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共黨和本黨談判合作，就我所知，多是不守信的，在民國二十五年周恩來及第三國際代表潘漢年和我們洽商和平事，協議發表共同抗日宣言，表示全民一致，其內容包括徹底實行三民主義等四原則。殊料抗日戰爭開始，爲時不及半年，共黨就秘密令其所屬對外宣佈「共赴國難一致抗日宣言」，所謂四原則是一項幌子，實際是壯大自己，其策略是：「聯絡上層，奪取下層，打擊中層」，舉例來說，在上層則和我們軍事長官聯絡，在下層則設法拖走我們的軍隊，背叛他們的直屬長官。
我獲悉這一陰轴幔?銓⒋嗣芗?鎴笫Y委員長，他看了後認爲這情報是不可靠的，且以爲是離間國共合作關係的文件，並問告密的人是誰？我不得不將此人的姓名告知蔣委員長，蔣委員長竟懷疑此密件是偽造的，嗣後竟把告密者東北同志拘禁起來。
在此事件發生不久，我軍退至漢口，閻錫山先生自山西飛來漢口向蔣委員長報告軍情並順便拜訪我，我即告以共黨密帧笁汛笞约骸沟纳鲜鲫幹，他聽了也不大相信，但豈料返回山西不久，他就發現有好幾團的軍隊被共黨「挖」走了，事後，閻向人談及此事件時，曾表示悔恨當時未接納陳立夫先生的忠告，致未事先防範，造成軍隊的損失，至此，他才認清了共黨的眞面目。那時共党從陝西渡黃河到山西，由於地緣關係，軍隊常有往來，並因共軍也高喊抗日，便不疑有其他，不料卻因此喪失不少軍隊。
後來，蔣委員長識破共党眞相後，經我建議，乃把當初提供上述密件的東北同志予以開釋，由此可知以蔣委員長之明智尚有判斷錯誤之時，可見共黨之虛偽狠毒實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重慶時毛澤東來訪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抵重慶，由吳文官長鼎昌爲蔣委員長去電邀其來的，此事關係甚大，未付中央常會討論，遽爾去電，似乎疏忽。毛來後，除謁見蔣公外，並拜訪黨政重要有關人員，我亦被拜訪之一人，毛來敝寓高廬相晤，我之會客室一牆角，曾被日機投彈炸壞，尚未修竣，且會客室坐椅均陳舊破爛，有所不恭，寒暄後，我坦直告以我何以反共，毛頗爲驚奇，蓋他人對其來渝，均十分客氣，唯我則例外也。我曰：「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乃集世界各種主義之所長，而又合乎我國文化道統之精神，經其融會創造而成者，故對外可以多方面因應，對內足以增長自信而自立自強，不依賴任何帝國主義，而自成一獨立思想體系，以增強次殖民地之中國之自信與共信最爲適當；而共產主義來自侵略吾國之蘇聯帝國主義者，須知文化思想之侵略，較之任何其他種種侵略爲最危險，不可不慎也。其實此種思想，在我國二千四百餘年前之戰國時代，已早有之，許行、陳相之徒，信仰之，而孟子則以勞心與勞力同爲重要，分工而已，告之，而視之爲異端而攻其妄。毛先生如讀過四書，當能記憶及之，中國人民，已受三民主義之賜，獲得了自由平等之幸福，國家已列爲五強之一，不平等條約除蘇聯外，均已取消，絕不會再願意去做蘇俄的順民，所以我敢斷言，共產主義，絕不容於中國人民，而終被埋葬，而且中國歷史之外患，大都來自北方，北極白熊兇狠殘暴，不容輕視，不好玩的，爲避免中國成爲國際列強之戰場，祇有大家信仰三民主義才對，所以我根本反對共產主義。」毛曰：「共產主義之實行，爲時尚遠，故我現在談，新民主主義。」我曰：「先生之新民主主義我已拜讀，並不勝於中山先生之民權主義。」雙方話不投機，至此而別。不料不久我政府退出大陸，毛竟得意忘形，一意孤行，立即實行共產主義，蘇俄懼其長大，誘其侵韓，使之戰美，以削弱其國力，當時雙方約定，中國出人力，蘇俄出經費，及韓戰結束，蘇俄竟食言不肯出錢，毛始知上當而覺醒，於是轉而反蘇，雙方陳大軍於數千里之邊境，如臨大敵。聯蘇之結果，蘇俄所占我國之廣大土地，寸土未歸還，不平等條約，亦未取消，較之民國十二年，中山先生與蘇俄之越飛將軍之共同宣言，究竟出諸於大政治家之手筆，聯俄而絲毫不失立場，相去何啻天壤，蓋趙孟所貴，趙孟能賤之也。
以上兩項金融缺失，再加上法幣與偽幣不合理的懸殊兌換比率，無異使富者變窮，貧者愈加窮困了。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壞主義【HGC：“壞主義”，原文如此。】，復因蔣公太相信宋子文，故我屢次針對以上缺失提出建議，也未予採納。從這些事實看來，可以說在抗戰勝利後，我們每一步棋都走錯了。檢討起來能怪誰呢？每樁大事都是總裁或最高國防委員會最後決定的。現在回憶這些痛苦的經過，太難說了，誰該負責呢？當然我們不能把責任推給總裁一個人。王世杰先生掌理外交，其最大的失敗，爲答允馬歇爾將軍來華調解之一事，使我軍事受外交之牽制而誤時機，其害太大，其詳見下「我與馬歇爾將軍」一節，不贅述。
宋子文先生這個人對國情不瞭解，書信都用英文寫，如他所決定的拋售黃金措施，便大遭人非議。孔祥熙先生卸任時，移交給他很多黃金，白銀也不少，所以導致其拋售黃金，此一決定是很糟的事。這時舉國金融經濟很亂，人心惶惶，上海反對宋子文的聲浪很大，工會罷工，商會罷市。總裁乃派我到上海，設法平息風潮。
我到上海後，邀工商社會人士進行調解。他們說：宋子文先生的做法很乖張，不合乎我們的國情，如此下去不得了！我當即表示：大家要冷靜，我們慢慢想辦法。我並向上海各界人士發表演講，講的是：「三民主義的經濟政策應該怎麼樣」。大意是說，外國人在上海經營銀行，其制度是特別重視商業，他們把我國農產品以廉價收購呋乇緡??庸め嵩僖愿邇r工業品賣給我們。這可用三句話說明外國銀行在我國的經營政策，那就是：「不管農業，敷衍工業，特重商業。」但我們應採取的金融政策則不然，應該是扶植農業，提倡工業，顧及商業而不能以商業爲中心，三民主義的經濟政策應該是這樣。因此，我批評現行經濟金融政策，是不合乎三民主義要求的。
演講後的第二天，中央日報等各大報把我的講詞刊出來。那時宋子文先生爲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聽到有這樣一篇文章後，令當時任行政院的秘書長蔣夢麟先生，帶了報紙到廬山向總裁告了我一狀，說我指摘他的金融政策不當。總裁當即打一電報給我，他很客氣的說：「立夫兄！你對金融有什麽意見可向我說，不要對外發表。」於是我拿著那篇文章去找宋先生。我說：「子文兄！你看我的文章是罵了你呢？還是幫了你的忙？請你花十分鐘仔細看一遍（他看中文是很吃力的）。」他看了後說：「你沒罵我呀！寫得很好嘛。」我說：「在我的演講中，我僅說明過去幾十年，金融政策是抄襲外國而僅注重商業，於我國的需要不相合，而建議以後金融政策予以徹底檢討，加以改革，這是替你解脫的，不料卻引起你對我的誤會，我要離開上海回南京了。」他說：「你別走，明天我請上海金融及工商各界負責人在中央銀行開會，特別請你發表演說。」以宋氏驕傲的個性來說，這簡直是破天荒的大事。我說：「回南京我的票都買了，已不能再躭擱。」但經其再三懇切的挽留，我也祇好把回程票退了。
宋氏連夜邀請上海金融、工商等各界領袖共二十余人，翌日在中央銀行開會，我演講時仍強調日前我所講過的三民主義經濟政策，並指出目前我們所推行的金融制度，是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多少年來帶來吸我們的血的制度，極不適合時宜於我國的需要；這當然非宋院長的政策，但今後望其能針對積弊改革，代之以三民主義的經濟政策。
我的演講歷時四十五分鐘，宋氏始終很虛心的坐在主席位子裏聽講，據人告我，宋子文先生如此耐心的聽人講話，是罕見的事。我講完了，他並詢問大家有無意見。他即席指出：「立夫先生講的很有道理，希望大家要共同研究。」我在演講中還強調：「我非學政治經濟與銀行學，祇是站在一個三民主義信徒立場，希望改革現行金融制度，以適合國家社會之需要而已，相信宋先生必有此魄力去大力改革。」
我平息上海罷工罷市反對宋氏風潮後返回南京。待總裁自廬山歸來，我即寫一報告曆述上海見聞以及平息風潮經過給總裁，並指出此事件暫時雖已無問題，但目前我國金融政策已屆危險邊緣，亟應研究改革。總裁看了我的報告後，當即命令成立一「經濟改革委員會」，且令我擔任主任委員，劉健群副之，而宋子文先生也是該會委員之一，另有學者專家多人參與。宋氏按時出席開會，在他這位一向驕傲的財經專家來說，是頗不容易的事。嗣經擬訂一經濟改革方案並依法定程式通過，在我赴美考察民主制度之前呈給總裁交由財政部門執行。
我想開國需要軍事，治國需要經濟，總理是經濟長才，而非軍事專才，故不能統一中國，而蔣公是軍事天才，而非經濟長才，所以打下了天下而不能守之；假定孔祥熙在抗戰勝利後，繼續掌握財經，而不由宋子文接充，我們還不至來到臺灣。回想起來，無限感慨！
於國事而言
㈠ 打天下靠軍事，治天下靠經濟。國父是經濟長才，而乏軍事長才爲之助，故不能得天下；蔣公是軍事天才，而乏眞正經濟長才（尤其於抗戰勝利後）爲之助，故得天下而復失！
㈡ 蔣公從北伐開始，以至於佔領北京，莫不身先士卒，以寡敵校?怯录鎮洌瑧?糜蟹剑?誓軐?婇y各個擊破，整個作戰時間不到一年，開吾國歷史之先例，可稱軍事天才，爲兴鶒偡??雒袼?穑?Υ故穬浴?br /> ㈢ 蔣公出身軍事，威勝於信，軍閥之來歸者，畏威而非心服，而眞正革命部隊原非準備成熟而出師北伐，故相形之下，基本部隊人數，不及來歸者之多，引起來歸者之野心，有機紛紛叛變，幸革命部隊，能以一勝十，加以敵人陰郑?釞C要科均能以破譯密電早呈諸蔣公，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矣。
㈣ 本党老同志之在黨內有力量者，不能秉公爲蔣公助，甚至勾結軍閥、共党、日本如汪精衛者，以對付蔣公，故蔣公無時無刻不在三面作戰，眞所謂堅苦卓絕，幸蔣公爲實行國父遺囑之信心堅定，不屈不撓，卒能開成國民會議，公佈訓政時期約法，及廢除不平等條約，進而製成憲法，進入憲政時期者，實非易易，其功不可沒。
㈤ 抗戰開始，共黨雖宣言共同抗日，其不守信，早在蔣公預料之中，唯吾方軍力尚能控制，故無大礙，苟勝利後，我軍事方面不自大輕敵，處理遊擊隊有方；經濟財政方面，不採取措施，造成民怨；外交方面不使美國居間，予共黨以爭取時間良機；黨務方面，不讓友党以國大席位，及早告知李宗仁此次不要參加競選，則大陸之失，必能避免。
㈥ 所有帝國主義者，在我國失去既得之權利，心孰能甘？故凡共黨造謠攻擊本党及蔣公者，莫不爲之轉播，積非成是，解釋爲難，而共黨得其利矣。
㈦ 政權之維持，不能靠軍隊，如施政有違民心，終必失敗。蓋軍隊亦爲人民所組成，而違民意之措施，乃自殺也。「兵敗如山倒」者，無鬥志以擁護其不願擁護之政權也。故曰：「得民心斯得民矣。」
㈧ 爲領袖者，必須親賢人，遠小人，無絲毫自私之心，庶能領導他人，以成大業，蔣公不嗜殺人，而好使部下力量對立（如黨與團、政校與幹校等等），雖雙方均對蔣公擁護，終致力量抵消，效率低落，非良策也。
以上數點爲余所能見到者，是否有當，仍請讀者指引
抗戰期間，我們知道冀朝鼎這個人和共產黨有關係，不過孔祥熙和他是同鄉，因此便用他。後來宋子文接孔祥熙財政部長，也用他，我們調查工作人員也曾告知孔、宋當心這個人，但孔先生因同鄉關係，很信任他，便不聽黨裏的勸告。宋子文從國外回來，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這個人英文不錯，可能投其所好。孔、宋兩人都因冀很能幹，結果冀爲共產黨在我方財政金融方針任設計工作，他專門替孔、宋出壞主意，都是有損害國家和損害政府信用的壞主意。
其中，如黃金儲蓄券六折還本問題，我曾在國防最高委員會會議中兩次發言反對，我說：「黃金儲蓄券發行是經行政院提經由立法院通過條例的。現在要還本兌現，既經過立法院通過的，怎能按六成發給人家呢？」主席蔣公說：「這是宋兼部長經考慮了很久才提出的，他說祇有這個辦法。你不要懷疑他。」我又說：「有些老媽子、司機借了錢買黃金儲蓄券以示愛國；現在要還本兌現一、二兩黃金，也要給他打六折，太說不過去了。」總裁聽了後說：「那就這樣好了，二兩金子以下全數還本，不打折扣！」蔣公太相信宋了，他總認爲宋是財經專家，其實，有些事是屬於常識，和專家沒什麽關係的。那時黃金儲蓄券行情看漲，黑市比官價還要高，可見需要量更多。第一期是發行二百萬元，那麼第二期可發行五百萬元，以適應市面需要，並以盈收對第一期到期者照數換第二期，不打折扣，以維政府金融信用。奈何宋氏不作此圖，從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掃地！
日本人投降時，總裁派何應欽將軍去受降，我特地去看何將軍，我建議他要求日本人的軍隊，幫我們防守兩條路，由南京、浦口到天津，與由漢口至北平之津浦與平漢兩條鐵路，使日本軍隊幫我們防守這兩條鐵路沿線地區，我們的軍隊就可開往北方去，因爲我們的軍隊都在西南，西北一帶。但何將軍忽略了我的建議，致使我們的軍隊須經上海，由海道咄?旖颉⒈逼剑?装桌速M許多時間和人力、物力，予中共以調度機會，這是很可惜的事。
後來我們犯了一項很大的錯誤，就是日本投降後，所有在日本軍隊後面打遊擊的部隊，我們沒有收容過來。當時這些在北方、在東北打遊擊的部隊，都是本党同志，後來軍政當局或許受了國防部次長共奸劉斐之影響，不要這些遊擊隊的兵，引起了他們的怨恨，這些人心裏想：中央軍隊和日本人作戰時，我們在日本人後面打遊擊牽制他們，不無有功，到現在天亮了，我們也應該有個歸宿呀！現在中央卻不要我們，那我們跑到共產黨那裏去算了！這項政策的錯誤導致北方、東北那些打遊擊的人大失所望，投向共產黨那邊。我們應該臨時接收他們，再慢慢地補充到各正式部隊裏去，才是正當辦法，如同淪陷區退出來的青年，如果我們當時不收容他們，他們自然被延安共黨收容去了，這種損失，是無法補償的了，爲淵驅魚，是等於壯大了共產黨，使他們平白增加好多萬人。
以上是軍事方面的錯誤，導致我們失去大陸。第二項失敗的原因是我們的財政金融沒有搞好。當日本人佔領了一地區，他們用日本軍用券一塊錢換取我們中央政府所行的法幣一塊錢，他們用這種方法逐漸收去了我們的錢幣，而使整個淪陷區都用日本軍用券，而我們中央銀行的錢幣便不通行了。這時候如果我們這邊有一個人，他有一萬塊法幣，那這個人必定很富有，因爲那時吃一桌含有魚翅、燕窩的酒席，才不過三、四塊錢。在淪陷區，可以用一萬塊法幣去換一萬塊日本軍用券，人民感到並無吃虧，後來當汪精衛組織偽政權以後，他發行一種偽幣，此時一萬塊軍用券可換五千元偽幣，乃等於貶值了一半，日本投降以後，收復地區人民自然歡迎使用法幣，但財政當局宋部長竟規定兩百元偽幣換取一元法幣，這一錯覺，以爲這樣一來，就可用少數法幣把偽幣都收了回來，其實害了老百姓。有五千元偽幣的人祇能換到二十五元法幣了，而這時候的法幣早已貶值了，所以原有一萬元法幣的人民，祇剩貶值的二十五元法幣了。再舉例來說，抗戰初期，我曾用一萬塊錢協助兩所大學遷校，這兩所大學一所是復旦大學，一所是大夏大學，他們都在上海，沒有錢遷校到後方，我就撥給他們一萬塊錢辦好了這項艱巨的遷移工作。這樣看來，一個富有的人經過這場戰爭，他的財產由一萬塊錢變成二十五塊貶了值的錢了，這不是替共黨鋪路嗎？還算什麼財政專家呢？由此可見，我們的財政政策把有錢的人民也變成沒有錢了，沒有錢的人，更是一無所有了，以前有句話我不太懂，這句話就是「民窮財盡」，到這時候我才懂得。政策一錯，可使民也窮了，財也盡了，所有的有錢人，都變成了窮人，無錢的人都變成了赤貧了。換句話說，我們已先替共產黨把人民都變成了無產階級，這是我們財政上犯的大錯誤，當時政府不應該去占這種便宜。人民有五千塊偽幣，政府仍要用五千塊法幣去換才對；不應該占人民的便宜，用兩百塊偽幣換一塊法幣。他祇看到自己這一面，而沒有看到人民全被整慘了。勝利後我們剛回到上海，發現一切東西都便宜極了，因爲我們一塊錢法幣等於兩百塊使用，所以大家都搶購東西，弄得老百姓痛恨我們。軍事上失敗，把遊擊部隊放棄，使他們成爲共產黨的部隊；財政上的失敗，是幫助共產黨把有錢的老百姓變成「無產階級」，這兩大失敗，是我們爲什麼要到臺灣來的最大原因。
所以任用人才要特別謹慎，治大國必須有大量，見識小、度量小的人，絕不能治大國的。又如果他中國書很少讀過，他寫的說的都是英語，他自然不能治理中國了。要是我寫歷史的話，上面這兩位先生的錯誤政策，雖然後者是經過中央會議決定的，竟把我們趕出大陸了。因爲那時老百姓對我們失望極了，心想換一個政府看看，或許還有希望，這種心理就幫助了共產黨成功。所以政治上政策一錯，影響大得不得了，每一個老百姓都蒙受其害呀！
我獲悉這一陰轴幔?銓⒋嗣芗?鎴笫Y委員長，他看了後認爲這情報是不可靠的，且以爲是離間國共合作關係的文件，並問告密的人是誰？我不得不將此人的姓名告知蔣委員長，蔣委員長竟懷疑此密件是偽造的，嗣後竟把告密者東北同志拘禁起來。
在此事件發生不久，我軍退至漢口，閻錫山先生自山西飛來漢口向蔣委員長報告軍情並順便拜訪我，我即告以共黨密帧笁汛笞约骸沟纳鲜鲫幹，他聽了也不大相信，但豈料返回山西不久，他就發現有好幾團的軍隊被共黨「挖」走了，事後，閻向人談及此事件時，曾表示悔恨當時未接納陳立夫先生的忠告，致未事先防範，造成軍隊的損失，至此，他才認清了共黨的眞面目。那時共党從陝西渡黃河到山西，由於地緣關係，軍隊常有往來，並因共軍也高喊抗日，便不疑有其他，不料卻因此喪失不少軍隊。
後來，蔣委員長識破共党眞相後，經我建議，乃把當初提供上述密件的東北同志予以開釋，由此可知以蔣委員長之明智尚有判斷錯誤之時，可見共黨之虛偽狠毒實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重慶時毛澤東來訪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抵重慶，由吳文官長鼎昌爲蔣委員長去電邀其來的，此事關係甚大，未付中央常會討論，遽爾去電，似乎疏忽。毛來後，除謁見蔣公外，並拜訪黨政重要有關人員，我亦被拜訪之一人，毛來敝寓高廬相晤，我之會客室一牆角，曾被日機投彈炸壞，尚未修竣，且會客室坐椅均陳舊破爛，有所不恭，寒暄後，我坦直告以我何以反共，毛頗爲驚奇，蓋他人對其來渝，均十分客氣，唯我則例外也。我曰：「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乃集世界各種主義之所長，而又合乎我國文化道統之精神，經其融會創造而成者，故對外可以多方面因應，對內足以增長自信而自立自強，不依賴任何帝國主義，而自成一獨立思想體系，以增強次殖民地之中國之自信與共信最爲適當；而共產主義來自侵略吾國之蘇聯帝國主義者，須知文化思想之侵略，較之任何其他種種侵略爲最危險，不可不慎也。其實此種思想，在我國二千四百餘年前之戰國時代，已早有之，許行、陳相之徒，信仰之，而孟子則以勞心與勞力同爲重要，分工而已，告之，而視之爲異端而攻其妄。毛先生如讀過四書，當能記憶及之，中國人民，已受三民主義之賜，獲得了自由平等之幸福，國家已列爲五強之一，不平等條約除蘇聯外，均已取消，絕不會再願意去做蘇俄的順民，所以我敢斷言，共產主義，絕不容於中國人民，而終被埋葬，而且中國歷史之外患，大都來自北方，北極白熊兇狠殘暴，不容輕視，不好玩的，爲避免中國成爲國際列強之戰場，祇有大家信仰三民主義才對，所以我根本反對共產主義。」毛曰：「共產主義之實行，爲時尚遠，故我現在談，新民主主義。」我曰：「先生之新民主主義我已拜讀，並不勝於中山先生之民權主義。」雙方話不投機，至此而別。不料不久我政府退出大陸，毛竟得意忘形，一意孤行，立即實行共產主義，蘇俄懼其長大，誘其侵韓，使之戰美，以削弱其國力，當時雙方約定，中國出人力，蘇俄出經費，及韓戰結束，蘇俄竟食言不肯出錢，毛始知上當而覺醒，於是轉而反蘇，雙方陳大軍於數千里之邊境，如臨大敵。聯蘇之結果，蘇俄所占我國之廣大土地，寸土未歸還，不平等條約，亦未取消，較之民國十二年，中山先生與蘇俄之越飛將軍之共同宣言，究竟出諸於大政治家之手筆，聯俄而絲毫不失立場，相去何啻天壤，蓋趙孟所貴，趙孟能賤之也。
軍事財政外交之失誤
冀朝鼎禍國陰种?贸?/b>
另外，政府還發行過一種美金儲蓄券，購買者多爲華僑愛國人士。此券到期應以美金兌現，孰料到期後，宋先生卻不給購買者兌現了，這是一種賴帳的行徑，使政府又大失一次信用，實在太沒道理了。從此以後，華僑對政府亦失了信用，眞可惜，大陸淪陷後，冀朝鼎被毛任爲財政部重要職位，可以爲證。以上兩項金融缺失，再加上法幣與偽幣不合理的懸殊兌換比率，無異使富者變窮，貧者愈加窮困了。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壞主義【HGC：“壞主義”，原文如此。】，復因蔣公太相信宋子文，故我屢次針對以上缺失提出建議，也未予採納。從這些事實看來，可以說在抗戰勝利後，我們每一步棋都走錯了。檢討起來能怪誰呢？每樁大事都是總裁或最高國防委員會最後決定的。現在回憶這些痛苦的經過，太難說了，誰該負責呢？當然我們不能把責任推給總裁一個人。王世杰先生掌理外交，其最大的失敗，爲答允馬歇爾將軍來華調解之一事，使我軍事受外交之牽制而誤時機，其害太大，其詳見下「我與馬歇爾將軍」一節，不贅述。
平息上海金融風潮及成立經濟改革委員會
宋子文先生這個人對國情不瞭解，書信都用英文寫，如他所決定的拋售黃金措施，便大遭人非議。孔祥熙先生卸任時，移交給他很多黃金，白銀也不少，所以導致其拋售黃金，此一決定是很糟的事。這時舉國金融經濟很亂，人心惶惶，上海反對宋子文的聲浪很大，工會罷工，商會罷市。總裁乃派我到上海，設法平息風潮。
我到上海後，邀工商社會人士進行調解。他們說：宋子文先生的做法很乖張，不合乎我們的國情，如此下去不得了！我當即表示：大家要冷靜，我們慢慢想辦法。我並向上海各界人士發表演講，講的是：「三民主義的經濟政策應該怎麼樣」。大意是說，外國人在上海經營銀行，其制度是特別重視商業，他們把我國農產品以廉價收購呋乇緡??庸め嵩僖愿邇r工業品賣給我們。這可用三句話說明外國銀行在我國的經營政策，那就是：「不管農業，敷衍工業，特重商業。」但我們應採取的金融政策則不然，應該是扶植農業，提倡工業，顧及商業而不能以商業爲中心，三民主義的經濟政策應該是這樣。因此，我批評現行經濟金融政策，是不合乎三民主義要求的。
演講後的第二天，中央日報等各大報把我的講詞刊出來。那時宋子文先生爲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聽到有這樣一篇文章後，令當時任行政院的秘書長蔣夢麟先生，帶了報紙到廬山向總裁告了我一狀，說我指摘他的金融政策不當。總裁當即打一電報給我，他很客氣的說：「立夫兄！你對金融有什麽意見可向我說，不要對外發表。」於是我拿著那篇文章去找宋先生。我說：「子文兄！你看我的文章是罵了你呢？還是幫了你的忙？請你花十分鐘仔細看一遍（他看中文是很吃力的）。」他看了後說：「你沒罵我呀！寫得很好嘛。」我說：「在我的演講中，我僅說明過去幾十年，金融政策是抄襲外國而僅注重商業，於我國的需要不相合，而建議以後金融政策予以徹底檢討，加以改革，這是替你解脫的，不料卻引起你對我的誤會，我要離開上海回南京了。」他說：「你別走，明天我請上海金融及工商各界負責人在中央銀行開會，特別請你發表演說。」以宋氏驕傲的個性來說，這簡直是破天荒的大事。我說：「回南京我的票都買了，已不能再躭擱。」但經其再三懇切的挽留，我也祇好把回程票退了。
宋氏連夜邀請上海金融、工商等各界領袖共二十余人，翌日在中央銀行開會，我演講時仍強調日前我所講過的三民主義經濟政策，並指出目前我們所推行的金融制度，是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多少年來帶來吸我們的血的制度，極不適合時宜於我國的需要；這當然非宋院長的政策，但今後望其能針對積弊改革，代之以三民主義的經濟政策。
我的演講歷時四十五分鐘，宋氏始終很虛心的坐在主席位子裏聽講，據人告我，宋子文先生如此耐心的聽人講話，是罕見的事。我講完了，他並詢問大家有無意見。他即席指出：「立夫先生講的很有道理，希望大家要共同研究。」我在演講中還強調：「我非學政治經濟與銀行學，祇是站在一個三民主義信徒立場，希望改革現行金融制度，以適合國家社會之需要而已，相信宋先生必有此魄力去大力改革。」
我平息上海罷工罷市反對宋氏風潮後返回南京。待總裁自廬山歸來，我即寫一報告曆述上海見聞以及平息風潮經過給總裁，並指出此事件暫時雖已無問題，但目前我國金融政策已屆危險邊緣，亟應研究改革。總裁看了我的報告後，當即命令成立一「經濟改革委員會」，且令我擔任主任委員，劉健群副之，而宋子文先生也是該會委員之一，另有學者專家多人參與。宋氏按時出席開會，在他這位一向驕傲的財經專家來說，是頗不容易的事。嗣經擬訂一經濟改革方案並依法定程式通過，在我赴美考察民主制度之前呈給總裁交由財政部門執行。
我想開國需要軍事，治國需要經濟，總理是經濟長才，而非軍事專才，故不能統一中國，而蔣公是軍事天才，而非經濟長才，所以打下了天下而不能守之；假定孔祥熙在抗戰勝利後，繼續掌握財經，而不由宋子文接充，我們還不至來到臺灣。回想起來，無限感慨！
於國事而言
㈠ 打天下靠軍事，治天下靠經濟。國父是經濟長才，而乏軍事長才爲之助，故不能得天下；蔣公是軍事天才，而乏眞正經濟長才（尤其於抗戰勝利後）爲之助，故得天下而復失！
㈡ 蔣公從北伐開始，以至於佔領北京，莫不身先士卒，以寡敵校?怯录鎮洌瑧?糜蟹剑?誓軐?婇y各個擊破，整個作戰時間不到一年，開吾國歷史之先例，可稱軍事天才，爲兴鶒偡??雒袼?穑?Υ故穬浴?br /> ㈢ 蔣公出身軍事，威勝於信，軍閥之來歸者，畏威而非心服，而眞正革命部隊原非準備成熟而出師北伐，故相形之下，基本部隊人數，不及來歸者之多，引起來歸者之野心，有機紛紛叛變，幸革命部隊，能以一勝十，加以敵人陰郑?釞C要科均能以破譯密電早呈諸蔣公，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矣。
㈣ 本党老同志之在黨內有力量者，不能秉公爲蔣公助，甚至勾結軍閥、共党、日本如汪精衛者，以對付蔣公，故蔣公無時無刻不在三面作戰，眞所謂堅苦卓絕，幸蔣公爲實行國父遺囑之信心堅定，不屈不撓，卒能開成國民會議，公佈訓政時期約法，及廢除不平等條約，進而製成憲法，進入憲政時期者，實非易易，其功不可沒。
㈤ 抗戰開始，共黨雖宣言共同抗日，其不守信，早在蔣公預料之中，唯吾方軍力尚能控制，故無大礙，苟勝利後，我軍事方面不自大輕敵，處理遊擊隊有方；經濟財政方面，不採取措施，造成民怨；外交方面不使美國居間，予共黨以爭取時間良機；黨務方面，不讓友党以國大席位，及早告知李宗仁此次不要參加競選，則大陸之失，必能避免。
㈥ 所有帝國主義者，在我國失去既得之權利，心孰能甘？故凡共黨造謠攻擊本党及蔣公者，莫不爲之轉播，積非成是，解釋爲難，而共黨得其利矣。
㈦ 政權之維持，不能靠軍隊，如施政有違民心，終必失敗。蓋軍隊亦爲人民所組成，而違民意之措施，乃自殺也。「兵敗如山倒」者，無鬥志以擁護其不願擁護之政權也。故曰：「得民心斯得民矣。」
㈧ 爲領袖者，必須親賢人，遠小人，無絲毫自私之心，庶能領導他人，以成大業，蔣公不嗜殺人，而好使部下力量對立（如黨與團、政校與幹校等等），雖雙方均對蔣公擁護，終致力量抵消，效率低落，非良策也。
以上數點爲余所能見到者，是否有當，仍請讀者指引
抗戰期間，我們知道冀朝鼎這個人和共產黨有關係，不過孔祥熙和他是同鄉，因此便用他。後來宋子文接孔祥熙財政部長，也用他，我們調查工作人員也曾告知孔、宋當心這個人，但孔先生因同鄉關係，很信任他，便不聽黨裏的勸告。宋子文從國外回來，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這個人英文不錯，可能投其所好。孔、宋兩人都因冀很能幹，結果冀爲共產黨在我方財政金融方針任設計工作，他專門替孔、宋出壞主意，都是有損害國家和損害政府信用的壞主意。
其中，如黃金儲蓄券六折還本問題，我曾在國防最高委員會會議中兩次發言反對，我說：「黃金儲蓄券發行是經行政院提經由立法院通過條例的。現在要還本兌現，既經過立法院通過的，怎能按六成發給人家呢？」主席蔣公說：「這是宋兼部長經考慮了很久才提出的，他說祇有這個辦法。你不要懷疑他。」我又說：「有些老媽子、司機借了錢買黃金儲蓄券以示愛國；現在要還本兌現一、二兩黃金，也要給他打六折，太說不過去了。」總裁聽了後說：「那就這樣好了，二兩金子以下全數還本，不打折扣！」蔣公太相信宋了，他總認爲宋是財經專家，其實，有些事是屬於常識，和專家沒什麽關係的。那時黃金儲蓄券行情看漲，黑市比官價還要高，可見需要量更多。第一期是發行二百萬元，那麼第二期可發行五百萬元，以適應市面需要，並以盈收對第一期到期者照數換第二期，不打折扣，以維政府金融信用。奈何宋氏不作此圖，從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掃地！
日本人投降時，總裁派何應欽將軍去受降，我特地去看何將軍，我建議他要求日本人的軍隊，幫我們防守兩條路，由南京、浦口到天津，與由漢口至北平之津浦與平漢兩條鐵路，使日本軍隊幫我們防守這兩條鐵路沿線地區，我們的軍隊就可開往北方去，因爲我們的軍隊都在西南，西北一帶。但何將軍忽略了我的建議，致使我們的軍隊須經上海，由海道咄?旖颉⒈逼剑?装桌速M許多時間和人力、物力，予中共以調度機會，這是很可惜的事。
後來我們犯了一項很大的錯誤，就是日本投降後，所有在日本軍隊後面打遊擊的部隊，我們沒有收容過來。當時這些在北方、在東北打遊擊的部隊，都是本党同志，後來軍政當局或許受了國防部次長共奸劉斐之影響，不要這些遊擊隊的兵，引起了他們的怨恨，這些人心裏想：中央軍隊和日本人作戰時，我們在日本人後面打遊擊牽制他們，不無有功，到現在天亮了，我們也應該有個歸宿呀！現在中央卻不要我們，那我們跑到共產黨那裏去算了！這項政策的錯誤導致北方、東北那些打遊擊的人大失所望，投向共產黨那邊。我們應該臨時接收他們，再慢慢地補充到各正式部隊裏去，才是正當辦法，如同淪陷區退出來的青年，如果我們當時不收容他們，他們自然被延安共黨收容去了，這種損失，是無法補償的了，爲淵驅魚，是等於壯大了共產黨，使他們平白增加好多萬人。
以上是軍事方面的錯誤，導致我們失去大陸。第二項失敗的原因是我們的財政金融沒有搞好。當日本人佔領了一地區，他們用日本軍用券一塊錢換取我們中央政府所行的法幣一塊錢，他們用這種方法逐漸收去了我們的錢幣，而使整個淪陷區都用日本軍用券，而我們中央銀行的錢幣便不通行了。這時候如果我們這邊有一個人，他有一萬塊法幣，那這個人必定很富有，因爲那時吃一桌含有魚翅、燕窩的酒席，才不過三、四塊錢。在淪陷區，可以用一萬塊法幣去換一萬塊日本軍用券，人民感到並無吃虧，後來當汪精衛組織偽政權以後，他發行一種偽幣，此時一萬塊軍用券可換五千元偽幣，乃等於貶值了一半，日本投降以後，收復地區人民自然歡迎使用法幣，但財政當局宋部長竟規定兩百元偽幣換取一元法幣，這一錯覺，以爲這樣一來，就可用少數法幣把偽幣都收了回來，其實害了老百姓。有五千元偽幣的人祇能換到二十五元法幣了，而這時候的法幣早已貶值了，所以原有一萬元法幣的人民，祇剩貶值的二十五元法幣了。再舉例來說，抗戰初期，我曾用一萬塊錢協助兩所大學遷校，這兩所大學一所是復旦大學，一所是大夏大學，他們都在上海，沒有錢遷校到後方，我就撥給他們一萬塊錢辦好了這項艱巨的遷移工作。這樣看來，一個富有的人經過這場戰爭，他的財產由一萬塊錢變成二十五塊貶了值的錢了，這不是替共黨鋪路嗎？還算什麼財政專家呢？由此可見，我們的財政政策把有錢的人民也變成沒有錢了，沒有錢的人，更是一無所有了，以前有句話我不太懂，這句話就是「民窮財盡」，到這時候我才懂得。政策一錯，可使民也窮了，財也盡了，所有的有錢人，都變成了窮人，無錢的人都變成了赤貧了。換句話說，我們已先替共產黨把人民都變成了無產階級，這是我們財政上犯的大錯誤，當時政府不應該去占這種便宜。人民有五千塊偽幣，政府仍要用五千塊法幣去換才對；不應該占人民的便宜，用兩百塊偽幣換一塊法幣。他祇看到自己這一面，而沒有看到人民全被整慘了。勝利後我們剛回到上海，發現一切東西都便宜極了，因爲我們一塊錢法幣等於兩百塊使用，所以大家都搶購東西，弄得老百姓痛恨我們。軍事上失敗，把遊擊部隊放棄，使他們成爲共產黨的部隊；財政上的失敗，是幫助共產黨把有錢的老百姓變成「無產階級」，這兩大失敗，是我們爲什麼要到臺灣來的最大原因。
所以任用人才要特別謹慎，治大國必須有大量，見識小、度量小的人，絕不能治大國的。又如果他中國書很少讀過，他寫的說的都是英語，他自然不能治理中國了。要是我寫歷史的話，上面這兩位先生的錯誤政策，雖然後者是經過中央會議決定的，竟把我們趕出大陸了。因爲那時老百姓對我們失望極了，心想換一個政府看看，或許還有希望，這種心理就幫助了共產黨成功。所以政治上政策一錯，影響大得不得了，每一個老百姓都蒙受其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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