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李敏4岁被送往苏联与母亲贺子珍生活。12岁回国，在父亲身边生活了15年。李敏如今在北京一个军队大院的老式单元楼里安度晚年，她肾有毛病，衣着打扮还保持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风格。家里没有摆太多父亲的照片和画像，只有一个小小的毛泽东头像摆在床头。
画上领袖竟是亲生父亲
毛泽东一生有过10个孩子。与杨开慧生下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毛岸龙在母亲牺牲后，不幸失踪。与贺子珍生下6个子女，其中5个不是死了，就是丢了,只有李敏得以见到父母双亲。
1937年春天，李敏出生在陕北的保安县。当时毛泽东与贺子珍住在一间破旧的窑洞里，生孩子这天，贺子珍叫警卫员另找一间小房子。这间房连门也没有，贺子珍进去不一会儿，一个女婴就呱呱坠地了。贺子珍的战友邓颖超、康克清等人闻讯赶来道喜，她们问：“子珍生了吗？”毛泽东风趣地说：“生了，生了，生了个大鸡蛋。”
刚出生的李敏又瘦又小，邓颖超见后，心生怜爱，说了一句“真是个小娇娇呀”。毛泽东听到，联想起《西京杂记》中的一句话，“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便给孩子取名“娇娇（音同姣）”。
1937年底，贺子珍丢下才几个月大的女儿，选择出走。她原想到上海治病，但到达西安后，得知上海已在日军的猛攻之下沦陷，便改道苏联。不曾想这一去，造成了她与毛泽东的终身分离。
李敏在延安的保育院长大，不到4岁，被送往莫斯科与母亲团聚。贺子珍离开延安时已经怀孕，在苏联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六个孩子，是一个儿子。不幸的是，儿子长到10个月大，患肺炎死了。贺子珍的精神濒于崩溃，为了安慰她，毛泽东把娇娇送到苏联。在那里，李敏见到了她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毛岸英和毛岸青。一次，在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礼堂，当哥哥们指着墙上的毛泽东像告诉她，他们的父亲就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时，年幼的李敏一点也不相信，因为父亲在她的记忆里没有留下任何印象。1946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夫妇去苏联治伤，找到了生活凄苦的贺子珍、李敏和毛岸青，随即带他们回国，这时李敏已经9岁了。
鲁豫：毛岸青告诉您说画像上的人是“我爸爸也是您爸爸”时，您还不知道呢。
李敏：不知道。妈妈不允许我说自己姓毛，慢慢地我对爸爸就淡忘了。我哥（毛岸青）有一次问我画像上那人是谁？我说是中国领袖毛泽东。他问，他是我们什么人？我说，不知道。他说，他是我们的爸爸。我就笑他糊涂：领袖怎么能是爸爸呢？一直到1947年我回哈尔滨，人家跟我说了，我才相信我有爸爸。
鲁豫：对于领袖毛泽东，您的感情是什么样的？
李敏：尊敬。
鲁豫：您知道他是自己的父亲以后呢？
李敏：不太相信。
鲁豫：没有问妈妈？
李敏：她不吭气。我觉得她不说，可能说明就是了。
“田鸡就是田里的鸡”
娇娇回国后，在哈尔滨住下。为了求证毛泽东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只会说俄语的娇娇，用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毛主席：
大家都说您是我的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
娇娇（我的小名）
毛泽东读完信后哈哈大笑，他用电报发来一封回信：
娇娇：
看到了你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一定长大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希望你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
毛泽东
电报发出不久，毛泽东派警卫员专程到东北征求贺子珍的意见，想把娇娇带回自己身边。这时，随着工作的调动，贺子珍已经带着娇娇和毛岸青从哈尔滨搬到了沈阳，与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贺子珍的妹妹贺怡。1949年初夏，娇娇和毛岸青被后来担任苏联驻中国大使的尤金带到了北京。此时，中央的机关已经从西柏坡迁到了北京香山，毛泽东住在一个叫双清别墅的地方。就是在这里，12岁的娇娇第一次见到了父亲。
鲁豫：妈妈一起去了吗？
李敏：没有。我和二哥（毛岸青）一起去的。妈妈交代我们不要调皮，不要惹爸爸生气，要听话。
鲁豫：第一面肯定忘不了吧？
李敏：对。我觉得他很高大、和善。他说，娇娇，你回来了。我就和哥哥一块叫他爸爸。一起吃午饭的时候，有一道菜我不知道是什么，就问他是什么菜。他说是田鸡。我问，什么是田鸡？他说，田里的鸡。他怕我不吃。
鲁豫：那时候有没有陌生感？
李敏：刚开始叫爸爸有一点儿拘束，因为我长这么大从没叫过爸爸，但还是叫了。我和二哥毛岸青都是第一次叫爸爸，都很拘谨。爸爸叫我们坐下聊天。
鲁豫：您觉得生活中的爸爸跟在照片、画像上看到的一样吗？
李敏：一模一样。
江青保证对我好
在苏联，贺子珍一直让女儿跟着自己姓贺。到北京后，毛泽东开始考虑给贺娇娇改名。他没有让女儿姓毛，而是根据他与胡宗南回旋陕北时用的一个化名“李得胜 ”，让女儿姓李。同时，依照他少年时代万分崇拜的先哲孔丘之语“讷于言而敏于行”，给贺娇娇起名叫“李敏”。这个名字也包含了让她与妹妹李讷和继母江青保持和睦关系的期望。
李敏回国时间不长，中国话听不太懂。毛泽东把女儿介绍给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时，高兴地说：“洋宝贝来了，我有个外国女儿。喏，她就是。”毛泽东为了提高女儿的中文水平，督促她读四大名著。每次吃饭，经常会挑出一些诗词让孩子们背，还会考他们《红楼梦》里的章节。毛泽东还经常牵着李敏的手到香山公园散步，询问她在苏联的学习情况。父女俩的感情日渐加深。然而，她与江青的感情却无法一下子培养起来。江青1937年抵达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与毛泽东产生爱情。第二年冬天，24岁的江青和46岁的毛泽东结婚。
鲁豫：什么时候见到的江青？见到她觉得紧张吗？
李敏：9月。我们是5月去的，当时她到苏联看病去了，还没回来。见到她的时候，我倒是不紧张，她挺热情的，还主动亲我。我觉得很别扭，因为我老觉得后妈会打我。
鲁豫：你们互相之间怎么称呼？
李敏：我不叫她，她叫我娇娇。几个月后，爸爸跟我谈了一次话，让我叫江青“妈妈”，说他保证她不会对我不好，说江青哭了，说她也保证对我好。爸爸和我谈完话以后，我才叫了。我从没主动到她屋子去过，都是她叫我去我才去。她只跟我谈过一次话，说她把我二哥赶走了，因为我二哥把她吓晕了。
父母通过我互带东西
1949年建国前夕，贺子珍和妹妹贺怡带李敏来到天津，等候进京指令。贺怡是毛泽覃的夫人。北京来的人告诉她们，组织上不同意贺子珍进京，只许贺怡一个人带孩子过去。贺子珍只得随军南下，在时任上海防空司令的哥哥贺敏学那里住了下来。
李敏回到了毛泽东身边，贺子珍不免心情忧郁，愈发想念长征时托付给老乡的儿子毛毛。贺怡开始在江西革命老区四处寻找，甚至希望通过找到毛毛，为贺子珍找到地位。不幸的是，在去江西泰和寻找毛毛的路上，贺怡遭遇车祸身亡。
贺怡去世后的第二年，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毛岸英牺牲了。这两个人一直是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的重要纽带，他们的相继离去使贺子珍更深更远地退出了毛泽东的生活。1950年夏天，毛泽东给贺子珍写了一封信：“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毛泽东相信贺子珍能够领会他的弦外之音。这是安慰，也是劝说；是解释，也是惆怅。1953年，毛泽东见了贺敏学，要他劝说贺子珍再婚。贺敏学对毛泽东的回答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贺子珍与毛泽东分手时只有27岁，但她仍以继母身份在苏联照顾着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在严酷的苏德战争期间，她常常省下自己的口粮，接济两兄弟。然而，生活艰苦，儿子死了，女儿太小，丈夫再婚，俄语不好，种种压力使她的性情变得十分暴躁，甚至一度被人当成疯子关在精神病院里。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已经17年没有听过毛泽东声音的贺子珍猛然从收音机里听到毛泽东的讲话，神经一下受了刺激，再次犯病。第二天早晨，嫂子李立英看到让她吃惊的一幕：贺子珍一夜未睡，还呆坐在那里听广播，而那个一直开着的收音机已经被烧坏。
得知贺子珍病倒的消息后，60岁的毛泽东第一次在李敏面前落了泪。他提笔写了一封信，让女儿转达。在这封信的作用下，贺子珍在医院积极配合医生治疗，病情很快得到控制和稳定。从此，李敏就成了父亲和母亲之间的信使。每次回上海，毛泽东都嘱咐她给妈妈捎东西。
知道贺子珍的收音机烧坏了，毛泽东特意买了当时最好的熊猫牌收音机，还捎来1000元钱。虽然他一直劝贺子珍戒烟，但有一次外宾送他一条好烟，他抽了几支后，突然想到贺子珍，就把这条烟连同他抽过的那半包一块带给了贺子珍。贺子珍原本已经戒了烟，收到礼物后，又开始抽烟了。
鲁豫：会跟爸爸聊起妈妈吗？他是怎么说您妈妈的？
李敏：一般都是爸爸主动问，我很少自己提起。我知道他们离婚以后，这些话我就很少提，都是他问，我才讲。他说我妈妈比较倔，很耿直，有主见。
鲁豫：您妈妈是个很坚强的女性吧？
李敏：对。妈妈原想把我送到北京以后，再来北京看爸爸。但是组织有规定，他们不能见面，如果妈妈到北京和爸爸见了面，他们就要开除她党籍。她就决定以后不来了。
鲁豫：他关心您妈妈的情况吗？
李敏：每次我从妈妈那儿回来，他都要问妈妈的生活和身体情况。每次他都让我带东西去看妈妈。他也没多少钱，买的就是咸菜、臭豆腐之类。妈妈爱吃臭豆腐，爸爸就买臭豆腐，一罐罐让我带到上海。妈妈让我给爸爸带上海出的泰国菜，还有冬笋。他们两个通过我互相带东西。
记者：他有没有给您讲过他们以前在一起时很难忘的故事？
李敏：他讲他们两人感情很好，但后来慢慢有了芥蒂。妈妈到苏联看病，爸爸这时候对妈妈的感情还是比较深的，他承认自己有50％的错。
鲁豫：那50％呢？
李敏：过去都说我妈妈主要错嘛，我爸爸就承认有他50％的错。
鲁豫：作为孩子，爸爸妈妈不能在一起，您是不是觉得很遗憾？
李敏：我爸爸不是说错误是一半一半嘛，我能够体谅他为什么说他有一半的错。
毛泽东对贺子珍并非绝情不顾。早在1938年贺子珍的父亲病逝之后，毛泽东将贺母接到延安，以免老太太孤单。此时，贺子珍已负气跑到苏联，老太太的生活便由毛泽东负担，直到她病逝。毛泽东在老太太的墓前立了一块石碑，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把坟刨了。延安收复后，毛泽东再次出钱，为老太太重修墓葬。20世纪 50年代常住在毛家的孩子，除了毛泽东亲生的毛岸青、李敏和李讷之外，还有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以及江青姐姐的儿子王博文。
鲁豫：您比李讷大多少？
李敏：3岁。
鲁豫：您跟李讷之间有矛盾了怎么办？
李敏：爸爸说我是姐姐，应该让着妹妹。李讷老认为是我夺掉了爸爸的感情。我从小没有跟着爸爸一块长大，爸爸对我好，怕我难过，对她可能会稍微疏远一点，李讷就受不了。
吃点黄油都要挨父亲说
1958年的夏天，21岁的李敏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升入大学之后，李敏是以一个普通百姓家孩子的身份度过的，与她朝夕相处的同学竟然没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三年困难时期，李敏和同学们一样住校，由于粮食供应不足，没少挨饿。后来由于体弱多病，父亲劝她暂时放弃学业，在家休养。1964 年，李敏到国防科工委任职实习参谋。毛泽东要求女儿夹着尾巴做人。在生活上，毛泽东除了跟史沫特莱学会了交际舞，基本属于“土包子”；舞跳得也不好，只会直上直下；在饮食习惯上，更是随心所欲，从不斤斤计较，完全不把营养学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情来看。对于孩子们的伙食，毛泽东的要求简单而明确：只要能吃饱就行。
鲁豫：您父亲在生活中是什么样的？
李敏：我经常看见他很累的样子，他总是在工作，开会、看文件，有时睡不着觉，就会找我们去。我们陪他聊天，分散他的注意力，这样他就能入睡了。
鲁豫：你们的生活比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更好一些吧？
李敏：和老百姓差不多，比工人农民好一些。
鲁豫：当时你们上学、回家会有警卫员派车接送吧？
敏：没有。我上学比较近，走着去，走着回。李讷住北京郊区，有车接她，因为太远了。我们有规定，路远的话可以用车，路近的不能用。还有发高烧到医院看病可以用车，如果只是一般的病，还得自己去。
鲁豫：学校同学知道您爸爸是谁吗？
李敏：不知道。填表的时候，我们不写自己的父母，都写监护人。当时我填的监护人叫王鹤滨，是我爸爸的一个保健大夫，后来就写李银桥。
鲁豫：爸爸会主动教您一些事吗？
李敏：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我们吃饭的伙食费超标了，他开过批评会。
鲁豫：怎么叫超标了？
李敏：平时早饭是稀饭、咸菜、馒头片。馒头不是圆的，是那种长条形的，切成片以后蒸出来吃，每天的早饭都是这样。后来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送了一桶咖啡，大师傅给我们改善伙食，煮了牛奶，弄了咖啡、面包、黄油，我们就吃了这个。这事被我爸爸知道了，召集我们开会，让大师傅报告每个月的伙食标准。他批评说不许我们这么吃，还是要吃中国饭，要喝稀饭，吃馒头片。他说馒头是中国的面包。
鲁豫：当时是不是觉得爸爸太严厉了，喝点牛奶、吃点黄油都要批评？
李敏：我还行，李讷小，她哭了。因为这也不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所以她觉得委屈。我在苏联挨过饿，没有别的吃，就吃馒头喝稀饭，觉得也挺不错，所以没觉得什么。李讷哭了以后爸爸没说什么，江青也没吭气，江青的姐姐也没吭气。
鲁豫：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您回到家里以后生活会不会好一点，有没有受到特殊的照顾？
李敏：也好不了多少。原来我们在学校吃饭，和大家一样。我饭量小，所以还好。那时候给我的定量是一个月发粮票18斤，我吃不了多少。李讷饭量比我大，所以她不够。爸爸的肉票、油票都缺，管理员就找我们谈话，让我们回家吃饭。这样我们的肉票、粮票、油票就可以集中了以后给我爸爸。
鲁豫：他的定量不比别人多吗？
李敏：跟老百姓一样。
被迫搬出中南海
1959年8月，李敏在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读书期间，跟北京航空学院的高材生孔令华结婚了。孔令华是炮兵副司令孔从洲的儿子，也是李敏在八一学校时的同学，两人彼此了解，情投意合。这桩婚事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婚后，李敏和丈夫住在中南海。一年以后，李敏生了个男孩。毛泽东经常抱抱小外孙。江青却容不得这些，她对李敏一家冷漠、轻视，还常常寻衅滋事。李敏考虑再三，向爸爸提出搬出去住的打算。毛泽东听了颇有感触地说：“手心手背都是手上的肉。”
李敏很快意识到这句话的意思：爸爸爱她，舍不得让她远离。她根据爸爸的意见与孔令华商量，先搬到中南海内较偏僻的一栋平房里住，自己动手做饭，还保持着和爸爸的来往。毛泽东有空就去看看李敏夫妇和小外孙，说说笑笑，。
住了一段时间后，李敏和孔令华带着孩子搬出了中南海。自从搬出中南海，出入中南海的证件就被收回了。要进中南海得在门口先联系，通报后才能进入，有时候等了半天还进不去。1964年，李敏夫妇搬到了兵马司胡同的一所普通民居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生活。
鲁豫：您搬离中南海是在结婚之后吗？为什么让你们搬出去？
李敏：我是结婚生了小孩以后搬出去的。让我们搬出去的原因很不好说。他们当时找我谈话让我搬，我说我还在上学，经济上也不独立。他们说就因为我什么都不会，所以才让我出去锻炼，就这么让我出去的。
鲁豫：爸爸知道您要搬离中南海时说什么？
李敏：走的时候我没跟他说，跟他说也没用。当时是我爱人跟我谈话，说组织上跟他谈过了，让他跟我说。我说应该把这个事情告诉爸爸，但是没人跟他说。虽然我还可以见到他，但是这事我自己不好提。
鲁豫：这在我们外人看来是不太能理解，女儿如果有什么事情，肯定要跟爸爸说的。
李敏：他不是一般的爸爸，好多事情都是组织直接找我，跟我谈话的。
鲁豫：搬出中南海以后，再进中南海里是不是也会要你们的证件？
李敏：对，都要证件，每次回去都要事先请示。原来每次都能批准让我进去，“文化大革命”以后不行了。每次我先到值班室，值班室报告上级，上级决定让不让我进。至于他们报告谁，我就不知道了。警卫局的人跟我很熟，也认得我。有一次回去，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没什么事，就是来看看我爸爸。他说现在不让进，主席不在家。所以我到了中南海门口，没进去就回家了。
鲁豫：做毛泽东的女儿也挺难的。
李敏：对。
离开中南海之后，李敏从未主动和父亲谈起当初出走的原因。毛泽东有一次问起时，她只是简单地回应说，中南海的门槛太高了。“文革”开始后，许多当年与贺子珍一同闹革命的老同志遭受迫害，被强行疏散到边远地区。这时，一直无人提起的贺子珍突然也被人想了起来。据当时的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汪东兴回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提出把贺子珍下放到大西北，自己又不愿意出面，就让汪东兴转报毛泽东。毛泽东知道后说，我不同意，这是谁出的主意？在毛泽东的干预下，贺子珍最终没有被下放。
江青说我是“小保皇”
“文革”初期，李敏在国防科委院校局工作，孔令华在北京航空学院任助教。李敏读过父亲《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但对这场运动并不理解，她对“造反派”说：“人各有志，你们造反未必我也一定要造反。不造反就有罪，这是什么道理？”于是有人把矛头指向李敏，开她的批斗会，将她关押5个月之久。孔令华则被揭发“反对江青”，没多久，“挖出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孔令华”的标语口号就出现在很多传单小报上。孔令华被隔离审查，戴高帽游街。毛泽东的亲家孔从洲虽未被关押，从此却和被打倒的人排在一起挨批斗。
鲁豫：“文革”开始以后，您和您爱人应该不会受冲击吧？
李敏：还是有的，江青点我的名，要我交代问题。我爱人是被他们戴高帽游街。所以说我们还是受到了冲击。
鲁豫：毛泽东的孩子在那个时候遭到这样的对待，那您不跟父亲去反映吗？
李敏：1966年的时候，我回去看父亲。江青说，“小保皇”回来了。我跟爸爸说，江青说我是“小保皇”，是回来摸底的。爸爸说，你告诉江青，你就是个“小保皇”，你就是回来摸底的！他当时说这话的时候很愤怒，不高兴。看到爸爸生气，我什么也没说，我知道他们两个有矛盾了。
李敏在“文革”中很难见到父亲，有时只能以电话联络。那时，中南海尽管近在咫尺，李敏却觉得它远在天涯。1974年，李敏夫妇对“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有了看法，认为江青有野心。他们搜集江青的言行作了分析，准备了一份材料，想直接向父亲汇报。但是在中南海门前，卫兵怎么也不让他们进去，急得李敏大喊：“你们不让我们见爸爸，我爸爸知道了也决不会赞成你们这样做。你们这样做是封锁主席，为的是干见不得人的事情。”两人见不到毛泽东，精心准备的材料最终未能送上，只得失望地回到家里，李敏大哭了一场。贺子珍听到女儿李敏要见毛泽东受阻的消息，气得也放声大哭。
难见父亲一面
从毛泽东患病到去世，李敏总共见过毛泽东三面。第一次是在陈毅去世那年，毛泽东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李敏去看他，他拉住女儿的手说：“娇娇，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你要常来看我啊。”李敏不便向他诉苦，只是含泪点点头。
第二次是她在孔令华所在部队的驻地接到毛远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毛泽东病重，让李敏去看他。等女儿赶回来去见爸爸时，江青只许她看一眼就走，说：“主席抢救过来了，好多了，你走吧。”李敏不肯走，说：“这个时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
“你待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江青的话又冷又硬，“你要这样，以后再也不让你来看了。”
李敏仍然不肯走，气极了：“我看爸爸还要你让吗？”正守候在那里的汪东兴和华国锋，看看两个人僵持不下，只得过来动员李敏，让她走了。从此以后李敏再也听不到爸爸的消息。她曾到中南海的门口去过一次，请求见面，没有获准。
李敏第三次见到父亲，是在毛泽东逝世前几天。她看到了中央文件里谈到毛泽东病情以后，不顾一切立刻冲到中南海门口，要求见面。见到父亲时，毛泽东仰卧在床上，形容憔悴，声音微弱，神智却十分清醒。他拉住了李敏的手说：“娇娇你来看我了？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李敏无言以对，她知道，爸爸的心正像妈妈所说的，是很孤独、很寂寞的，他希望得到爱，享受和普通人一样的天伦之乐。
画上领袖竟是亲生父亲
毛泽东一生有过10个孩子。与杨开慧生下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毛岸龙在母亲牺牲后，不幸失踪。与贺子珍生下6个子女，其中5个不是死了，就是丢了,只有李敏得以见到父母双亲。
1937年春天，李敏出生在陕北的保安县。当时毛泽东与贺子珍住在一间破旧的窑洞里，生孩子这天，贺子珍叫警卫员另找一间小房子。这间房连门也没有，贺子珍进去不一会儿，一个女婴就呱呱坠地了。贺子珍的战友邓颖超、康克清等人闻讯赶来道喜，她们问：“子珍生了吗？”毛泽东风趣地说：“生了，生了，生了个大鸡蛋。”
刚出生的李敏又瘦又小，邓颖超见后，心生怜爱，说了一句“真是个小娇娇呀”。毛泽东听到，联想起《西京杂记》中的一句话，“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便给孩子取名“娇娇（音同姣）”。
1937年底，贺子珍丢下才几个月大的女儿，选择出走。她原想到上海治病，但到达西安后，得知上海已在日军的猛攻之下沦陷，便改道苏联。不曾想这一去，造成了她与毛泽东的终身分离。
李敏在延安的保育院长大，不到4岁，被送往莫斯科与母亲团聚。贺子珍离开延安时已经怀孕，在苏联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六个孩子，是一个儿子。不幸的是，儿子长到10个月大，患肺炎死了。贺子珍的精神濒于崩溃，为了安慰她，毛泽东把娇娇送到苏联。在那里，李敏见到了她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毛岸英和毛岸青。一次，在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礼堂，当哥哥们指着墙上的毛泽东像告诉她，他们的父亲就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时，年幼的李敏一点也不相信，因为父亲在她的记忆里没有留下任何印象。1946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夫妇去苏联治伤，找到了生活凄苦的贺子珍、李敏和毛岸青，随即带他们回国，这时李敏已经9岁了。
鲁豫：毛岸青告诉您说画像上的人是“我爸爸也是您爸爸”时，您还不知道呢。
李敏：不知道。妈妈不允许我说自己姓毛，慢慢地我对爸爸就淡忘了。我哥（毛岸青）有一次问我画像上那人是谁？我说是中国领袖毛泽东。他问，他是我们什么人？我说，不知道。他说，他是我们的爸爸。我就笑他糊涂：领袖怎么能是爸爸呢？一直到1947年我回哈尔滨，人家跟我说了，我才相信我有爸爸。
鲁豫：对于领袖毛泽东，您的感情是什么样的？
李敏：尊敬。
鲁豫：您知道他是自己的父亲以后呢？
李敏：不太相信。
鲁豫：没有问妈妈？
李敏：她不吭气。我觉得她不说，可能说明就是了。
“田鸡就是田里的鸡”
娇娇回国后，在哈尔滨住下。为了求证毛泽东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只会说俄语的娇娇，用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毛主席：
大家都说您是我的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
娇娇（我的小名）
毛泽东读完信后哈哈大笑，他用电报发来一封回信：
娇娇：
看到了你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一定长大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希望你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
毛泽东
电报发出不久，毛泽东派警卫员专程到东北征求贺子珍的意见，想把娇娇带回自己身边。这时，随着工作的调动，贺子珍已经带着娇娇和毛岸青从哈尔滨搬到了沈阳，与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贺子珍的妹妹贺怡。1949年初夏，娇娇和毛岸青被后来担任苏联驻中国大使的尤金带到了北京。此时，中央的机关已经从西柏坡迁到了北京香山，毛泽东住在一个叫双清别墅的地方。就是在这里，12岁的娇娇第一次见到了父亲。
鲁豫：妈妈一起去了吗？
李敏：没有。我和二哥（毛岸青）一起去的。妈妈交代我们不要调皮，不要惹爸爸生气，要听话。
鲁豫：第一面肯定忘不了吧？
李敏：对。我觉得他很高大、和善。他说，娇娇，你回来了。我就和哥哥一块叫他爸爸。一起吃午饭的时候，有一道菜我不知道是什么，就问他是什么菜。他说是田鸡。我问，什么是田鸡？他说，田里的鸡。他怕我不吃。
鲁豫：那时候有没有陌生感？
李敏：刚开始叫爸爸有一点儿拘束，因为我长这么大从没叫过爸爸，但还是叫了。我和二哥毛岸青都是第一次叫爸爸，都很拘谨。爸爸叫我们坐下聊天。
鲁豫：您觉得生活中的爸爸跟在照片、画像上看到的一样吗？
李敏：一模一样。
江青保证对我好
在苏联，贺子珍一直让女儿跟着自己姓贺。到北京后，毛泽东开始考虑给贺娇娇改名。他没有让女儿姓毛，而是根据他与胡宗南回旋陕北时用的一个化名“李得胜 ”，让女儿姓李。同时，依照他少年时代万分崇拜的先哲孔丘之语“讷于言而敏于行”，给贺娇娇起名叫“李敏”。这个名字也包含了让她与妹妹李讷和继母江青保持和睦关系的期望。
李敏回国时间不长，中国话听不太懂。毛泽东把女儿介绍给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时，高兴地说：“洋宝贝来了，我有个外国女儿。喏，她就是。”毛泽东为了提高女儿的中文水平，督促她读四大名著。每次吃饭，经常会挑出一些诗词让孩子们背，还会考他们《红楼梦》里的章节。毛泽东还经常牵着李敏的手到香山公园散步，询问她在苏联的学习情况。父女俩的感情日渐加深。然而，她与江青的感情却无法一下子培养起来。江青1937年抵达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与毛泽东产生爱情。第二年冬天，24岁的江青和46岁的毛泽东结婚。
鲁豫：什么时候见到的江青？见到她觉得紧张吗？
李敏：9月。我们是5月去的，当时她到苏联看病去了，还没回来。见到她的时候，我倒是不紧张，她挺热情的，还主动亲我。我觉得很别扭，因为我老觉得后妈会打我。
鲁豫：你们互相之间怎么称呼？
李敏：我不叫她，她叫我娇娇。几个月后，爸爸跟我谈了一次话，让我叫江青“妈妈”，说他保证她不会对我不好，说江青哭了，说她也保证对我好。爸爸和我谈完话以后，我才叫了。我从没主动到她屋子去过，都是她叫我去我才去。她只跟我谈过一次话，说她把我二哥赶走了，因为我二哥把她吓晕了。
父母通过我互带东西
1949年建国前夕，贺子珍和妹妹贺怡带李敏来到天津，等候进京指令。贺怡是毛泽覃的夫人。北京来的人告诉她们，组织上不同意贺子珍进京，只许贺怡一个人带孩子过去。贺子珍只得随军南下，在时任上海防空司令的哥哥贺敏学那里住了下来。
李敏回到了毛泽东身边，贺子珍不免心情忧郁，愈发想念长征时托付给老乡的儿子毛毛。贺怡开始在江西革命老区四处寻找，甚至希望通过找到毛毛，为贺子珍找到地位。不幸的是，在去江西泰和寻找毛毛的路上，贺怡遭遇车祸身亡。
贺怡去世后的第二年，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毛岸英牺牲了。这两个人一直是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的重要纽带，他们的相继离去使贺子珍更深更远地退出了毛泽东的生活。1950年夏天，毛泽东给贺子珍写了一封信：“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毛泽东相信贺子珍能够领会他的弦外之音。这是安慰，也是劝说；是解释，也是惆怅。1953年，毛泽东见了贺敏学，要他劝说贺子珍再婚。贺敏学对毛泽东的回答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贺子珍与毛泽东分手时只有27岁，但她仍以继母身份在苏联照顾着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在严酷的苏德战争期间，她常常省下自己的口粮，接济两兄弟。然而，生活艰苦，儿子死了，女儿太小，丈夫再婚，俄语不好，种种压力使她的性情变得十分暴躁，甚至一度被人当成疯子关在精神病院里。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已经17年没有听过毛泽东声音的贺子珍猛然从收音机里听到毛泽东的讲话，神经一下受了刺激，再次犯病。第二天早晨，嫂子李立英看到让她吃惊的一幕：贺子珍一夜未睡，还呆坐在那里听广播，而那个一直开着的收音机已经被烧坏。
得知贺子珍病倒的消息后，60岁的毛泽东第一次在李敏面前落了泪。他提笔写了一封信，让女儿转达。在这封信的作用下，贺子珍在医院积极配合医生治疗，病情很快得到控制和稳定。从此，李敏就成了父亲和母亲之间的信使。每次回上海，毛泽东都嘱咐她给妈妈捎东西。
知道贺子珍的收音机烧坏了，毛泽东特意买了当时最好的熊猫牌收音机，还捎来1000元钱。虽然他一直劝贺子珍戒烟，但有一次外宾送他一条好烟，他抽了几支后，突然想到贺子珍，就把这条烟连同他抽过的那半包一块带给了贺子珍。贺子珍原本已经戒了烟，收到礼物后，又开始抽烟了。
鲁豫：会跟爸爸聊起妈妈吗？他是怎么说您妈妈的？
李敏：一般都是爸爸主动问，我很少自己提起。我知道他们离婚以后，这些话我就很少提，都是他问，我才讲。他说我妈妈比较倔，很耿直，有主见。
鲁豫：您妈妈是个很坚强的女性吧？
李敏：对。妈妈原想把我送到北京以后，再来北京看爸爸。但是组织有规定，他们不能见面，如果妈妈到北京和爸爸见了面，他们就要开除她党籍。她就决定以后不来了。
鲁豫：他关心您妈妈的情况吗？
李敏：每次我从妈妈那儿回来，他都要问妈妈的生活和身体情况。每次他都让我带东西去看妈妈。他也没多少钱，买的就是咸菜、臭豆腐之类。妈妈爱吃臭豆腐，爸爸就买臭豆腐，一罐罐让我带到上海。妈妈让我给爸爸带上海出的泰国菜，还有冬笋。他们两个通过我互相带东西。
记者：他有没有给您讲过他们以前在一起时很难忘的故事？
李敏：他讲他们两人感情很好，但后来慢慢有了芥蒂。妈妈到苏联看病，爸爸这时候对妈妈的感情还是比较深的，他承认自己有50％的错。
鲁豫：那50％呢？
李敏：过去都说我妈妈主要错嘛，我爸爸就承认有他50％的错。
鲁豫：作为孩子，爸爸妈妈不能在一起，您是不是觉得很遗憾？
李敏：我爸爸不是说错误是一半一半嘛，我能够体谅他为什么说他有一半的错。
毛泽东对贺子珍并非绝情不顾。早在1938年贺子珍的父亲病逝之后，毛泽东将贺母接到延安，以免老太太孤单。此时，贺子珍已负气跑到苏联，老太太的生活便由毛泽东负担，直到她病逝。毛泽东在老太太的墓前立了一块石碑，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把坟刨了。延安收复后，毛泽东再次出钱，为老太太重修墓葬。20世纪 50年代常住在毛家的孩子，除了毛泽东亲生的毛岸青、李敏和李讷之外，还有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以及江青姐姐的儿子王博文。
鲁豫：您比李讷大多少？
李敏：3岁。
鲁豫：您跟李讷之间有矛盾了怎么办？
李敏：爸爸说我是姐姐，应该让着妹妹。李讷老认为是我夺掉了爸爸的感情。我从小没有跟着爸爸一块长大，爸爸对我好，怕我难过，对她可能会稍微疏远一点，李讷就受不了。
吃点黄油都要挨父亲说
1958年的夏天，21岁的李敏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升入大学之后，李敏是以一个普通百姓家孩子的身份度过的，与她朝夕相处的同学竟然没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三年困难时期，李敏和同学们一样住校，由于粮食供应不足，没少挨饿。后来由于体弱多病，父亲劝她暂时放弃学业，在家休养。1964 年，李敏到国防科工委任职实习参谋。毛泽东要求女儿夹着尾巴做人。在生活上，毛泽东除了跟史沫特莱学会了交际舞，基本属于“土包子”；舞跳得也不好，只会直上直下；在饮食习惯上，更是随心所欲，从不斤斤计较，完全不把营养学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情来看。对于孩子们的伙食，毛泽东的要求简单而明确：只要能吃饱就行。
鲁豫：您父亲在生活中是什么样的？
李敏：我经常看见他很累的样子，他总是在工作，开会、看文件，有时睡不着觉，就会找我们去。我们陪他聊天，分散他的注意力，这样他就能入睡了。
鲁豫：你们的生活比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更好一些吧？
李敏：和老百姓差不多，比工人农民好一些。
鲁豫：当时你们上学、回家会有警卫员派车接送吧？
敏：没有。我上学比较近，走着去，走着回。李讷住北京郊区，有车接她，因为太远了。我们有规定，路远的话可以用车，路近的不能用。还有发高烧到医院看病可以用车，如果只是一般的病，还得自己去。
鲁豫：学校同学知道您爸爸是谁吗？
李敏：不知道。填表的时候，我们不写自己的父母，都写监护人。当时我填的监护人叫王鹤滨，是我爸爸的一个保健大夫，后来就写李银桥。
鲁豫：爸爸会主动教您一些事吗？
李敏：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我们吃饭的伙食费超标了，他开过批评会。
鲁豫：怎么叫超标了？
李敏：平时早饭是稀饭、咸菜、馒头片。馒头不是圆的，是那种长条形的，切成片以后蒸出来吃，每天的早饭都是这样。后来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送了一桶咖啡，大师傅给我们改善伙食，煮了牛奶，弄了咖啡、面包、黄油，我们就吃了这个。这事被我爸爸知道了，召集我们开会，让大师傅报告每个月的伙食标准。他批评说不许我们这么吃，还是要吃中国饭，要喝稀饭，吃馒头片。他说馒头是中国的面包。
鲁豫：当时是不是觉得爸爸太严厉了，喝点牛奶、吃点黄油都要批评？
李敏：我还行，李讷小，她哭了。因为这也不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所以她觉得委屈。我在苏联挨过饿，没有别的吃，就吃馒头喝稀饭，觉得也挺不错，所以没觉得什么。李讷哭了以后爸爸没说什么，江青也没吭气，江青的姐姐也没吭气。
鲁豫：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您回到家里以后生活会不会好一点，有没有受到特殊的照顾？
李敏：也好不了多少。原来我们在学校吃饭，和大家一样。我饭量小，所以还好。那时候给我的定量是一个月发粮票18斤，我吃不了多少。李讷饭量比我大，所以她不够。爸爸的肉票、油票都缺，管理员就找我们谈话，让我们回家吃饭。这样我们的肉票、粮票、油票就可以集中了以后给我爸爸。
鲁豫：他的定量不比别人多吗？
李敏：跟老百姓一样。
被迫搬出中南海
1959年8月，李敏在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读书期间，跟北京航空学院的高材生孔令华结婚了。孔令华是炮兵副司令孔从洲的儿子，也是李敏在八一学校时的同学，两人彼此了解，情投意合。这桩婚事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婚后，李敏和丈夫住在中南海。一年以后，李敏生了个男孩。毛泽东经常抱抱小外孙。江青却容不得这些，她对李敏一家冷漠、轻视，还常常寻衅滋事。李敏考虑再三，向爸爸提出搬出去住的打算。毛泽东听了颇有感触地说：“手心手背都是手上的肉。”
李敏很快意识到这句话的意思：爸爸爱她，舍不得让她远离。她根据爸爸的意见与孔令华商量，先搬到中南海内较偏僻的一栋平房里住，自己动手做饭，还保持着和爸爸的来往。毛泽东有空就去看看李敏夫妇和小外孙，说说笑笑，。
住了一段时间后，李敏和孔令华带着孩子搬出了中南海。自从搬出中南海，出入中南海的证件就被收回了。要进中南海得在门口先联系，通报后才能进入，有时候等了半天还进不去。1964年，李敏夫妇搬到了兵马司胡同的一所普通民居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生活。
鲁豫：您搬离中南海是在结婚之后吗？为什么让你们搬出去？
李敏：我是结婚生了小孩以后搬出去的。让我们搬出去的原因很不好说。他们当时找我谈话让我搬，我说我还在上学，经济上也不独立。他们说就因为我什么都不会，所以才让我出去锻炼，就这么让我出去的。
鲁豫：爸爸知道您要搬离中南海时说什么？
李敏：走的时候我没跟他说，跟他说也没用。当时是我爱人跟我谈话，说组织上跟他谈过了，让他跟我说。我说应该把这个事情告诉爸爸，但是没人跟他说。虽然我还可以见到他，但是这事我自己不好提。
鲁豫：这在我们外人看来是不太能理解，女儿如果有什么事情，肯定要跟爸爸说的。
李敏：他不是一般的爸爸，好多事情都是组织直接找我，跟我谈话的。
鲁豫：搬出中南海以后，再进中南海里是不是也会要你们的证件？
李敏：对，都要证件，每次回去都要事先请示。原来每次都能批准让我进去，“文化大革命”以后不行了。每次我先到值班室，值班室报告上级，上级决定让不让我进。至于他们报告谁，我就不知道了。警卫局的人跟我很熟，也认得我。有一次回去，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没什么事，就是来看看我爸爸。他说现在不让进，主席不在家。所以我到了中南海门口，没进去就回家了。
鲁豫：做毛泽东的女儿也挺难的。
李敏：对。
离开中南海之后，李敏从未主动和父亲谈起当初出走的原因。毛泽东有一次问起时，她只是简单地回应说，中南海的门槛太高了。“文革”开始后，许多当年与贺子珍一同闹革命的老同志遭受迫害，被强行疏散到边远地区。这时，一直无人提起的贺子珍突然也被人想了起来。据当时的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汪东兴回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提出把贺子珍下放到大西北，自己又不愿意出面，就让汪东兴转报毛泽东。毛泽东知道后说，我不同意，这是谁出的主意？在毛泽东的干预下，贺子珍最终没有被下放。
江青说我是“小保皇”
“文革”初期，李敏在国防科委院校局工作，孔令华在北京航空学院任助教。李敏读过父亲《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但对这场运动并不理解，她对“造反派”说：“人各有志，你们造反未必我也一定要造反。不造反就有罪，这是什么道理？”于是有人把矛头指向李敏，开她的批斗会，将她关押5个月之久。孔令华则被揭发“反对江青”，没多久，“挖出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孔令华”的标语口号就出现在很多传单小报上。孔令华被隔离审查，戴高帽游街。毛泽东的亲家孔从洲虽未被关押，从此却和被打倒的人排在一起挨批斗。
鲁豫：“文革”开始以后，您和您爱人应该不会受冲击吧？
李敏：还是有的，江青点我的名，要我交代问题。我爱人是被他们戴高帽游街。所以说我们还是受到了冲击。
鲁豫：毛泽东的孩子在那个时候遭到这样的对待，那您不跟父亲去反映吗？
李敏：1966年的时候，我回去看父亲。江青说，“小保皇”回来了。我跟爸爸说，江青说我是“小保皇”，是回来摸底的。爸爸说，你告诉江青，你就是个“小保皇”，你就是回来摸底的！他当时说这话的时候很愤怒，不高兴。看到爸爸生气，我什么也没说，我知道他们两个有矛盾了。
李敏在“文革”中很难见到父亲，有时只能以电话联络。那时，中南海尽管近在咫尺，李敏却觉得它远在天涯。1974年，李敏夫妇对“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有了看法，认为江青有野心。他们搜集江青的言行作了分析，准备了一份材料，想直接向父亲汇报。但是在中南海门前，卫兵怎么也不让他们进去，急得李敏大喊：“你们不让我们见爸爸，我爸爸知道了也决不会赞成你们这样做。你们这样做是封锁主席，为的是干见不得人的事情。”两人见不到毛泽东，精心准备的材料最终未能送上，只得失望地回到家里，李敏大哭了一场。贺子珍听到女儿李敏要见毛泽东受阻的消息，气得也放声大哭。
难见父亲一面
从毛泽东患病到去世，李敏总共见过毛泽东三面。第一次是在陈毅去世那年，毛泽东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李敏去看他，他拉住女儿的手说：“娇娇，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你要常来看我啊。”李敏不便向他诉苦，只是含泪点点头。
第二次是她在孔令华所在部队的驻地接到毛远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毛泽东病重，让李敏去看他。等女儿赶回来去见爸爸时，江青只许她看一眼就走，说：“主席抢救过来了，好多了，你走吧。”李敏不肯走，说：“这个时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
“你待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江青的话又冷又硬，“你要这样，以后再也不让你来看了。”
李敏仍然不肯走，气极了：“我看爸爸还要你让吗？”正守候在那里的汪东兴和华国锋，看看两个人僵持不下，只得过来动员李敏，让她走了。从此以后李敏再也听不到爸爸的消息。她曾到中南海的门口去过一次，请求见面，没有获准。
李敏第三次见到父亲，是在毛泽东逝世前几天。她看到了中央文件里谈到毛泽东病情以后，不顾一切立刻冲到中南海门口，要求见面。见到父亲时，毛泽东仰卧在床上，形容憔悴，声音微弱，神智却十分清醒。他拉住了李敏的手说：“娇娇你来看我了？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李敏无言以对，她知道，爸爸的心正像妈妈所说的，是很孤独、很寂寞的，他希望得到爱，享受和普通人一样的天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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