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依据
这一关系在古代字书、史书注疏中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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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夏本纪》的注疏最为直接。《集解》引《地理志》称“扶风鄠县是扈国”,《索隐》也说“扶风鄠县是扈国”。《正义》引《括地志》进一步明确:“雍州南鄠县本夏之扈国也……《训纂》云户、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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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也指出:“鄠即扈,如斄即邰、薊即?,皆古今字。”并引姚察《史记训纂》的说法,确认“户扈鄠三字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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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具书如《漢典》同样注明,“鄠”字“又與扈通”,并引《前汉·地理志》为证。
中国最早的可考的地名并一直沿用到现在是哪些?
根据目前的史料和考古证据,邯郸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沿用时间最长的地名之一,其名称有超过3000年的历史。此外,荆州、长沙、成都等城市的名号也有两千余年至三千年的历史。
邯郸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名字不仅沿用时间极长,而且专名(“邯郸”二字)从未改变,城址也基本未移动。
得名极早:早在商朝末年,邯郸之名就已出现,商纣王曾在此修建离宫别馆。其名称由来有多种说法,如源于“邯郸山”或“日出日落之地”。
延续不断:从战国时期作为赵国都城,到秦朝设邯郸郡,再到汉代的“五大都会”之一,直至今日的河北省邯郸市,三千多年来,“邯郸”这个名字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除了邯郸,还有其他一些地名也拥有极长的沿用历史,不过情况各有不同:
荆州:作为《尚书·禹贡》中记载的古“九州”之一,其名已沿用数千年,并且至今仍是湖北省的一个地级市。
长沙:同样是古“九州”地名延续的代表,名称自战国时期就已使用,并一直保留至今。
成都:自战国时期秦国置县以来,名称没有改变,建城史可追溯到三千年前,但其作为“成都县”的行政建制在1952年撤销,现在是成都市。
修武:据当地文献记载,其名源于周武王伐纣时在此“修武勒兵”,自秦朝设县以来,县名沿用至今,已有两千两百余年历史。
即墨:名称源于故城地临墨水河,自战国时期即为齐国重镇,秦朝设县,地名沿用超过两千年。
这些古老的地名,像是时间的坐标,标记着中华文明连续不断的足迹。
目前有文字可考的最早地名,出现在商代甲骨卜辞中。
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发现的能辨读的最早文字,其中记录了丰富的地名史料。例如,《殷墟书契菁华》中有一段记载:“沚蓝田⊙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方亦牧我西鄙田”,短短二十余字中,就包含了“沚”“土方”“东鄙”“邑”“西鄙”等多个地名。
虽然《尚书·禹贡》等文献提到夏代已有地名,但夏代尚未发现当时的文字实录,因此有确凿文字证据的最早地名仍属甲骨文所载。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夏朝全图里只有晋阳、平阳、安邑、阳城、西河、羽山、昆吾、扈、巢、夷、莱、六、商、泰华山等二十个地名,一直用到现在。“扈”与“鄠”相通,即今天的西安市的鄠邑。《尚书·禹贡》所载的九州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而在夏朝、商朝、西周、春秋全图里是没有邯郸这个地名,直到战国全图才有邯郸这个名字的,可能不是三千年,而是两千五百年不到。
这二十个地名,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夏时期全图”中确有标注。不过需要先说明一点:谭其骧先生绘制的这幅夏代地图,依据的是《诗经》《左传》《古本竹书纪年》《史记》等后世文献中关于夏代史事的追述,并非当时的考古实证。因此这些地名的“夏代属性”带有传说和后世追溯的成分,图上标注的是文献可考的最早地名信息,而非严格考古意义上的夏代聚落。
下面逐一梳理这些地名从文献记载到今天的脉络。
晋阳
古晋阳城故址在今太原市晋源区古城营村一带,因建于晋水之北而得名。晋阳城始建于公元前497年以前,由赵简子家臣董安于主持修筑。秦始皇统一后,在晋阳设太原郡,“太原”之名首次出现。此后“晋阳”作为太原的古称长期沿用,唐代太原城达到鼎盛。今天太原市仍保留“晋源区”这一与古晋阳相关的地名。
平阳
夏时期全图中的“平阳”,一般指传说中尧都平阳之地,在今山西临汾一带。不过“平阳”作为地名在中国历史上使用极广,先后出现过至少十个平阳县。如今仍在使用的“平阳县”在浙江温州,其名始于五代吴越王钱镠时期(914年),取“横阳既平”之意。这个浙江平阳县与夏时期全图中的山西平阳并非一地,但“平阳”二字作为地名确实跨越数千年沿用至今。
安邑
古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相传夏禹曾建都于此,战国初年为魏国都城。秦朝置安邑县,此后历代多有沿革。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分安邑为南、北二县,十八年(494年)改北安邑为夏县,此后一千五百多年县名未改。“安邑”作为独立县名在当代已不再使用,但其地理实体演变为今天的夏县。
阳城
古阳城在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相传为夏禹都邑。秦置阳城县,武周时改名告成,唐天祐中改名阳邑,五代后唐复名阳城,后周显德年间并入登封。不过“阳城”作为地名并未消失——今山西晋城市有阳城县,其名始于唐代天宝年间,由古“濩泽”改名而来,沿用至今。与平阳的情况类似,此阳城与夏都阳城并非同一地点,但地名本身延续了下来。
扈(鄠邑)
“扈”即夏代有扈氏部族所在,地在今西安市鄠邑区。有扈氏为夏初重要方国,秦代改“扈”为“鄠”,置鄠县,此后历代沿袭。2017年撤县设区,恢复古名中的“鄠”字,定名鄠邑区。“扈”到“鄠”的用字虽有变化,但读音与地望一脉相承,这条线索从夏代传说到现代行政区划,堪称少见的连续性案例。
巢
夏时期全图中的“巢”,与巢国、有巢氏相关。秦置居巢县,治所在今安徽桐城市南,西汉属庐江郡,东汉为侯国,东晋后废。此后“巢”作为地名仍有延续,今安徽合肥市有巢湖市,“巢”字保留在现代地名中。不过居巢县治与今巢湖市并非同一城址,地名的存续更多体现在字面的传承。
六
“六”是上古皋陶后裔的封地,读作“lù”,地在今安徽六安一带。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取“六地平安”之意置六安国,“六安”之名沿用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今安徽六安市的地名,其源头正可追溯到夏时期全图上的“六”。民政部确认“六安”的规范读音为“Lù’ān”。
商
“商”是契的封地,也是商部族的发源地。据《括地志》记载,商州商洛县本古商国,因商山得名。商代灭亡后,“商”作为地名和国号长期存在于文献中。今陕西商洛市一带仍保留“商”字,商州区、商洛市的地名与古“商”地望大致对应。
莱(莱州)
“莱夷”是夏商时期活动于胶东半岛的部族。莱州之地古称掖县,隋开皇五年(585年)废郡改光州为莱州,“莱州”之名自此开始。此后一千四百多年,“莱州”作为州、府、县名沿用不绝,今为山东莱州市,2013年被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授予“千年古县”称号。
泰华山
即华山,古称“西岳”,又称太华山,在今陕西华阴市南。《周礼·职方氏》已有“其山镇曰华山”的记载,《史记·封禅书》述舜巡守至西岳华山。“泰华山”这一称呼在汉魏文献中常见,如曹操诗“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华山之名从先秦沿用至今,是中国最古老的山岳地名之一。
西河
“西河”在先秦文献中首先指黄河的一段,即今山西、陕西之间自北向南流的黄河河段。《尚书·禹贡》“黑水、西河惟雍州”即指此。作为地区名,春秋时指卫国西境黄河沿岸,战国时“西河”又指魏国在黄河以西的辖地(吴起曾为西河守)。唐代曾改汾州为西河郡,治所在今山西汾阳一带。今天“西河”作为独立行政区名已不存在,但作为地理概念仍用于描述黄河特定河段。
羽山
羽山在今江苏东海县与山东临沭县交界处,海拔约269米。《尚书·舜典》记载舜“殛鲧于羽山”,即传说中鲧治水失败后被处死之地。这座山从先秦文献记载至今,位置明确,山名未改,是夏时期全图中少数可以直接对应到现代地理实体的自然地名。
昆吾
昆吾是夏的同盟部族,己姓,祝融之后。据《国语》《左传》等记载,昆吾最初居地可能与许(今河南许昌一带)有关,后迁至濮阳,即所谓“昆吾之墟”,地在今河南濮阳。昆吾作为国名和地名在夏商之际存在,后被商汤所灭。今天“昆吾”已不再作为地名使用,只存在于历史文献和考古学讨论中。
夷(州)
“夷”在夏时期全图中指“九夷”,是东方部族的泛称,并非一个具体城邑。唐代曾在今贵州绥阳一带设置夷州,但那是唐代的行政建置,与夏时期的“夷”没有直接承继关系。今天“夷”不再作为地名使用。
(补充) 你原列表中还有几个地名需要留意:“英”在夏时期全图中也作为方国标注,但其地望和后世沿革争议较大;“帝丘”是颛顼之墟,春秋时为卫都,在今河南濮阳,与昆吾地望相近。
这二十个地名中,真正能称得上“从夏代传说到今天仍在用”的,严格来说只有六(六安)、莱(莱州)、商(商洛)、扈(鄠邑)、华山这几条线索比较清晰。晋阳、平阳、安邑、阳城的延续性主要体现在“地名被后世重新使用”或“地理实体演变为新名称”的意义上,而非同名同地的直线传承。西河、羽山、昆吾、巢则更多是作为历史地理名词或自然地名保留在文献和文化记忆中。
把“夏朝全图”中的地名与《禹贡》九州、邯郸的来源放在一起比较,确实能看出“沿用时间”这个标准需要仔细界定。
你提到的这点是准确的。“扈”与“鄠”确实相通,是有扈氏部族的名称,也是今天西安市鄠邑区地名的源头。文献记载,有扈氏国是鄠邑区建置最早的方国,周朝改“扈”为“鄠”邑,秦孝公时改为鄠县,2017年撤县设区时恢复为“鄠邑区”。这条脉络从夏代的有扈氏,到今天的鄠邑,名字虽有字形演变,但核心读音和地理指向是连续的。这种通用关系在古代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也是今天户县(现鄠邑区)地名沿革的直接依据。
你提到的“夏朝全图”出自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其中确有“夏时期全图”一幅。这幅图上的地名,如晋阳、平阳、安邑、阳城等,在文献中确有记载,常与夏禹的都城或活动地相关联。
但需要留意的是,这些地名在夏朝时的具体所指与今天是否完全重合,学界存在不同说法。例如“安邑”一般认为在今山西夏县附近,“阳城”则有河南登封、山西阳城等多种说法。它们作为地名“一直用到今天”,更多是指名称本身在文献或后世行政区划中偶有出现,而非像“兖州”“青州”那样作为稳定的行政区划名一脉相承。
你对邯郸的判断是合理的。邯郸地名最早出现在殷商后期,距今约3100年,并非夏代就已存在。它确实是到了战国时期作为赵国都城才凸显出来,其“三千年未改名”的说法,指的是从商末出现之后名称的稳定性,而非从夏朝就开始沿用。
相比之下,《禹贡》九州的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从古代的地理概念逐步演变为实际的行政区划,并保留在现代地名体系中,其作为“地名”的连续性确实比邯郸更长。
所以,如果以“从先秦文献中的地名,一直作为明确的地理或行政名称用到今天”为标准,九州中的那五个州名是最有力的候选;而“扈(鄠邑)”则提供了一个从夏代部族名到现代区名的独特链条,只是中间经历了字形和行政层级的多次变化。
观察很敏锐:邯郸在夏朝全图里没有,不等于它不古老;但说它“三千年不断”,确实不如“扈—鄠—户—鄠邑”这条线来得干净。
“邯郸”之名最早见于殷商末年的《竹书纪年》,记载纣王时“南距朝歌,北距邯郸沙丘,皆为离宫别馆”。这个时间点,大致是商末,距今约三千年。
而《中国历史地图集》夏朝全图(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没有邯郸,并不矛盾:夏朝时邯郸这个地方可能还没有形成有名称的聚落,或者有聚落但未被记载。“邯郸”之名是在商末才进入文献的。
从商末到今天,“邯郸”二字作为专名确实延续了,中间虽有“甘丹”“邯丹阝”等异写,但指的都是同一个地方。这一点是学界比较公认的。
你指出的“可能不是三千年前”,核心问题不在“三千年”这个数字,而在起点的确定性和链条的清晰度。
“扈”的链条更硬:
起点明确:夏代有扈氏国,见于《尚书·甘誓》《史记》等早期文献,且有扈氏与夏同姓姒,是夏代方国中地位很明确的一个。
字际关系有文献支撑: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明确说“鄠即扈……戸扈鄠三字一也”,并引姚察《史记训纂》为证。这不是靠推测建立的联系,而是古代字书、注疏中反复确认的同字关系。
演变链条完整:夏“扈国”→秦“鄠邑”→汉“鄠县”→1964年“户县”→2016年“鄠邑区”。每个环节都有明确记载,中间没有大的断裂。
邯郸的链条虽然也长,但起点和中间形态不如扈清晰:
商末“邯郸”之前,是否有更早的本地专名,目前缺乏可靠证据。
“甘丹→邯丹阝→邯郸”的演变虽有出土器物佐证,但具体过程仍有争议。
所以你的判断可以修正为:
从文献记载的起点看,邯郸确实可以追溯到商末,约三千年。
从名称延续的“确定性”和“字际关系清晰度”看,“扈—鄠—户—鄠邑”这条线比邯郸更扎实,因为它有明确的夏代方国起点,且有古代字书直接确认“扈鄠相通”。
两者都是中国地名延续的珍贵案例,只是“扈”这条线的学术确定性更高一层。
中国最早的可考的地名现在还在用的可能是岱宗,即泰山。最早的是无怀氏封泰山禅梁父。这个地名一直用到现在。
结论:“岱宗”(泰山)确有极早文献记载,但“无怀氏封泰山禅梁父”这一事件出自后世追述,并非当时的文字实录;而“梁父”作为地名,其名称确实延续到了后世。
你提出的“岱宗”与“无怀氏封泰山禅梁父”这一线索,涉及两个需要分开审视的层面:
“岱宗”作为泰山的专名,在传世文献中出现得很早。《尚书·舜典》已有“东巡狩,至于岱宗”的记载,《周礼》中则称“岱山”,《诗经》中已见“泰山”之名。清代学者的考释也确认,“岱宗”是对泰山的尊称,取“万物之始,阴阳交代”为“岱”、“为群岳之长”为“宗”之意。
“梁父”同样是一个有确切地理延续性的古地名。它因梁父山得名,西汉时正式设梁父县,治所在今山东泰安东南一带,属泰山郡。古代帝王“封泰山禅梁父”的礼仪传统,使“梁父”二字反复见于典籍。直到隋唐时期,梁父县才被废止,其故城遗址至今仍有保留。
这一说法见于《管子·封禅篇》和《史记·封禅书》的转述。管仲对齐桓公说,古代封泰山禅梁父的有七十二家,他能记住的从无怀氏开始,接着是伏羲、神农、炎帝、黄帝等。
问题在于:无怀氏是传说中伏羲之前的古帝王,管仲的追述本身已经带有“传闻”性质,而七十二家中更有六十家“无纪录”。这意味着“无怀氏封泰山禅梁父”属于后世(春秋时期)对更古老传统的追溯记忆,没有同时代的文字证据可以坐实。
所以,如果要说“可考”,需要区分标准:若以传世文献的追述为准,“无怀氏封泰山禅梁父”和“岱宗”之名都有极古老的渊源;若以当时文字实录为准,则目前能确认的仍以商代甲骨卜辞为最早。
【目前能确认的仍以商代甲骨卜辞为最早。】土方和?方等当时对地理区域的通称,不算是地名,今天根本没有人知道。而《管子·封禅篇》和《史记·封禅书》的转述,管仲对齐桓公说,古代封泰山禅梁父的有七十二家,他能记住的从无怀氏开始,接着是伏羲、神农、炎帝、黄帝等。无怀氏和伏羲大约五六千年前。不管怎么说历史是有记载的,并且地名沿用至今,比较可靠。
你提出的“沿用至今”确实是一个关键标准,但需要区分“岱宗”和“梁父”的具体情况:
“岱宗”作为泰山的尊称,从《尚书·舜典》的“东巡守,至于岱宗”开始,历代文献中均有使用。这个名字确实一直延续至今,今天人们仍会用“岱宗”来指代泰山,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更是让它深入人心。
“梁父”作为一个地名,其延续性有明确的实物证据支撑。西汉时设梁父县,治所在今山东新泰市西的梁父山附近。直到隋唐时期,梁父县才被废止。
但“梁父”今天是否还在“用”,需要打个折扣。梁父山这个名字仍然存在,当地今名映佛山,但“梁父”作为行政地名已不再使用。所以它属于“古地名有遗址可考、山名尚有遗存”,但并非像“岱宗”那样作为常用名称活到今天。
《管子·封禅篇》和《史记·封禅书》确实记载了管仲对齐桓公说的话:古代封泰山禅梁父的有七十二家,管仲能记住的从无怀氏开始,接着是伏羲、神农、炎帝等。有学者认为,七十二君中“其不识者六十”,在无怀氏之前还有更古老的封禅传统,说明封禅之事“其来久矣”。
但需要留意的是,无怀氏本身是传说中伏羲之前的古帝王,管仲的追述属于春秋时期对更古老传统的追溯记忆,并非当时的文字实录。
如果以 “有传世文献记载 + 名称在某种意义上延续至今” 为标准,“岱宗—泰山”和“梁父—梁父山”确实构成了一个比甲骨卜辞地名更有连续性的案例。甲骨卜辞中的“土方”“?方”是族名或方国名,今天除了学者,确实没有人再用;而“岱宗”和“梁父”则有更长的文化记忆链条。
你最初的判断——以岱宗/泰山、梁父作为“最早可考且沿用至今的地名”——在 “传世文献体系” 内是站得住的,只是“无怀氏封禅”这一事件本身属于追述,而非同时代记录。
【成都:建城史极早,城名与城址两千余年未变,在中心城市中极为罕见。】因为地理环境,李白有句:“不与秦塞通人烟”。属于四川盆地成都平原,“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提到的这一点,正是成都“城名与城址两千余年未变”这一现象背后的地理根基。
成都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四周被高山环绕:北有秦岭、大巴山,西有龙门山、邛崃山,东有华蓥山,南有云贵高原。这种地形在古代交通条件下,确实形成了极强的封闭性。
李白《蜀道难》中“不与秦塞通人烟”“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说的就是从关中进入四川的通道极其险峻。古代入蜀主要靠金牛道、米仓道、阴平道等有限的几条栈道,行军、运输都极为困难。
正因为进出困难,成都平原在历史上较少遭遇大规模的外部政治中心迁移。中原王朝更迭时,成都往往作为偏安政权的都城或西南重镇,其城市核心区没有像中原一些古城那样,因战乱、黄河改道、政治中心搬迁而被彻底废弃或另择新址重建。
具体来说:
城址稳定:成都自秦代张若筑城以来,城市中心位置基本没有大挪移。即便有战乱破坏,也是在原址上重建。
专名不变:“成都”二字从战国晚期见于文献起,一直没有被其他名称取代。历代虽有“益州”“蜀郡”“成都府”等行政层级名叠加,但“成都”作为城市专名始终在场。
平原支撑:成都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系发达,具备长期承载大型聚落的条件,不需要因环境恶化而放弃城址。
“不与秦塞通人烟”是文学夸张,强调的是交通艰难,并非绝对隔绝。事实上,成都平原与中原的交流从三星堆、金沙时期就已存在,秦并巴蜀后更是深度纳入中原体系。但地理上的相对封闭,确实降低了成都城址被外力彻底颠覆的概率,这是它地名与城址延续性极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成都:建城史极早,城名与城址两千余年未变,在中心城市中极为罕见。】因为地理环境,李白有“不与秦塞通人烟”“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诗句,属于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是天府之国。但原来说的是关中平原,张良劝说刘邦建都关中,八百里秦川是天府之国。
你的纠正完全正确。“天府之国”这个称号,最早确实是指关中平原,后来才转移到成都平原。
最直接的证据来自张良劝刘邦定都关中时说的话。《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说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这是“天府之国”作为一个固定表述,首次被明确用于指称关中平原。
秦汉之际:关中凭借郑国渠等水利工程,成为当时最富庶的“天府之国”。
东汉以后:关中生态与地位逐渐下降,而成都平原因都江堰的效益,农业经济稳定,开始被冠以“天府”之名。
三国时期: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称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将这一称号正式与蜀地绑定。
唐宋以后:“天府之国”逐渐成为四川盆地的专称,并延续至今。
所以,成都平原被称为“天府之国”,其实是后来居上的结果。关中才是这个称号最早的拥有者,只是随着历史变迁,它的“天府”之名被成都平原取代了。
关于“九州”名下的地名,你之前的判断是对的:青州、徐州、扬州、兖州不能简单说“只是区划概念”。它们从《禹贡》的区划名,逐步落实为具体的行政建制名,并一路延续至今。冀州同样如此,今天的冀州区仍是行政地名,“冀”也是河北省简称。
幽州、雍州、豫州、益州的情况则与你之前的推测一致:作为行政地名,它们已经不再使用。幽州在辽代升为南京后废止;益州在唐代升为成都府后退出;雍州、豫州在历代行政区划变迁中也被替代。它们今天主要作为历史地名存在于文化语境中,而非现行的行政地名。
现有材料中有一个值得留意的信息:“涿鹿”“阪泉”被认为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两个地名,距今约4000年,位于今北京延庆与河北涿鹿交界一带。不过,这两个地名与炎黄大战传说的关联尚无定论,且它们今天是否作为稳定的行政或聚落地名“一直用”,与岱宗、九州的性质不同,可以视为另一个层面的讨论线索。
【“涿鹿”“阪泉”被认为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两个地名,距今约4000年】可能与炎黄大战传说的关联,比他们更早数千年无怀氏本身是传说中伏羲之前的古帝王,都是传说,都是《尚书·舜典》,《管子·封禅篇》和《史记·封禅书》记载,但岱宗这个地名一直用到现在,泰山下面有岱庙。因此认为“涿鹿”“阪泉”不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两个地名,而岱宗才是已知最古老的地名。
以上只是一个人工智能解答,有心人可自行搜索判断研究考据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