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AB团的由来
苏区关于“AB团”的资料，最初见于1929年4月李文林领导的赣西南特委的《赣西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1929年4月）》，报告认为：赣西南苏区的领导人认为，最初AB团是产生于江西南昌国民党省党部，AB团在江西一直没有停止过活动。1929年5月赣西统治阶级一面是第三党改组派藉金汉鼎的兵力进行与 AB团争取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一面联合向红军进攻。江西国民党的党务完全为AB团所操纵，在各地建立他们的权力机构。在吉安国民党党务则在第三党手中。第三党的计划：派人打入我们的组织，在我党内进行挑拨离间，造成我党分裂，从而夺取我党的上级机关。
接着，是中共中央特派员对苏区考察的报告，即《刘作抚关于赣西情形的综合报告（1929年9月6日）》（刘作抚即易尔士）：“赣西特委在去年〔1928年〕七、八月间即被第三党混入，特委常委兼宣传秘书长等职的饶敬庄、秘书李灿林并把特委领导的吉安城区的理发工人支部，街道支部等夺去了，一直到十月，特委才发觉他们二人是第三党，因为朱（德）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中央给朱毛的文件由赣西特委转的，均被遗失，省给特（委）的六次大会决议也失落，才证明他们二人窃去了。至到十二月才有方法把饶敬庄解决了。到〔今年〕正月才把李灿林解决了，取得他们详细的口供。他们的政策夺取特委而领导各级党部，并用金钱收买右倾分子，用感情拉拢右倾分子，渐渐排除共产党分子，而且从中挑拨上下党部感情；所以，他们混入数月之久未曾破坏特委机关即在此……”。
中央特派员张怀万于1930年1月和4月5日连续向中央报告，说道：“吉安城为赣西AB团活动的大本营，其中心在第五中学，宣传机关为吉安国民日报，他们的领袖为大的政客与豪绅地主，活动的对象为青年学生。他们分A团和B团，即由我们的大校中校，组织系统与我们一样，不过名字不同罢了。”“赣西各县市都有它的组织和活动，尤其以吉安、吉水、安福、万安等县为最活跃。”“第三党在赣西南，现已投降了改组派和AB团，无独立组织……现在整个赣西南，AB团组织和政治势力大于改组派。”
1930 年7月22日，刘作抚的《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AB团、改组派、富农地主，这几种在政权机关里发现有，永新破获改组派的组织，兴国、永丰、吉安西区、安福西南区，都破获有AB团的组织，尤其是吉安西区AB团有二千余人，自首的有七八百人。”“在我们的组织里破获出来。又如永新八区和城区破获，破坏AB团的组织，拷问的口供在永新的赤军里都有几人，在永新的红军学校也打进（出）了两三人，永新城区的商人有一二十人是加入了（AB团）的。都由于组织不严密，对富农斗争不深入，这些地方的破获（AB团），大都从富农斗争中破获的，只要（对）富农斗争的更加紧，AB团改组派不难从组织内完全肃请。”
张怀万和刘作抚都是中央派遣的特派员，刘作抚也就是“富田事件”中被称作“中央提款员”的“易尔士”。张怀万和刘作抚作为中央特派员的任务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尽管没有资料给予披露，但我们可以从客观的事实中分析出答案。中央特派员的任务显然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中央对毛泽东不放心，派出特派员给以监视，及时反馈毛泽东的方针路线，以便“纠正”。这一点，表现在瞿秋白、周恩来的临时中央身上，也表现在李立三、周恩来的临时中央的身上，还表现在王明中央的身上。毛泽东从“秋收起义”改变中央的方针政策以来，就开始受到几度变换的临时中央的怀疑与打击。
第二，贯彻和监督中央关于“城市道路”、“土地政策”、“肃反”问题等在苏区的落实。尤其是“城市道路”和“肃反”问题。综观中央特派员的多次报告，都非常重视肃反问题。
第三，为中央筹措经费。刘作抚变成“易尔士”，就肩负着“中央提款员”为中央从苏区提取款项的重任。
1929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要求江西苏区“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影响”。1930年2月，再次发出指示，要求开展以打“AB团”为中心的肃反斗争。1930年4月，中央又指示“须抓紧反机会主义、改组派、 AB团的斗争”。
中共的“肃反”斗争最初开展于“白区”。1927年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进行大规模的搜捕、枪杀。担任搜捕工作的，是国民党的军警、特务，还有共产党的叛徒。“这些叛徒，熟悉共产党的组织和人员，特别是那些在共产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叛变，危害特别大。比如顾顺章，曾经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特别科部长，中央交通局局长。向忠发是中央总书记，罗绮园（易元）是宣传部副部长，白鑫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等等。”（《苏区的肃反运动》刘平梅）。为此，“白区”共产党建立了“锄奸组”。白鑫就是在上海被“锄奸组”除掉的。而著名的锄奸活动，莫过于当代一些人“挖”出来的周恩来与康生联合进行的对叛徒顾顺章一家的锄奸行动。
国民党在各个苏区进行的特务活动，并非当代所描写的几乎不存在，而是苏区实质上是国民党特务活动的重点区域。被派遣的特务混入苏区各种组织，收买苏区的反共分子，搜集情报，刺探军情，暗杀苏区领导人等，这类事情在苏区不断发生。
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情报部门和肃反（锄奸）部门，为白区和苏区党提供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情报和动向，并指导肃反。中共中央的这一系统，一直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因此，不仅赣西南苏区关于“AB团”的报告以及中央特派员的连续的报告，是中共中央三番五次责令中央苏区开展“以肃清AB团为中心”的肃反指示的原因，中共中央自身对敌情的掌握和判断，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二、毛泽东受批判 中央肃反进入高潮
1930 年5月，李立三主持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并点名批判了毛泽东的“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李文林返回后，于8 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即“二全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指示，不指名指责了毛泽东土地政策和军事路线，撤销了赣西南特委任书记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中央开除其党籍。同时，掀起了苏区肃反的狂潮。
1930年9月24日李文林领导的赣西南特委，发出《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详细规定了“肃AB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人犯的基本原则，指示采用肉刑逼供和对“AB团分子”实行“杀无赦 ”。《紧急通告》指示：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同时要求：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并列举肃朱家浩的“成功事例”：朱家浩被拘押后，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起初他坚决不肯承认，后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的赣西南政府的AB团分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了。
至此，中央苏区的“肃AB团”已经走向了极端。到了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消灭了一千多“AB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
有一个疑问是明显存在的：李文林何以做出这样的“规定”和举动？跟中央是否有联系？尽管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披露，答案也是明显的。本来在中央能够制约李立三的周恩来，于3月前往苏联，李立三的权力得到了膨胀，历史上的“立三路线”，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的近半年的时间，而李文林则是李立三的“得力”干部。
此时的毛泽东，由于战争事务，没有时间顾及李文林等赣西南组织的活动。同时，即使毛泽东有时间顾及，李文林也不会“买帐”：李是携着中央对毛泽东的批评的“尚方宝剑”回来的。但是，李文林等接下来的举动，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从指挥战争中回过头来。
1930 年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人”的军事作战方针，并煽动其领导的“红二十军”拒绝执行军事命令。毛泽东布置的“第一次反围剿”的战场（在李文林的“地盘”），也被李文林等强行反对，迫使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进行作战部署，根据地和红军再次陷入危机。
该年年初，也就是1930年2月，临时中央协同地方和彭德怀，已经屠杀了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造成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彻底丧失。在李文林等肃反的狂潮之际，红军高级将领伍中豪在根据地被武装围杀，有研究者认为，伍中豪的死，跟李文林等有着干系。也在10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李文林父亲用真名签字的“AB团”的便条。
所谓形势逼人，临时中央从1929年末接连不断的肃反指示、李文林参加中央会议后的肃反狂潮，至少预示了两点：第一，临时中央对毛泽东强烈不满，毛泽东又将为此失去权力；第二，根据地和红军的命运又将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也许，在毛泽东的脑子里还有最可怕的第三点，即，十万敌军压境，对李文林等人疯狂举动再不采取措施，红军和根据地将遭受灭顶之灾。其实，还有来自于红军内部的忧虑：再对中央肃反的指示敷衍了事，必将遭到一些高级干部的反对而影响战争的胜负。中央三番五次的指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攻占大城市”，一是以“打AB团为中心”的肃反。 8月在攻占长沙的问题上，毛泽东就遭到了众多高级干部的反对，而不得不去执行哪个冒险的命令。尽管毛泽东在“九月来信”的指示下又回到了前委书记这个“最高领导人”的岗位，并且于1930年6月出任红一军团和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联合成立的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书记，但是，一旦违背中央指示，也就失去了领导的权威作用。
事实也正是如此。正当毛泽东为打破第三次“会剿”和第一次“围剿”殚精竭虑之时，1930年10月，临时中央已经剥夺了毛泽东在苏区的最高权力和军事决策权，只是毛泽东等不知道而已。9月24日至28日，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结束了 “立三路线”。10月，经周恩来提议，成立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中央局书记。由于周不能前来苏区，指派项英于10月前来苏区出任代理书记，掌控最高权力。毛泽东则于10月底召开总前委会议执行中央的肃反指示，受到与会干部的拥护。
10月14日，毛泽东向中共中央汇报赣西南李文林等特委的情况：“近来赣西南党内呈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冲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
10月2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改造全部党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
如果翻开中共中央多次发来的肃反指示信和李文林等赣西南特委在中央支持下的关于肃反的通告，总前委的“决议”，依然显得十分“右倾”。但好在没有两个月前毛泽东不主张攻打长沙时的强烈的反对，而是一致讨论做出决议。会议上还讨论通过具体的肃反方略：由各纵队（相当于师级建制）自主肃反，团以上成立肃反委员会，团一级拥有捕人的权力，纵队一级则拥有杀人的权力，不必向军以上领导机关请示汇报。
据萧克回忆，在“肃AB团”达到高潮的1930 年11 月底至12 月初，他当师长的师“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团”，先杀了六十人。十几天后，该师又决定再杀六十多人，后经军政委罗荣桓的援救，萧克迅速赶往刑场，予以制止，才救出了二十几人，“但还是杀了二十多人”。
《罗荣桓传》中这样记载的：“部队撤到宁都县境时，军政治部通知第十二师师长肖克和政委张赤男说，十二师的宣传队长和一个宣传员是AB团。于是，师里立即将这两人逮捕。提审时，这两个人不承认，一用刑，承认了，又供出了十几个人。再抓，再打，再审，这十几个人又供出几十人，11月底，这个师已抓了100多人。当时前委规定，捕人由各团党委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毋须向军党委和前委请示报告。十二师准备杀几十人”。 但是，罗荣桓并未能阻止乱杀，还是有二十几个人被十二师党委杀掉。
很难想象，萧克为师长的师的乱捕乱杀、黄克诚任“肃反委员会主任”的团的乱捕乱杀，跟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毛泽东批准肃反（部队开到宜黄时，毛泽东批准开始肃反）、总前委决定“捕人由各团党委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就是乱捕乱杀的理由？实质上，总前委的“放权”仅仅是一个原因，而部队许多干部战士的混乱思想，才是主要原因。之前不久，萧克在师里推行“连坐法”也许能说明这个问题。
《罗荣桓传》中还提出了一个问题：红一方面军的肃反，是谁提议的？“部队开到宜黄时，毛泽东批准开始肃反”，显然是在他人的提议下毛泽东批准的。也许有人会说：毛泽东可以不批准。问题是，毛泽东有这个权力么？
这是中央的三番五次的指示，毛泽东已经拖了一年的时间，两三个月前，毛泽东已经因为不积极（变通）执行中央指示而遭到了大多数高级将领的反对。朱德说“打长沙就我和毛主席不同意”（〈西行漫记〉），可见反对的力度，而结果也是朱毛的意见被否决。也就是说，如果毛泽东不执行中央指示，不要说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即使红一军团，毛泽东也指挥不动！
部队开到宜黄、毛泽东批准开始肃反，已经是1930年11月底。毛泽东于10月14日向中央汇报赣西南李文林等的情况要求“彻底改造”，以及月底召开肃反会议，一个多月没有行动。毛泽东不执行中央指示或者“阳奉阴违”的变通中央指示，早已是高级将领众所周知的事，并且，一些高级将领常常以此反对毛泽东：萧克回忆说，大家对中央是十分信仰的。向毛泽东“提议”肃反，实质上也是不满和反对。十万敌军压境，毛泽东怎么也不会因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一些高级将领的反对导致影响“反围剿”，而且，毛泽东也确乎想对李文林等地方组织来个“彻底改造”！所以，在所有的“回忆”和“研究”中，不存在毛泽东对红一方面军在肃反中的什么“行为”，而是统一集中在“富田叛乱”这个事件上。在红一方面军肃反的问题上，所有资料涉及到毛泽东的大概只有两件事：一个是毛泽东解救了陈毅，一个是毛泽东被李韶九怀疑为“AB团”。
从毛泽东解救陈毅的事情上，也能说明毛泽东在肃反问题上并没有多大的权力。或者换句话说：毛泽东不具有决定权，尽管他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虽然在“九月来信”下重新成为主帅，但是，“九月来信”也对毛泽东进行了批评。因此，涉及到中央指示的问题，毛泽东并不比任何一个高级将领权力更大。因此，毛泽东对肃反的主要视点，放在了对付李文林等破坏“反围剿”和根据地的赣西南地方领导人身上。
三、中央对苏区“富田事件”的处理
1930年10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由周恩来任书记，项英代理书记。同时成立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项英任主席，并由项英全面主持军事和政治大局。
项英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选出的中央常委，并非“立三路线”的人。但是，项英无疑是“立三路线”的支持者，“立三路线”盛行时，项英也是常委。李文林等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9月发布的指示使用肉刑的“紧急通告”，项英也是支持的。
1927年中旬，“留洋派”控制了中央权力之后，对毛泽东的“井冈山路线”、也就是“
乡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一直深恶痛绝。对毛泽东的认识，也一直是“农民路线”或者“富农路线”等“非马列主义”。这一点，可以从中共中央于1931年4月派往鄂豫皖苏区的中央常委张国焘当时的谈论中证实：“我能像毛泽东那样，仿佛自己是个纶巾羽扇，身怀无字天书，装作未卜先知的军师吗？或者说，既然要领导农民起义，自己就必须农民化一点？”“不，我认为不可为，也不屑为。共产主义，显然是一种先进的革命思想，而毛泽东搞的那一套梁山泊主义，却包含着封建迷信等等农民叛乱思想，两者如何能混为一谈？当然，如果用毛泽东的眼光来看我，也许会认为我这个人太不懂得共产主义的中国化了。”“在鄂豫皖的红军中，严格地讲，还没有真正的共产党。他们长期执行的是非布尔什维克的错误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甚至土匪流氓都大量混进了党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始终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脚踏两只船的投机分子占了绝对的优势。”
“他们长期执行的是非布尔什维克的错误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甚至土匪流氓都大量混进了党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始终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脚踏两只船的投机分子占了绝对的优势”，这个观点，应该说，是几度“留洋派”临时中央的共同观点。这是肃反扩大化的认识和理论源头。由此，也可以解释毛泽东从1927年上了井冈山后的一系列遭遇。1927年11月，先被瞿秋白中央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在斯大林的干预和周恩来的支持下，毛泽东又恢复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党内职务。1929年，中央“二月来信”再次剥夺了毛泽东的领导权，红军和根据地惨遭重创后，又不得不把毛泽东请回来。而中央对“肃清地主富农”“肃清土匪 ”三番五次的给予指令，1929年11月，又开始指示肃清“AB团”等。1930年2月，袁文才王佐被屠杀。1930年10月，毛泽东被剥夺中央苏区的领导权和军事决策权。
有的资料断章取义的披露，毛泽东曾为“土匪流氓”说“好话”：他们打仗勇敢，打仗得靠这些人（大意）。毛泽东的这种“辩护”，也就是在中央坚决肃清参加红军的“土匪流氓”的指示下，为挽救这些已经参加了革命的人的生命，进行的辩护。
也就是说，几度“留洋派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形势越好，对毛泽东的打击力度越大；而形势恶劣后，则进行拉拢。1927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刚刚站稳脚根，就被开除了“党籍”。1929年初，根据地的形势越来越好，于是，中央有了“二月来信”。“二月来信”导致了红军和根据地处在危亡之际后，又有了“九月来信”对毛泽东的“起用”。1930年，“古田会议”后，根据地的形势更加发展，于是，10月又剥夺了毛泽东的领导权和军事决策权。
项英被派来中央苏区的任务，就是来取代毛泽东在苏区的党和军队的领导权的。途中，项英与邓发会面。12月30日到达宁都与毛泽东、朱德会合。1931年1月15日，项英正式取代毛泽东的最高领导权，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里必须指出一个问题：项英从中央出发时，李文林等赣西南特委，已经把肃反闹得沸反盈天；而此时，“立三路线”已经被清除，中央的负责人是周恩来和瞿秋白；项英前来苏区，中央对肃反有那些指示和看法？中央对李文林发布的指示使用肉刑的“紧急通告”有什么指示和看法？
由项英会见过的邓发的疯狂肃反可知，中央对上述问题是支持的：邓发也是中央派来掌控苏区领导权的。这一点，还可以从中央主要领导人、主管苏区和军队工作、并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的行为上证实。此时的周恩来，已经结束了“立三路线”，而王明等人还没有进入中央。周恩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指出，当时中央工作“中心关键在反毛（主义）”。这一点，也可以从项英解决“富田事件”的具体做法和所发布的有关通告上得到证实。
苏区肃反，主要的错误在于肃反的方针政策。代表毛泽东肃反方针政策的，有1930年8月前的刘士奇和曾山领导的肃反及其方针政策，还有张鼎丞领导的闽西南苏区的肃反方针政策。代表中共中央肃反方针和政策的，有李文林抢夺赣西南领导权后的“紧急通告”上规定的方针政策，还有邓发取代张鼎丞后的方针政策。前面对两种方针政策及其客观表现做过介绍：毛泽东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中央的方针政策则疯狂而残酷。但是，毛泽东的肃反方针政策受到了排斥并被取消，红一方面军肃反时，各部队也是各自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尤其是红三军团，毛泽东虽然是“总前委书记”，但红三军团也有前委，毛泽东对红三军团的影响有多大，是众所周知的。换句话说，红三军团的肃反，其责任主要还是其内部）。
项英解决“富田事件”的方针和具体做法是明显的。第一，并没有指责李文林等的“紧急通告”，即没有否定“肉刑”的使用。以项英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与邓发会面时，鉴于肃反问题，必然会对李文林等的“紧急通告”和“肉刑”问题有所作为，但是，事实证明项英没有丝毫的作为。如果存在作为的话，邓发后来的疯狂举动就不会重复，至少会减轻一些疯狂。第二，项英明显的倾向于“富田叛乱”的人员。原因很简单：项英支持“立三路线”，李文林、段良弼们也是“立三路线”的积极追随者。第三，“极左”的肃反方针政策依然是项英所支持的，这一点，可以从其对邓发疯狂肃反的无动于衷得到证实。第四，项英解决“富田事件”时所表现出的“温和”态度，不过是为了“中心关键在反毛（主义）”这个主题。
因此，项英把“富田事件”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党内无原则的派别斗争”所导致。同时，要对毛泽东和“富田叛乱”者“各打五十板”了事。这样的解决方法，危害是无法估量的：在任何时候，都会发生一些人觉得自己“冤枉”的事情，如果因此而成为发动武装叛乱的合法理由，那还了得？
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也在为如何解决“富田事件”的问题而制订方略。1931年 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富田事变”的问题。周恩来在会议上对中央苏区作了两项决定：一是停止争论，一致向敌人作战；二是决定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为常委。毛泽东的地位再度被降低。但是，周恩来等对“富田事件”的态度是坚决的，而且，也没有认识到中央肃反方针政策的错误与危害。而且，即使共产国际远东局对肃反和“富田事变”指出“富田事变是反革命行动；不应夸大敌人在内部进攻的力量”，即在支持中共中央对“富田事变”的坚决态度而同时又指出肃反存在“扩大化”的情况下，中央依然没有对自己的肃反方针政策进行丝毫的反思，相反，在1931年4月4日，又向闽西南发出更加极左的肃反指示。
由此可以断定，中共中央在“富田事变”后于1931年3月28日发出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里面虽然有着一些“折中”的观点，但是，这种“折中”仅仅是为了打击毛泽东的，而不是对肃反政策有所反思和改进，相反，紧接着于4月4日发出的肃反更加变本加厉！派出的“中央三人团”到苏区后重新掀起的肃反狂潮，也在说明这个事实。
在当代，让人反胃的是：把苏区肃反的主要责任者们一个个描绘成“纠正者”，强拉硬扯的叙述其们的“纠正功劳”，而把真正的纠正者毛泽东，描绘成什么责任者，还卑劣的加上个“始作俑者”。
1931 年4月17日，“中央三人团”到达苏区并在宁都的青塘举行中央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代表团带来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更清楚的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也许不是“AB团 ”，但是，他们的危害，根本不是“AB团”能稍微比拟的。
紧接着，成立了审判委员会，枪毙了“富田事变”的祸首刘敌，并对谢汉昌、李白芳、金万邦、周冕、丛允中等叛乱首领进行公审。审判是相当宽松的，被审问的人可以随便提出自己的观点，没有被压制的事情，更没有丝毫的“刑讯”。谢汉昌、李白芳、金万邦、周冕、丛允中等不承认是“AB团”组织，而交代他们组织了一个“反毛团”。
可见，“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也是秉承了“中心关键在反毛”的主旨。也因此才受到“立三中央”的大力支持和项英的袒护。
7月间，苏区中央局命令解散红二十军，扣押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直到副排长的全体干部，大部分被处置，也即被枪毙。
此时的毛泽东，早已没有什么大的权力。苏区中央局的权力排位是：项英（代理书记）、中央三人团、常委。毛泽东是常委之一。毛泽东在这个期间的主要活动情况如下：
1930年12月下旬至1931年1月初，与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
1931年1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任新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副主任和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
1月至5月与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继续实行“诱敌深入”方针，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7月至9月与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
1931年10月11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申请由毛泽东取代项英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11月，中共中央回电批准。毛泽东又成了“中央代表团”监督和指导下的苏区“最高领导”。
11月1日至5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为红军制定并坚持的正确的作战原则受到错误批判，再次开始受到排挤。
毛泽东之所以被中央代表团推举为“代理书记”，主要是毛泽东领导的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成就，而项英则是军事上的错误者。但是，毛泽东“上任”不到二十天，就又遭到了批判和罢免。11月1日至5日根据中央来信召开的赣南会议上，对毛泽东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并否决了“古田会议”的精神：
思想理论上，毛泽东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
土地革命问题上，毛泽东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土地政策，被指责为“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而中央的土地政策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不给地主富农以生路。
军事方面，毛泽东“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被指责为“党包办一切”，“党包办一切的结果，把红军中军事、政治机关，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变成了不健全的残废机关。这种由党来包办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
会议最后号召“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左倾”的“立三路线”早已排除，“立三路线”在苏区的领导人（富田事变领导人，李文林等）也被中央枪毙了，所以，主要是对准毛泽东这个“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
毛泽东担任“代理书记”后（实质上，中央团在8月就讨论毛泽东代理书记，也即8月开始，毛泽东具有了中央团领导下的实际权力），即马上着手纠正极左的肃反方针：5、6、7月中，苏区中央局又掀起肃反高潮。8月，开始纠正肃反。但是，毛泽东无法纠正闽西南的肃反狂潮，尽管他指示和支持“干将”曾山和张鼎丞纠正错误的肃反方针，但是，毛泽东连同他的“干将”曾山和张鼎丞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纠正。
王明中央彻底控制中央权力后，肃反的狂潮再度掀起。毛泽东在倍受打击的情况下，依然对肃反进行纠正，曾山和张鼎丞也继续支持毛泽东的纠正。王震将军也积极支持毛泽东对肃反错误方针政策的纠正。简单的说，真正纠正肃反错误的中央领导，唯毛泽东一人而已！在毛泽东被彻底排挤出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后，那些所谓的“纠正者”，何曾再有过丝毫的反思和纠正？不但没有，而且成了被毛泽东纠正的对象！围绕“富田事件”的所谓“纠正”，其不过是“中心关键在反毛”而已。
最后，还必须纠正一个极其错误的说法，即所谓：如果不是肃反，临时中央想剥夺毛泽东的权力，没有那么容易。
临时中央疯狂剥夺毛泽东的权力，是1930年10月开始的，那时，毛泽东依然在对中央多次的肃反指示“阳奉阴违”的拖着不动，直到11月底，毛泽东才在一些高级干部的要求下批准了肃反，而10月底，中央已经把项英取代了毛泽东的事情通知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谁听说过有人对此有过什么不满的反应？而毛泽东在 1931年底再次被剥夺权力时，正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威望达到高峰时。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毛泽东在苏区的威望如日中天：
杨得志上将回忆：“那时，确实是这样的，说毛泽东就是说红军、说共产党，说红军、说共产党也就是说毛泽东，也就是在说胜利。”
大多数革命者的回忆也老老实实的说出“对中央在路线上的分歧和斗争知道的不多”，而不哗权取宠！肃反的责任主要在“留洋派”中央的“极左”肃反方针政策以及当时众多干部对中央“十分信仰”。而毛泽东被剥夺权力，如果说与肃反有什么关系的话，也是他在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后对极左肃反的纠正：1931年11月在中央指示下召开的赣南会议全面批判毛泽东、否决古田会议决议，直接原因就是毛泽东纠正极左肃反。
如果结合延安时期王明回国后的情形，就更能说明问题。领导红军顺利的由最初的逃跑变成战略大转移胜利的毛泽东，已经被绝大多数人拥戴为中共真正的领袖，但是，王明1938年回到延安后，许多人又跑到王明那边去了，毛泽东的门前又成了门可罗雀。还需要再说什么么？
后来延安的整风运动，目的之一就是避免重蹈苏区时期教训深刻的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的覆辙。
苏区关于“AB团”的资料，最初见于1929年4月李文林领导的赣西南特委的《赣西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1929年4月）》，报告认为：赣西南苏区的领导人认为，最初AB团是产生于江西南昌国民党省党部，AB团在江西一直没有停止过活动。1929年5月赣西统治阶级一面是第三党改组派藉金汉鼎的兵力进行与 AB团争取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一面联合向红军进攻。江西国民党的党务完全为AB团所操纵，在各地建立他们的权力机构。在吉安国民党党务则在第三党手中。第三党的计划：派人打入我们的组织，在我党内进行挑拨离间，造成我党分裂，从而夺取我党的上级机关。
接着，是中共中央特派员对苏区考察的报告，即《刘作抚关于赣西情形的综合报告（1929年9月6日）》（刘作抚即易尔士）：“赣西特委在去年〔1928年〕七、八月间即被第三党混入，特委常委兼宣传秘书长等职的饶敬庄、秘书李灿林并把特委领导的吉安城区的理发工人支部，街道支部等夺去了，一直到十月，特委才发觉他们二人是第三党，因为朱（德）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中央给朱毛的文件由赣西特委转的，均被遗失，省给特（委）的六次大会决议也失落，才证明他们二人窃去了。至到十二月才有方法把饶敬庄解决了。到〔今年〕正月才把李灿林解决了，取得他们详细的口供。他们的政策夺取特委而领导各级党部，并用金钱收买右倾分子，用感情拉拢右倾分子，渐渐排除共产党分子，而且从中挑拨上下党部感情；所以，他们混入数月之久未曾破坏特委机关即在此……”。
中央特派员张怀万于1930年1月和4月5日连续向中央报告，说道：“吉安城为赣西AB团活动的大本营，其中心在第五中学，宣传机关为吉安国民日报，他们的领袖为大的政客与豪绅地主，活动的对象为青年学生。他们分A团和B团，即由我们的大校中校，组织系统与我们一样，不过名字不同罢了。”“赣西各县市都有它的组织和活动，尤其以吉安、吉水、安福、万安等县为最活跃。”“第三党在赣西南，现已投降了改组派和AB团，无独立组织……现在整个赣西南，AB团组织和政治势力大于改组派。”
1930 年7月22日，刘作抚的《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AB团、改组派、富农地主，这几种在政权机关里发现有，永新破获改组派的组织，兴国、永丰、吉安西区、安福西南区，都破获有AB团的组织，尤其是吉安西区AB团有二千余人，自首的有七八百人。”“在我们的组织里破获出来。又如永新八区和城区破获，破坏AB团的组织，拷问的口供在永新的赤军里都有几人，在永新的红军学校也打进（出）了两三人，永新城区的商人有一二十人是加入了（AB团）的。都由于组织不严密，对富农斗争不深入，这些地方的破获（AB团），大都从富农斗争中破获的，只要（对）富农斗争的更加紧，AB团改组派不难从组织内完全肃请。”
张怀万和刘作抚都是中央派遣的特派员，刘作抚也就是“富田事件”中被称作“中央提款员”的“易尔士”。张怀万和刘作抚作为中央特派员的任务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尽管没有资料给予披露，但我们可以从客观的事实中分析出答案。中央特派员的任务显然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中央对毛泽东不放心，派出特派员给以监视，及时反馈毛泽东的方针路线，以便“纠正”。这一点，表现在瞿秋白、周恩来的临时中央身上，也表现在李立三、周恩来的临时中央的身上，还表现在王明中央的身上。毛泽东从“秋收起义”改变中央的方针政策以来，就开始受到几度变换的临时中央的怀疑与打击。
第二，贯彻和监督中央关于“城市道路”、“土地政策”、“肃反”问题等在苏区的落实。尤其是“城市道路”和“肃反”问题。综观中央特派员的多次报告，都非常重视肃反问题。
第三，为中央筹措经费。刘作抚变成“易尔士”，就肩负着“中央提款员”为中央从苏区提取款项的重任。
1929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要求江西苏区“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影响”。1930年2月，再次发出指示，要求开展以打“AB团”为中心的肃反斗争。1930年4月，中央又指示“须抓紧反机会主义、改组派、 AB团的斗争”。
中共的“肃反”斗争最初开展于“白区”。1927年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进行大规模的搜捕、枪杀。担任搜捕工作的，是国民党的军警、特务，还有共产党的叛徒。“这些叛徒，熟悉共产党的组织和人员，特别是那些在共产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叛变，危害特别大。比如顾顺章，曾经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特别科部长，中央交通局局长。向忠发是中央总书记，罗绮园（易元）是宣传部副部长，白鑫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等等。”（《苏区的肃反运动》刘平梅）。为此，“白区”共产党建立了“锄奸组”。白鑫就是在上海被“锄奸组”除掉的。而著名的锄奸活动，莫过于当代一些人“挖”出来的周恩来与康生联合进行的对叛徒顾顺章一家的锄奸行动。
国民党在各个苏区进行的特务活动，并非当代所描写的几乎不存在，而是苏区实质上是国民党特务活动的重点区域。被派遣的特务混入苏区各种组织，收买苏区的反共分子，搜集情报，刺探军情，暗杀苏区领导人等，这类事情在苏区不断发生。
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情报部门和肃反（锄奸）部门，为白区和苏区党提供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情报和动向，并指导肃反。中共中央的这一系统，一直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因此，不仅赣西南苏区关于“AB团”的报告以及中央特派员的连续的报告，是中共中央三番五次责令中央苏区开展“以肃清AB团为中心”的肃反指示的原因，中共中央自身对敌情的掌握和判断，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二、毛泽东受批判 中央肃反进入高潮
1930 年5月，李立三主持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并点名批判了毛泽东的“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李文林返回后，于8 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即“二全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指示，不指名指责了毛泽东土地政策和军事路线，撤销了赣西南特委任书记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中央开除其党籍。同时，掀起了苏区肃反的狂潮。
1930年9月24日李文林领导的赣西南特委，发出《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详细规定了“肃AB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人犯的基本原则，指示采用肉刑逼供和对“AB团分子”实行“杀无赦 ”。《紧急通告》指示：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同时要求：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并列举肃朱家浩的“成功事例”：朱家浩被拘押后，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起初他坚决不肯承认，后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的赣西南政府的AB团分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了。
至此，中央苏区的“肃AB团”已经走向了极端。到了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消灭了一千多“AB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
有一个疑问是明显存在的：李文林何以做出这样的“规定”和举动？跟中央是否有联系？尽管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披露，答案也是明显的。本来在中央能够制约李立三的周恩来，于3月前往苏联，李立三的权力得到了膨胀，历史上的“立三路线”，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的近半年的时间，而李文林则是李立三的“得力”干部。
此时的毛泽东，由于战争事务，没有时间顾及李文林等赣西南组织的活动。同时，即使毛泽东有时间顾及，李文林也不会“买帐”：李是携着中央对毛泽东的批评的“尚方宝剑”回来的。但是，李文林等接下来的举动，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从指挥战争中回过头来。
1930 年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人”的军事作战方针，并煽动其领导的“红二十军”拒绝执行军事命令。毛泽东布置的“第一次反围剿”的战场（在李文林的“地盘”），也被李文林等强行反对，迫使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进行作战部署，根据地和红军再次陷入危机。
该年年初，也就是1930年2月，临时中央协同地方和彭德怀，已经屠杀了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造成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彻底丧失。在李文林等肃反的狂潮之际，红军高级将领伍中豪在根据地被武装围杀，有研究者认为，伍中豪的死，跟李文林等有着干系。也在10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李文林父亲用真名签字的“AB团”的便条。
所谓形势逼人，临时中央从1929年末接连不断的肃反指示、李文林参加中央会议后的肃反狂潮，至少预示了两点：第一，临时中央对毛泽东强烈不满，毛泽东又将为此失去权力；第二，根据地和红军的命运又将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也许，在毛泽东的脑子里还有最可怕的第三点，即，十万敌军压境，对李文林等人疯狂举动再不采取措施，红军和根据地将遭受灭顶之灾。其实，还有来自于红军内部的忧虑：再对中央肃反的指示敷衍了事，必将遭到一些高级干部的反对而影响战争的胜负。中央三番五次的指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攻占大城市”，一是以“打AB团为中心”的肃反。 8月在攻占长沙的问题上，毛泽东就遭到了众多高级干部的反对，而不得不去执行哪个冒险的命令。尽管毛泽东在“九月来信”的指示下又回到了前委书记这个“最高领导人”的岗位，并且于1930年6月出任红一军团和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联合成立的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书记，但是，一旦违背中央指示，也就失去了领导的权威作用。
事实也正是如此。正当毛泽东为打破第三次“会剿”和第一次“围剿”殚精竭虑之时，1930年10月，临时中央已经剥夺了毛泽东在苏区的最高权力和军事决策权，只是毛泽东等不知道而已。9月24日至28日，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结束了 “立三路线”。10月，经周恩来提议，成立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中央局书记。由于周不能前来苏区，指派项英于10月前来苏区出任代理书记，掌控最高权力。毛泽东则于10月底召开总前委会议执行中央的肃反指示，受到与会干部的拥护。
10月14日，毛泽东向中共中央汇报赣西南李文林等特委的情况：“近来赣西南党内呈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冲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
10月2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改造全部党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
如果翻开中共中央多次发来的肃反指示信和李文林等赣西南特委在中央支持下的关于肃反的通告，总前委的“决议”，依然显得十分“右倾”。但好在没有两个月前毛泽东不主张攻打长沙时的强烈的反对，而是一致讨论做出决议。会议上还讨论通过具体的肃反方略：由各纵队（相当于师级建制）自主肃反，团以上成立肃反委员会，团一级拥有捕人的权力，纵队一级则拥有杀人的权力，不必向军以上领导机关请示汇报。
据萧克回忆，在“肃AB团”达到高潮的1930 年11 月底至12 月初，他当师长的师“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团”，先杀了六十人。十几天后，该师又决定再杀六十多人，后经军政委罗荣桓的援救，萧克迅速赶往刑场，予以制止，才救出了二十几人，“但还是杀了二十多人”。
《罗荣桓传》中这样记载的：“部队撤到宁都县境时，军政治部通知第十二师师长肖克和政委张赤男说，十二师的宣传队长和一个宣传员是AB团。于是，师里立即将这两人逮捕。提审时，这两个人不承认，一用刑，承认了，又供出了十几个人。再抓，再打，再审，这十几个人又供出几十人，11月底，这个师已抓了100多人。当时前委规定，捕人由各团党委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毋须向军党委和前委请示报告。十二师准备杀几十人”。 但是，罗荣桓并未能阻止乱杀，还是有二十几个人被十二师党委杀掉。
很难想象，萧克为师长的师的乱捕乱杀、黄克诚任“肃反委员会主任”的团的乱捕乱杀，跟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毛泽东批准肃反（部队开到宜黄时，毛泽东批准开始肃反）、总前委决定“捕人由各团党委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就是乱捕乱杀的理由？实质上，总前委的“放权”仅仅是一个原因，而部队许多干部战士的混乱思想，才是主要原因。之前不久，萧克在师里推行“连坐法”也许能说明这个问题。
《罗荣桓传》中还提出了一个问题：红一方面军的肃反，是谁提议的？“部队开到宜黄时，毛泽东批准开始肃反”，显然是在他人的提议下毛泽东批准的。也许有人会说：毛泽东可以不批准。问题是，毛泽东有这个权力么？
这是中央的三番五次的指示，毛泽东已经拖了一年的时间，两三个月前，毛泽东已经因为不积极（变通）执行中央指示而遭到了大多数高级将领的反对。朱德说“打长沙就我和毛主席不同意”（〈西行漫记〉），可见反对的力度，而结果也是朱毛的意见被否决。也就是说，如果毛泽东不执行中央指示，不要说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即使红一军团，毛泽东也指挥不动！
部队开到宜黄、毛泽东批准开始肃反，已经是1930年11月底。毛泽东于10月14日向中央汇报赣西南李文林等的情况要求“彻底改造”，以及月底召开肃反会议，一个多月没有行动。毛泽东不执行中央指示或者“阳奉阴违”的变通中央指示，早已是高级将领众所周知的事，并且，一些高级将领常常以此反对毛泽东：萧克回忆说，大家对中央是十分信仰的。向毛泽东“提议”肃反，实质上也是不满和反对。十万敌军压境，毛泽东怎么也不会因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一些高级将领的反对导致影响“反围剿”，而且，毛泽东也确乎想对李文林等地方组织来个“彻底改造”！所以，在所有的“回忆”和“研究”中，不存在毛泽东对红一方面军在肃反中的什么“行为”，而是统一集中在“富田叛乱”这个事件上。在红一方面军肃反的问题上，所有资料涉及到毛泽东的大概只有两件事：一个是毛泽东解救了陈毅，一个是毛泽东被李韶九怀疑为“AB团”。
从毛泽东解救陈毅的事情上，也能说明毛泽东在肃反问题上并没有多大的权力。或者换句话说：毛泽东不具有决定权，尽管他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虽然在“九月来信”下重新成为主帅，但是，“九月来信”也对毛泽东进行了批评。因此，涉及到中央指示的问题，毛泽东并不比任何一个高级将领权力更大。因此，毛泽东对肃反的主要视点，放在了对付李文林等破坏“反围剿”和根据地的赣西南地方领导人身上。
三、中央对苏区“富田事件”的处理
1930年10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由周恩来任书记，项英代理书记。同时成立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项英任主席，并由项英全面主持军事和政治大局。
项英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选出的中央常委，并非“立三路线”的人。但是，项英无疑是“立三路线”的支持者，“立三路线”盛行时，项英也是常委。李文林等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9月发布的指示使用肉刑的“紧急通告”，项英也是支持的。
1927年中旬，“留洋派”控制了中央权力之后，对毛泽东的“井冈山路线”、也就是“
乡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一直深恶痛绝。对毛泽东的认识，也一直是“农民路线”或者“富农路线”等“非马列主义”。这一点，可以从中共中央于1931年4月派往鄂豫皖苏区的中央常委张国焘当时的谈论中证实：“我能像毛泽东那样，仿佛自己是个纶巾羽扇，身怀无字天书，装作未卜先知的军师吗？或者说，既然要领导农民起义，自己就必须农民化一点？”“不，我认为不可为，也不屑为。共产主义，显然是一种先进的革命思想，而毛泽东搞的那一套梁山泊主义，却包含着封建迷信等等农民叛乱思想，两者如何能混为一谈？当然，如果用毛泽东的眼光来看我，也许会认为我这个人太不懂得共产主义的中国化了。”“在鄂豫皖的红军中，严格地讲，还没有真正的共产党。他们长期执行的是非布尔什维克的错误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甚至土匪流氓都大量混进了党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始终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脚踏两只船的投机分子占了绝对的优势。”
“他们长期执行的是非布尔什维克的错误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甚至土匪流氓都大量混进了党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始终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脚踏两只船的投机分子占了绝对的优势”，这个观点，应该说，是几度“留洋派”临时中央的共同观点。这是肃反扩大化的认识和理论源头。由此，也可以解释毛泽东从1927年上了井冈山后的一系列遭遇。1927年11月，先被瞿秋白中央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在斯大林的干预和周恩来的支持下，毛泽东又恢复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党内职务。1929年，中央“二月来信”再次剥夺了毛泽东的领导权，红军和根据地惨遭重创后，又不得不把毛泽东请回来。而中央对“肃清地主富农”“肃清土匪 ”三番五次的给予指令，1929年11月，又开始指示肃清“AB团”等。1930年2月，袁文才王佐被屠杀。1930年10月，毛泽东被剥夺中央苏区的领导权和军事决策权。
有的资料断章取义的披露，毛泽东曾为“土匪流氓”说“好话”：他们打仗勇敢，打仗得靠这些人（大意）。毛泽东的这种“辩护”，也就是在中央坚决肃清参加红军的“土匪流氓”的指示下，为挽救这些已经参加了革命的人的生命，进行的辩护。
也就是说，几度“留洋派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形势越好，对毛泽东的打击力度越大；而形势恶劣后，则进行拉拢。1927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刚刚站稳脚根，就被开除了“党籍”。1929年初，根据地的形势越来越好，于是，中央有了“二月来信”。“二月来信”导致了红军和根据地处在危亡之际后，又有了“九月来信”对毛泽东的“起用”。1930年，“古田会议”后，根据地的形势更加发展，于是，10月又剥夺了毛泽东的领导权和军事决策权。
项英被派来中央苏区的任务，就是来取代毛泽东在苏区的党和军队的领导权的。途中，项英与邓发会面。12月30日到达宁都与毛泽东、朱德会合。1931年1月15日，项英正式取代毛泽东的最高领导权，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里必须指出一个问题：项英从中央出发时，李文林等赣西南特委，已经把肃反闹得沸反盈天；而此时，“立三路线”已经被清除，中央的负责人是周恩来和瞿秋白；项英前来苏区，中央对肃反有那些指示和看法？中央对李文林发布的指示使用肉刑的“紧急通告”有什么指示和看法？
由项英会见过的邓发的疯狂肃反可知，中央对上述问题是支持的：邓发也是中央派来掌控苏区领导权的。这一点，还可以从中央主要领导人、主管苏区和军队工作、并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的行为上证实。此时的周恩来，已经结束了“立三路线”，而王明等人还没有进入中央。周恩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指出，当时中央工作“中心关键在反毛（主义）”。这一点，也可以从项英解决“富田事件”的具体做法和所发布的有关通告上得到证实。
苏区肃反，主要的错误在于肃反的方针政策。代表毛泽东肃反方针政策的，有1930年8月前的刘士奇和曾山领导的肃反及其方针政策，还有张鼎丞领导的闽西南苏区的肃反方针政策。代表中共中央肃反方针和政策的，有李文林抢夺赣西南领导权后的“紧急通告”上规定的方针政策，还有邓发取代张鼎丞后的方针政策。前面对两种方针政策及其客观表现做过介绍：毛泽东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中央的方针政策则疯狂而残酷。但是，毛泽东的肃反方针政策受到了排斥并被取消，红一方面军肃反时，各部队也是各自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尤其是红三军团，毛泽东虽然是“总前委书记”，但红三军团也有前委，毛泽东对红三军团的影响有多大，是众所周知的。换句话说，红三军团的肃反，其责任主要还是其内部）。
项英解决“富田事件”的方针和具体做法是明显的。第一，并没有指责李文林等的“紧急通告”，即没有否定“肉刑”的使用。以项英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与邓发会面时，鉴于肃反问题，必然会对李文林等的“紧急通告”和“肉刑”问题有所作为，但是，事实证明项英没有丝毫的作为。如果存在作为的话，邓发后来的疯狂举动就不会重复，至少会减轻一些疯狂。第二，项英明显的倾向于“富田叛乱”的人员。原因很简单：项英支持“立三路线”，李文林、段良弼们也是“立三路线”的积极追随者。第三，“极左”的肃反方针政策依然是项英所支持的，这一点，可以从其对邓发疯狂肃反的无动于衷得到证实。第四，项英解决“富田事件”时所表现出的“温和”态度，不过是为了“中心关键在反毛（主义）”这个主题。
因此，项英把“富田事件”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党内无原则的派别斗争”所导致。同时，要对毛泽东和“富田叛乱”者“各打五十板”了事。这样的解决方法，危害是无法估量的：在任何时候，都会发生一些人觉得自己“冤枉”的事情，如果因此而成为发动武装叛乱的合法理由，那还了得？
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也在为如何解决“富田事件”的问题而制订方略。1931年 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富田事变”的问题。周恩来在会议上对中央苏区作了两项决定：一是停止争论，一致向敌人作战；二是决定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为常委。毛泽东的地位再度被降低。但是，周恩来等对“富田事件”的态度是坚决的，而且，也没有认识到中央肃反方针政策的错误与危害。而且，即使共产国际远东局对肃反和“富田事变”指出“富田事变是反革命行动；不应夸大敌人在内部进攻的力量”，即在支持中共中央对“富田事变”的坚决态度而同时又指出肃反存在“扩大化”的情况下，中央依然没有对自己的肃反方针政策进行丝毫的反思，相反，在1931年4月4日，又向闽西南发出更加极左的肃反指示。
由此可以断定，中共中央在“富田事变”后于1931年3月28日发出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里面虽然有着一些“折中”的观点，但是，这种“折中”仅仅是为了打击毛泽东的，而不是对肃反政策有所反思和改进，相反，紧接着于4月4日发出的肃反更加变本加厉！派出的“中央三人团”到苏区后重新掀起的肃反狂潮，也在说明这个事实。
在当代，让人反胃的是：把苏区肃反的主要责任者们一个个描绘成“纠正者”，强拉硬扯的叙述其们的“纠正功劳”，而把真正的纠正者毛泽东，描绘成什么责任者，还卑劣的加上个“始作俑者”。
1931 年4月17日，“中央三人团”到达苏区并在宁都的青塘举行中央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代表团带来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更清楚的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也许不是“AB团 ”，但是，他们的危害，根本不是“AB团”能稍微比拟的。
紧接着，成立了审判委员会，枪毙了“富田事变”的祸首刘敌，并对谢汉昌、李白芳、金万邦、周冕、丛允中等叛乱首领进行公审。审判是相当宽松的，被审问的人可以随便提出自己的观点，没有被压制的事情，更没有丝毫的“刑讯”。谢汉昌、李白芳、金万邦、周冕、丛允中等不承认是“AB团”组织，而交代他们组织了一个“反毛团”。
可见，“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也是秉承了“中心关键在反毛”的主旨。也因此才受到“立三中央”的大力支持和项英的袒护。
7月间，苏区中央局命令解散红二十军，扣押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直到副排长的全体干部，大部分被处置，也即被枪毙。
此时的毛泽东，早已没有什么大的权力。苏区中央局的权力排位是：项英（代理书记）、中央三人团、常委。毛泽东是常委之一。毛泽东在这个期间的主要活动情况如下：
1930年12月下旬至1931年1月初，与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
1931年1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任新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副主任和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
1月至5月与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继续实行“诱敌深入”方针，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7月至9月与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
1931年10月11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申请由毛泽东取代项英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11月，中共中央回电批准。毛泽东又成了“中央代表团”监督和指导下的苏区“最高领导”。
11月1日至5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为红军制定并坚持的正确的作战原则受到错误批判，再次开始受到排挤。
毛泽东之所以被中央代表团推举为“代理书记”，主要是毛泽东领导的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成就，而项英则是军事上的错误者。但是，毛泽东“上任”不到二十天，就又遭到了批判和罢免。11月1日至5日根据中央来信召开的赣南会议上，对毛泽东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并否决了“古田会议”的精神：
思想理论上，毛泽东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
土地革命问题上，毛泽东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土地政策，被指责为“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而中央的土地政策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不给地主富农以生路。
军事方面，毛泽东“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被指责为“党包办一切”，“党包办一切的结果，把红军中军事、政治机关，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变成了不健全的残废机关。这种由党来包办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
会议最后号召“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左倾”的“立三路线”早已排除，“立三路线”在苏区的领导人（富田事变领导人，李文林等）也被中央枪毙了，所以，主要是对准毛泽东这个“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
毛泽东担任“代理书记”后（实质上，中央团在8月就讨论毛泽东代理书记，也即8月开始，毛泽东具有了中央团领导下的实际权力），即马上着手纠正极左的肃反方针：5、6、7月中，苏区中央局又掀起肃反高潮。8月，开始纠正肃反。但是，毛泽东无法纠正闽西南的肃反狂潮，尽管他指示和支持“干将”曾山和张鼎丞纠正错误的肃反方针，但是，毛泽东连同他的“干将”曾山和张鼎丞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纠正。
王明中央彻底控制中央权力后，肃反的狂潮再度掀起。毛泽东在倍受打击的情况下，依然对肃反进行纠正，曾山和张鼎丞也继续支持毛泽东的纠正。王震将军也积极支持毛泽东对肃反错误方针政策的纠正。简单的说，真正纠正肃反错误的中央领导，唯毛泽东一人而已！在毛泽东被彻底排挤出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后，那些所谓的“纠正者”，何曾再有过丝毫的反思和纠正？不但没有，而且成了被毛泽东纠正的对象！围绕“富田事件”的所谓“纠正”，其不过是“中心关键在反毛”而已。
最后，还必须纠正一个极其错误的说法，即所谓：如果不是肃反，临时中央想剥夺毛泽东的权力，没有那么容易。
临时中央疯狂剥夺毛泽东的权力，是1930年10月开始的，那时，毛泽东依然在对中央多次的肃反指示“阳奉阴违”的拖着不动，直到11月底，毛泽东才在一些高级干部的要求下批准了肃反，而10月底，中央已经把项英取代了毛泽东的事情通知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谁听说过有人对此有过什么不满的反应？而毛泽东在 1931年底再次被剥夺权力时，正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威望达到高峰时。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毛泽东在苏区的威望如日中天：
杨得志上将回忆：“那时，确实是这样的，说毛泽东就是说红军、说共产党，说红军、说共产党也就是说毛泽东，也就是在说胜利。”
大多数革命者的回忆也老老实实的说出“对中央在路线上的分歧和斗争知道的不多”，而不哗权取宠！肃反的责任主要在“留洋派”中央的“极左”肃反方针政策以及当时众多干部对中央“十分信仰”。而毛泽东被剥夺权力，如果说与肃反有什么关系的话，也是他在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后对极左肃反的纠正：1931年11月在中央指示下召开的赣南会议全面批判毛泽东、否决古田会议决议，直接原因就是毛泽东纠正极左肃反。
如果结合延安时期王明回国后的情形，就更能说明问题。领导红军顺利的由最初的逃跑变成战略大转移胜利的毛泽东，已经被绝大多数人拥戴为中共真正的领袖，但是，王明1938年回到延安后，许多人又跑到王明那边去了，毛泽东的门前又成了门可罗雀。还需要再说什么么？
后来延安的整风运动，目的之一就是避免重蹈苏区时期教训深刻的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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