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扁上台以前的海外民运

国民党控制海外民运团体内幕

去年年末国民党安排魏京生访问台湾时，魏当面向李登辉索要两百万美元的资助。此事见诸于报端后，正在纽约联合国大楼前绝食的王希哲立即发表声明，公开指责魏四处要钱只是为了满足其个人沽名钓誉的花费和挥霍。魏京生则通过台湾的传媒进行反驳，揭露说王的背景可疑，因为中共一直在破坏他的筹款努力。撇开民运人士之间争夺“资源”的老话题不论，单单从国民党当局的角度来看“海外民运”，想一想究竟台湾需要民运做些什么，这倒是一个十分有趣而又必须弄清楚的问题。俗话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同样，“海外民运”也决不可能每年白领国民党的三百五十八万美元的支票。

台湾操纵“海外民运”的正式机构是行政院大陆工作委员会的对外联络处和国民党海外工作委员会及侨务委员会，以及“中国青年团结会”、“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等所谓的“非官方的民间团体”。现阶段主管这项工作的最高级别的行政官员是陆委会的两名副主委林中斌和郑安国，其经费直接由李登辉的亲信之一刘泰英拨发。九月中旬陆委会对外联络处再度召集“大陆海外民运工作管理协调会议”，宣布由海基会副秘书长许惠佑担任新一届“民管会”的主席，金尧如、林保华(凌锋)、王元泰(薛伟)、伍凡、苏嘉宏任北美地区专员。然而不知何故，“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和“二十一世纪基金会”会长杨建利等几位重要民运人士，则反而因“事务繁忙，无暇兼职”等“其它原因”，而仅列入“民管会”的一般成员名单。

国民党评估“民管会”是否实现了对民运的“主导”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海外各个民运团体的领导权是否已经掌握在党或其他可靠的亲台人士的手中。如果尚未“达标”，则务必采取行动使局面改观。记得当年国民党曾根据确切的情报获悉身为“民联”主席的王炳章一贯对国府阳奉阴违，还私下将台北拨出的巨额经费另立帐户，并隐瞒多名“民联”国内成员的资料，于是决定由胡平在“民联”代表大会上发动“倒王”，将王开除出局。又如，严家其当选“民阵”主席之后，由于他处事过于迂腐，还自命清高，不愿与台北全面合作，所以国民党最后决定推万润南出来“竞选”主席，将严拉下马来。不过，有时候也会出现民运团体的新任主席抗拒国民党干预的情况，对付这种局面，国民党通常会采取分裂团体的手段，另立“双胞”的领导机构，如此一来，“民联”、“民阵”、“自民党”、“民联阵”、“民联阵-自民党”都难免陷入“双胞”的“怪圈”之中，让外界耻笑不已。笔者据此推断，国民党迟早也会选择“恰当的时机”采取行动，另立一个“双胞”来取代如今不为它所喜欢的中国民主党海外总部。

陆委会“大陆海外民运工作管理协调会”有一份文件曾指出，海外民运必须以向国际揭露大陆地区不良的人权记录为己任，支持台湾、西藏、新疆、内蒙古争取独立的正义斗争，推动西方民主国家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形成对中共的有效的压力，促使其最终走向解体，从而自然解除其日益对台湾所形成的威胁。而在一九九九年的年度工作总结报告中，“民管会”高度肯定了现阶段“海外民运”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海外民运”的“主流团体”都能够同国府维系紧密的联系，并通过加强互访、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抗议大陆领导人访问西方国家等活动，完成了同西藏、新疆、内蒙古要求独立的海外组织的“合流”。至于谈到“民管会”工作的不足之处，报告承认“民管会”目前仍未能将中国民主党、法轮功纳入“主流团体”之列，以及由于投入海外侨社的工作力度过于薄弱，致使许多原先亲台的侨社被大陆当局所“统战”。

中央社驻纽约记者黄旷春透露，海基会副秘书长许惠佑最近向总统府汇报“民管会”的工作情况时特别强调，今年四月间《北京之春》杂志社代表“大陆民运”同“东土耳其斯坦民族中心”签订合作协议，此举标志民运工作的新起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魏京生、王丹等知名民运人士在历次活动中，也能协助国府文宣，赞同台湾拥有决定是否独立的自决权，并呼吁美国制裁中共；此外，“海外民运联席会议”等“主流团体”的领导人们都十分关心明年三月的台湾大选，表示他们将自觉同宋楚瑜阵营划清界线，坚定地支持连副总统竞选总统。有鉴于此，李总统已同意待大选结束后将再增拨二十二万美元投入“海外民运”。

据了解，目前仍然以“海外民运工作需要”为由而定期从国民党“白手套”处领取津贴、工资或报销开支的人士主要有文权、薛伟、王涵万、唐柏桥、伍凡、徐邦泰、倪育贤、齐墨、汪岷、林樵清、万润南、蔡崇国、黄慈萍、杨建利、莫莉花、谢选骏、魏京生、盛雪、吾尔开希、陈锡铮、徐水良、项小吉、张伟国、王丹、胡安宁、林保华、辛灏年、于金山、胡平、于大海、马克任、金尧如、曾慧燕、司马璐、刘泰、张英、陈劲松、高寒、张菁等。由于台湾岛内对于国府资助“海外民运”一事素来存在争议，因此“民管会”要求上述领取款项的人士务必恪守机密，不对外作任何宣示。这一点外界可以从国民党处理王希哲、魏京生申请入党之事时所采取的不同方式上看得出来。国民党婉拒王希哲的申请，是因为王事先就将此事向新闻界作了公布，令国府为难；而魏京生则能听取忠告而审慎为之，这样就使问题迎刃而解了。

国民党判断某位民运人士是否“可靠”、是否能够与之长期合作的依据主要是来自其安插在“海外民运”中的情报人员所提供的报告。民运圈内人士对于这类秘密报告的可信性素来存有非议和抱怨，而且这种工作机制有时极易引起那些为争宠而倾轧的情报人员之间竞相向台湾写“黑函”告状、互揭阴私的乱象。不过在国民党看来，情报人员的私人操守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关键是要考量他们能否兢兢业业地工作，为“二千一百万台湾人的前途”而打拼。至于情报人员贪污若干款项或者玩几个女人之类的事，国民党从不计较，甚至反而认为这些把柄或许还能够成为国府控制他们的紧箍咒。

虽然国民党并不要求所有的民运人物都能够象魏京生那样公开宣讲“山东也可以独立”、“澳门的主权一旦回归中国就会任凭中共宰割”、“美国没有必要让中国先于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类的话，但是无论如何，国民党对于那些被认为“有狭隘的国家主义立场”或者“有大中华情结”的民运人物，则已经研判为完全没有“合作”的余地。对于这类民运人物，“民管会”认为尽快让他们从“海外民运”的舞台上消失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陈破空
200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