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于当天转发了这篇文章的全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于5月12日转发了这篇文章。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各方关注，成了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导火索。 这篇重要文章的原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后经过多人多次修改，最后由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审定，5月10日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5月11日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文章分四个部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提出，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 许多干部群众和理论工作者都赞成文章的观点，并要求按“实践标准”去处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但也有一些人不赞成或不接受文章的观点，而坚持“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人更是立即出来加以反对，并施加很大压力。 5月12日，当时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成员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作了激烈的批评。5月13日，《红旗》杂志的主编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说新华社转发此文是错误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5月17日，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点名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他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5月18日，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红旗》杂志负责人谈话，批评《人民日报》很“不慎重”，要求中宣部把好关。 面对来自“两个凡是”派的指责，胡耀邦等人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随高压而来的是理论界一片鸦雀无声。这样下去，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会面临夭折的危险。 关键时刻，邓小平表态了 与指责和批评相反的是，邓小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给予了坚决有力的支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发表时，邓小平没有注意到。后来他听说有人对这篇文章攻得很厉害，就找来认真阅读。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央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明确表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在中央高层领导中，邓小平是最早站出来明确表态的。 5月30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等几位负责人谈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内容的问题时，明确提出要着重讲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说：我这次会议的总结发言，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着重讲第一个问题。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他还有针对性地指出：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的不一样，和华主席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 就在这个时候，在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直接领导下，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正在加紧筹备。在筹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当邓小平得知有的人不同意会议文件中某些符合实际的新提法这个情况后，当即指出，这是一种思潮，我一定要讲话。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再次批驳了“两个凡是”。他在阐述怎样正确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时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批评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强调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他还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邓小平的讲话，不仅深刻地阐明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本观点，而且对“两个凡是”进行了透彻的批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的锐利武器。 次日，《人民日报》以《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为题，详细介绍了邓小平6月2日的讲话。同时，还加了几行按语，鲜明地表达了报社的立场。6月6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又在第一版全文发表了邓小平的这篇讲话。邓小平的这篇讲话，被列为中发1978年38号文件的主要内容之一，于6月29日发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实际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但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6月15日，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着重批评《人民日报》，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解放思想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为了反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责难，胡耀邦顶住压力，在中央党校组织了第二篇重要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文风犀利地逐条批驳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指责，6月24日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上发表。这之后，胡耀邦又组织撰写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于1978年9月10日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出，9月26日又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从而把讨论进一步推向深入。 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一文发表后，汪东兴对讨论继续施加压力。华国锋也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和一些省、市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在他们的支持下，作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对这场争论长时间保持沉默。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不断展开和深入，邓小平对一些给这场讨论制造障碍的人进行了批评。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宣部部长谈话，要求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第二天，邓小平又同胡耀邦进行了一次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胡耀邦发动的这场讨论。他说：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些书啊！是个好班子。他还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9月上旬，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我们要解放思想，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应《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撰写了一篇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的文章，文中宣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这与《红旗》不卷入的态度相悖，谭震林又不愿删改，只好将文稿报送中央常委裁决。11月中旬，邓小平通过谭震林的文章的批示，严肃地批评了《红旗》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消极态度。他说：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邓小平的支持，有力地推动了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的展开和深入。 从1978年6月至11月，中央党政机关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大军区的大多数负责人，以及更多的理论工作者，纷纷参加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撰写文章和发表讲话，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截止1978年底，全国中央及省级报刊共刊登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文章650多篇，形成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全民讨论热潮，从而使政治力量的天平倒向了坚持实践标准的一边。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汪东兴和华国锋不得不就“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了检讨和说明。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的话，是对持续半年之久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大意义的充分肯定和理论上的科学总结。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逐渐端正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大规模进行拨乱反正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