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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2)
萧军与毛泽东,一度关系十分密切。他俩初次单独畅谈的曲折,与中国传统所称道的权力者“礼贤下士”,士大夫则矜持自守,若合符节。
1938年3月20日,31岁的萧军只身一人,身背褡裢,手拄木棍,渡过黄河,从山西步行十几天第一次来到延安。他原计划到五台山抗日前线去打游击,但路途阻绝,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毛泽东听丁玲说起,便很想见见这位鲁迅弟子,特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前往致意。和培元提出约个时间与毛见面,萧军竟然婉拒:“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
毛泽东不以为忤,特意到招待所看望萧军,请他吃饭。萧军还参加了陕北公学开学典礼,毛泽东对文化人开诚布公,对鲁迅先生高度评价,并和师生来宾在操场上就着风沙,大碗喝酒,大口吃菜,给萧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台山没去成,丁玲邀萧军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他勉强同意了。到西安,他与萧红之间维持六年的共同生活告终,不想再呆,巧遇塞克、王洛宾一行去兰州,就一起同行。不久,他与家在兰州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学生王德芬结合——王德芬就是萧燕的母亲——又折回四川。1940 年6月,他们夫妇与老友舒群一起,第二次来到延安。
以文学家的眼力,萧军对毛泽东观察得挺细。1941年7月18日,他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萧军谈到鲁迅的清苦生活和一些战斗故事,看到毛“眼睛似乎有感动的泪!这是个人性充足的人!”“他的病着的膀子不能举起,每次吃饭取菜总要站起来”;毛泽东说未来的新民主主义“‘那是真正平等的社会了……现在苏联也还是不平等啊!有等级,有资产……那时候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没有牛皮好吹了……大家全是一样……’他说完,自己泰然地笑了,用手指在一个白瓷杯里捡着泡过的茶叶吃。”(1941年7月20日日记)
在后来一次与毛长谈后,萧军又在日记里写下对毛的观感:“他不是哲人,学者,他是农民性的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他的唯一长处大约就是能够在松弛里含孕着一种神经性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现吧?”(1942年1月1日日记)
萧军过去不是很了解共产党,在延安他对看到的很多东西不以为然。像他去参观联共党史参考资料,“有几张照片,故意牵强附会以及把列宁、史塔林的照相特别放大,这使我反感。不禁想到这些政治追随者,只有政治和政治领袖,不会再想到别人……这是奴性的表现”;他评价边区周围这些共产党人“大部分是平庸的,缺乏独立灵魂的,缺乏教养的,被中国旧社会培植太久了”……
但他对毛泽东另眼相看。萧燕说:父亲性格桀骜不驯,我行我素,为什麽跟毛泽东谈得来?从日记里,感觉我父亲和当年的毛泽东性格很多地方相通:一样是独来独往,一样是不惧压力,一样是能忍辱负重,也就是“惺惺相惜”吧。我父亲自己说: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最根本还是建立在“鲁迅的基础上”——父亲对鲁迅先生是五体投地般佩服,所以这世界上谁崇敬鲁迅,他就跟谁亲。毛泽东对鲁迅先生评价高啊,非常尊重,所以父亲一下就觉得跟毛泽东感情上很亲近。
萧军曾公开宣称:鲁迅先生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的大哥。
毛泽东与他谈过很多次,多次一起吃饭,至少给他写过十封信。他说:“毛的为人使我对他起了好感:诚朴,人性纯厚,客观”。毛泽东有一次告诫萧军要经得起委屈,现身说法讲他自己“在党内受过11次处分,但是我什麽都不说……但我是一直准备着孤立”(1942年2月10日日记)。萧军颇为之不平,写出《论同志之“爱”与“耐”》一文,送交毛审阅删改后投给《解放日报》(1942年4月8日)发表。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舒群,要求删掉文中自己的名字……
萧燕说到这里叹了一声。“……入城以后,父亲经历过那麽多运动,‘文化大革命’遭受过那麽多磨难,一直对毛泽东还抱有期望,一直很信任毛泽东——因为他觉得毛泽东不是一个糊涂人。”上个世纪50年代不准他出书,他就把书稿寄给毛泽东,毛批给冯雪峰,说萧军的书可以出,居然两部书都给出了——“不过,出了之后马上又禁了!”
萧燕说:我父亲说他很珍惜在延安的这一段,在我们家,对两个人不能有非议,一个是对鲁迅先生,一个是对毛泽东。不过,父亲对共产党、对毛泽东很多问题还是看得很透彻的,毛泽东进城以后变成什麽样,他已无能为力,不能改变什麽。他在日记里提到,这麽多的高官,他就觉得毛泽东和彭真是人物。
萧燕说,有次刘宾雁聊天时曾告诉他,在后来文坛批胡风、丁玲、艾青的时候,据说有人好几次要把萧军与他们拉扯到一起。是毛泽东给他打了包票,说萧军是个独来独往的人,不会拉帮结伙,你们不要把他拉扯到一起。“刘宾雁还推测过:在东北时高岗整萧军以后,毛泽东为什麽没有落井下石?可能因为我父亲当时讲了很多毛泽东的心里话,比如针对苏联,毛泽东在骨子里对苏联是非常反感的,所以我父亲说的话他很有共鸣,但是他自己不能讲,我父亲替他讲了。”
有位诗人这麽说毛泽东:“蜂有蜂王,蚁有蚁王,毛泽东就是个天生的‘王’,他的精神磁场独一无二地强大。”近距离接近毛泽东的文艺家,大多对他产生特殊的感情,丁玲如此,萧军也不例外。受难与热爱,在这些文艺家的心头纠缠。这一代文化人把个人浮沉与民族兴衰叠合为一,把所有受难都当作为信念而做的牺牲,这是他们独有的宿命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