择加入毛泽东王国，还是选择加入刘少奇王国，赶快表态，赶快站队吧。”
毛泽东出这道谜题的用意，就是要督促那些越来越油滑的高官们，赶紧出来表个态，不要再观望了。毛泽东把目光扫向众高官，被毛泽东目光扫到的人，都不敢正视毛泽东的目光，赶紧把眼睛转向自己手中的文件。这些高官们，有些昨天在当场就明白了毛泽东谜题的意思，那些当场没有明白的，问来问去，最后也都明白了毛泽东谜题的意思，知道毛泽东要催促他们表态。但他们还是不想表态，大家依然保持中立的态度。
毛泽东也看明白了，他昨天用谜题来催促没起什么作用。这些高官的官位越来越高，革命激情却越来越低，他们只是想保住自己的官位，不想再跟着毛泽东“干革命”了。毛泽东从会场的形势看出来，今天的斗争，自己是少数派，是一场凶多吉少的斗争。毛泽东本想在会议一开始就抛出那两本书，但现在他要慎重，不能乱来。毛泽东也知道自己的脾气不好，他努力克制自己，不要被心中的怒火所左右。
毛泽东用心平气和的语气开始讲话，说：“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有三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
毛泽东有意停顿了一下，希望有人出来发表意见，但众高官的眼睛紧紧看着毛泽东，嘴却不肯开。毛泽东只得继续说：“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叫‘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也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后一种提法较适当，因为它概括了问题的本质。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待续】
第四节 道路是曲折的（6）
【接前】众高官依然是一片洗耳恭听的姿态，没有人出来发言，更没有人表明自己的立场。毛泽东心中的“火”窜了上来，提高声音说：“我看有些同志所说的那些矛盾，都没有牵涉问题的本质，也没说明问题的根本性质。说到底，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忘记这点，就是欺骗人民。我看有些同志是在为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话，他们要把斗争的方向搞乱，混战一场，最后来一个混水摸鱼。”
毛泽东火气上来的时候，自己也控制不住，他越说声音越大，那个湖南腔越说越难辨认：“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讲的，什么‘四清四不清’的问题，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的问题。你们要善于抓住一切问题的‘纲’，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
自从1962年以来，毛泽东是凡开会必讲阶级斗争，今天也不例外，毛泽东继续说：“我们要承认阶级斗争是长期存在的，资本主义是可能复辟的。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嘛。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一听毛泽东又谈起“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很多高官脸上不免露出一丝不耐烦的痕迹。毛泽东看到这些，冷笑一声说：“有的人认为我的话是老生常谈，不那么想听了，他们以为自己的翅膀已经硬了，可以丢掉我这把刀子了。我可以让步，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不让我让步！”
毛泽东最后这句话，简直就是怒吼了。这是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久违的怒吼，会场上顿时一片寂静。毛泽东也意识到自己的感情有点失控了，他向台下的众高官看去，那些人并没有表现出惊讶，面无表情，反而折射出有一种“终于等来了毛泽东的怒吼”的预见感。毛泽东心中大为不快，意识到这个话题不该再谈下去了，于是转开话题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我们都要听嘛。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更要耐心听嘛，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嘛。有那么一些同志，天天说讲民主，天天又不讲民主。讲民主是叫别人讲民主，到了自己就不讲民主了。”
毛泽东说到这里不说了，让别人发言。众高官以为毛泽东还要雷霆震怒下去，没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熄火了，让众高官放心下来。于是众高官继续发言，大家都小心地避开有关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敏感话题，继续保持中立。【待续】
第四节 道路是曲折的（7）
【接前】到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刘少奇问毛泽东是不是还有话说，毛泽东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还要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宪法》八十七条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毛泽东举起《宪法》，又举起《党章》给众人看，众人这才知道毛泽东今天拿来的两本书是《宪法》和《党章》。毛泽东举起《党章》说：“《党章》100页到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一个不准我开会，一个不准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毛泽东最后拿出这个杀手锏，不点名地申诉说“邓小平不准我开会”，“刘少奇不准我讲话”，毛泽东以为这样会赢得一些高官的义愤或者同情，毕竟毛泽东是“有恩”于他们的，他们或多或少地得到过毛泽东的提拔和重用。可是毛泽东失望了，他的杀手锏没起作用，没有人站出来替毛泽东打抱不平，没有人站出来捍卫毛泽东说话的权利。
毛泽东见高官们都不说话，再逼问一句：“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
会场还是一片寂静。连那个永远给他面子的周恩来，今天怎么啦，也抿着他那棱角分明的嘴唇，像是狠了心，不说话了。毛泽东今天的战斗，全盘皆输了。
刘少奇当然是大喜过望。这两天毛泽东各种手段都用出来了，可是众高官中除了陈伯达，没有一个公开支持毛泽东的。看来毛泽东已成了孤家寡人，再也号召不起人来了，刘少奇战胜毛泽东似乎是指日可待的。
按照这次会议的日程，今天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乘着胜利的东风，也不和毛泽东商量，就通知参会的高官们散会，并发出了会议的决议，就是所谓的《十七条》。
当晚，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现代京剧《红灯记》。演出前，陶铸夫妇在休息室里遇到毛泽东，陶铸无意中向毛泽东提起散会的事，因为陶铸并不知道刘少奇没有通知毛泽东就散会了。
毛泽东得知散会的消息，震惊了：“什么？会开完了？我还没有参加呢，就散会了？”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可是刘少奇居然不通知他这个主持人就散会了，可见刘少奇根本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毛泽东气得骂出声来：“有人就是要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
毛泽东气得又问陶铸：“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待续】
陶铸暗自懊恼不该与毛泽东说起这些事情，不过也不敢乱说，只好照实回答说：“有的走了。”
毛泽东想也没想，当即做出一个鲁莽的决断，斩钉截铁地命令陶铸，说：“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继续开会。”
毛泽东很快就后悔他这个在气头上做出的鲁莽决断。因为他跟刘少奇的这场战斗，既然已经满盘皆输了，就不应该再战下去了。继续再战下去的话，还是照样输。可是毛泽东的自尊心，毛泽东的面子，又让他不得不做出这么一个错误的决断。
毛泽东不管怎么说，名义上还是党中央主席，他的指示还是有法律效力的。刘少奇马上有条不紊地指示中央办公厅，按照毛泽东的意思，通知那些已经回到当地的全国各地的高官们，再到北京来接着开会，继续讨论“四清”问题。刘少奇心中暗喜，毛泽东这样蛮干，打击面就不是他一个人了，而是全中国的高官们。毛泽东把全中国的高官都招来为他们两个人的争吵“陪绑”，一定会让这些人反感，进一步远离毛泽东。
果然，那些已经回家的高官们，忽然又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让他们回北京继续开会。这些人抱怨起来，这次会议花了两个星期，总算搞出一个决议《十七条》，现在又说《十七条》作废了，要重新再搞一个决议，这不是胡闹嘛。这些人心里都埋怨毛泽东：“你和刘少奇吵我们不管，但不要把我们也陪绑进去。毛泽东退居‘二线’有的是时间，而我们这些在‘一线’工作的人都忙得很，哪有时间‘陪’你跟刘少奇吵架呀。”
1965年元旦后，心中埋怨很大的全国各地的高官们陆续回到北京，继续开会。毛泽东也明白大家心里对他有气，要真正的赢刘少奇已经是不可能了，他现在唯一的能够赢的，就是赢一个“面子”。于是毛泽东破罐子破摔，摆出一副倚老卖老的架势，非要会议决议按照他的主张写，非要刘少奇做自我批评，要不然就不散会。说白了，毛泽东就是要争一个面子。
高官们也看出来毛泽东是在面子上过不去，非要争个面子不可。于是大家都去劝刘少奇，让他委屈一下，顾全大局，向毛泽东做个自我批评，结束这场争吵。然而刘少奇态度却十分固执，不同意自我检讨，说：“如果我工作做错了，当然要检讨。你们说说看，我工作什么地方做错了？如果没有错，为什么要检讨？”
大家继续劝刘少奇：“你就不要跟主席一般见识了，他大概是人老了，糊涂了，你就让着他一些吧。”【待续】
第四节 道路是曲折的（9）
【接前】刘少奇还是不同意检讨。最后军界元老朱德和贺龙出马，亲自出面劝刘少奇：为了全党的利益退让一步，向毛泽东做个口头检讨，结束这场争吵。其实刘少奇就是要等军界元老出面之后，再做出让步。因为他这时让步，等于给军界元老们一个很大的面子，刘少奇当然知道中国人对“给的面子”是一定会回报的。这对他今后加强对军队的影响力是大有好处的。于是刘少奇痛快地答应朱德和贺龙：我马上向毛泽东做自我检讨。
朱德和贺龙看别人劝不动刘少奇，自己一说刘少奇就听了，果然感到很有面子，对刘少奇也很有好感。后来朱德在1965年还提出建议说：“今后可以让少奇同志指挥军队。”
1965年1月13日，刘少奇召集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等重镇高官17人，开了一个党内民主生活会。刘少奇带头作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对毛泽东“不够尊重”，以后一定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党的团结。周恩来参加了会议，但他还是和以往一样，严格保持中立。毛泽东则派陈伯达代表他来参会。
第二天的会议上，刘少奇当面向毛泽东检讨说：“我对主席不够尊重”，并声明今后一定注意维护毛主席的威信和党的团结。高官们对刘少奇这种高姿态的顾全大局做法，都表示满意。然而毛泽东听了刘少奇的检讨，心里又有一股“火”起来了。如果刘少奇检讨说：“主席的看法对，我的看法错了”，这还有认错的意思，刘少奇却说“对主席不够尊重”，这能算是认错么？毛泽东没好气，当场就把刘少奇的话顶回去，用他的一贯拔高手法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之后刘少奇不再与毛泽东争论，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提法，重新制定了新的会议决议《二十三条》，下发全国，终于结束了这场毛刘的争吵。对于刘少奇来说，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制定《二十三条》，不过是给毛泽东一个面子，执行的大权在刘少奇手上，具体怎么做还是由刘少奇说了算。
毛泽东在这场争吵中，只是勉强赢了一个面子，而实质性的“里子”，都让刘少奇赢了。毛泽东首先在风度上就输给了刘少奇，让刘少奇赢得一个顾全大局的好名声，赢得了高官们的好感。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这次真的中了刘少奇的“气走毛泽东”之计，今后很难再参加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会议了。
这个理由是简单的：如果毛泽东参加会议，对刘少奇的意见全部赞成，这会让毛泽东的自尊心受不了，不符合毛泽东的为人；如果毛泽东在会议上反对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倒也不会再跟毛泽东争辩了，而是摆出一副“顾全大局”的高姿态，在风度上把毛泽东比下去。这样一来，众高官倒觉得毛泽东心眼狭小，更让毛泽东没有面子。【待续】
第四节 道路是曲折的（10）
【接前】今后毛泽东如果再参加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会议，赞成刘少奇，让毛泽东没面子；反对刘少奇，也让毛泽东没面子，因此对于毛泽东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参加会议，正好达到刘少奇“气走毛泽东”的目的。事实上，1965年一年中，毛泽东没有参加过一次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会议，这让刘少奇十分开心，感到他这个小媳妇终于熬成婆了。1965年夏，刘少奇的心情很好，难得携全家一起游览了北京玉泉山。这也是刘少奇与九个孩子，及妻子、岳母的最后一次温馨的家族活动，在刘少奇孩子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永远的记忆。
1966年，按照计划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本来准备在1961年召开，当时因为“三年自然灾害”，把会期推迟到1966年。刘少奇计划在1966年的九大上，把毛泽东推上“名誉主席”的地位，自己真正成为党主席。但是刘少奇这个计划的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军队仍然牢牢控制在毛泽东手中，所以怎样弱化和分化毛泽东在军队中的影响力，成为刘少奇计划的重点。
刘少奇的合伙人邓小平，在军中有一定影响力，军界元老朱德已经表明支持刘少奇，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和总参谋长罗瑞卿，也与刘少奇关系友好。但是这些人加起来，还是抵不过国防部长林彪一个人在军中的实力，所以刘少奇就看上了另一个人：已经失足的彭德怀。
当年反对毛泽东的大跃进，第一个是周恩来，第二个彭德怀。毛泽东的大跃进错了，那么就说明反对大跃进的周恩来和彭德怀是对的，特别是彭德怀因为反对大跃进，被打成“反党集团”，因此很多人对彭德怀抱不平，党内有一股为彭德怀平反的呼声。一旦彭德怀平反，回到军队工作，他在军中的影响力不亚于林彪，而且肯定是反毛泽东的，这样刘少奇就不用怕毛泽东了，毛泽东的彻底退休也就会成为定局。
彭德怀还在北京郊外的挂甲屯默默无闻地种他的菜的时候，不知不觉中，成为决定刘少奇和毛泽东命运的关键人物。为了给彭德怀的平反制造社会舆论，在刘少奇掌控的宣传领域里，《海瑞罢官》等借古喻今、间接为彭德怀喊冤叫屈的作品也就登场了。
毛泽东尽管输了这场斗争，但他绝不会气馁，按照他的口头禅：“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栽一个跟头算不了什么。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毛泽东重整旗鼓，重新调整作战方针，精神抖擞地投入下一场与刘少奇的斗争。【本节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