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要好的朋友肖子升谈毛泽东

青年毛泽东什么样？现在恐怕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因此对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中毛泽东形象的塑造有两种不同的评价，有的说象，有的说一点也不象，或褒或贬，不一而足。

青年毛泽东最要好的朋友之一，长沙才子肖子升（1），1926年在北京教育部任事时，曾与时任张作霖政府的教育部长杨度（2）谈起过毛泽东。



《恰同学少年》剧照，图中前排从左至右为：萧三（萧子升之弟，国际歌的翻译者之一），萧子升（长沙第一才子），毛泽东，杨开慧（中国第二位女共产党），陶斯咏（长沙第一才女），蔡和森（被杨昌济先生称誉为“救国二子”之一，中国革命早期领导人），向警予（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者）

杨度是毛泽东老乡，曾主张君主立宪，拥袁称帝，但称奇的是以后竟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有周恩来证明）。那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杨度把他当时所听到的对毛泽东的一些传闻摆了出来，说毛泽东没有一点人情味，相貌丑陋，在学校功课很坏，还听说他要杀死他的父亲，要肖子升小心点，劝他离毛泽东远点。

这是当时社会对毛泽东的描述。当然是丑化。因为那时毛泽东已是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下，共产党被视为洪水猛兽，沾点边也可能被杀头。

肖子升对杨度的忠告表示感谢，但坚称毛泽东是他最好的朋友，虽然自己不会成为共产党员。他不同意那些传闻。他说：毛泽东的行为有时显示出他可能成为硬心肠的人，然而他们却不能说他全无情感和人情味；说毛泽东相貌丑陋，那是荒诞不经的说法；毛泽东与他父亲相处不好但绝无理由要杀死他的父亲；毛泽东的功课不算好，但在国文和文学方面倒很出色，历史方面亦不错，在学校里作文永远是他最好的功课，但他的字却写得很坏。

“ 这是我头一次听人说到毛泽东的好话。”杨度对肖子升的素描作出评价，说他的话是说毛泽东的“好话”，并且“头一次听到”，有一丝惊讶。应该说杨度对毛泽东也并非一无所知。当初毛泽东到北京恩师杨昌济住所豆腐池胡同的门房处栖身时，作为湘籍旅京士绅之首的杨度，与杨昌济多有交往。1920年初，杨昌济病逝，杨度前往北京豆腐池胡同吊唁，著文吁请各界人士对死者遗属“慨加赙助”。那时毛泽东与杨开慧为杨昌济守灵，杨度该是见过他的。唯一解释就是这个当时的大人物杨度太不注意毛泽东了，毛泽东当初是个小人物，杨度名声远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甚至没有留下一丝印象。但毛泽东却对杨度有过崇敬之情，在学校读书时“曾对杨度和他的政治行动感到极为兴奋和热切”。

肖子升的平淡描述，与解放后人们对毛泽东的颂扬有着天壤之别。如说毛泽东“功课不算好，字写得很坏”，这一看法恐怕不会被现在某些人所接受，因为许多人看见过毛泽东写的诗词，那龙飞凤舞般的书法被很多人称赞，自成一体，称“毛体”，怎么会很坏呢？其实毛泽东上学时偏科，理科成绩不好，拿到今天恐怕考大学都成问题；而他的字，按肖子升的说法是拿不出手的，“又大又丑”，难怪他们送对联“行乞”时肖子升很担心对方请毛泽东写字。

杨度边警告边询问：“古人说：祸从口出。这年头，还是少说为妙。当然，在你我之间，我们可以无话不谈。告诉我，你对毛泽东这个家伙的看法究竟如何？他是否具有任何真正的能力、知识、天赋，或才分呢？我的意思是，他是否具有真正的才分？”

杨度要肖子升直截了当谈谈对“毛泽东这个家伙的看法”，在你我之间不要有所顾及。

可以说，肖子升是深知毛泽东的。他是毛泽东同学，是挚友，早于毛泽东毕业于一师，在一师学习期间与毛泽东“妙高峰上竟夕谈”，共同发起创办了新民学会，经常在一起谈论国是，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俩不带分文徒步游湖南五县，作乞丐，体验叫化生活，其想法怪异，而且一拍即合。肖子升一说叫化中注意人们的反应“确是很有趣的”，毛泽东仔细听后说“那真是很有趣呀”。“叫化做三年，有官都不做”，那实在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要通过叫化测探人们的心态，锻炼自己生存的能力，一放假即不带分文，只各带一把旧雨伞和一个小包袱，包袱中包着可供换洗的衣裳、洗脸巾、笔记簿、毛笔和墨盒，就从当时肖子升就职的楚怡学校出发开始了叫化生活。肖子升学当时毛泽东的发型，把头剃光，惹得校长及学生都投以惊异的眼光，以为发生什么事了。他们第一道难关是过湘江，因不付船钱与船夫发生了纠纷，还执意不让一个老者替他们交船钱，差点动了拳头。他们斯文乞讨，经历饥饿难耐之苦，结识刘翰林、微山寺院方丈、县长、旅馆少妇各色人等，感受人间冷漠与同情，谈天说地，论英雄和草寇，讨论政治、历史、人性、修身等，就一些观点毫不隐晦地进行争辨，但谁也说不服谁。他俩加蔡和森曾被称为“湘江三友”，思想互有沟通交流，情义很深但看法不同，政治见解和政治立场把他们拆开了，以后走了不同的路。毛泽东与蔡和森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肖子升则在国民党政府做官，后到海外教学与著述，从未回过大陆。这是后话。

肖子升回答杨度的问话说：“什么是才分？谁是天才？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我所知，第一，毛泽东对他所从事的任何事情都肯花功夫精心规划，他是杰出的谋略家和组织者。第二，他对敌人的力量估计得异常准确。第三，他可以催眠他的听众。他确实有惊人的说服力，很少人能不受他说话的影响。假如你同意了他的说法，就是他的朋友，否则就是他的敌人，就是这么简单。”

肖子升否认“天才”说法，用简短的语言说出了他对“毛泽东这个家伙”的看法。第一、第二，恐怕少有疑义，第三，肖子升说毛泽东确实有惊人的说服力，很少人能不受他说话的影响，是有所指的。按肖子升的话说：

1920年，分裂的现象开始出现了。毛泽东所领导的那些热衷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所有非共产党的会员，除我之外，都不知道这暗中进行中的事情。因为毛泽东把有关新组织的一切都告诉了我，并且希望我也能参加。当时毛泽东蛮有信心，认为我绝不会出卖他们，虽则我对他们并不表赞同。新组织里面的人都把我当作老大哥。由于他们都很认真地谛听我所讲的话，因此，毛泽东当时颇为恐慌，深怕我动摇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但他毕竟未敢因此而向我公开抗议。当我不在那里时候，他确曾告诉他们，说我虽然是值得尊敬的人，并且是他的好友之一，但有布尔乔亚思想，我不是普罗阶级分子；正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不接受共产主义云云。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深饶趣味而且颇有意义的事，这件事显示了我们两人之间的分歧。被我们称为“何胡子”何叔衡，比毛泽东和我约大十岁。他和我们虽然都是朋友，和我的交情似乎还较近一些，由于我们同在楚怡学校教过两年书。那天他告诉我说：“润之曾经在会员前面秘密批评你，说你是布尔乔亚，你不赞成共产主义。他真正的用意，是不让他们对你有信心，只跟随他个人走。”後来我把何胡子的话告诉毛泽东，他听了之後，立刻承认。我问道：“你为什么说我是布尔乔亚呢？假定我说过不赞成共产主义，那么，你知道，我所不赞成的不过是俄罗斯共产主义而巳。如你所知，我很喜欢共产主义的原则，我并且相信，社会主义亦应渐渐转化为共产主义”。毛泽东一时闭口无言，何胡子却高声大笑起来，“肖胡子，”他嚷道：“当你不在这里之时，润之叫我走一条路，当润之不在这里之时，你又劝我走另一条路；当你们两个都不在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走哪条路好；现在你们两个都在一起，我仍然不知道走哪条路好！”何胡子的话引起了一阵大笑，但他所说的亦是事实。何胡子虽然是以诙谐的口吻，说明他自己的情形，但实际上他确是不自觉地做了所有会员的代言人。因为当时的新民学会，显然有一部分人陷于歧途彷徨之中。不过何胡子是唯一坦白而诚恳地公开说破两位领袖的意见分歧，这种意见分歧终于造成以后的分裂。

我相信肖子升说的是实话，在对中国革命道路探讨的过程中，迷茫、困惑、彷徨、犹豫等在所难免。毛泽东也不是一个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曾以康有为为心目中的偶像，后弃之改奉曾国藩，因为康有为“然细观之，其本原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树立、枝叶扶疏之妙。”“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后来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成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在反复观察、揣摩、比较之后，在李大钊、陈独秀以及他好友蔡和森等人的影响之下，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品行端正，温雅规矩，平易近人，善与人交，在大家议论纷纷或争论激烈时，总是保持沉静，细心倾听，听完大家的意见之后才开口，常常以幽默语调析疑纠谬，说得入情入理，大家心悦诚服。谁若有悲观情绪，一经同他谈话就振作起来。谁若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请他帮助，他一定能想出妥善的办法来。毛泽东报负不凡，操守高尚。与同学交往，坚持三不谈，即不谈身边琐事，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笃信“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这些，加之他议论纵横的出色文章，提高了他在同学中的威信，在他身边怎能不受他的影响？

青年毛泽东，那时还不是那个亿万人所崇拜的大救星，虽被个别人看中被偶称栋梁之才，但仍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因此，在他及他的同伴身上浸透着一股清纯之气。他们在求学与探索过程中，非常珍惜友谊。他们真诚地热爱中华民族，不为个人自私自利而争吵。但为寻找一条改造中国革命的道路，经常秉竹夜谈，对一连串的问题进行讨论，有时争论得很不愉快，甚至潸然下泪。肖子升曾描述说“每一次在极度难过的情形之下，我们都互相鼓励重新展开讨论，但讨论又带来一次又一次的难过和遗憾，如此循环不断，由笑而哭，由哭而笑，好像一个永不停止的螺旋。这样耐心和不厌烦的努力说服对方，完全是看在联紧我们之间深厚的友谊份上。”他们讨论的最后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毛泽东佩服肖子升对达到理想社会结构，有等一百年或一千年的耐心，而他则十年也不能等了，要明天就达到目的。

这就是青年毛泽东。一个农家子弟出身的朴实无华的毛泽东。一个急于改造旧中国的毛泽东。一个具有个性与充满张力的毛泽东。一个被要“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的杨昌济竭力栽培的毛泽东。杨昌济临终前，强撑病体，给他的好朋友、北洋军政府教育部长章士钊写信，恳切举荐毛、蔡二人，信中说：“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吾郑重语君，毛蔡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可见杨昌济对毛泽东的看重与厚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改造旧中国的目的，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社会步入了一个被称为毛泽东的时代。如今，那个时代也已成为了历史。

历史虽已过去，但总有踪影可寻。青年时代给一个人的一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以后有着怎样的经历，不论你如何发达或潦倒，如何富有或贫穷，如何高贵或卑贱，如何显耀或默默无闻，都不可能彻底改变那时形成的你的印记，如追求与理想，初衷与希望，性格与品行，信仰与冲动，尴尬与失落。不论时代如何冲涮你的容貌，改变你的人生，你的言行、举动总有蛛丝马迹可寻，烙印痕迹可踪。因此，要客观准确地评价毛泽东，就看一看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吧。


（1）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中,杨昌济老师有三位得意弟子:萧子升、蔡和森与毛泽东.他们品学兼优、志趣相投,人称湘江三友.之中,毛泽东、蔡和森两位后来接受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领导人,而萧子升很有活动能力，书法很好，但有公子气。坚持信仰无政府主义,一度在国民党内任职, 解放后长期旅居国外，流落于欧洲美洲。

（2）（1874年—1931年），生于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人，先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政治派别，颇具争议。光绪戊戌年（1898年），湖南新政，谭嗣同梁启超在长沙办时务学堂，蔡艮寅、刘揆一、杨度同在一起听课、讨论国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一等一名是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杨的共事和政敌：梁士诒。由于梁士诒这个名字被说成是“梁头康尾”。受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是晚清朝廷“宪政专家”，出入颐和园，为王公大臣们开设宪法讲座。清政府关于‘立宪’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袁世凯卒，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杨度写下挽袁联：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192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1929年秋，在白色恐怖之时，杨度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周恩来批准，秘密入党，与周单线联系。曾有人讥讽他投机，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杨度晚年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准备撰写的《中国通史》，并写好了大纲，然岁不与人未完成。1931年他在上海租界因病去世，葬上海外国公墓。周恩来、潘汉年前往吊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