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寒波：我怎样当着毛泽东的特务

　　陈寒波：我怎样当着毛泽东的特务

　　我怎样当着毛泽东的特务　　陈寒波著

　　自由出版社印行中华民国四十一年六月 （中国魂2000年3月提供网络版）

目录

一、毛泽东──特务的制造者

二、共特总部──中共中央社会部

叁、海上地狱之一──福开森路六十七号

四、海上地狱之二──愚园路青白小学

五、华东情报枢纽──善钟路二百叁十七号

六、华东共特制造所──愚园路Ｘ弄叁十一号


　　　　　　序

　　陈寒波先生，是民主自由阵营中一员反共抗俄的英勇斗士。不料竟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晚惨遭奸贼的毒手，而成为海外中华民族的反共民主自由文化人士第一个牺牲者。陈先生之死，不仅港澳人士，无论知与不知，为之痛悼，而他的死讯也震惊了整个自由世界。

　　陈先生死後，他遗下了几部着作，被人们抢购一空；而且，港、澳、南洋、日本、美洲各地的书店和读者，正不断地在吊问并争读。陈先生死後，他遗下了一个贫苦不堪的家庭──老母、寡妻和孤幼儿女，同情而钦敬他的人们，由於环境关系，还不能热烈地给他的遗族以安慰和赙助；相信不久的将来，人们的这个心愿一定能够达到的。

　　陈先生是一个天才，是一个独立而艰苦的斗士。他的着作，《今日北平》、《一个红色女间谍的新生》、《反共宣传与文艺运动》；以及生前未及出版的《我怎样当着毛泽东的特务》和《地下火》，还有其他已未发表的文章，却充满了自由的鲜血，充满了反专政、反共特、反卖国的战斗力量。可是，陈先生不幸死矣！这使得无数的反共民主自由人士，为之伤心流泪，为之义愤填膺。他的着作，给予人们以伟大的鼓励和启示，叫我们实践「不自由毋宁死」的格言，他是这格言的实践者。他昭示後死者，要置个人生死於不顾，求民主中国之永生！朋友！你我不都是自命为反共反独裁的爱国斗士吗？眼看得大陆上几千万同胞已经被宰割或正在受迫害中，为了人道，为了祖国，不应当继续努力，加强奋斗吗？

　　蛇蝎盘踞，山河破碎，北望中原，欲哭无泪！收拾大地的责任，有待於海内外志士；继续奋斗，摧毁极权，驱出俄寇，还我民主自由之中华民国。那时候，安葬自由之烈士於其故乡；庶几慰英灵於九泉之下。

　　在展读陈先生的遗着之前，让我们为他祈祷：　　寒波之精神不死！民主自由之魂兮归来！

　　　　　　　　　　　　　　　　　　　　　　谢澄平　一九五二年二月谨序於香港

　　　　编者的话

　　当陈寒波先生本年一月十六日在黄大仙为野蛮凶残的暴力用卑劣无耻的手段杀害的消息传播以後，他在本社出版的《今日北平》，《反共宣传与文艺运动》和《一个红色女间谍的新生》（原用李华笔名），陡然狂销一时，不到几天，就供不应求，抢购一空；接着，许多向隅的读者和经销书店，都向本社提出再版的建议。

　　这个狂烈的反应，固然是由於陈氏的被害，益证其揭发暴政罪行的真切，显然中了中共的要害，才引起铁幕以外人们的特别注意，大家都争相购阅，希望由这些书中去了解中共暴政的庐山真相；但最主要的，也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证明了今日人心未死，正义犹存，显示着中共的暴行，已激起了海外社会普遍的愤恨和反抗。换言之，陈氏反共着作的狂销，正所以反映人们反共情绪的激增；这对於共党以暴力遏止反共运动的企图，显然是一个有力的讽刺。因此，有人说，极权魔掌的这一暴行，不啻是自掘坟墓，自己向海外人们提供了一个残暴罪行的现实铁证，而为民主自由的反共运动作了一次有力的义务宣传。

　　本社□应本港及海外各读者和书店的要求，除将陈氏上述诸书再版，以补偿前此若干读者向隅的缺憾外，并将在陈氏生前所未及出版的另外两种遗着──《地下火》和《我怎样当着毛泽东的特务》──也同时赶印出来，以公诸於一切爱好民主自由的读者之前。

　　《地下火》，是陈氏以宣传反共为目的的一部五幕戏剧创作，剧情曲折，剪裁缜密，其结构之严谨自然，对白之通俗生动，都充分表现作者具有舞台实际经验的特徵，在今日贫乏的反共文坛中，诚为不可多得的文艺杰作。

　　在此，特别值得介绍的是：《我怎样当着毛泽东的特务》一书，这本书是陈氏现身说法的写实杰作，他在遇害之前不久才送交本社的，也可能是他最後的创作。原来，陈氏是中共的老干部，中共占领上海之後，曾被派到中共华东特务头子杨帆所主持的特务组织里，参与过上海中共的特务核心工作，他在这本书中，完全是报道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对於上海中共特务内部的种种机密和种种惨无人道的罪行，都已尽其所知，如数家珍地揭发无馀。同时，由於其文笔生动，描述细致，绘影绘声，益能引人入胜，使读者宛如亲历其境，毛骨为之悚然。不用说，这一真实而生动的报道，又必为人们所争相购阅，传诵一时，而对於中共的暴政，将更是一个挖心刺骨的到命打击。

　　陈氏本是一个中共的老干部，曾有十多年的党龄，受过长时期的中共党的训练和薰陶，也担任过许多相当重要的工作，何以会突然转变，走到极端相反的另一方向，毅然决然地干起反共工作来？

　　这个问题，在陈氏诸着作的字里行间，显然已经充满了正确的答案，那便是因为他对於共产党了解得大多和太透澈，而自己却又还具有分别善恶的良知和辨识是非的智慧的缘故。具体些说，由於他在中共曾担任过相当主要的工作，参与过若干工作单位的核心组织，特别是他在上海参加特务工作的一段期间，他既参与实际特务机要工作，而又缺乏凶残狡狯的根性，显然发生了心灵上的矛盾。可能他就是从这些核心的工作关系上真切地认清了中共反乎人性的残暴根性和擢发难数的种种罪行，自己受到良心的裁判，羞与他们为伍，才愤而脱离中共，毫不含糊地展开了坚决的反共斗争。严格说来，只有这样从共党的内部认清了它真实的缺点和罪行，具有真知灼见的人，才是特别疾恶如仇，意志坚定的最有力的反共分子；也只有这样的人反共，才能知己知彼，才能中其要害，才能容易收到实效。在共党看来，这种「叛徒」，是它最大的劲敌，必欲得之而後甘。因此，今日在海外这许多从事反共的文化界人士中，陈氏独成为第一个遭暴力暗害的殉道者，也绝非偶然。

　　如今，陈氏虽死，他的反共着作，却流传在人间；陈氏的生命虽遭暴力的暗害，他的反共意志，却正借助於中共暴行的激励，作更广泛的传播；中共的魔掌虽杀害了一个反共的陈寒波，却杀尽不了海外许许多多受陈氏着作影响而反共的读者。相反地，中共的暴行愈多，反共的烈□也愈高，反共的力量也愈强。古人说得好：「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一个历史的铁律，证以因陕氏殉道而激起的反共高潮，我们益信中共的极权暴政终将不能逃於这个铁律所指出的必然命运。

　　兹当陈氏诸着作发行之际，我们站在编者立场，愿再藉其销售的畅滞以测民主与极权的消长。自然，我们愿见陈氏着作畅销，也更愿见民主势力的高长。

　　　　　　　　　　　　　　　　　　　　一九五二、二一、廿四、於香港。


一、毛泽东──特务的制造者

　　「我怎样当了日本的间谍」──这是范士白在摆脱了日本特务机关的控制後，向全世界发出的控诉，而范士白堕进日本特务机关的陷阱，开始还是自愿的，而「我怎样当了毛泽东的特务」？说来却是在半吓半骗下被迫成的。现在，我既然也摆脱了毛泽东特务机关的控制，难道我不应该向全世界来控诉毛泽东特务机关的滔天罪恶吗？

　　我从小酷爱文艺，美术，尤其爱好诗歌和戏剧，我所以在少年时代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完全是因为爱好文艺，美术，因而，参加了左翼文运团体，跟隐蔽在团体内的共党「文特」，「艺特」结了不解缘，致在不知不觉中投进了共党的组织。那晓得参加组织後不久，便在组织命令下被迫放弃了自己所喜爱的东西，而担任了勾心斗角的组织工作、和其他许多的冒险活动，精神上，十几年来都沉浸在矛盾痛苦中。而自一九四九年後，这种内在的矛盾底痛苦，更发展到了最高峰。

　　「诗人的梦儿又破碎了」！

　　当我在被迫环境下与组织断了关系一年多後，在一九四八年夏，我的爱人紫清先潜赴石家庄，运用她在抗大时与江青亲密相处的私谊，试探毛泽东能否使我们免於受组织底严重的追究和处分，能否帮助我俩恢复组织关系，後来，毛及有关部门，把我俩在上海的「监狱斗争」和「反管制斗争」的经过报告审核过，并级调查证实後，总算没有使我俩完全失望，总算答应了她，可以给我俩恢复组织关系而免予处分。但对於我尔後的工作方向问题，却说必须侍我亲回到组织报到後才能决定，一九四八年冬她方能潜回上海，所以我直到一九四九年春才回到党中央去──但这时已不是走向石家庄，而是走向北平了。

　　我到了北平後，除了拜访党中央负责组织工作的安子文和负责文运工作的周扬外，毛泽东和江青也於一个晚上，约了我俩前去，照例唱套党八股来批评了我几句後，就半吓半骗的来给我决定了工作方向：「根据你最近这一阶段的经历，决定了你今後应参加党的政治保卫工作，你必须放弃要求重过写作生活，像你这样曾担任过省委工作的干部，经过这短短的痛苦生活刺激便要求过清静的生活，便浮起你那已褪色的「诗人底梦」，是不应该的，在这革命虽然取得基本胜利，但更繁重的任务正等待我们去大力完成的今天，你这种观念是应该受批评的，你要到社会部去详细洽商工作问题，你要明白，政治保卫工作是最光荣的」。

　　当我俩在夜色朦胧中去出了中南海的大门，想起到达北平这一两个星期来，和过去一批文运同志的往还，尤共是跟诗人艾青，柯仲平等谈起的创作计画，日夜自描自绘的今後在文艺园地中栽培出芬芳的花朵底幻图，蕴藏在心深处，渴望了多时的，重过许多年前的充满了兴趣和美感的文艺工作者生活的梦儿完全粉碎了。

　　「我现在对组织工作和任何行政工作都不感兴趣了，毛主席要强迫我干特务工作怎能提得起劲来」！

　　我俩回到西单的党内同志底招待所，我感到了异常的失望，跟紫清研商通宵，最後，我还是决定再找有关的同志们积极进行活动，请求他们给我协助，向老毛反映，表示我重反文运工作部门的适当，希望他给我变更决定，我接二连叁地找周扬，写信给在东北的丁玲，连党外的与我个人有点渊源的文艺界巨头沈雁冰，我也诚恳地拜托了，但结果，几天後我还是接到社会部约谈的通知。

　　「我要抗议，别人可以接受他「迫良为特」的一套，我却不能接受！」。

　　我接到社会部的通知後，怒不可遏地向紫清这样噜苏着，但我们怎样才敢向他抗议呢？辗转思维，唯有先装病来拖延时间，等待有关方面的充份反映，尤其促紫清再向江青求情，希望能把既定的决定改变。

　　但拖延了几天後，过去的青年诗人，跟我一块办过诗歌杂志，现在却当了中共底二流特务头子，身为中共中央社会部主任秘书，後来还当了情报总署办公厅主任的戈茅，却突然到招待所来访问我。

　　「噢，多年不见了，你还写诗吗？」我和他热烈地握着手，我还用从前一样的口吻对着他。

　　「紧张而险恶的工作，脑筋僵化了，「烟士披里纯」那里会涌出来呢？」他摸摸脑袋，微笑着。

　　「可是，我现在却打算避开这些紧张而险恶的工作，再站回文艺战线上为革命而写作，我正计画着，要把这十几年来多方面的斗争经历，对现实底深切的体验，反映在文艺作品上，尤其是形象化地刻画在戏剧上，歌唱在诗篇里，我要返回少年时代诗人底梦境里，你能帮助我达到这目的麽」？

　　「恐怕组织不能同意你吧？」他的脸沉下来了。

　　「但是，我必须用尽一切努力来达到这目的！」

　　「你知道，关於决定你底工作问题，毛主席给社会部的指示是怎样的麽」？他严肃地停顿一下「陈同志！毛主席要社会部从工作中去考验你，假如你经不起考验的话，你会招到不少的麻烦呢，我跟你是少年订交的老同志，公情私谊，比跟别人都厚，可是，我看到了关於你被捕後各方面所有对於你的报告，我一直在为你而感到头痛，你知道麽？有人报告你动摇，有人报告你不能坚持「监狱斗争」，不能坚持「反管制斗争」的原则，而华东局社会部，还乾脆地咬定你，你已经………」

　　「我已经怎麽样？」我睁大了眼睛。

　　「我们是老同志，是无话不谈的」，他难为情地握握我的手。「杨帆同志根据各方面的报道，判断你已向敌人投降了，他後来对你的每一项报告，都称你做叛徒了，而部长当然也以你为叛徒而登记着，所以，当我知道你来到北平後，我还不便以私人资格拜访你──虽然我在部里为你不知费了多少唇舌解释，凭我个人对你过去底深切的了解，和一二年来我个人所收到对於你有利的，但非正式的许多报告，向李部长，邹秘书长提出了不少说明你没有真正变节的可能的理由，我这些意见，都曾附上关於你底问题的卷宗底副本，在紫清同志抵达石家庄时，送过组织部去了，现在，我是奉了部长命令，以处理公事底方式来慰问你底病和跟你谈问题的。」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社会部对於我底工作问题打算怎样处理麽」？我沉郁地问他。

　　「根据部长底简略指示，和我底了解，可能很快派你回华东局社会部去工作，因为你在上海曾受敌人特务机关管制过，敌人曾委派你不大不小的职衔，你在上海有着相当优越的工作条件，因而，你要求变更工作方式，要求重返少年时代底诗人的梦境里，是不可能的，变更工作地区也是不可能的，假如你勉强坚持，可能还引起他人对你的误会，希望你今後好好的表现一下，不要辜负了毛主席给你这个考验的机会，希望你叁天内能到部里去会见李部长。」

　　「不过，戈茅同志，有一点你是必须了解的」，我庄重地说「敌人委派过我职衔是不错的，但既非我请求，也非我愿意承受，我也未曾为敌人真出过一分力，在暴力管制下，他要委派我甚麽，我都无法拒绝，难道，这也算是我底罪过吗？我现在请求你再告诉我──以私人友谊资格提示我，假如我坚决不接受参加社会部工作的决定，组织可能怎样处理我呢，可能招到甚麽麻烦呢？」

　　「这个、这个……」他为难地摇摇头「你要守着秘密才行」。

　　「当然！我底守口如瓶的性格你还不了解麽？」我底态度更庄重了，「据我们悠久的友谊，你该给我以忠实的提示！」。

　　「实在告诉你」，他低声的说，「前几天你托病不到社会部洽谈，李部长曾跟毛主席洽商过，毛主席已口头交代下，如果你经不起社会部的工作考验，那麽，就照着处理不稳分子的方式来舌制你，必要时，就严厉的处分你，陈同志，这是秘密，你不能叫紫清同志在毛夫人面前说出来，同时，我还可以告诉你，这种决定，你再请毛夫人及周扬同志设法改变都是徒劳的，请刘少奇同志设法改变也是徙劳的，难道，你还不明白，党早就决定过，毛主席早就指示过，凡是给敌人逮捕过的同志，都要交给社会部处理麽，都要干情报工作麽？虽然偶尔也有例外，但例外是很少而且是很特殊的」。

　　「但是，特务头子！」我在过分痛苦的震动中强作笑颜，像多年前一样，戏拍几下他底肩膊，「我提起情报工作便头痛，你看怎麽办呢？」

　　「头痛也没办法呀，我从前不也是一样麽？不干新华日报副刊编辑而干起情报工作来，打碎了诗人的梦，干起这一套紧张而艰险的工作，多麽不习惯，但是，时间久了，就觉得习惯而愉快了，慢慢地，兴趣还特别浓厚起来了，我现在竟然觉得写诗真是有点无聊。却觉得恰如毛主席所说「政治保卫工作是最光荣的」！毛主席是最重视政治保卫工作的，他是全心全力来培养「保卫干部」的──他是我党的保卫工作底创造者啊，他是我党底保卫工作的祖师啊，你好好休养一下，叁天内到部里面来，澈底解决你的工作问题！」

　　他越说越兴奋，最後又像过去跟我谈诗谈画时一样，亲切地拍着我肩膊，热情奔泻地鼓舞着我。我最後也觉得「形势比人还强」，只好又把自己的兴趣和理想，轻轻的搁在一边，黯然接受他底劝告了。

　　「好吧，後天上午十时我到部里去，请你们指示一切」。

　　当我放走戈茅後，和紫清呆对了半天，她才慢吞吞地叹息道「毛主席就是一个特务的制造者，就是特务的祖师，就是特务魇王！」


二、共特总部──中共中央社会部

　　两天後，我虽然依照约好的时间到社会部接洽，但傲慢骄横，目中除了毛泽东、刘少奇、便任何人也不瞧在肌肉的杀人魔王李克农，却交给秘书长邹大鹏处理，跟邹经过一次谈话後，还是交回老友戈茅手里，这虽然使我当时感到一阵受冷落的痛苦，但事後想起来，倒使我觉得这也是幸运，因为共党虽然标榜不讲私情，但人类毕竟是感情的动物，每个共产党员，那怕是一个老牌特务，在处理问题时，有时也免不了受一点感情作用的影响，假如有特殊关系──戚族关系或经济上勾结的关系，那麽，因私徇情，超越原则，违反政策来解决问题的事例，正不胜枚举，当时对於我，上面交下由戈茅给我俩解决问题的原则，是连紫清也要参加特务机关工作的，经我俩通过戈茅一再请求，才获得李克农批准，让紫清自由自在地参加了艺术部门工作，而在我底工作方面，由弋茅根据「老党干，新情干」的原则，给我签派了一个用不着吃苦头的岗位，虽然是没有实际工作，又没有实际权力，但从名义上看，还可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职位，这就是在中央本部第八室第叁处第叁综合业务研究组担任副组长。

　　第八室（研究室）第叁处，这种业务研究组，是根据学习与工作底一致的原则来完成研究室的一部份任务的。每组有组员数十人，研究组下还分若干小组，小组组长副组长是用民主选举方式产生的，组员中的大部分都像我一样，曾经敌人的逮捕，管制，甚至参加过敌人特务机关的工作，後来又跟组织接上关系，或者获得组织的保证，「宽大」，准予「立功赎罪」後又逃回共区的老党干，不过，党龄较长，脱党时间较短的，获派充研究组的正副组长可能性较多，每天时间，学习与工作，各分去一半，除了政治学习外，主要还是情报工作的业务学习，通过小组讨论方式来解决各种学习的问题，如有不能解决的问题，第一步是请各组的指导员解决，指导员都是社会部的老牌共特，是党的老战士，是精通革命理论与情报业务的辅导长。假如他（她）也不能解决问题时，第二步只有向研究室请求解决，所谓工作，也不过是加强研究问题，当实际工作部门，把新发见的业务上和技术上的问题向研究室提出时，如果是综合性的一般性的问题，照例分发到这种组上来，如果是专门性的高深的问题，则交到「专业研究组」去，组上接到问题时，尽速作全组的思想动员和经验动员，尽力进行讨论，实习，研究，这样运用「叁个皮鞋匠当得一个诸葛亮」的群众路线，不可否认的是常常给实际工作部门贡献出很宝贵的意见的，虽然有时候可取的贡献很少，甚至实际工作部门对所提意见，觉得一无足取，可是，通过了热烈的讨论，实习，研究，对该组人员底教育作用是存在的，是不会缺少的。「怎样加强对城市反动分子的管制技巧」？这是一般性的问题，正当中共面临着接收全国大城市之际，正当中共由熟练的管制农村的技巧转到对城市的生疏的管制技巧，这一课题，曾在综合组中，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一大群在军统，中统生活过的人，都给组织提供了很宝贵的意见。「怎样补救透视回光灯检查邮件的缺点？」这是专业性的问题，没有对透视回光灯的科学知识的人，是无从参加这问题的研究和讨论的。

　　「综合组」底研究和工作的对象，包括了情报，行动，侦察，通讯，管制，审讯等等许多业务，组内人员的特长，也都是参差不齐，有擅长於绑票式的逮捕工作，有擅长於国际情报的判断，有擅长於骗口供的审讯，所以辖下各小姐都是以兴趣和特长来编组的，但程度，多只能解决一般性的问题。至「专业组」，则是专门性的，大约参加「综合组」一个时间而不转到实际工作部门的人，如果他（她）有一项专长，是可能调到相适应的「专业研究组」去的。譬如你是一个秘密通讯专家，对各种秘密通讯都很有研究，那麽，你便可能被调到通讯业务组去，假如你对於搜集和判断美国情报有经验和把握，那麽，你便可能被调到国际情报研究部门去。这些专业研究组，不但在研究与工作过程中，加强培养了不少专业情报干部，而且，化常常给解决了不少专门性质问题，对加强业务和技术上，都有不少新的创造。在我底「综合组」中，虽然只有四十多人，分成七个小组，但人才方面，却已包罗万象，各式各样的都有。女同志也有十多个，有几位的特长，可以说只是善於出卖色相，此外别无所长，但有一位姓褚的女同志，却是医学院出身的，日汪时期，曾奉命渗进日本特务机关，受过特殊药品的配制和使用的训练，所谓特殊药品是指一些供特务工作使用的麻醉药，毒药，甚至慢性杀人药剂，恶性细菌，但後来竟立场不稳，感情软弱，没有获得组织同意竟与一个日本特务结了婚，组织就把她开除了，几年来，她俩夫妇却参加了日共的工作，不久前她才由日共转送回中国，曾受过短期处分。又经过地方工作的考验，才随我之後到来的，很快地也调到药品专业研究组去了。

　　中共中央社会都是一个像毛泽东的位处一般神秘而机密的机构，并不像国民党的军统，中统般那样「公开的秘密」地存在於南京的市区里，它在中南海有个办事处，但主要的工作，却是办了一部分秘书，联络，交际的业务，和便利特务头子们接见客人的地方，业务的重心在郊外，冷泉办事处是其中之一，而城内弓弦胡同也有着它底一部份的主要业务，而我所曾到过的也只是中南海，冷泉和弓弦胡同。至於北平市的公安部（行政部门名称）业务，则是华北局社会部掌理的，它散在北平市内外的机构，也恰如星罗棋布一般多。

　　进出於中共中央的特务机关，就好像进出於鬼门关一样困难，一般的干部，都需要持着出入证才能进出，否则，卫兵便把你当犯人般挡起来，而发出入证是由每个独立办事处的最高负责人决定的。我在冷泉过了几个月幽禁般的生活，正遇到上海解放，奉命南下参加华东局社会部工作时，戈茅却给我签呈上峰，请留我在中央工作，而把我带到「弓弦胡同十五号」去，可惜经过一再请求，李克农还是不肯批准，而且，还对戈茅说：「既然华东已来电催他去，还是命令他迅速南下，照着毛主席的原则，他的可靠性是必须在上海的肃反斗争中，才能确实的考验出来的！」

　　这时正是共军渡过长江，国民党军望风披靡的时候，特务魔王毛泽东，一边奉了俄帝主子的命令，一边感到全面胜利已到来，今後他底特务机关斗争的主要对象，将由国民党而变换到以所谓美帝国主莪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了。过去中共中央社会部底情报业务，是国内情报重过国际情报的。在共区内是着重肃清一切所谓反革命残馀势力，镇压国民党及其他所谓反动派的潜伏活动，以巩固它底专制政权。在国民党统治区，是着重盗取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密，进行文化瓦解，扰乱破坏，直至整个的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这两方面的业务跟国际情报方面的业务比重，是有天渊之别的，从前，除了获得莫斯科共产国际情报机构的供给和指示外，由中共本身建立和领导的在国外的情报网，是微乎其微的，充其量，也不过在中国境内和邻区的香港有过一点点基础，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共区内，对於所谓帝国主义阵营如英美法等国可能残留在共区的情报机构和人员，中共中央社会部是要尽力搜索的，为了达到搜索的目的，为了达到澈底肃清共区内帝国主义潜伏间谍的目的，社会部是要在外国驻华情报机构里培养内线的，是要史无前例地严厉的管制所谓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侨民的，非经共特机关核准，任何外侨是不能离开共区的。可是，当形势急剧转变下，毛魔王便命令社会部空前扩大国际情报业务，当时，名义上由邹大鹏负责，实际上由戈茅晋巩主理筹备，从各方面调集了一大批国际情报干部，集中在弓弦胡同，组织成一支强大的国际情报队伍。我那一组中有一个丘青华，是有着八年党龄的干部，曾在美军中当过翻译，又有一名青年翁大年，是我的粤籍小同乡，祖父，父亲都是美国华侨，他是美国土生，取得美国国籍的，抗战末期回国，奔赴延安，也有多年的党龄了，抗战胜利後曾在粤被捕，被管制过，北平解放後，奔回党的老家，他底家庭的大部份，现在还在美国，他若回美国去活动是有着很大的便利的。而我，是生长在美国华侨底故乡的，父兄和亲戚故旧在美的很多，又因我的党龄长，戈茅觉得我的战斗经验的运用是比较丰富的，我掌握政策是可能较为正确的，给他底帮助是可能较大的，这也是他把我连同丘翁二人都想调过弓弦胡同的原因。但因李克农对我留中央的反对，我只好於一九四九年七月初回到了上海，那时，上海已解欣一个多月了。

　　现在北平弓弦胡同十五号，已经事实上成为远东共产集团的国际情报枢纽了，它的情报触角，现在正伸入东京、巴黎、伦敦、华盛顿，正伸入所谓帝国主义阵营中的每个角落里，尤其是对於美国，一群群的中共特务，正以各种不同的身分和形式渗进了美国的各阶层，而戈茅现在也变成了这个国际间谍机构的二号头子了。


三、海上地狱之一──福开森路六十七号

　　当我决定必须南下上海时，戈茅给我签派充华东局社会部的设计委员，还是一名高级闲曹，但假如不是通过这位老友手里解决问题，恐怕连这虚位也不可得，我临行时他告诫我，华东杨帆对我不大好，而且，部里给杨的命令是要他领导我作长期的工作考验的，要我站稳组织立场勤谨工作，不要给他有找麻烦的空隙，最好立几个大功，俾便利他设法把我调回中央，我当时对这位老友的话，真是百感交集，大约杨帆因为他先前诬控过我，始终怀着心病吧，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会这样的。

　　到达上海後分别拜访过负实际责任的杨帆，和老前辈李士英，和他们谈过几次话，觉得李氏还算刚直，而杨氏的言谈，神态充份显示出是一个典型的险恶的阴谋家，怪不得他以善於向中央社会部献媚，善於拍陈毅、饶漱石的马屁，善於任用私人，拉拢干部，致後来者居上，使子氏大权旁落，杨氏由副部长而实际当了部长──多少年前，华东的干部都以「杨部长」称呼他了。他见到我，表面上虽表示得很好，但由於戈茅的警告，我是存着十二分戒心的。

　　「杨部长，我的缺点太多了，希望你以後能够给我多多的批评和指导」我鞠躬如也地说。

　　「老同志不必客气，有问题人家互相批评！」他装着微笑地说「不过，接收大城市後，我们的责任更重了，工作上繁难了，假如我们稍有疏忽，便不能如期完成任务──，因而，中央决定了以城市领导农村的政策，陈毅同志亲自兼任上海市长，饶漱石同志也亲兼上海市政府的政治委员，我们华东局社会部的同志，除了继续领导全华东区的保卫工作外，还要本部的全班人马，大力搞好上海市公安部的工作，肃清反革命残馀，建立起我们大上海的政治保卫，经济保卫，武装保卫的坚强的工作基础，在华东起着模范作用，带头作用，使我们华东区能如期完成保卫工作的任务！」

　　他随手在办公桌上拈了一张图表，摺了一边，指着对我说：陈同志，这些反动特务系统，以你在上海的经历，总会有深刻的了解的，我打算决定请你协助王宁同志，对这些特务系统的被捕分子进行审讯工作，你觉得怎样？」

　　「我很高兴，我希望能胜利的完成一切审讯、说服的任务」。但我又笑着向他请示「那麽，我是否就永远离开设委会？」

　　「也不是」！他像打点不高兴地板起脸来「不过，设委会工作比较清闲，我必须根据现实需要，临时请你参加迫切需要干部的适当工作去，待一定阶段的任务完成了，你自然是回到设委会去的。现在，我们在上海关起的匪特──连同各省区解来的重要分子，不下数千人，参加审讯，设服工作的同志，虽然不断的参加，还是应付不了，上海解放一个多月了，有些犯人一解放便被关起来，到现在还有人未曾经过一次审讯的。所以，希望你能努力的去参加这项工作，使审讯，说服工作加强起来」。

　　他把话说完後，我自然只有连声称是。从这时起，我便搬进了六十七号，参加审讯说服的工作。

　　在日汪统治时代，上海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成了着名的恐怖窟，今天，在俄毛统治时代，上海福开森路六十七号，恰是当年恐怖窟的倒数，也成了今天上海秘密的恐怖窟。它是华东局社会部审讯委员会说服工作组之一的办公地点，不过，这座花园洋房，是不大宽阔的，它不过是从前国民党中统局局长叶秀峰的公馆。除了住上一部分审讯人员外，叁楼、楼下和後座的大部分都用来关犯人，其中有几个关人的单人房，依然像过去的叶公馆一样，弹璜床，梳化椅，舒服的设备，原装不动。住在叁楼的连房门也不关，任由犯人进出，只是「请不要下二楼」，你到卫生间解手、洗澡都可悉听尊便，不必事先报告，楼梯口坐着的卫兵，只在夜间稍为注意一点，白天是很马虎的。叁楼一共有四个房间，两个住犯人，两个给干部住和办公用，後座的小房间也用着关个别犯人。楼下一个大房间才用来集体关犯人，一般来说，叁楼的犯人是最优待的，但有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最容易丧命的，在自由的人看起来，「六十七」号的犯人，关在楼下的是最苦的了，可是，身在楼下囚室中的人们、为了眼睛和耳朵都被封闭起来，他们根本不知道叁楼和後座的难友们怎样生活，而他们虽一大群睡在地板上，进出须受卫兵监视，只是每星期给在花园放风一二次，但「同志」们却可以骗他们：「你们是最优待的了，还不赶快坦白」？

　　叁楼的干部住房，原先住着王大超和张ＸＸ（张君最近在整风中脱离毛派，逃往自由之地，动极思静，欲过隐士生活，故暂缓披露），後我因工作便利，特由二楼搬上叁楼，与张君同住一室，王大超是一个卓越的地下工作人才，由一九四一年便获得中共中央社会部的批准，利用社会关系渗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抗战胜利後已当到中级干部，破坏国民党反共秘密斗争活动最利害的，要算他担任中统局上海办事处行动大队长的时候了。要逮捕共党地下人员的名单，只要交到他手上，他便设法使名单中的重要分子脱逃，只要捉些不大重要的角色来交卸责任便算了，他後来又当了该局京沪督导，直至江南解放，他还没有出过毛病，竟能安稳地等待杨帆等到来，协助接收。不过，因为他跟杨帆只有平淡的组织关系，没有丝毫的私人关系，更谈不上有什麽感情，所以，地下功臣的他，并没有得到杨帆任何的厚待和重用，只不过当了一名可怜的副科长，跟我一样是王宁身边一个无权的助手。而王宁呢，党龄虽不长，年纪他轻，能力更比他弱，可是，因为王宁是杨帆由山东带来的嫡糸干部，私人关系根深，就可以对他寄予心腹了。在「六十七号」这个工作组里，临时调到协助他的人就有数十名，大小干部都有，表面上是说临时工作，事实上是移给王宁来领导工作，像王大超和我这一流人，心里都是腕到非常不舒服的。

　　在上海逮捕到的所谓「匪特」分子，掌理初审的地方有几个，但最重要的还是这一个了。凡是移到这里的案件，都可能是由开始到终结也由它掌握着的，所谓终结，是指犯人的被释放，判徒刑，秘密处决或公开处决。公开判徒刑或处死开始假公安局之名义审判，後来人民法院成立，工作开展後，便由这个秘密机构拟好一份审判某犯人的意见书，如根据怎样的罪行，拟请法院判决怎样的刑罚等。法院便依照着这意见书判几多年徒刑或死刑，审判员绝对不会推翻这原则。所以，表面上某某人是人民法院判他（她）徒刑或死刑，事实上他（她）早经这种秘密机构判决了，不过为了向「匪特」们，尤其是向市民们进行神经战，才把那些已经全案破获，再无隐秘必要的案件，借法院这种所谓合法机构公开出来而已。

　　有人说，共产党的成功秘诀，第一在「骗」，这一点确是不错的。在宣传工作方面，在群众工作方面，甚至在行政工作方面，人们早已有目共睹了，只有在特务工作方面，非经办过的或经受过的人，是不能深刻感受到的，可惜经受过的人，一经被骗上当，被捕後照实坦白出来，全部罪行，被指为「直认不讳」，那麽，毫无疑问的，在所谓「政府可以宽大，但人民要求惩办不能拒绝」的藉口下，只好引颈就戮，或被打进十八层地狱，不能再见人世了。所以，我觉得详细地把这种「骗」的技巧描写一下，是很有意义的。「六十七」号的特点，是在「骗」的技巧上要耍得花样百出，「骂」和「刑」这里是禁止使用的，假如有一个幸运的被捕者，能够在六十七号便解决了问题，便恢复了自由，他是可能会把共产党对「囚犯」的优待，永远赞扬着的。可惜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里解决自由的问题，除非由这些优待室直接提到刑场去解决了他（她）生死的问题。

　　我曾协助过同室居住的张君，办理过浦东奉贤地主葛尚材窝藏匪特的案件。老葛年才卅多岁，抗战时期因激於义愤，参加了对日汪特务的斗争工作，因而，也就曾侧身於国民党特务机关，ＣＣ的和军统的都搞过，他原业是药剂师，因而，他过去，是曾以配制为特务工作用的毒药和麻醉药为中心工作的，可是，他在抗战胜利後，据他自供，是完全因为对国民党感到失望，尤其是对国民党特务机关感到失望才悄然停止了工作，再靠他底医药技能去谋生了。可是，当上海解放後，在短短的一二个月里，共党底丧失人性的措施，又像日本人一样，把他激恼了，他拒绝到公安局去登记，他要隐匿到奉贤乡中。恰巧这时他遇见了一些过去的老上司，和一般的老同寅，他们也为共党的暴政所激反了，有的也曾去登记过，知道上当後，还要在被严密的管制中冒险脱逃，置家小於不顾。有些根本没有去登过记的，便跟社会部的特务们展开捉迷藏般的战斗，由零星的战斗，慢慢的便发展成一个小集团的战斗，而这些人虽然都曾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逗留过，但很多早就断了关系了。有的根本就好像葛尚材一样，跟国特机关断了关系叁五年，甚至十年八年了，起码，也会是当国民党撤退台湾时，有一些人上了共党「宽大」宣传的当。同时，又对国民党感到过份的失望，就决定跟他断绝关系，打算待共党到来时，「重新做人」。也许有些人还梦想得个立功者「赏」，那晓得共党到来後，所做的跟宣传上的一套，完全相反，宽大就等於残酷，去登记的人，多数当天是可以回家的，但经过严厉管制，经过「立功不能赎罪」後，便跟着失踪了。假如这位失踪者，不是秘密被处决，而是要公开惩办的话，那麽，报上登出来的罪名，却是罪该万死的「伪装自首」。这样，从共党迫害中兴起的反共怒潮，马上与葛尚材的反共情绪结合起来，不过，仙还算谨慎，他还不肯参加到便际反共行动里去，只是，当他遭遇到一个也是姓葛的老上司，和姓符的老同事，在共特的搜捕下乞求借他乡间的农庄躲避一下时，他毫不迟疑的接受了，而且，把老葛和老符亲陪到乡间，好好的掩蔽起来。

　　共产党人并没有什麽了不起的过人之处，更不会有叁头六臂的广大神通，不过，它确有它底特长，这特长是它底高度的组织制度和训练制度。在腐朽的国民党，是有组织的形式，没有组织的内容的，是有训练之名，而无训练之实的。但在共产党，不管它底组织工作是怎样的充满了专制，强迫，不管它底训练工作是怎样的充满了欺骗，蒙蔽，但无可否认的，是一种科学性的实事求事的精神，充溢在组织与训练的业务间。因而，各种性质的组训工作──文运、青运、妇运、工运、农运等种种部门中，显示在斗争的考验中，是不断的奔向进步、坚强、严密，成长为一种惊人的力量，而在腐朽的集团，却是不断的暴露着倒退、腐化、松懈、脆弱。现在，葛尚材等人，便遭遇到共党这种一般性的组训力量底致命的打击──当这两位被搜索追捕的对象，在一个黑夜里僭进他底农庄躲藏起来时，马上便给农会的爪牙所发觉了，虽然他们进村来没有出过门，老是躲在房间里，但他在乡间的家庭很简单，男子只有他一人，其馀便是妻儿。村人知道他在抗战时曾干过特务工作的除了嫡亲叔侄外，别的几乎没有，共党当时统治不久，还未能达到发动嫡亲斗争的阶段，而他为人沉着，不夸张，不胡闹，抗战胜利後与友人在沪合资开一小药店，村人多只知他是个药剂师，回到村中，还可以治点小病的「大夫」。不过，他底地主身分，在村中是无法隐形的，而根据共党理抡，地主阶级因为他底利益关系，解放後都可能与反革命分子继续勾结，企图作垂死的挣扎。因而，成立不久的村农会，除了对他展开一连串的经济攻势，如徵粮、献粮等外，对他这个家庭，是经常加以侦查、监视的，虽然他在夜里，带着他们两人，不敢由村大门入村，转从村背突破竹林钻进村里，走进家门，半夜里的犬吠声，惊醒了村内「闻听队」的注意力，特务到他这座房屋边来──因为农会组织了一批贫雇农专做轮流侦查，监视村内地主，富农及可疑的人家的工作，除了民兵兼任和青壮男子担任外，有些贫雇农老幼及妇女都被组织起来，参加这种侦察监视的工作，日夜轮班，到处跟查，偷听，半夜叁更，常贴耳於人家的门缝屋角，偷听屋内的谈话，甚至夫妇床头细语，亦被一一转报去，故俗称「闻听队」。在这一刹那，葛尚材屋里有几个男人的谈话声，便被「闻听队」听得清清楚楚。虽然他警觉很高，话不多说便安排睡觉，但第二天，农会长便查问他：「昨夜几时回来？由那个村门入材，为甚麽他们底民兵，巡逻没碰见？有没有带客来村投宿？」他存心不报这两个外乡友留住村内，因为报出去，可能惹出更大麻烦，所以，他推说昨晚村闸未关便进村了，是由东门进的，凑巧没有碰上巡逻民兵，只有自己一个人回来。但农会长「唔」的一声：我待你很客气，你「要坦白才好」。

　　於是村农会便立刻将葛尚材的情况反映到乡区政府去，一面加强严密侦查。深夜里，他听着屋外的脚步声，他的心儿便在胸中跳上跳下，他耽心着，一旦来搜屋怎麽办？第叁夜，他便跟一个家道中落已久，被认为中农成分的堂侄子商妥，夜间把这两个朋友接过他家里去躲藏，事先布置好反钉梢的守望工作，才提心吊胆的转移了躲藏地点，并留函嘱他侄子再在一两天内，把他们转送到一个亲戚的渔船上，他准备叁四天内再潜回上海。但在第五夜，区政府已派了干部秘密到村上，在农会开了半夜的会，就带了一批民兵和农会长，把他底屋子包围起来，破门进去，搜查了通宵，虽然人找不到，但发觉屋角秽黑的阁楼上，原是结满了蜘蛛网，却露着曾铺过被席，印着唾沫的痕迹，一部分蜘蛛网被挑掉了，这就说明，这地方是曾给人睡过觉的。虽然当时他矢口否认，他太太也沉着过人，吓不出口供，一岁的小孩子又不会说话，他还是被押到了区政府去，太太受农会管制着。他堂侄子听到消息，也就躲在渔船上，不敢回来。他们相信葛尚材不会说出来，在渔船中总是安全的，他在区政府审了一顿，不得要领，当天被解到县公安局里去。

　　县公安局是跟上海公安部每天有情报往还的，县公安局刚接到公安部这样的情报：「沪市金陵东路百宁药局股东葛尚材，平日交游复杂，行踪诡秘，正予秘密监视侦查，突於数日前离店，据店夥言与朋友二人回奉贤县桥亭村故乡，应即严密监视其行踪，并随时具报」。这一个情报，刚刚与农会，区政府的报告情况配合，於是，就酷刑拷打了一顿，但顽强的他，不但对留宿朋友事守日如瓶，而且，对身世自白，也把反动经历隐蔽得一乾二净，沪方就命奉贤县把他解到了「六十七号」来。

　　他被解到叁楼，我和张王等正在开饭，王宁和张君耳语数句，张君立刻走进关他的房里，拍拍他肩膊，拉了他出来。

　　「大约你还没吃晚饭，我们是无所谓的，你就跟我们一块吃，不过，菜太坏了」，老张拉着他坐下来。

　　「不敢，不敢」，他战战兢兢的说。

　　「没有关系！也许你今天是我们怀疑的敌人，明天会变成我们亲密的同志。我们共产党和蒋匪帮是两样的，我们只对事，并不对人，假如你曾干过坏事，只要坦白，认错，便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干过坏事，而是我们下级同志一时的误会，粗率，那麽，待我们调查清楚後，也就没有问题了」！老王也含笑地对他说，而且，还催着他用饭。

　　「手上，颈上，脸上的伤痕！怎麽来的？」我惊奇地问他。

　　「是在奉贤被……被……下刑的」。他颤栗地说。

　　「唉，农村里下级干部同志们太粗暴了，太不行了！这是违反政策的，我们一定要设法纠正。」老张装得十二分同情地抚摸几下他的伤痕，摇摇头。

　　「真的，我们定要设怯纠正。」老王和我都同样地说，你吃过饭，我们马上给你去请医生来」！

　　老王再补充一句，立刻放下筷子，便摇电话，请医生即晚到「六十七号」来！

　　他看到这样情形，先前未被捕时对共党的满脑袋狐疑，情忌，被捕下刑後，满肚子恼恨，这一刹那像消去一半了，而从前一点一滴地渗进他脑海的共党底宽大，和种种美好的欺骗宣传，又在他的思潮里膨胀起来，脸上顿然流露出一脉感动的表情。用过饭後不久，医生也来了，我跟老张把他的案卷研商过後，便陪着医生进了他的房间。

　　「葛先生，医生配了这些药，你好好的服用和涂抹，伤只在皮肉，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已向上级反映，要处分奉贤那边下刑的同志了」我出面来跟他谈话了。

　　「不要处分，我受罪是应该的。」他诚惶诚恐地说。

　　「不，这不光是你个人的问题，是整个政策的问题。因为革命不是为了报复──何况你也不一定是报复的对象──而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像国民党般滥施肉刑，我们是坚决反对的。假如某人罪该处死，我们便判他死刑算了。我刚才将你的案卷已研阅过，奉贤和上海两地合拢起来，关於你的反革命历史和最近的活动情况，已经收集得很充分了。不过，罪恶的造成，时代是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的。假如像你这样聪明能干的人，是生长在一个合理的新社会里，早就可以成为人民的功臣了，现在你还年青，只要翻然悔悟，回头是岸，重新做人，前途还是远大而光明的。你今天很疲劳了，你好好的休息一下，大力的反省反省，明天该走那条路呢？如果是走一条马上恢复自由，立功赎罪，为革命效命的光明大路，那麽，请你好好的坦白一切，否则，就根据现有的资料，按照惩治反革命办法，你还是必然被处死的。我们处理案件是很迅速的，绝不像国民党那样拖泥带水。你要走一条光明的路或者黑暗的路，就该在这叁数天内选择好。在这个任由你选择的时间里，我们是把你当客人一样招待的。因为，你或者会成为我们的革命同志，或者把你处决。你介乎这两者之间。我就是跟你说一句不客气的话，也是不愿意的」。

　　「葛先生」我停歇一下後又继续说，「你看，这里是弹簧床，梳化椅，门可以不关，你要到卫生间，要洗澡，可以自由去好了。你跟我们居在邻室，大家不是好像朋友一样麽？只因二楼是大办公厅，所以你不方便下去。现在，让我把纸笔留给你，你早写迟写都由你自己决定──你早点迟点决定向人民靠拢，坦白自新，该由你自己决定，不过太迟了，便会自绝於人民了」。

　　「你瞧」！老张捧了一木贴照像簿，翻开一页给他看，「这是我跟军统一批头目合摄的照片，那是老王和中统一批头目合摄的照片，我们都是不久前由国民党特务机关投过来的。只要坦白过去，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不是一样把我们当自己人看待？所以，你坦白是不必有丝毫顾虑的，我俩可以保证你，坦白後立刻可以恢复自由。只要努力立功赎罪，我俩人同样可以保证你底光明的前途，你看像片中的我和老王像不像」？

　　「像，这照片还好像摄了不久呢」，他惊奇地注视着照片内有些熟识的人的面孔，他的脸低沉了。

　　「照片内你有熟朋友麽？」老张低声问他。

　　「唔……」他猛然提高瞥觉，「没有，照片内没有熟朋友。」

　　「有也没有关系，何必这麽多顾虑呢？」我笑握着他的手，「你还是一个人好好的休息，反省一下再决定写吧，把自传和最近的活动情况，详细点坦白出来，好便你的问题早日解决，好使你早一天跟你的妻儿团聚，不要让他们吊着心肝盼望，好，祝你晚安」。

　　当我说到末後的几句话，他一阵感触，眼眶润湿了。老张回到房间里欣欣地对我说「陈同志，你真行，这个顽固堡垒叁几天准可以把他突破了，看他政治经硷不够老练，是经不起叁骗两骗的」。

　　第二天开中饭的时候，我又跟老张走进他的房间里。这时，是由勤务将他一人的饭菜送到他的房间里的，一盘炒蛋，一盘炒肉丝，一个晕汤，这是上面决定的在「骗」的阶段里使用的两晕一汤的优待餐。

　　「因为我们把你当客人看待，所以你用的比我们还好得多的客饭。而我们却要恪遵陈市长的号召，一律吃大灶饭，今晨我向上面报告时，已说你已有充分的悔过表示，因而，更加强了优待你的措施，希望你不要辜负我和上级的好意！」你反省了一夜又半天的结果怎样？」我温和的对他说。

　　「让我再考虑一下可以麽？不过，我事实上也没有什麽真正的罪过呵！」他一边已显示着动摇，但一边又为恐惧的情绪所阻挡着。

　　「让你再考虑一下是可以的，不过，你思想上是否有什麽顾虑？你也可以向我提出来，你是否怀疑我们也跟国民党一样，骗到你的口供就杀你。我们是不会这样的，要杀你，光根据现有的材料──过去，你曾参加过匪特组织，现在，还参加反革命活动，隐藏两个匪特在你奉贤故乡，进行非法活动，这就可以用不着你承认的口供，就可以枪毙你！但是，我们共产党是要改造社会呀！我们认识到，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要你坦白的用意，第一是进行思想斗争，要你检讨过去的错误，承认错误，才会勇於重新做人。第二是要根据你坦白的经过，尤其是你最近非法活动经过，那两个匪特现在隐藏到甚麽地方去？好使我们帮助你立功赎罪。但是，假如你不坦白呢？第一便表示你不肯承认错误，不肯悔过，反面，便是表示你还打算反动到底，顽固到底。第二，当然是表示你更不肯诚心诚意向人民靠拢，更不肯为我们共产党效命，去努力立功赎罪，反面，自然还是决心继续着反革命活动。你想，由你来处理前後两种不同的方向，你要怎麽办？对後种倾向，你觉得应该把他杀掉麽」？

　　「……」他沉吟着「，那当然是应该杀的！但是……」

　　「但是什麽？你随便说，没有关系」。

　　「但是，你们真的是胁从不问，立功受赏，既往不咎吗？」他颤抖地，与奋地瞪着眼睛向着我。

　　「我们共产党，向来是号召与实践一致的，这一点顾虑，你可以完全消除，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你坦白，必能既往不咎，立功後必能受赏，你现在答应我，你今天睡觉前，可以将你的自白书交给我麽？

　　「让我试试看！」他的顾虑已消除大半了。

　　这样「骗」的说服，恐吓工作，由我跟老张轮班耍弄着，表演着。当天晚上他交来了一分自白书，只坦白了他在抗战期间因激於爱国热情，参加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对最近的活动，轻轻抹煞了。第叁天，又经过一顿半吓半骗後，又交出了一分补充的自白书，但只说两个过去特务机关的老朋友，偶然相逢，要到他家乡去玩两天，他一时疏忽，没有向村干报告，他们两人现不知往那里去了，他把那葛某和符某的名字写出来，正是我们急迫追索的重要对象，便更大力地向他下功夫了，银行牌香烟，一包包的叫勤务送给他。第四天晚上还给他烧了半斤红烧猪肉，我和老张拍拍他的肩膊说：你好好的想清楚，再坦白清楚，过几天你便可以返奉贤去看你的太太孩子了」。

　　经过五次坦白书的补充後，老张，王宁和我研究的结果，还认为不能满意，後来，还是经过老张耍了一大套大吓骗的把戏，才使他吐出了葛符二人躲藏的去处。於是我们立刻派人驰往奉贤，再抓着他的妻和堂侄媳妇，引向渔船上，把符葛二人捕到上海，再根据他们两人吐出的线索，前後关起了叁十多人。而对於葛尚材，他就在第六天的晚上，把他上起手铐，押往南市车站路看守所去了。全案经过四五个月的侦查搜索，一丝一毫都肃清了，才在上海解放日报公布出来，後来，葛尚材及同案十多人，终於由王宁拟稿签请枪毙了。当他在「六十七」号受着优厚的招待时，也许连梦也不会梦到，会有这样的下场的──这就是中共底政策号召与实践执行的一致底真相，这就是中共的胁从不问，立功受赏的最好榜样，这就是今天上海福开森路「六十七」号底骗人技巧的典型例子。

共特机关，光是骗人民，骗政敌还是不够的，它对干部还是一样骗呢。

　　一九四九年初冬的一个晚上，杨帆约我去晚饭，他除了虚伪的赞扬我几句外，跟着和我谈超问题来。

　　「陈同志，现在要请你冒险去完成一项任务」。他郑重地对我说，随手摊开一幅精细的军事地图，他右手拈着铅笔指向东奉贤，南潞、川沙、沿海和长江口外的嵊泗列岛，在地图上早已圈满了一个个小红圈，一边指划着，一边向我解说。

　　「你瞧，这些地区，现在是武装匪特骚扰得最利害的地点之一了。我们的解放军和公安部队屡次进剿，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就在要进行车军与政治相结合，进剿与招抚相结合，歼灭与瓦解相结合，就在这地区中流窜的武装匪特中，有一支由竺飞领导的，开始只有十几杆枪，但数月来，已啸聚成拥有百馀杆枪的乌合之众了。他们行踪飘忽，而且，控制着几只帆船，遇到我方兵力大时，他们便越海到嵊泗列岛去，他们知道那处防卫力弱，便又转来突击，抢掠，流窜。我知道，你从前曾领导过竺飞，他对你有着相当的信仰与感情。我已跟情委会，二室，叁室等有关部门研究过，你是可以设法争取他回来的，如果约他到上海会谈不可能，你要冒险深入他的队伍中去说服他，我们可以不究办他，可以给他相当的地位，他的胞兄现在在华东空军部工作，也是一个立场很坚定的共产党员，我们可以通知空军部暂请他来协助你，你觉得怎样」？

　　「为了革命，我个人任何牺牲都可以的」！我机械地把党八股搬出来，「只是，他是受了刺激才从上海逃去打游击的，现在他底武装刚刚壮大起来，他怎肯放下武器。假如答应他，委他当一名公安大队长，全部武装不用改编，只派党委，政治指导员去加强政治领导，驻浦东沿海一带协助剿匪，他本人也不必调来上海，待我起程前往时，连委令公事都带去了，这样，完成任务的可能性比较大，否则，恐怕是徙劳而已。部长觉得我的意见怎样？

　　「就决定依你的建议进行」。他阴沉沉地思索了十多分钟，才决断下来，「那麽，你回去准备一切，明天到秘书处拿公事，要跟他哥哥详细的商讨一下」。

　　於是，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中，我和他哥哥，冒尽危险，往返於浦东沿海及附近岛屿与上海之间，前後达叁次之多。有一次几乎给别一部游击队干掉了，後来，终於照着我的建议原则，完成了协议，他接受了名义上的改编，大队及各中队都派了政治指导员去，这一支队伍立刻投进了「剿匪」的行列。几个月中有了很大的贡献，而在几个月中，他底队伍已暗中受到政治人员们在进行着秘密的瓦解工作了。虽然他行动还非常谨慎，队伍经常在备战状态中，驻地必须与共军保持相当距离，出席任何会议都派营指导员或副大队长参加，本身绝不肯离开队伍。杨帆始终似乎对他莫奈何。但在舟山群岛解放後，杨帆特然约我随往浦东，秘密召开治安会议，要各公安单位首长，各公安部队首长亲自参加，在每张通知书中注明任何单位不得派代表代理出席。当时，他曾很为难，杨帆派我去促驾，我对杨帆说：「假如保证不扣留他，我才能去，否则，我不但对不起他，连他哥哥我也不能见面了」。杨帆却向我万分确切地说：「我向你负责说一句，我绝不会扣留他，我绝不会使你太为难，只要你用尽一切方法，请他亲自出来参加会议便行了。他老是不敢露面，这是不好的！」

　　「部长，你是我们非常信仰的领导长，说一句，当然是负责一句的，不过……」我万分迟疑地要把心里的话吐出来，但却又给甚麽东西作梗在喉里似的，脸上充满了阴郁。

　　「陈同志，你放心好了，你是我的心腹干部（？），我作为一个领导长，我能向自己干部丧失信用麽？我以後还能派遣你进行工作麽？你一切顾虑都可以不必的，而且，他在这许多月来，都表现得不错，我为什麽要干他呢？」。他温和而严肃地说，显示着无限的诚恳。

　　「命令只好服从」，我心里这样想着，闷闷的走向竺飞的队部，费尽了唇舌，有时说得声泪俱下，要用头胪来担保。他一面觉得老友情面难却，一面又觉得自己在这许多月来，己经立过不少功劳来赎罪了，何况他还有哥哥在共党里面。而当时舟山解放，游击形势又恶化，更削弱了他再拖上山去的决心，同时，他也知道，自己的部队正在瓦解的状态中。这一切因素，促使他神魂不定地脱离了部队，走向治安会议的周浦市。在会议开完後，杨帆藉口会中的大冬数人都要求看管他，他不能力排众议，只好暂予看管，而他的队伍，当晚也遭受到包围，缴械，只有少数人冒死突围，化整为零地再过游击生活。他被押到上海，未经优待，便押到南市车站路看守所囚禁起来。

　　我由周浦到上海。不断地跟杨帆争辩了几场，後来，我和他哥哥，一块去找他，但他这样教训我们：

　　「陈同志、竺同志，我现在请问你们，你们是站在怎样的立场来为他说话？是站在组织的立场呢，还是站在跟他的私人关系立场来为他求情呢？你们都是党的老干部，难道你们真会脱离党的立场来为一个反动分子开脱縻。」

　　「………」我俩人给他以「立场」的帽子压下来，突然呆住了。

　　「如果站稳组织的立场来看问题，就应该同意组织的措施，我既然批准了治安会议的多数底要求，你们就应该拥护我的决定」，他继续强词夺理地说下去。

　　最後我和他哥哥怅然地走出来，我托病住进了警察医院，开始了消极──我不但从竺飞的问题看到了这位领导者的凶险，背信弃义，感到万分愤慨，同时，也感到我本身问题，也值得顾虑了。戈茅从前的话，又浮映在脑海，我也曾被他诬控过叛党的，说不定在什麽时候，他也如对竺飞一样，反脸不认得人，给我清算他认为被捕失节时的烂帐，那麽，我怎能吃得消，在医院清静中想了几夜，写了一封长信给戈茅，请他无论如何，帮助我设法调回中央去，同时，叫紫清不要调到上海来。在医院时，接到竺飞的哥哥一封信，他请求我要用尽一切方法转请杨帆保留他弟弟生命，如果确不能马上恢复自由，那麽，最多给他短期教育改造。我打了一个报告，附上他哥哥的信，送给杨帆。过了一个时期，我又跟他哥哥再访杨帆一次，杨帆才答应了保留生命是可以的，但要送过法院判刑。我知道他这案没经过六十七号是由二室统办的，我特陪着他哥哥到开原路田公馆──即二室办公处──去，提出有别的理由，请田主任在拟送法院审判的意见书中，可能下减少处分。但老田告诉我们说，杨部长已指示过，拟请判死刑以外的最重徒刑。经过我们苦苦请求，老田才答应在意见书中拟请判十五年以上无期徒刑以下重刑。送过法院後，又害得他哥哥不知费尽多少精神，去求审判员们关照，才幸运地获判十五年有期徒刑，关进提蓝桥监狱，长期享受铁窗风味。现在不知是否还会翻案重判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骗干部，骗投诚，骗起义，骗立功赎罪的典型例子。

　　上海解放後，不到一年间，我所看到的，像葛尚材和竺飞这样被骗的例子，就记不清楚有多少。据王宁说，光是经过六十七号被骗上当，致尽情坦白，被指为直认不讳，送上屠场或打入牢狱的就不下叁千馀人。曾被共党渲染得有声有色的所谓「ＤＲＰ」特务组织的主持人狄宪章，不过是一个爱耍点玩意儿的糊涂虫，因受育材中学政治教员添油加醋，夸大检举，致被关进六十七号来。开始他还露着一般读书人的傲骨，後来被王宁一说：「我们是当你是一个有办法的特务，才以上宾之礼来招待你，因为有办法的人，只要肯坦白，肯向人尺靠拢，那麽，他在展开革命工作时还是有办法的。假如我当你是一个小喽罗，就送你到监狱去吃苦头好了，你还不受抬举，不肯把你领导的大系统坦白出来，那你就不配住在这自由自在的洋房里──何况一经坦白，不但恢复你的自由，我还请你在这里帮忙我们呢」。於是，狄宪章把十多年前跟军统郭崎元曾一度建立过关系的历史坦白出来，而这段历史，不但公安部不知道，育材政治教员也无从了解。他十多年来已与郭断了往返，在上海育材中学，过教书匠生涯已许多年了。而他更可怜的，是他在上海解放前後，为了同学们在战乱中取得联络，因为当时国民党宣传要把上海守叁年，要把它变成史大林格勒。市民都人心惶惶，学生们当然更多幻想，就请狄老师指导，建立同学通讯网。你想，一些乳嗅未乾的中学生，能干得出甚麽名堂呢？但他在王宁的欺骗宣传下，为了显得自己是一个「大领导长」，自己是一个「有办法的」，竟如王宁所希望他一样，把他平日的幻想和在生活中留下的一点点幻想的痕迹，像他在学校中做文章一样，有声有色地写出来。四天後，就被押去南市，很快就把他枪毙了。那群育材同学通讯网的无知学生，也遭到池鱼之殃，很多送到集中营去受改造教育。

　　但是，骗的伎俩，也遇过「其功效等於零」的时候，那就是我亲眼见过的刘棠。他是一个少年老成，视死如归的人物，王宁曾叹息过「他是一块顽固的钢」。

　　他不过是廿几岁的青年，解放後，继续在仪韵女子中学教书，他原与校中一美貌女生相恋，但解放後来了个政治教员卢克绪，卢是卢志英案中获释的幸运者，自然她跟公安部有着密切联系。卢在解放前被捕时一个做过舞女的太太已离婚，解放後，当然急於追求对象。凑巧他也看中了刘棠的恋人，渐渐地彼此争持不下，卢後来追查刘的历史，听说他曾参加过青年团工作，跟蒋经国曾有过往还，於是，就大力向公安部告他，伪造函件，叫人写些特务活动联络的暗语，邮寄到仪韵女中去，函件先由他检拆，附上报告送入公安部。於是就罗织成狱。刘棠被抬举为蒋经国派沪的第Ｘ潜伏组长。於是，他也就被送进「六十七号」叁楼。这件案也由我与张君合办，时间是在一九四九年末。

　　刘棠也是住在葛尚材住过的那间房里，张君和我自然还是把那熟习了的一套骗术，如法表演，但一天，两天直到七大，还是一点效果也没有，经过情形，说起来会令人有点不相信。

　　从生活优待方面谈，他始终没有表示过满足，他说：「两晕一汤算得甚麽，假如当我是客人般优待，就应该给我吃特灶饭，起码要像百老汇大厦的客人们一样，吃小灶饭」。他对於银行牌香烟不高兴吸，要吸白锡包，我们客气的向他解释：组织上没有白锡包发下来，请他原谅。但有一次为了想要他乐意的坦白出来，王宁特地掏腰包给他赏了两包白锡包，但结果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不管你如何地跟他谈得□焦舌烂，半吓半骗，但结果不出下面两种：（一）他有时跟你口若悬河地辩论，从理论到实际，他也有相当的了解。在某一点上要把他说服，总要引经据典，噜苏几个钟头。要他坦白参加叁青团匪特组织经过，他始终如一地说，叁青团是参加过的，但却是在中央大学时给同学代填写去的，入团仪式他没有参加，任何小组会他也不参加，这样，他就等於没有参加。但有得吃的时候则例外，免缴费而参加餐会或茶会，他是不敢後人的，但吃过便走，难道吃也有罪麽？这不成为罪的经历。谈谈坦白是可以的，用笔写下来坦白未免小题大做。他要拒绝！至於蒋经国，他是认识的，但为他做工作麽？卢克绪白天见鬼，你们也白天见鬼，告诉你，蒋经国是不配领导他工作的。认识个把战犯便有罪麽？这是笑话，所以谈谈这情形是可以的。用笔写出来是多馀的，所以，他也要拒绝。（二）他或者在你大吓大骗下，一言不发，只叫你拿点纸来，让他慢慢的写，你催得急了，一定要他明天交，他也答应你，明天来取，只是明天去取时，却不是他的自白书，而是刘棠狱中作：「人民公敌毛泽东」。他完全仿照存在他室中的陈伯达写的「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形式来写，你超越六十七号办案原则来骂他，他或者置之不理，一这不发，或者滔滔不绝，跟你争辩得面红耳赤。你警告他，这样会招到杀身之祸，他却说，他早就视死如归，他一再强硬地指出，像他这样的人也要被关起来，毛泽东是事实上的人民公敌了。要他不续写下去，除非恢复他的自由，等到他第叁次交卷给我和老张，还是「人民公敌毛泽东续作」时，我两人已感到束手无策，只好在小组会提出来，让王宁亲自去尝一下他底「顽固的钢」底滋味。王宁和他接触过一两次後，也大呼一筹莫展，只好在第七天夜里把他解走了──六十七号的犯人，非特殊必要的不会超过七天，但这种秘密，外间是鲜知的。

　　他被上手铐时，要挣扎，而且破口大骂，王宁不得不命行动员用棉絮把他口塞起来，手反铐着，推上汽车，解到愚园路青白小学去。在那小学原址里，接收後，各种刑具设备齐全，後来，听那边「同志」说，他在青白小学还有更精彩的演出。所有刑罚，上老虎凳，放飞机，倒吊脚指头，灌辣椒水，针刺指甲，烧红铁烫背，但一边用刑，他一边破口大骂，後用棉絮塞着口。他却又容易昏绝，要他坦白甚麽也写不出。审讯人员当面监视着他写，他还是写些骂共产党的字句。这样闹了一个月，一点结果他没有，医生验过他脑袋，却又证明他是正常人，并没有神经病，但医生却证明他身体，已再受不起刑罚了，已被刑罚催残得衰弱不堪了。最後，只好送到南市车站路看守所长期囚禁起来。

　　他到了南市看守所，审讯案卷又照例送回给我和老张，我和老张研商过，把他丢在牢里休养一个月再说。但一个月後，我和老张去把他提到看守所的审讯室谈话时，他一见我们，便破口大骂，气得老张忍不住掴了他两耳光，冷不提防，他也还敬老张一嘴巴，这样竟动起武来，在上海犯人中，恐怕还是第一遭。幸亏警卫员上前把他两臂扭反向後，再着人拿手铐把他反铐起来，否则，怕老张还要挨打几下，这一次自然又是毫无结果。老张叫看守所王所长把他用棉絮塞口倒吊叁天，回到六十七号後，他气忿地对我说：「我们联名签呈把这王八蛋枪毙算了，他妈的，我真没见过这种囚犯！」

　　「没有一点事实，没有一点口供，从外面也再没法找到他一丝反动活动的证据，光凭卢克绪的报告，怎样签法？我看还是等等吧，你忍忍这口气」，我劝阻着他。

　　「他妈的！这种囚犯我束手无策了，如果不签请枪毙他，我也不管他了。」他无可奈何地说。

　　「对！我也无法处理他了，还是大家签请另派人接理他，我们自认低能，拉倒算了」，我高兴地同意了他。

　　後来，由王宁自己处理，一直到我离开上海时，他还这样对我说：「刘棠那块顽固的钢还没有溶化，还是一点东西也不肯坦白，见面就破口大骂，用棉絮塞起口来，用手铐反铐起手来，谈也不行，写也不行了，还坦白什麽，例外地给纸笔墨他带回囚室，他又是写「人民公敌毛泽东续作」。刑也不怕，打化不怕，说杀也不怕，这种家伙，将来只有把他充军到新疆去，所以，我也几个月没有去提讯他了」。

　　读者们！你们看过这几个例子，可以想到，被「骗」上当，坦白清楚，诚心向人民靠拢的如葛尚材，狄宪章等一个个被指为直认不讳，罪有应得而被枪决了。但「顽固的钢」底刘棠却迫得整个共特机关都莫奈他何，一个个束手无策，只好打算把他「充军」算了，你们看「坦白」是不是骗口供，催入鬼门关的法宝！

　　我是在一九五○年春天离开「六十七号」，奉调到善锺路「二叁七号」情报工作委员会去当情委的。在「六十七号」期间，除了当说服，审讯工作，而它内部情形及若干案情有所了解外，还可以加强了跟他有关的若干部门的了解，而这许多部门，多数也非外间人所能知道清楚的，在香港的出版物中更未见透露过。因为共党保密制度严密，被捕过关进去的人，所知者多仅一室内之事物，此外，他是无法了解的，所以，我打算在下面先给予披露，才叙到「情委会」的范围。


四、海上地狱之二──愚园路青白小学

　　这个小学，解放前确是一片「青白」的，可是，自从共产党踏进了上海，这个小学也被改装作一个秘密的恐怖窟，千千万万的人在这里被打断了骨头，被击伤了脏腑，呕血成盆，有的被水刑浸得脚腿臃肿，好似海棉，有的被倒吊得七孔流血，昏绝十次百次，都不能求得一死，有的进来叁五七天，或者一月半月，便活活的被折磨死。这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地方，便是审讯委员会审讯工作组之一──像这样的下刑的审讯工作组，在上海还有好几个，它和说服工作组的性质刚刚是相反的。不过，跟我业务上没有联系的地方，没有去过，了解得不清楚，这个地方，对外是绝对秘密的，犯人送进送出，都在黑夜，而且，是用黑布蒙上眼睛的。

　　当年谟汗默德传教，一手持可兰经，一手持剑，到了他用口不能说服人，可兰经已经失灵时，他便显出凶相，举起剑来，强人屈服了。今天的共特机关，也可以算是深得谟汗默德的真传，继承起他的衣咻了。但老谟不过要人信仰他，跟他当信徒，要导他们进圣洁的天堂，一片苦心还是无可厚非的，可是，今天的共特机关，却是先用甜言蜜语，骗人进枉死城，如果感到马列主义的可兰经失灵时，那麽，空前绝後的毒刑便在另外一个地方给人加上身来，能够像刘棠一样，通过刑讯工作部门的刑罚，而不尽吐口供的真是寥若晨星了。还有许多人，原本是无可作供的，但在酷刑逼迫了，熬不住痛楚，但求速死，也无中生有地自己捏造一篇，好乞求停止下刑。

　　这个小学是在一个弄堂里的，学校范围虽不大，但设备倒不错，中间是一块空地，当年是天真小孩们戏玩的操场，今天是用来使用日光刑，雪刑，风刑，雨刑的刑场了。空地的四周是房屋，当年是弦歌不缀的课室和教职员办公住宿的房子，现在，除了一部分供刑讯干部住宿办公和一个医务所外，大部分都经过装修用来囚禁人犯的牢房，和配备上各式各样的刑具的刑讯室。开始不过是一些老式的刑具，後来，到我将近离开上海时，在俄国大鼻子的刑讯专家的指导下，各种机械化，科学化的刑具也陆续配装了，如麻痹电刑等也开始使用了。

　　这个刑讯单位的负责人，是曾在日汪时代的「七十六号」当过「扑格打杀」的廖耀林，他长得躯大如牛，浓眉粗眼，面目可憎，一见就可知是一个杀人越货，饮血止渴的人物。当年给日本当狗腿，已不知害尽多少良民，但当日本无条件投降後，他却又搭上了共产党的一线关系，带了一批货财，进贡杨帆的心腹田昆，於是，他到了山东共区，又一样的骑在人民头上，横行无忌了。今天回到上海，更以「革命英雄」自命，气□万丈，残酷，疯狂百倍於当年。

　　因为业务上的联系，我有时他不免跟老廖碰在一块，有时候工作谈过，问题解决後，他也硬拉着我进进酒店，坐坐咖啡间，当黄汤半斤落肚，谈得高兴，他有时他忘掉了保密制席与习惯，谈话内容超出了应有的范围。

　　「陈同志！你猜，在我这单位里，使用那种刑罚，令我底到最困难的呢？」他有一次喝得半醉地向我说。

　　「恐怕是喂水吧?!」我摸不着头脑地随便答覆他一声。

　　「不！这个有什麽困难？在日本人领导的时代，我们把这一手玩意儿要得熟练透了，感觉上也毫不介意，只要上面同意，随时可以把犯人按倒地上，水龙管塞进喉咙，灌他妈的一身饱满，再用脚踏他腹部，吐光了又灌进去，直到他妈的肯坦白，或者昏迷不醒不能再灌为止，我这次到上海後已干过几千百次了，多少顽固匪特都因此屈服了，这有什麽困难呢？老兄！最使我感到困难的，却是对付女人那一套………」他最後狞笑起来了，口角淌着下流的馋涎。

　　「怎麽样？对付女人也会困难吗？」我惊奇地问。

　　「对付普通女匪特也不会觉得怎麽困难的，她们抵抗痛苦的能力比男人还弱，而给她们上刑却又不大费力，譬如用花针刺她乳房吧，有些是经不起几下功夫便屈服了。最顽强的女匪特，只要给她上「阴刑」──用火烧她阴毛，用火红铁棒插进她阴道，塞进她子宫，是没有几多个能经受得起而不屈服的。

　　　　可是，有一次杨老板交下一个女犯人，由老田口头传授给我一套下刑的命令，我听了觉得又奇怪又害怕，这种刑法，在日治时代，也没有过，由上级指示执行的，实行起来真感到困难…………。」他又神秘地狞笑了。

　　「老廖！你喝醉了麽？为什麽要说又不说，吞吞吐吐的，使我听得心痒痒」。

　　「让我告诉你，但你要给我守秘密！老兄，传出去是不好玩的！」他低声地说了，

　　　　「原来那女人是反动派的高贵小姐，年未过二十，长得漂亮极了，并没有干过什麽反动工作。哦！她可怜极了，老田命令我推她进密室中，在夜间，把手脚反缚在长木椅上，用棉絮塞着咀巴，使用旷古未闻的「轮奸刑」──要这样折磨她十天後，才交还老田。让他把她送进什麽「国际招待所」，充当招待俄国老大哥的「国际招待员」，

　　　　据老田说：「她从前娇生娇养惯了，她自以为了不起，在这人民的时代，她还残留着她过去当反动派高贵小姐的脾气，瞧不起人民领袖，岂不该杀？後来，还是原谅她了，只让她受十天训练，便给她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否则，她到了「国际招待所」，再使小姐脾气，得罪国际友人，是不好的！「老兄，这种新玩艺儿，真令我感到万分为难，因为老田命我完成的任务是：以这刑罚来屈服她，但不能把她弄死！」

　　「那麽，你□福无穷了！」我开玩笑地笑起来。

　　「见鬼！我苦死了，十夜没好睡过！」他苦笑着，「老田命令我不准任何「行动员」跟她谈话，要我站在长椅的一端附近监视着，而且，要我在徵集十名八名粗壮大汉的行动员时，要表示这是我的主意，不是部长命令的。

　　　　这真把我为难死了，何况上刑到第叁夜，她已支持不住，几次昏过去，我提心吊胆地捱到第十夜天亮，她没有死掉，我才说声阿弥陀佛，让我完成任务！」他说完长吁了一口气。

　　「喂！老廖，这样奇怪的刑罚，我真是第一次听到，是真是假呀？老田所说的，她瞧不起的「人民领袖」，到底是谁呀？」

　　「茶馀酒後的谈笑，信不信由你！」他原是老粗，被我一激，情绪便高扬起来了，「老兄！只要你肯守秘密，这「人民领袖」是谁，我告诉你也可以的，但你却还不相信这一回事呢？」

　　「他是谁？你说不出来我就不相信，而且你不说清楚他为什麽这样恨她，我还是怀疑不会有这麽样的事……。」

　　　「我真给你气死！我老廖还会编造故事的麽？」他生平最气人说他说谎，他受我一再刺激，更把保密习惯忘个乾净了，

　　　　「老实告诉你，这个臭妮子把杨老板的心刺伤了，这情形，老田也没告诉我的，而且，老田还命令我本人也不得跟她谈话，但我终於找个机会，一个人偷偷跟她谈过了。原来她被老板接收下来住在一所房子里，虽不得出门，但却很优待，可是，她叁番四次都拒绝了老板的爱，而且，还掴过老板的耳光。他一怒之下，便指示老田给她这样的折磨了，你看她可怜不可怜！」

　　「不可怜！该死！有部长夫人不当，还不该死麽？」我笑着说。「不过，你违反组织规定，擅自跟她谈情，该当何罪？未获组织许可，擅将工作秘密，宣□在跟你这种业务无关的同志面前，该当何罪？这两点，我都要向组织忠实报告你，你觉得怎样？」

　　「喂，老陈！这不是开玩笑的呀！」他真正惊恐地站起来，「假如你这样一搅，我就要完了！」

　　「不搅可以，但要你每星期请上馆子一次！」我笑哈哈地拍拍他肩膊，他看出我有意耍弄他，他情绪上才松弛下来。

　　「只要钞票得来，他妈的吃、喝、嫖有啥关系，只是近来那「特货」生意不大顺手，他妈的，运气不济……………。」他那一派流氓头子，下流特务的口语，气派使我几乎作呕。

　　　　但因他刑讯技术不错，杨、田却把他当作宝贝。而且，他跟上海黑社会关系颇深，是上海滩上经营鸦片吗啡等毒品的老手，所以杨、田抵沪後的「特货」生意，一部分也由他出手经营，因而，他的生活，跟乾领组织供给的我们，早就有天渊之别了。

　　「他妈的！要是别个地方有口饭啃，这等行业也不再干了，革命，革命，到头来恐怕还是把自己的命革掉！」有一天我约老廖到大叁元上楼房座中喝茶，他刚坐下来，便忿忿不平地发牢骚。

　　「老廖，怎麽又闹情绪呀？是不是又是特货生意不顺手？」我看见他发牢骚，就替他联想起特货生意来。

　　「特货生意不顺手，倒没有这麽气人，她妈的！就是这臭行业，要我对人落尽毒刑，但却又不准我将人下刑至死──因为人死了，便再迫不出口供了，下刑的目的便失败了。如果给我长时间运用，还容易应付，但常常奉到一些不近人情的火急命令：限两天内，或限廿四小时内，甚至有限十二小时内或更短促者。用刑强制某某匪特坦白，但不得刑伤至死，如违惩处！老兄，你想这碗饭多麽难啃呀。前天，就弄死了一个，杨老板把我抓去臭骂了一顿，说要把我关起来，让我反省叁两个月，温习温习技术才行，幸亏老田说好说歹才逃脱这厄运，唉！这腕饭真难啃下去……。」

　　「你弄死了一个什麽人物？是什麽案情的？」我凝视着他。

　　一个叫做张……张福民的匪特，他是毛森系匪特陶铸案中张泽民的堂弟。自在北四川路将主犯陶铸逮捕後，说服无效，经过我一番破皮折骨「刑讯」後，他才吐出了他底匪特的组织关系，像徐上达，何佩福，张泽民等十馀匪特的住址，他都逐步坦白了出来。而他的潜伏电台，由一九五○年起已由何佩福家中移设於张泽民家里。可是，正前往他家中搜捕时，他刚溜出去，偏遇张福民这倒霉鬼去探访他哥哥，於是，行动队便将他和电台一并带回，而徐、何等一干人都已捕获。像他这样一条重要的漏网鱼，无论如何是不能轻易放过的，但一时从什麽地方去找他躲藏的线索呢？根据了解，他们兄弟间感情甚好，而且，平时过从甚密，虽然张福民似乎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小商人，但难保不参加匪特组织工作──即使不参加匪特组织，为了当时推测张泽民可能利用戚友私人关系躲藏。而戚友私人关系，他们匪特组织中人是不一定尽悉的，因而，说服跟位化了一天一夜也不能说服他协助追捕他哥哥时，就只好签请老板批准要我用「刑讯」屈服他。而且，限十二小时内解决问题，以免他哥哥逃离上海。

　　可是，他除了矢口否认与匪特组织有关系外，他根本拒绝了协助逮捕他哥哥，他说他是守旧的商人，他有守旧的道德观念，别说，他哥哥被指为国民党特务，便是他哥哥当了强盗，他为了顾全五伦之德，他做弟弟的也绝不能谋害哥哥。而且，他哥哥的戚友多数也是他的戚友，他更不能胡乱牵累戚友，何况他哥哥躲在那家戚友处，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咀巴始终是这样硬，一样刑下过，不行，又换上别一样刑，连续干了七八个钟头，他皮破肉烂血污满身了，他还是一样说，只好把他倒吊起来。开始还有呻吟，後来以为他昏过去，叁两个钟头後，解下来打算再干他时，他却断了呼吸了………。」他摇摇头，两手失望的一张，「唉！他妈的，一不留心，就失败了！几乎为了这个倒霉鬼吃几个月官司，这碗饭真难啃呀！而今天早晨，张泽民却给抓到了，也许是这家伙命该完给吧！」

　　「真正的匪特还未判死刑，假的匪特你却先要了他的命，这摊冤枉，你现在不吃官司，你将来死了，恐怕阎罗殿里冤鬼们要清算你，真要推你下油锅呢！老廖，你怕不怕？」我又向他开玩笑了。

　　「你是一个老布尔雪维克吗？你是一个辩证唯物论者吗？」他指着我狞笑起来。

　　「你为什麽又向我念起党八股来？」

　　「不是吗？一个老布尔雪维克，一个辩证唯物论者，根本是一个无神论者，只管现实干活，谁管死後报应的神话──陈同志！这就是我现在和过去在「七十六号」工作决心和情绪不同的地方。过去，给日汪工作时，我还是一个「有神论」者，我根本不知辩证唯物论为何物，尤其因为我是靠打人杀人起家的。我母亲为了我修来世而终年吃斋念佛，只要见到我，总是舍泪叮咛：「儿呵，为来世，为子孙积积阴德吧，少打少杀，不是阿娘吃斋念佛，你第叁个儿子还是养不成呀………。」因而，影响了我後期的打杀决心，致受日汪当局後来批评我工作落後了。他妈的，老子一套打杀本领也会落後吗？不过主观上有了「有神论」，积阴德的顾虑，动作上处处留馀地吧了。幸而後来找到了共产党，经过党的教育，建立了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通过了「无神论」的思想训练，使我完全放弃了思想上的顾虑，使我敢於放胆打人杀人了。所以今天执行共产党的打杀业务，不但不会如从前执行日汪的打杀业务一样，有所顾虑，保留馀地，而且，弄得常常过火，过火到几乎连自己也吃官司！」

　　「你的话说来倒有一番道理，怪不得市面谣传：「无神论者统治下，天怒人怨，世间将无瞧类了」若果给老百姓听到你前後这两种不同的性格，真使他们对人民政府的恐惧比对日本人的统治还来得厉害了。」我伤感地微合上眼睛。

　　「陈同志！你合上眼睛祈祷麽？」他笑拍我一下。

　　「对！」我笑着「为清洗你的罪恶而祈祷，为请张福民这样的冤鬼原谅你而祈祷。你相信吗？」

　　假如我的打杀工作是罪恶的话，你天天祈祷也清洗不完的。无缘无故被弄死，像张福民这样的冤鬼，从前不说，就接收上海这短时间，也不知有多少了，祈祷有什麽用呢？何况一个无神论者，根本是不需要祈祷的！哈哈哈！他又总从前见面时一样，神气自若地谈笑了。

　　「我倒愿意听听你自接收上海以来的冤鬼录。」我说。

　　於是，他边吃着点心！喝着茶，一边滔滔不继地夸谈着他一手制成的冤鬼录：

　　一、证交大楼案中的冤鬼──上海解放後才两叁个星期，物价便上涨了许多倍，人民币迅速贬值，黄金、美钞、银元黑市价飞涨，市场一片混乱。饶政委、陈市长，杨老板和经济保卫部门都认为这是国民党经济特务在捣乱，必须给予严厉镇压，才能在经济保卫战线上扎稳了阵脚，於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突然包围了，多少年来成为了冒险家乐园的证交大楼，逮捕了正在做投机买卖的商人有七百多，都把他们当作「经济特务」来处理。他们的资本──黄金、美钞、银元，甚至人民币和有价证券，都当作赃物来没收了。这案中的案犯，除了别一部门处理外，也曾断断续续的押解了一些人到我这里来，要我协办。对这案中的案犯，上面总的指示，几乎差不多都在这样：（甲）要他们坦白参加国民党经济特务组织的经过，及最近从事经济捣乱的阴谋。（乙）如果上项目的不能达到，起码要他坦白直接或间接接受国民党经济特务指使从事经济捣乱的详情，并举出指使人的姓名、住址。假使上列这两项审讯目的都不能达到，被审者始终只承认从事黑市买卖，投机活动，兴风作浪的行为乃纯粹是个人图利企图所驱使，冀图抵赖的话，那麽，必须严刑迫供，务求水落石出。

　　有一位名叫刘健元的倒霉家伙，原是在沪市开金饰店的，解放後店门正式关上，只好全神投向证交大楼活动，选择投机货品买卖，一刹那买进，一刹那抛出，同时，自然兼做股票和黄金外币的买卖，赚点钱来维持开销。可是，他在大逮捕中落网了，在黄浦分局初审时，这位商人经不起承审者的一阵骗吓，他轻信了承审者的诺言：「只要承认是受国民党经济特务指使从事经济捣乱，坦白认错，傻可以释放！」那晓得承认了这一层时，承审者却又深一步迫他供出指使者的姓名、地址，和他参加匪特阴谋的详细经过。这一点，他受了几次刑罚後也不敢捏造事实了。於是，他被辗转押解到我这里来，上面要我穷究真相。

　　开始我对他相当气忿，认为他是顽固隐瞒，而且，审讯的中途，他曾两次翻供，否认他在黄浦分局所供。所谓受国特指使，从事经济捣乱一节是假的，是在吓骗下捏造出来，希图早日获释的。我听了十分冒火地亲执皮鞭来猛笞他，我觉得他是一个至死不悟，老奸巨猾的匪特。所以，他到我处不到一个月──因为上面对他没有限定时间──几乎所有的毒刑他都尝遍了，他还是一样说法，他终於在一个夜里被放飞机弄死了。

　　一个是艾中孚伪造人民币案中的张达荣，已经是一个年近六十的老头子了，他在南市开了一间杂货店已几十年了，一向不过问政治，而且，跟衙门的关系，几乎除了缴税纳饷外，便毫无任何接触，可是，因为他搁楼上空了一个板房，解放前租过给欧元居住，後来老欧搬走了，因为大家相处得感情还不坏，老欧还有时到他店里来采访他，闲谈聊天，解放後还是如此。有一次，张老板向老欧叹息着生意难做，资金周转困难。老欧乘势向他说，他有个亲戚开地下钱庄，可以低息贷款，张老板有殷实铺子保证，大点数目相信也可以的，不过，要一星期内本息付清，每次本息付清後，过叁五七天，又给他贷款一项，开始由叁百万，五百万，一千万贷下去，後来竟一次借到五千万元。老欧贷给他的是伪人民币，他马上用夫购货物，或转手作高利贷款给人，到期还给老欧的本息却多数是真人民币。有时，老欧也折价取点货物，这样过了一个短时期，张老板以利之所在（因当时一般黑市利率很高）真是欢欢喜喜地跟老欧打得火热。可是，好景不常，有一次他办咸肉时，却给一位苏北的咸肉批发商发觉了他那几百万都是伪钞，传警逮捕，先关在分局里，因为他始终矢口否认与特务有关，只说是向地下钱庄低利贷款。可是，这地下钱庄在什麽地方呢？负责人是谁，他一点也不知道，连欧元写给他的住处他也没有去过，只说出老欧开给他住所门牌。分局人员办案不够精细，派警按址往搜捕时，却不但捕不到老欧──因老欧根本不是住在那里，而在那地址附近，却有老欧的把风站──却连老欧也惊醒了。尔後也没有到他店里收账。分局百般拷问他，派人守候在他店里，拖了长时期也没有结果，後来才解到公安部，辗传送到我们这里来，只好乞灵於货真价实的「刑讯」了。可是，当我一瞧像那样已折磨得骨瘦如柴的老头子，还能领受得起那一种酷刑呢？而他又没有大儿子，大女儿已出阁了，店里只有一个十二叁岁的小儿子，自然不知情，也不能代他受罪。他的无知老婆和伙计，虽抓过进来，但可能告诉我们的，更比他少，而上面却咬定了一个规律：印制使用伪钞，决不是纯粹图利的南业行为，必然是与美帝或蒋匪的特务活动有关的。因而，严厉的指示我，不惜用任何手段，必须求得水落石出。

　　一天，我把这位摇摇欲倒的张老板提到刑讯室里来，给他一瞧我们的刑具，熊熊的火炉，烧红了炮烙皮肉的铁把，放飞机的绳索由天花板底下垂吊下来，老虎凳上残留着洗不掉的斑斑血迹，抽的皮鞭，刺指甲，刺肚皮的花针，喂水的龙喉，压手指脚指的钢夹，麻痹性的电倚………这一切的一切，都和分局的简单设备完全不同的，他瞧着，瞧着，眼睛一黑，晕倒了。

　　「老家伙，你这麽怕，为什麽不早点坦白呢？」我们把他弄醒後，这样对他说。

　　「老天爷，我只是向地下钱庄贷款，真钞假钞我怎能知道？………我更怎麽会知道匪特的组织呢？我已坦白完了，饶饶我吧，做做好事！」他奄奄一息地躺着说。

　　「饶你？」一个同志睁大眼睛瞪着他「你不坦白出来，这儿这麽多样菜，任你点一样！」

　　「唉！………」他绝望地又合上眼晴。

　　「操他妈的！就干他！」

　　我的助手翘起衣袖要干他了，但我一想，像他这样的人，能受得起那一样刑呢？这确要研究一下，我只好向那同志摇头，叫他带回禁闭室里，明天再说。否则，一干就完了，那不是不能完成任务吗？

　　「喂，张老板！今天是最後关头了。」我们经过讨论後，翌日中午又把他提到刑讯室，严肃地对他说：「现在，你要是把供给你伪钞的匪特真正地址坦白出来，还要把印制伪钞的地点坦白出来，否则，便只有给苦头你吃了。」

　　「唉，老天爷！我实在说不出呀……。」他还是这麽一套。立刻把我的助手激反了，一声开动，便开始给他吃一顿最轻的刑罚──刺花针。大约二十分钟的光景，剧痛使他昏倒了，我立刻下令停止，喷过冷水，他才慢慢的醒来。我一时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又焦急，又恼恨，只好命令我的助手：「把这老王八蛋扛出操场，跪着晒太阳，晒到他妈的坦白为止！」

　　删巧，这老家伙扛出後，我接到老田电召，立刻到第二室有要公面谈，忘记了关照我的助手适可而止。当我到老田那边谈毕告退时，忽然行动单位派人到报告老田，说破获了一个伪造钞票案，主犯艾中孚，从犯欧元等多人均逮捕，後来欧元的口供承认、他确是以地下钱庄的方式，欺骗一般等待资金周转的商人，张老板和他确无特务关系，照这样案情，这老头子是只会受轻刑处分吧了，可是，当我赶回去时，张老板饱受花针之馀，复遭烈日热晒，早就昏倒，断气了。

　　「陈同志，这老头子确是一个可怜的冤鬼。」

　　还有一个是伪警备部稽查大队的义务稽查马荫南，听说他父亲曾在广西当过伪师长，刮了一笔民脂民膏，在上海做了许久寓公，才死掉。抗战後期，日本人统治了租界，他还在圣约翰大学读书，因与军统特务戚再玉接上了关系，致曾被日本宪兵队关进牢里。直至日本投降後他才从牢里放出来。照理他应获得很好的酬劳了，可是，经过一番拍马钻营，他也不过得了一名义务稽查。他家庭生活底主要来源，还是靠他父亲遗下的一点生意和房屋，到了戚再玉因案被杀後，他连这义务稽查也丢了。像这样的人，照我的看法，根本是谈不上什麽斗争作用的。可是，当他在解放後参加了特务登记，不到叁个月，管制单位的同志，却把他逮捕了，逮捕他的总罪名是「伪装自首」。

　　　　构成罪名的细目是：（一）自首登记後立功赎罪不力。（二）登记後每天生活情况，与其本人向管制者所报告者不符。（三）有一交际花性质女子名李燕者，与老马过从甚密，经被跟踪者在法国公园偷摄了双人照片，但老马始终未向管制者报告与该女子之往返，而该女子同时却与另一姓裘男子过从甚密，亦被偷拍成双人照片，因裘某亦一被监视之特务嫌疑分子，而李燕则行纵飘忽。不断由这家公寓搬到那家旅馆，对裘某的监视同志，忽然发觉他不但摆脱了他们的监视，而且，接得有关报告，他已乘帆船溜到舟山去了，同时李燕也失纵了，也摸索不到了。於是，便将老马扣留起来，经过「说服」无效，才解到我这里来，乞灵「刑讯」解决。

　　「坦白──裘某是不是跟你同一个特务组织？那女子李燕是不是你和老裘之间的连络人？你交了多少情报给她转给老裘？他给了你多少活动费？是不是他叫你伪装自首？在你们这特务组织里还有多少人潜伏在上海？……」我们拿出他们被偷摄的照片，对正在他眼前。可是，他还是像在说服单位的供词一样，只承认李燕是他的情妇，这情妇是否另有户头，他可不知道。过去他所以不肯向管制同志坦白这一点社会关系和生活，是怕被指责为生活浪漫，而事实他和她已在解放前发生关系了。最近所以不知李燕去处，是因为前些时她向他大敲一笔款不遂，大家拆夥了。所谓裘某其人，他根本不认识，更谈不上同一特务组织了。这样说起来，他自己觉得是头头是道，把我们对他的怀疑和假设否认得一乾二净，可是上面咬定，事实上决不会是这麽简单的，如果他不坦白地交出李燕来，如果他不坦白地吐出他与裘某的特务关系，如果他不坦白地和盘托出他那一个特务系统的所有组织关系，那麽，要不惜用任何残酷「刑讯」技术来对付他。

　　他体格魁梧，强悍，意志顽强，他捱得起一百皮鞭，一天上几次老虎凳，悬空倒吊了两天两夜他还没有完全昏迷去，後来用钢夹把他手指和脚指都压烂了，他还是像开始时一样说法，而刑罚愈多愈重，他的含恨亦愈深。开始他还希望我们能弄个明白，好让他恢复自由。後来，刑罚的痛苦完全把他这一点希望冲淡了，他的神经完全被痛楚麻醉了，忿恨激起他对我们的谩骂，他似乎但求速死，而不愿再尝这种种毒刑了，而不愿再期待那渺茫的开释了。

　　我们针对着这情况的变化和发展，由急性刑罚改变到慢性刑罚。当时，正当一九四九年的冬天，零度下结冰的日子，下着雪花的夜里，我们把他赤膊困缚起来，推到操扬，跪在冰块上，他在严寒中颤抖，警告他，只要坦白了，马上可牵回来。可是这样经过了叁四夜，每夜都弄得他晕倒才拖回来，他还是照样不肯多承认一点东西。只好把他丢在水牢里，水深由膝部慢慢加深到颈部，直到他几乎冻僵了才拖出，这样也丝毫没有见效。最後，只好用「吓」的一套了。

　　「吓」的一套，可以说是我这单位底计穷矢尽的一套了，虽然当时了解到老马似乎但求速死，但根据人类的求生本能，我们在使用吓的一套之前，先抓了他的妻和老母进来，准他们谈五分钟。果然第二天表现在他的言行中，求死的成分降低了，百般解说，似乎希望我们谅解他，终有一天恢复他的自由。但我们则坚决的告诉他，如果今天他不坦白，便执行处决了。

　　午夜，我们把他困缚起来，陪同一个已判决执行的匪特用汽车装运判郊外，命他们俩自挖土坑，警卫员们环绕持枪实弹监视着。到了土坑挖好後，先命另一匪特跳进去，叫老马拨泥土碎石把他活埋。一刹那，一个活人便被掩埋了。老马一面拨土一面在颤抖着，我们跟着喝令老马他跳进另一土坑里，并命令一警卫员拨土。待泥土碎石堆到老马胸部时，我故意对警卫员说：「暂停！」同时转过脸来，对老马说「这是最後机会了，假如你肯坦白，我现在还可以救你，否则，你便和刚才那一位匪特一样了。可是，他除了长叹一声，再说明不能无中生有，假装承认外，别无可坦白了。我在恼恨之馀，再命拨土，直至士石压到颈项了，再如前法逼问他，一样仍无结果。在这一刹那间，如果继续拨土，他便被活埋了，只好由我的助手出面转湾，说提他出来，让他再考虑一天，明天再干他。第二天午夜，商好了另一套恐吓办法，再提了一个处决犯，一齐困到郊外，我的助手用子枪对准另一处决犯胸膛，问他肯不肯再坦白，那处决犯说没法再坦白了，於是枪机一扳，碰！的一声，人便应声倒地了。跟着，同样对准了老马，预先我们商量好，要我的助手在对老马时，用练习弹，有声响，而无弹丸射出杀伤的。那晓得我的助手一时头昏脑昏，子弹调错了。一问老马，还像从前一样答复时，便把枪机一扳，碰的一声，老马究然应声倒地。用手电筒一察看，果然鲜血迸流，真弹射出了，事情弄糟了。後来我和我的助手，都曾因此事不能完成任务而受到批评。老马死後不久，李燕被抓到了，从这个淫妇，女特务的口供里，确知老马在登记後是没有特务活动的，而李燕则後来被裘某收买上了。跟老马拆夥後，她就完全仰裘某的供给而在上海潜起伏来，而裘某迄今还未抓到。

　　「陈同志！你想，马荫南也算不算一个冤鬼？」

　　「还有………。」

　　老廖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好像要说遍百千个才肯休歇。我实在不耐烦了，而且，还有别的事要去办，只好打断了他的谈话。同时，结束了我们这次的聊天。

　　「老廖！百千个冤鬼日夜围绕着你，我怕你终有一天不好死！我跟你做同志，做朋友，也不免惹起冤鬼们仇恨，遭池鱼之殃呢！」我说完，哈哈大笑，拍拍他肩膊，告辞先走了。


五、华东情报枢纽──善钟路二百叁十七号

　　上海旧法租界善钟路二百叁十七号，是一所不大不小的漂亮的洋房，原来也是国民党官儿们的公馆，可是，现在却给华东中共特务机关主要部门的「情报工作委员会」所占住了。

　　情委会是由陈一民、欧阳（即杨易）、马福和、张浩、陈伟才、张明操、丁正（即高方中）………等共有廿馀人所组织的。我奉调情委会叨陪末座时，已经是一九五○年初春了。当时，凛冽的朔风已经过去了，福开森路和霞飞路边的法国梧桐，那光秃的树枝上，又吐出嫩绿的叶儿了。想起离开北京已半年多，紫清一会儿来函，希望我能早日调回京，一会儿又来函，说她怀恋江南，假如我不能即回京，那麽，在一九五○年江南莺飞草长之日，她一定要南下了。唉，儿女情长，真令人「怕见陌头柳色」了。可是，大家都在一股空想主义的革命热情下，许多年来，青春就这样消磨去了。

　　当我搬进善钟路二百叁十七号，和情委会主任委员胡静波（即胡均鹤）一块儿相处久了之後，就使我有许多惊奇的，从前意想不到的发现。从他的面部表情上，从前偶尔在某些场合和他碰上，他脸上总会呈规些欣喜和微笑的，可是，後来慢慢便可以看出，勉强的欣笑下，是隐藏着沉重的忧郁的，表面上，似乎觉得他对他目前自己所处的环境非常满足，但实际上，他是牢骚满腹的。更因为我和他有一点同病相怜的共通点，说话更容易投机起来。

　　他已接近「知天命」的年龄了，所谓「大革命」时代，他已经是一个火般热的共产党员，但在一九二七年清党的风暴里，他却给中统（当时是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统计科，叶秀峰任科长）逮捕了。任何人，谈革命是容易的，但临到了生死关头，便难於遵从主观理想去抉择了。最後，他走上了自首求生道路。自然，跟着他自首的是组织上对他严厉的处分──开除党藉！本来，照着人类一般的心理学来分析，他既已决绝於共党，而共党亦已摈弃了他，他为什麽还会跟共党恢复关系呢？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怪国民党的荒谬与错误了──这种错误影响，笔者也曾直接间接体验到的。国民党的衙门和官儿们，不论是个人态度和机关的传统上，对待这些共党转变分子，总是像对俘虏般看待的，那怕是给国民党卖命了十年八年，但被涂在身上底俘虏痕迹，还是无法洗掉的，那怕他工作能力多强，但国民党各级党局，总是不肯轻易给他大权的，总是不肯如待他们自己嫡系干部一样相信他的。在宗派倾轧如烈火般利害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内，他们常常是畏谗惧讥，英雄无用武之地，加上目击国民党底贪污、腐化、无能，对政治前途的黑暗，绝望，乃迫使每个「转变同志」常常感叹着：「宁回老家受察看！不愿在国民党内活受罪！」於是，摸索回「老家」的念头，每个转变後不久的人，又常常会油然而生了，虽然身在国特机关中可能一不小心，因被发觉而受到「杀身之祸」，但千千万万的人，却为了上述的许多原因，而甘冒生命危险与组织接上关系。何况当中共未能达到全面胜利前，虽然表面上是「党纪似铁」，但在「利用主义」的原则上，对可能有所贡献的叛徒，还是网开一面，让他（她）恢复工作关系，俾便利用利用的──但「利用主义」的原则，到了全面胜利後，便完全变质了，或者是利用一时，即给予「走狗烹」，或者又学会了国民党「视若俘虏」的一套，给他们与精神上，物质上无穷的虐待，使他们不安於位，只好作远走高飞之想。而胡静波是在中统工作了十多年之後，才与中共组织再接上关系，到江南解放时，他也为中共工作了十多年了。虽然他给利用得早，没有马上碰到「走狗烹」的遭遇，但从他脸上那沉重的忧郁，他是免不了受到被「视如俘虏」那一套精神虐待的。

　　「假如我像你这麽轻的年纪，而又在文艺工作中走过那麽远的途程，我今天就要用尽一切方法，投身於全靠自己的创作来具体表现自己，来具体地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了………」。

　　一天，午饭过後，我和他先後到花园里晒太阳，边翻阅着报纸，偶然跟他谈起「无形战线」这情报性的文艺作品，对我们政治保卫干部的教育意义时，不提防，他却向我说了这样的话──这些话，言外之意，显然是一方面表示了他对本身工作的不满意，厌倦，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对我底处境的关切与同情。

　　「可是，一再请求，上面还是不容许我变更工作方向…………。」

　　「上面的固执，确也使人有点为难！」他点着头说。

　　「还是请胡主委帮帮忙，给我多反映反映，照我的兴趣，我宁愿像姚雪垠一样，下工厂去，希望写点工人生活和斗争的作品，或者参加土改队到农村去，使能反映一点农民的真正生活和斗争，而不愿意当这个把情委，既下合兴趣，又毫无贡献，还受「历史清白」的同志们的奚落，唉！…………。」我把头摇几下。「还是请胡主委帮帮忙！」

　　「就是帮忙不到的！」他也摇摇头了。「我除了情委会的正规业务外，一切我都是没有发言权的！你看得到，解放这麽久了，但组织还没有把我的爱人（即太太）底职业解决。而跟着杨部长由老解放区来的同志们，像石光同志的爱人便由组织硬插进待遇优厚的上海区铁路局当专员，张浩的爱人便由组织硬压进中国银行，刘然如的爱人便由组织硬压进花纱布公司。其他如此之类的更不胜枚举，男的领全家供给，女的领优厚薪水，生活太舒服了。可是，像我这样的同志，却苦透了。你还幸运，你的爱人在京参加了艺术工作，依我看来，你还是叫她在京给你多想点变更工作方向的办法吧，或者你多向杨部长直接提出！」

　　「不晓得杨部长最近对我的印象和批评怎样呢？前些时，王宁和田昆都为我提出，关於恢复我的党籍问题，而受到他一笔批驳了，要我还要继续充分表现再说，唉，真不知挨到什麽时候才行？而我的爱人却在京恢复党籍了。」

　　「像梦一样渺茫！」他仰望着天空，缓慢地，拉长噪子吐着一串沉重的叹息。白云缓缓的流过半空，一字儿的雁行掠过云端。他用手指向天空「像它们多麽自由自在！……………陈同志，不要说你了，我恢复工作关系十多年了，现在的工作岗位是情委会主委，可是，党的小组，党的支部会议，我却没有权利参加──我恢复党籍的希望，一样像梦一般渺茫！」

　　「可是，郭奕民为什麽党籍又恢复得那麽快呢？容正仁被国特逮捕後还出卖了大批同志，可是他恢复工作关系不到两个月，便恢复党籍了，这种不成文怯，我真有点不………。」我闷在心头的忿懑，几乎要冒出来了。

　　「客观条件不同呀！………」他冷笑了，我也发出会心的微笑。

　　其实，这些话是我挑逗他的，我何尝不知道，郭是老杨的宗派心腹，容是他的拉皮条高干呢。

　　胡静波是沉郁和寂寞的，他常常含笑地走出门去，参加部里的各种工作会报，他却常常愁眉苦脸地走回来，他除了历史上这点「不清白」的污点，饱受人们的歧视之外，还遭受着杨帆及其嫡系干部，如一室主任石光，二室主任田昆等许多反情逆理的排挤。即使是职位低过他的二室秘书（兼情委）刘然如，也常常借端排挤他。这种歧视、挂挤毫无疑问是以杨帆为「宗」的宗派主义精神在策动的。

　　一边是穷凶极恶的嫡系宗派气□迫人，一边自然是「不清白」的人们暗地里无形地聚拢起来，用各种曲折迂回的方法来对抗歧视与排挤。於是，在情委会内，宗派主义的纷争，便不绝如缕了。因为情委会内的廿多个情委，大约五分二都是「历史不清白」的，五分一是由李、杨等从老解放区带来的，既是嫡系，又没有作过地工被捕自首过的所谓「清白之家」。另五分之二则既非嫡系亲信，历史上又未犯过所谓大错误的（但小错误是可能犯过的），这些是无所谓的，但这派人中有些可能同情「不清白」者的遭遇，尤其是主委也是「不清白」者，自然更引人同情。可是，有些却是要站稳了他们的所谓组织立场的，那自然是拍嫡系们的马屁。在这样的人事素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情委会，难怪自始至终，吵闹纷扰，难解难分了。

　　论工作，假如情委会内没有这一大批「不清白」的干部，是可能毫无振作的，因为它是这两种人构成的：其一是那些原是中共党员，作地工时给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了。被迫自首和参加国特机关工作了，可是後来又如胡静波一样秘密与中共组织恢复了工作关系。这种人潜伏在军统，中统，团统（叁青团特工系统）蒋经国青年服务总队之类特务系统内，陆京士工特系统，和宪兵特高科内，潜伏时期由叁五年，十年八年至二十年的时间都有，今天奉令公开列身於共特机关，自然对原来侧身其中的国特机关是掌握得非常清楚的，常发现逮回来的国特，是某一情委的老同事，老相识，只要让他们相见晤谈一番，真是形势比人还强，不管你是个立场怎样坚决的国特，也不得不照事实坦白了──事实上，不坦白人家也清楚了。其二是那些原是纯粹国民党特务，或者又曾兼充过汪日特务，可是，後来给共特机关吸收了，於是上表面虽仍是国特机关的忠实干部，实际上却是共特机关的间谍，这种人的作用，与前者差不多。这两种人，历史都是不清白的，可是，对工作的贡献，却是最大的，而在情委会里人数也占了五分二以上，影响是钜大的。

　　虽然，在工作上能够与这两种人媲美的，还有纯粹由中共特务机关派遣进国特机关的干部，这种人，一边是历史清白，一边又是劳苦功高，而贡献可能与前两种人差不多，可是，培养这种的干部毕竟太费力了，所以，在情委会见到这样的干部并没有几个。

　　至於论权力，在情委会里，大权却落入一批对工作无多大贡献的，由老解放区跟着老板到来，骄横跋扈的嫡系干部手上。他们骑在前两种情委的头上，目空一切地横冲直撞，有功便属於他们的，有错过便该由他人领了。情委会里五个工作组的负责者都属於他们，他们的党支部，党小组的会议，「不清白」的人们没有一二成有资格参加。因为，如果没有恢复党籍，仅是恢复工作关兴，他是不能参加党的任何会议的。党的任何会议，对外都是秘密的，而情委会的党支和党小组，却可以检考、批评、和秘密向党的上级反映任何人。势所必然的，他们不但操纵了情委会的一切业务，而且还控制和监视着非党员的胡主委，使他不能丝毫脱离与违反党的政策与任务，使他个人像木偶一样被操纵。

　　因为对华东各种特工机构之情报业务，负责设计，建制与督导之责，是落在华东社会部的第叁室身上。情秀会仅负责搜集情报，并立刻给予判断、整理、执行，因而这五个工作组的编制，与国民党特务机关有点不同。加上中共是搜集内线情报为主的，对於用道听途说，傍敲侧击方法找来的情报，是向来不重视的，而且，是摈弃的，因而，它便集中了军统系作内线工作有深长历史的人，编成一个工作组，是武装保卫性质的，主要对付军统系工作，由收集、判断军统系情报到布署内线，协助对这一系犯人的初审，这叫做情委会第一工作组。组下再分若干小组，每组除若干名情委外，还有一些普通干部，但都是该系的内行人物。其他各工作组情况都差不多。第二工作组是政治保卫性的工作组，主要对付ＣＣ派中统系与陆京士等工特系统的。第叁工作组也是政治保卫性的工作组，但主要对付青年团及蒋经国系及一般杂牌敌特等工作的。第四工作组是对付一般社会情报，尤其着重工商业与经济金融市场内潜伏敌特等工作，有着经济保卫的性质。第五工作组对付国境内国际情报对象。

　　每个工作组内小组多少，是视实际情形而定的，有叁四个，有七八个的。我奉调情委会工作後，因我在解放前被逮捕和被管制的机关是军统系的，照理，我应该列身於第一工作组。但因为我在被管制期间却先偷偷与民盟，民革等附共民主党派往还，最後才获得谅解，设法与共党组织接通关系，而当时，刚刚因中共要加强对附共各民主党派的内线控制，所以，组织上最後决定把我调进第二工作组。二组组长是胡主委兼任的，但实权则操在情委兼第一副组长张浩的手里，我虽然是情委兼第二副组长，但不过是陪太子读书性质而已，还有情委兼第叁、第四副组长呢。我到二组时仅有五个小组，一个是专门针对中统正规组织与干部而斗争的。一个是针对ＣＣ系工运特务，如陆京士系工人福利委员会，自由中国工联，和季源溥的劳工协进会等而斗争的。当然，一般性的共党工特工作是同时由这一小俎去加强的。一个是针对国民党各级党务干部而斗争的，一个是针对各种所谓反动人民团体及会门而斗争的，最後这一个针对附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而斗争的──主要在这些党派、团体中建立内线，秘密监视他们的活动。这个小组长，便由我兼任了。听说，後来我离沪赴京後、二组逐步增到八个小组。

　　二组第五小组是不容易搅得好的工作，虽然除了外勤的内线工作干部外，内勤组员也有七八个人了，可是，由於它底工作的两面性──表面上不许在友党内、在亲共的人民团体内露出建立中共情报内线的痕迹，实际上却是大力加强发展内线组织，使附共的民主党派一言一动，一下呼吸都掌握在中共特务机关的手里，各级民主头目们的思想、生活的变化，也每刻钟被注视着。但假如那一个内线暴露了身分，或露出监视「民主人士」的痕迹，而引起他们的反感时，他（她）是要受到处分的，而且，连小组的组长副组长都要受到批评的。上海是一个有着民主运动的历史性的地方，虽然红都在北京，可是各民主党派的二流头目，还是很多留连在上海的。

　　一九五零年春，我到情委会工作时，民革、民盟、民建、农工民主党、人民救国会……等许多尾巴党在上海的机构，有的叫上海办事处，有的叫沪宁区临时工作委员会，有的叫华东区临时工作委员会，下面再辖一个单纯负责上海市党务的机构。但业务几乎还是全由上面这个机构的人员负责的，除了民革、民盟、民建拥有多几名党员干部外，有些简直除了招牌和「领袖」（？）之外，不要说党员、群众、便连干部也找不到几个人来点缀。可是，捧着已被中共「钦定」的招牌的领袖们，便可以在海上尽情招摇撞骗了。

　　中共是奉信辩证唯物论的，辩正唯物论者是否定绝对的，因而，他们对於人，是不能绝对信任的，那怕对他们的老婆、儿女，那怕对他们的老干部，一样是不能绝对信任的，自然，对他们打算利用於一时的尾巴党，当然不会绝对信任了。所以运用统战部来「统」之「战」之还觉不足以百分百地掌握他们时，便只好乞灵於社会部的特工了。

　　当时，上任移交给我领导的内线关系，也是以民革、民盟、民建为最多，尤其是民盟，我也曾开玩笑地跟张浩谈起：「我们在民盟的高级低级内线这麽多，再加上统战部的内线──统战部的内线，由统战部领导，互不照会──几乎整个民盟的工作，就给我们替它做了。」胡静波和张浩都具同感。但对於民革，内线关系虽建立得多，中共当局始终还是有点不放心的。因为民革的成分，几乎尽是失意的军阀、官僚，和投机政客，既善于拆国民党的烂污，何尝不可以又要那一套熟练的翻云覆雨伎俩，再拆共产党的烂污呢？上海解放後，各地巴党都没有给共产党找过甚麽大麻烦，可是，民革呢，花样就多了，首先是拱出什麽民主联军的招牌，收缴了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不少械弹，接收酒店、洋房，为了争权夺利，在南京还闹双包案。害得李济琛慌忙派朱蕴山、周范文南下疏通弥缝，所以後来中共对於在上海的民革临工会，上至高干如委员伍艺五，秘书陈印泉，下至中下级干部党员如骆凤麟、朱非员、马辑南等数十人，都逐步用各种方法秘密组织起来，受情委会二工组五小组的领导，派专人分别跟他们联系，要他们经常供恰情报。主要如後：（一）民革的组织活动，与上中下各级干部的个人活动──个人活动除政治活动外，包括了私生活的一切情况。（二）搜集匪特活动情报。但情委会在什麽地方，是不让他们知道的，我们只派联络员在外面跟他们晤面，把情报收回来，把任务分发给他们。他们对共特机关莫测高深，而对他们自己的民革组织内同志则互相监视着，互相告状，互相攻讦。陈建晨虽身为上海民革临工会主任委员，她自以为陆印泉是她和她丈夫郭春涛的亲信了，以为对他发几句牢骚，说说中共这样给她们过不去，统战部那样又不许可她们爽爽快快的干，要夺这样权利又不行等等，自以为自己人谈谈，个中秘密是不会传到中共耳朵的。那里晓得陆印泉掉转屁股，便把这些话当情报送给我们邀功了。我们除立刻向上级反映外，自然同时转知统战部参考，在必要时，自然便有反应了。至若有匪特嫌疑分子潜进民革希图掩护时，也常常逃不过这种情报员的耳目。所以，所谓附共民主党派，实在是尾巴党而已。

　　民主建国会虽然比较单纯，但共特内线也多如牛毛，最好笑的是民建中央理事会理事，民建上海分会的常务理事（等於主任委员）身为杨卫玉嫡侄的杨拙夫，解放後他给二工组五小组吸收了，他不但可以将上海民建的一切和盘托出，还把黄炎培、冷□、江恒源、包达叁等一言一行报告进来。他是经常往还於北京上海间的，到一次北京，便把黄炎培在京生活言谈报告一次，细至黄公馆在一九四九年冬天每天烧了几多煤，也列成数字报来。我们立刻把它报到中央去，以显示黄氏的奢侈。而在民建中的反黄派──盛康年父子这一派中，我们也另培养了一批内线，以能接近他们，细察一切才行。所以，华东花纱布公司第二副总经理秦柳方（民建反黄派）利用其喽罗（当然是民建干部）和纱布庄、纱厂勾结贪污了多少，经济保卫单位还未能详悉，而我们则已先了解了。中共这样如水银泻地一般的特务渗进与特务统制，尾巴党那里能动弹一下呢。

　　由於任艺五、杨拙夫等重要性较大，所以杨帆和胡静波叫我除了交由一个组员专门跟他们联络外，最好能多找些机会跟他们直接碰碰面，鼓励他们坚持我们的立场，作他们民革、民建的内奸。我今天脱离毛泽东匪帮的特务组织，向全世界来控诉毛泽东怎样以残酷阴险的特务统治来压制人民，压制盟友，压制党员、干部时，写到这里，我真禁不住替那些天真的「民主人士」们耽心了。

　　此外，在华东的各色各样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内的共特内线，虽然多少不一，但组织的决定是，不管对共党如何亲信的党派、团体，起码都要建立得两个以上的内线，否则二工组第五小组便不能完成任务。我於一九五○年春接任这组织时，「起码」的基础已经打好了，我的中心工作是如何再扩大建立与加强领导。而领导的成功与失败，按照组织的说法，主要便在领导干部有没有领导能力，有没有领导技巧，公式化一点说，便是主要的看你能否正确的掌握着毛泽东思想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思想的工作方法是怎样？空洞的说起来，是可以搬尽一切庄严，圣洁的辞句来堆砌的，但拆穿西洋镜，不过只在这样的几个肮脏、污秽的字义里──欺骗、利用加上威胁、利诱。

　　首先祭起所谓马列主义的八宝，把这些仅识得一点马列主义的皮毛的靠拢分子的灵魂夺掉，再灌进蜜汁般的甜言蜜语，欺骗他们说：如果他们肯提高一步，更进一步的向人民靠拢，忠於共党的组织，那麽，他们的前途，一定比现在更光明，更远大。明白的告诉他们，共党才是他们的大靠山，他们的民革、民盟、民建……迟早总是要消灭的。那麽，要这大靠山信任，赏识，就要靠他们自己好好的表现，积极的立功。表现和立功之道，除了顺便搜集匪特情报外，主要是要他们暗地里拆他们民革、民盟、民建……的烂污，作他们原来自己组织的内奸了。为了达到欺骗他们上当的目的，每个内线的领导者，就要讲究吹牛的伎俩了，牛皮能吹得满天涨，而又下马上破，那麽，他纵使不很成功，大约也不致太失败了。

　　如果欺骗不大行──所谓不大行，是指某个内线分子工作得不大起劲，工作表现太少，而不是说他们受到共特机关遣派跟他有关系的人徵求他参加工作时，敢於拒绝的。事实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看准了每个尾巴党派、团体中某个靠拢分子可作为情报工具时，只要派遣一个跟他有点私人关系的人去作说客，没有不马到成功的。因为每个靠拢党派分子慑於共特机关的淫威，害怕抗命马上会受到打击，是没有人敢於不接受的，何况有些人还为共特机关的权威所炫惑，以为凭空获此好靠山，对自己总是有利的。因而，一般来说，建立关系总是进行得相当顺利的。可是，关系建立後，这些买空卖空惯了的尾巴党派分子，天天给共特们催着要情报，催着要他立功，表现时，他眉就绉了，他就会悔不当初了。可是，反悔吗？又不敢，唯一的办法，就只好以消极的态度，随便拾些不关痛痒的情报送上，希求敷衍塞责就算了，但最讲效率的共特机关，这样就认为「不行」的。经过一再吹牛、欺骗，还是「不行」的话，又怎麽样呢？根据毛泽东思想的工作方法，就只好使用威吓、胁迫这一套了。

　　威吓、胁迫这一套伎俩，大约使用於民革的靠拢分子，总会生效的，因为，这批人如果真的不接受威吓、胁迫的话，横竖过去他们都曾在国民党当过一官半职，那麽，共特机关一顶帽子戴上去，他就只好琅铛入狱，那时，民革也管不了，便是李济琛亲自出马也庇护不了，而这样的例子已数见不鲜，难道，他们遇到共特机关威吓、胁迫时，还不乖乖地屈服吗？只是民盟的书生，和民建、民促、农工……等等吃左倾党棍饭惯了的棍徒们，有的恃着本身「历史清白」（？），有的恃着「为人民服务」（？）已久，有的更恃着有功於红朝，俨然以「侧座」人民功臣自居。於是，有些便不胜共特催迫工作之麻烦而怠工於前，有恃无恐而拒绝恐吓、胁迫仍不肯积极效命於後，那共特们又怎麽办呢？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他妈的！不听老子的命，便是反革命！」

　　到了这步田地时，如果调查过那位尾巴党派分子，不是由统战部领导的内线的话──有时也不用调查的──那麽，最常用的一套办法，就是给予「莫须有」罪名，关起再说了。像民促上海临工会委员的马学伟，既是马叙伦的本家族弟，又是由马老头儿介绍进上海市教育局当一席中级职员的。可是，他就在我进情委会之前，为了不接受恐吓与胁迫而积极当内线，便由二工组五小组签准杨帆将他逮捕了，罪名当然是「反革命」！事後，不但沪市教育局不愿理，便是民促和马叙伦来函查询时，也给他们碰一鼻子灰。这个家伙辗转过几个审讯单位，吃尽苦头，最後送到漕河泾劳动营──集中营──去了。

　　有时，假如觉得面对着的对象，是值得慎重点处理的话，也许会在「利诱」这技巧上动动脑筋的。但用什麽利来诱他呢？在社会部的预算下拨出一笔钱来麽？共党对待这种外围内线分子，便是给他一分供给待遇或一分薪俸也是不可能通过的。共特机关用钱虽涓滴之微，也是考虑再叁的。但是，如果你不是在它掌握中可随意玩弄的工具的话，刚刚它又需要你，钱他是肯化的。假使你又是它求之不得的对象的话，那麽，它是可以在你面前挥金如土的，只是，你既在它的暴力控制下，那怕你有大大的才能，也不过是一个不值钱的工具。因而，所谓利诱，最好是不用化人民底血汗──金钱──的利诱。

　　不化一文金钱，还有什麽利可诱？有的，在共特机关的算盘上，认为在共党统治下的社会里，不化金钱的利诱正多着呢，譬如看中某一对象吧，你只要对他说：「由於什麽，什麽原因，组织对於你可以放宽入党条件…云云。」那麽，他便会颇感兴趣了。我从不少工作中，都体验到这是实情，这个问题，研究起来，倒也颇有意思。本来，共党在地下工作时代，入党根制甚严，我们原则上是拥护的，因为那是为了防止敌对分子渗进组织内。但那时，不顾坐牢、杀头，矢志参加地下党的人，与目前渴水混进「地上党」的人，用意十分九是两样的。前者不管他是自以为追求真理，或一时的受了麻醉，但动机都是纯洁的，而勇气更是可佩的。可是，今天在红朝统治的地区，日夕钻营於入党的人，多数是为了争权夺利而已，尤其是在专制统治的社会里，一旦列身於党员之林，欺压人民的特权，便可以一天天增多地送到自己身上。有了特权、名、利、财、色都可以获得了，我虽然参加中共工作有十几年，可是，过去除了奉调入校学习外，十分之九的时间，过着随时会被逮捕，坐牢，杀头的地下党生活，特权的滋味没有尝到过。在这一次工作体验过程中，才省悟到：在中共统治区，严格的入党限制，就是提高了「利诱」的作用，但为了以此来「利诱」某些人为它效力或效死时，它是可以放宽入党条件，让其雀跃叁尺，如醉如狂地去效死而不自觉的──像「火线入党」，便是人海战术的原动力。──这种市侩主义的组织路线，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是叛徒史大林及其史大林主义的培育下，庸俗，堕落的毛泽东反动派底狐群狗党走向自毁自灭的必然的道路。

　　如果不给他这一项「利诱」，还有别一项不化一文钱的「利诱」吗？有的，但在共特机关刻薄尖酸的算盘上，对待它握在掌心中的工具，就是不支付它本身的金钱吧，如果要通过它去请求共党别的机关，或反映统战部帮助他，使他获得实权实职的高官厚禄，也是不可能的，较入党为迅速地，使你现实的□到「利诱」的滋味，通常就是立刻通过组织的决定，从四面八方来给你捧捧场，假如你是文化教育界中人吧，解放後自然是致力於改造思想的学习的，那麽，报刊上可能捧你思想改造大有进步，还会请你作一篇自我宣传文章，批准给你刊登出来，甚至於在必要时，还可以捧你为「学习模范」。如果你是工商界人士吧，或者会捧你为爱国商人，进步工商业家。若刚遇纳税，购债，而你清缴了，那麽，还可以捧你为纳税模范，或购债英雄呢！总之，一旦享受到甚麽爱国、进步、模范、英雄之类称呼，在专制统治社会里，众人皆受践踏而你独享荣衔，自然他距离获得财、利、名、色不远了，这又是「利诱」之一种。

　　至於对这种掌心里工具底最优厚的「利诱」，恐怕就是把他圈为什麽慰劳代表，或者教育文化界代表，工商界代表，直至甚麽地方人民协商代表之类了。只要甚麽代表招牌一挂上身，自然身价十倍，名、利、财、色当然可以垂手而得了。

　　「正确的掌握着毛泽东思想的工作方法………」杨帆有一天庄严地指示着我。

　　「欺骗、利用和威胁、利诱………」我表面上点着头，心里这样想着。的确，我由一九五零年春天起，直至调回北京止，为了加强领导过去移交过来的尾巴党的内线关系，而且，还为了要扩大这些关系，除了听任第五小组的同志们，尽情的发挥这一套外，有时，我自己也亲向那些天真的民主人士们，耍了这一套可耻的把戏，然而，我心头实在是非常难过的，尤其是竺飞问题发生後，我更感到利用主义，工具主义的可怕，所以，後来也就冷淡了。

　　「你在上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中选拔一些忠诚可靠的，而又与现在北京的各民主党派第一流领袖如李济琛、张澜、黄炎培、马叙伦、陈铭枢、蔡廷锴、张治中、邵力子、黄绍□、刘斐等有密切关系的情报干部──经过相当时间的内线工作考验的，不论男女，都可将名单开给我，各附详细自白书一份。你协助二室田主任迅速给予核定，即发给津贴，让他们自动设法，由他们自己团体中调到北京去──这是中央的命令，你必须绝对保守秘密，迅速完成任务……」。在一个初夏的早晨，杨帆忽然找我去，这样命令我，又没有把企图宣布明白，开始使我满腹疑团，後来想通了，再经老田详细一谈，才搞清楚，原来中央是为了加强对各民主党派领袖的监视，知道逗留在上海的各民主党派干部，很多是跟各该派的领袖有着密切关系的，也许中央感到这类干部不够用，才向上海「借重」的。

　　但是，这麽麻烦的任务，是不容易迅速完成的，正所谓日夜寝食不忘地进行，也搞了二十多天才告一段落，──事实上只选到了十几名，其中女的也有几个。在现在的记忆里，多数已淡忘了，只记得有一位是刘妙英小姐，十七八岁时曾当过李济琛的私家女看护，而且还跟他有过暧昧关系，但後来因他太太的吵闹拆散了，但任老毕竟还算多情，十几年来还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抗战胜利後，初期，李氏留连在上海喊民主时，她适在中美医院当看护，原与一医生热恋，正谈婚嫁，但却恰任老几度慰问，几番旧梦重温而引起该医生反感而拆夥了。刘小姐也在这时黯然离开了医院，但任老仓皇逃港时，却没有带她走，只托陈建晨照顾她。陈就把她介绍到一家私家医院里当看护，听说她提起任老便悲忿交织，我们组里派出去跟她联系的女同志云英，对她这一切都了解得很清楚了，而且，有一次她还对着云英咬牙切齿地咒咀任老。这些惨痛的经历，解放後更激发起她追求「妇女解放」的幻想，於是他也利用工作馀暇，追随陈建晨参加民革活动了。因为她参加民革活动在半年前给五小组建立上工作关系，她不但报告了陈建晨和民革的活动，连任老亲笔写给她的两封信，也送到我们这里来了。她对共党工作的热情是火般热的，所以，当云英同志向她提出这任务时，她马上接受了，云英还指示她，能够跟他恢复暧昧关系更好，因为这样子对工作更有利，刘竟兴奋过度落下泪来！「这个老油条如果敢对毛主席和共产党存一丝一毫非分之想，我便啃下他这几根老骨头！」後来，云英同志对我说：「像这样珍贵的工作关系，你应该跟她见见面才送上她，好鼓励她一番，更提高她的工作情绪。」到我和她见面时，除了跟她略谈一下工作之外，还告诉她：「曾一度充任过任老的私人医生的谭守仁博士，是我的朋友，他思想也很进步，对共党也常露一片忠诚，现在正在北京，任老对他也很信任，可跟他联络，慢慢设法，把他也组织起来，那麽，对任老又可以增多一分包围的力量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当我奉调回京後，知道谭医生也真的给她组织起来了。

在民建，则由杨拙夫选择了一个年青干练的雷浩清，设法徵得黄炎培的同意，调往北京总会工作，针对蔡廷锴则也调了一位曾任十九路军高级参谋，失败後仍追随老蔡多年，现在也列身於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陈昶和，设法赴京。陈年已五十多，他的侄子是社会部干部的共产党员，解放後很快便通过他侄子的关系与华东社会部建立了秘密的工作关系。而黄绍□的妹夫王加岳原在上海市政府当技正，解放後不久也参加了民革。我参加情委会工作後才跟他建立起工作关系，他虽然是一个技术人才，可是，他对马列主义理论，却是向来颇感兴趣的，关系建立後，他便很热烈的参加了工作，当我向他提出新任务时，他很高兴，而且，他说刚刚中央交通部有电调他赴京工作，於是他便迅速成行了。其馀对张澜、马叙伦、陈铭枢、张治中、邵力子等都选择了适当人员次第调进了北京，转移给北京的特工机构领导。毫无疑问，北京这一大批「敬如在」新贵，在重重监视，封锁下，又加多了一层内线监视网，他们的一言一动，更难逃避毛泽东反动派的掌握了。

　　「………第二工作组第五小组的工作，从建立关系工作，到领导工作，都曾扩大和加强了。所收集的情报和根据某些情报中所发现的问题而加以处理，都表现得有相当的收获。可是，从各位同志处理业务的立场和作风上，却到处暴露着可怕的温情主义的偏向。这种温情主义的根源，是因为某些同志在思想上还没有搞通，他们以为对敌人可以残酷些，对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却可以客气些，可以不必那麽认真，这是应该受严厉批评的。同志们！在今天的工作总结会议中，我不得不强调向大家指出，就是：谁能够本质上以对待敌人的立场和原则来对待同盟者，谁就是最正确的！谁就最值得嘉奖的！为了完成任务的便利，虽然技术上，形式上对待敌人和友人稍有差别，可是，如果谁把技术上的运用侵犯到原则，形式上的冲淡影响到本质和内容，谁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同志们！你们了解了吗？在处理这类问题上，我们政治保卫工作者的任务是：用对待敌人的方法，用对待敌人一样高的政治警觉性，来控制、监视任何的同盟者，防止──不，不容许他们再变成敌人。如果发现有一丝一毫形迹，他们会变成敌人的可能，便要立刻处理，绝不允许犹疑！如果在同盟者队伍里，发现了一个真正的敌人，那麽，便立刻去歼灭他……。

　　「同志们！尤其是领导干部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必须肃清观念中的温情主义偏向，站稳立场，正确作风，提高技巧，掌握政策，百分百地去完成任务………。

　　这就是特务头子杨帆，在一九五○年，对於二工组第五小组夏季工作总结会报时的指示。像这样的说话，在对中共内部的干部会议中发表，是无所谓的，即使听者有的感到警讶，有的感到骇惧，还是不会激起多大的风浪的。可是，像这样露骨的谈话，如果公布在解放日报上恐怕马上有许多同盟者，尾巴党分子，无耻的靠拢者给吓坏了。在中共特务头子的辩证看法里，原来同盟者是跟敌人一样的。我们对「友人」那麽残酷了，可是杨帆还批评我们犯着温情主义的偏向，难道，还要迫我们对同盟者走上滥捉滥打滥杀的道路才是正确的吗。

　　在情委会期间，我除了对本身专任的第五小组业务全神贯注外，对第二工作组的其他部门，因副组长的关系，也不得不有时注意的。如今回忆起来，有些也值得在这里记一记的。

　　第二工作组每天综合各小组的情报，编辑油印成一小册，必须放下午四时前发出，一份留本组，一份送胡主委，一份分送叁室，另五份分送杨帆、王范、李士英、陈毅、饶漱石。後来又增送一份给刘晓，一份报中央社会部。但特别珍贵机密的情报，必须以密电方式，密封呈报上级，而不列入油印册内，以免□漏。核定情报编印列报与否，主权全操在张浩手上，胡主委不能兼顾，别的副组长无权过问。我对张浩的专横，开始是不服，是质询，是批评，後来便是争执，最後只好置之不理，其他二位副组长也是差不多。从对中统系，ＣＣ党干系，工特系，所谓反动社团，会门团体中各种内线报来的情报中所发现须要处理的问题──决定作监视或逮捕等处理办法的决断者，只是张浩，有时，不大重要的对象，他决定执行後，连对胡主委和杨部长也用不着签请批准，便去执行了，这种专横作风，常使胡静波为之瞠目结舌，但杨帆却是善於事後追认他的所作所为的，如果干得出成绩来，还传令嘉奖。但老胡和我们呢，如果不「事先请示，事後报告」，那麽，即使你干出天大的成绩，也难免遭受处分的，原因无他，完全是由於他是老杨的心腹干部，是老杨的嫡系，他才敢「无组织，无纪律」到这样的程度。

　　据说，破获中统系上海潜伏组唐煌案，是张浩不经请准，擅予迅速执行的结果。因为能够大胆地从发现线索，到破获伪造人民币的印刷所，到捉到唐煌，才报告杨帆，是功在迅速。若等待辗转请准，怕唐煌早就溜走了，所以，老杨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大加嘉诩。尔後，这种作风，便越来越发展得利害了。

　　大约由上海解放，到我离开上海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属二工组工作范围的特务或嫌疑分子，遭受非法逮捕的不下千馀人，遭受决定秘密监视或公开管制的不下万馀人。大约初被监视管制者，除一部分交由情委会的直属侦察干部或地方情报单位继续给予跟踪、打梢、侦查等秘密监视外，馀则将案移交二室分发各地方管制单位给予公开管制。公开管制是与地方公安派出所与民政机关相配合的，所以，很多国特嫌疑比较轻的ＣＣ党发干部，在不知不觉中给予监视或管制时，偶然受到管制者对他怀疑加重而加逮捕，则多由地方公安派出所或分局出面，而非由情委会直接出面，他就是这个原因。像过去曾当过潘公展秘书，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科长的皮松年，虽非存心靠拢，但却目击国民党大势已去，亡在旦夕，更因误信共党的虚伪宣传，以为在宽大政策之下，作个顺民，苟全性命於乱世，总是可以的。那晓得上海解放後不久，皮便立刻给张浩批交地方单位管制着，不但连职业找不列，离开上海市到国内别处去也不许可。失业经年，典当拍卖殆尽，最後，只好决定，打算偷偷溜到国外的香港。但这计画和准备，却给地方管制单位侦察到了，正在他动身前夕，虹口公安分局就把他关进牢里，饱嗜铁窗风味後，再放出给予公开管制，每天到住所附近的公安派出所报到一次。这样同时由里弄小组日夜监视，就连远程偷跑的可能也剥夺了。到了今年五月大逮捕时，闻又被公安分局关进牢里，迄今下落不明。这就是情委会地方单位与地方公安，民政机构配合监视、管制的一例。每个公安分局一个情报单位与一个管制单位，都是属於社会部的，前者属情委会，後者属二室，而後来上海市公安部名义上撒销，便成立了一个公安总局下的社会处，而处下组织，编制与公安部一样，人事上全由社会部分拨下来，分担地方工作。

　　情委会的业务会报，是每星期召开一次的，情委是当然的出席者，各工作组副组长而非情委的，在特许下也可以列席。像我们这样缺乏发言权利的历史「不清白」者，还是以少说话为妙的，除非事实上被催迫不过，不得不提出业务上的问题，付诸讨论时，才勉强简单地说几句话。但是，老杨那些亲信们，就好像不多说话，就不足以表现他（她）们的说话天才一样，动辄滔滔不绝，使我们厌烦疲倦，恨不得借故遁开。尤其是当老杨也抽空参加会报时，他的徒子徒孙们，便各自尽情表演，希博得他们的老板的赏识了。

　　在一九五○年初春，华东社会部接到由台湾的地下电台发来的电报，报告因自沪、宁、杭解放後，半年来地下潜伏组织被破坏殆尽，迫得决定在一九五○年，再派遣大批干部，取道舟山，潜进沪、宁、杭地区继续潜伏活动。跟着那些早就渗进国民党各种特务机关的内线，均分别由各内线系统所掌握的地下电台，发来了一连串详确的电报，军统系国防部保密局，第二厅，与蒋经国系的国防部政治部等机构内呐内线，前後由台北地下台，凤山地下台，与龟山岛的地下台发来了报告，有的报告了派出的特务底名单，有的连特务们的简历，及派离台北的日期也详报了。而从中统系内政部调查局的内线，由台北及新竹等地的地下电台发来的电报，也报告了内调局亦派遣出一批干部离台，一部亦取道舟山，一部则取道香港潜入广州再转入各地，名单简历也一列列报告来了。同时，中央社会部也有指令急电下来，同样是指出了这事件的严重性。大约，中央派台的直属内线，也有同样报告去了。

　　这些密电是由华东社会部的几个呼号不同的电台分别收到，先送到部的秘书处，呈杨帆审阅过，才批给情委会有关各工作组签办的。各工作组经过清查各种国特系统，过去被中共所收集编制的用名及简历卡片──这些卡片是按姓氏笔划多寡顺序编成的，多数附上简历及社会关系，有些还附上照片。所以，对着电报清查起来，很容易便了解了一部分，不能了解的，就只有一些新进特务──分别抄录附注电报後。跟着，舟山的地下电台也有急电来了，而且，几通名单，算起来有六十多人，打算於夜间乘帆船分叁处登陆，一处在浦东川沙、南汇一带，一处在钱塘江口金山卫、乍浦附近，一处在宁波附近。叁伙人都有各该地的本地人带路及准备登陆後作社会环境掩护，而且，各伙都配备了短枪，手榴弹，计时炸弹，每人身怀值黄金二两之川资。这就表明了必要时就打游击，而计时炸弹，据情报指出，是计画进入上海後，不惜任何牺牲，要暗杀杨帆、李士英、陈毅、饶漱石的。这些来自台湾舟山的情报，都曾使华东社会部震动起来。

　　於是，在一个午夜里，杨帆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情委会的紧急会议，讨论调派与各种国特系统有关的情委，尤其是那些在军统，中统，团统，工特系统内生活了十年八年以上的干部，都要一齐出动，配合公安部队，到上述叁个地点去迎接。开会时，杨帆首先宣布：这个会结束後，叁队人马立刻出发。因为刚才接得舟山潜伏在军统系与中统糸的内线分别拍来的急电，说国特们就在今明两天的夜间，由海军登陆艇护送帆船靠岸登陆，除已密电各地严密准备外，部里的人马必须及时赶到。因而，杨帆要求这个会议，应尽快结束。

　　可是，恰如上面所述及，那些自命「清白」而嫡系的人们，却也一如过去，在老板面前企图大加表演，渴望抓着这个重要机会，来大大表现一下自己的才干，好邀老板的赏识。

　　当杨帆循例这样一问：「同志们！你们还有什麽更好的意见没有？」声犹未了，这边站起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篇他底补充计画，那边又站起一个人，同样他滔滔不绝地提供了他底补充计画，两个、叁个、五六七……个，一部分人的结论这样说：「我的计画不但可使登陆的国特被一网打尽，半个逃不了，而且，还可使他们永远不敢作这样的冒险。」一部分人的结论这样说：「假如照着我的计画，把宁波、金山卫的两路逮捕起来，单独放开浦东一路，给他们在我方监视下入市，待他们与市内国特地下机构取得联络後，再给予全面破获。这样不但把他们一网打尽，而且，还扩大了战果，使他们残存的一点未被发现的地下组织，再受到澈底的破坏，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样子，你说一顿，我驳一顿，几乎闹到天亮了，还没有结果。我们这些会说话的「哑巴」，固然不耐烦，而杨帆也忍耐下住了，沉不住气，突然用拳头捶着桌子大声说：「天亮了！天亮了！现在要马上出发，时间不容许我们再乱纷纷的讨论了。现在大家用举手来表决吧，现在统计起来，意见不过有叁种，赞同我的处理办法的举手！」

　　这麽一来，谁都可以料到，举手赞同老杨的办法的当然占了大多数。老杨看见举手解决了问题，还怒犹未息地说：「尔後讨论问题，大家不能再这样乱发言了，这算得什麽会议呢？」

　　後来的结果，却是并不如杨帆的希望，仅是两路被截到，一路却给逃脱了。

　　而情委会内，就为了追踪这逃脱的一路人马而乱糟糟地吵闹了几个月。根据名单，被抓到的并不多，却害了与这些名单有点社会关系的人们，饱受监视、管制，甚至被一度逮捕的痛苦。

　　情委会的工作表现，多是得力於内线的，杨帆曾一再郑重指出：「没有内线，就没有正确的情报！」因而，根据我的了解，华东社会部叁室和情委会，现在不但继续在台湾大陆的游击队内培养内线，而且，对国特机关在解放区的潜伏组织，他们是采取一定程度的「保留主义」的──这就是他们对某一国特系统留沪组织虽然已可以掌握，但如果估计它的破坏力不大，而自己已有内线在内活动的话，常常是有计画的保留它的。等待这一系统国特由别地派来沪时，与它接上关系的增多了，才放弃了对它的「保留主义」，而予以一网打尽。这是最毒辣的斗争技术之一。

　　往事萦徊，伤心倍甚！当我执笔写这篇文章时，正杨帆、胡静波、马福和、周立（高方中前妻）均曾先後抵港。有的正在布署对台湾的渗进工作，有的在港从事破坏国特驻港机构的活动，和破坏「第叁势力」运动。而有一二人，更曾狭路相逢过。可是，大家都黯然无言地避开了。我特借此寄语这些得意的与失意的共特老朋友们：「早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吧。虽然淡伯，却也精神愉快！」


六、华东共特制造所──愚园路Ｘ弄叁十一号

　　上海愚园路Ｘ弄叁十一号，解放前是张君劢先生的民社党中央总部，可是解放後，却给中共华东社会部的干训班──特工训练班瓜占住了。一个乾净清雅的院子，给两手染满血腥的人们接收下来，供作训练刽子手的场所，凭吊旧物，实在使人无限感慨。

　　叁十一号的门口也正如其他共特机关一样，门外不挂招牌，而大门紧闭。门後两个经常扒着盒子炮或卡宾枪的枪机的便衣警卫。进门去是一片阴森森如阎罗殿的气息，後来为了加强警戒，率性将正门深锁，除非大员降临绝不开启。一般人，都由另外一个弄堂进去的，後门进出，不过这後门还是紧闭着的，要进出，一样还要等待门内的两个便衣警卫开了锁才行。所以古人说侯门深似海，现在，在毛泽东的时代，该是「特门」深似海了。

　　这样的门禁森严，在别的业务机构，主要是防备外来的国特袭击，可是，在这共特制造所里，主要的是为了防止那一批批男女「准共特」，一下不如意溜之大吉。次要的意义，才是防止外来的袭击的，因为这些准共特们，在训练的初期，是常常发生逃亡的。所以在解放後初期，干训班以叁个月为一期，开班时，准共特们在头一个月是不准外出的，後来改为六个月为一期时，头两个月也是不准外出的。而後四个月，也只能在星期假日，被核准後才能外出一二小时，如果被指导员认为有问题的，当然还是不准外出，那麽重门深锁，自然插翼难飞了。

　　杨帆一向是特别重视干部训练的。华东社会部干部分训班主任一职，他曾兼任了很长的时间。抵上海後，他虽然繁忙百倍，可是他总是经常抽空亲到干训班来指导教育业务的推进的，尤其是每一阶段的学习总结，他不管如何忙得不可开交，还是拨冗前去参加的。後来，虽然名义上由二室田主任代理，而事实上他还是要注意的。不过老田也是个忙人，能经常主理业务的只有该班政治部主任薛福球及教务部主任吕东成，总务部主任姚庆丰。叁人中以薛权责最大，各学习组的政治指导员，是他任命的，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教员也是由他延聘的，驻在该班的警卫排是由他指挥的，禁闭室，（反省室）是由他控制的。而教务部主任，则是派遣各学习队的队长副道长，延骋特工理论教员，特工技术教员，业务实习教员，俄英语教员，以及女特工特殊业务教员。此外如出纳，会计，事务与医疗所等则隶属在总务部下。

　　薛、吕二人不但是相当能干的，而且是合作得非常好的，这点我们不能不承认。然而老薛为人，却有点精悍过火，动辄咄咄迫人。初入学的学生们常思逃亡，除了其他的原因外，这大概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因学生一踏进校门，除了恋爱无罪外，便不容许再有丝毫过失，否则，老薛是时常会把他们和她们请进禁闭室，住叁数天又放出来的。天真的男女青年们，那里受得起这种活罪，吃过一两次亏，很多便热情消失，但求一自由而安宁的生活了。

　　干训班学生的来源，并不是强迫的，而是诱骗的，说得好听一点是考选来的。不过他并没有像普通学校一样公开招考，而是由各大中学校的党团支部，工厂机关部队的党团支部和所谓进步人民团体如青联工联妇联等辗转介绍保送前来集中考选的。可是，每期取录的学生，却还是以社会部的外围分子，而又「身世清白」的青年人较多。这些外围分子，多少总会经过情报工作考验的，因而，在录取时，这批人常占优先。而共区一般人因炫惑於共特的权威，每届投考的人都很踊跃，考不到的人，还不胜叹惜呢！等到考了进去，经过事实的教训後，才懊悔莫及。

　　在上海，每期干训班录取的学生底成份，也跟在苏北、山东时代稍有不同了，过去曾大量吸收农会干部，造就农村特工人才。可是，进入上海後，供应大城市的特工人才不敷，重点自然转移了。为了适应城市性的需求，所以农会分子尽量减少，工会分子尽量增多，一些年青男女工人党员，团员，起码占了每期学生的五分之一。同时，为继续进行对「美蒋匪特」的特务斗争，他们还是一样重视着培养女间谍。杨帆到了上海有一次还这样集中了一批女干部讲话：「一个政治保卫机构里，如果没有一支庞大而坚强的妇女部队，那麽，它是不能发挥最高的战斗力的。……从无数的经验教训里，我们都巳体验到，许多光荣的任务，最能干的男同志所不能胜任的，妇女同志却常常很容易地完成了……所以，组织一向是爱护妇女干部，重视妇女干部的！而且，现在我们更是要求无条件加强，扩大妇女队的！」何况在上海这样一个花花绿绿的城市，要培养各式各样的女特工，就地取材是不难的。於是，杨帆面谕薛吕二人每期考选学生，在录取女生方面，除工厂女工，及出身学校和来自妇女团体的知识妇女外，每期必须考取五分之一以上的特种妇女学生──所谓特种妇女，是指舞女、妓女、交际花、歌女、旧女戏子（如越剧京剧等）新女戏子（如话剧演员），电影明星女侍应生等，经过妇女团体或职工团体的严格考查，介绍、保送，才给予考选，大概每期在特种妇女项上取录最多的要算是舞女。考选特种妇女学生，第一个条件，固然还是政治上的可靠性，但第二个条件就不能不靠年青和美貌了。第叁个条件，除了现在未婚，将来愿献身於革命，非得组织同意不结婚外，有些还乾脆立下志愿书，终身为革命为人民不结婚，第四个条件呢，才是起码的文化水平。

　　要录取的学生成分，既然这样参差不齐，那麽，考试时，就不能统一考试了，何况干训班地址戒备森严，未经考取的学生是不能让他（她）进入的。所以各种性质不同的学生，就分开各种不同时间地点来考试了，或借某工会地点，或借某学校教室，试题也分成各种不同程度的，像对工人是一种，特种妇女是一种，知识分子自然又是一种。有时各方介绍保送投考的人数多了，录取自然就较严格了。但在一个独裁的政党下，只要头子们如杨帆王范李士英杨光池等一张条子送人进去学习，就连形式上的考试也用不着，就可以名正言顺变成「叁十一」号的学生了。根据我的了解，自上海解放後，干训班的第一、二期，每溯学生只有百人，叁期後增至百五十人。我离开共区後，情况就不清楚了，但陆续增加是必然的。

　　考取的学生成分，既然这样复杂，而学习期间又是大家同样长，只要成绩不太差，都可以同时毕业，那麽如何处理他们的学习问题，不是最伤脑筋的吗？

　　共产党的教有机关处理这样的问题，有着深长的历史经验。在薛吕等看起来，像这样的问题，是丝毫不感到伤脑筋的，他们会这样勉强地，同时又似乎很技巧地安排：

　　一、互助制度：譬如拿着以一百五十人为一期作例来说，大约学生中的文化水平是这样的：（Ａ）相当於小学程度的约占十分四，约有六十人，多数是工人干部，特种妇女和少数士兵与指挥员。（Ｂ）相当於中学程度的约占十分叁，约有四十五人，大约工人和特种妇女中，也有少数是有这种程度的文化水平的。（Ｃ）相当於大学程度的约占十分叁，约有四十五人，这种文化水平的人，尽是来自大学中，或知识分子的人民团体与机关中。於是他们便把这一百五十人编成五个队，每队有队长副队长，及队指导员等叁人，共同领导着全队的业务学习与思想训练．每队编成五个学习组，那麽，每队叁十人，每组便是六个学生了。每组内编进两名或叁名小学程度的学生，再编进叁名大学和中学程度的，每组的组长与学委，虽然是学生自己选举的，是轮换制的，但初时可让知识分子充任，有责任的去帮助组内文化水平低的同学学习，尤其是理论学习。当政治理论与业务理论──特工理论──的书籍或其他学习文件领下来时，首先是在小组内进行学习和讨论的。那麽，文化水平高的学生，便先给水平低的学生，从认字到涵义，都帮助他们了解。到大组（队）讨论时，是必须了解了应有的阶段底内容的，否则，队长和指导员便要追查责任了──到底是学习者不努力学习呢，还是帮助者不努力帮助呢？希望大家要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假如发觉学习者不努力学习，还是帮助者不肯努力有助呢？希望大家要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假如发觉学习者不努力学习，或是帮助者不肯努力帮助，次数多了，是要受处分的。通过大组讨论後，再由专任教员讲授一次，这叫做上大课。上完大课後，各组再讨论，如果是各队共有的课目，上大课是集合各队在一起来上的，像对社会发展史（政治理论）国民党特务工作发展史，帝国主义特务活动概况（属业务理论）等是。如果不是各队共同的课目，如在改制六个月为一期後，前二个月是一般性理论与业务学习，後四个月是分科学习了。分科後，须重新编队，上大课时，只能有共同课目的才能集中在一起了，否则，只有各队上各队的大课，而分科编队还是不能违背如上述的互助学习制的原则的。这种制度好处固然帮助了水平低的人们，但坏处何尝不是高的给低的拖慢了呢？但共特的学习机关，既要把文化水平高低不同集在一起，又要他们一齐同时毕业，只好实施这种「拉平」的互助学习制度了。

　　二、补习制度：补习制度是补助上述的互助制度之不足的，在互助之外，有时还嫌不够时，共特教育机关，就常常以补习制度来补救了。但干训班的学生们，事实上照规定的作息时间表，已忙得透不过气来了，那里还能抽得出更多的精神时间来补习呢？可是，那些文化水平太低的人们，只好把午睡时间或其他休息时间与星期日抽出来，共同在一个补习班里，专习文化──这样的办法，有时，也不无小补的。

　　靠着互助制度与补习制度，共产党的特务教育机关，便常常把一群几乎是目不识丁的妓女流氓培养成了吃人的，作威作福的特务，与文化水平高的学生们同时放出学校。

　　我与「叁十一」号干训班的正式接触，是在一九五零年叁月後，那时正是每期六个月制的学生分科後，薛吕等要我去每星期担任一个钟点，课目是：美蒋特务对进步民主党派的内线活动。这是我内行的，过去，现在，我的精神时间都牺牲在这一点上，所以，我马上便答应了。而且，只化了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便写好了一篇约二万言的讲义送过去印了。这种课目，是一部分科系的学生底必修科，它题目虽然是这样，好像是完全为了对付美蒋特务而研究「敌情」，但事实上，薛吕告诉我，要我必须在这项课目上，使学生了解（一）美蒋特务渗进进步民主党派活动的情形。（二）进步民主党派有限度的可靠性，（叁）同盟者个别的与整个的转变为敌人的可能性。（四）政治保卫工作者对同盟者应有的政治警觉性。我自然是依样画葫芦了，讲义送过去一个星期後，薛吕便约我过去上大课。

　　参加上我这个课目的，只有两个科系的人，那是情报科与特别科的人。但因为学习情报工作科业务的学生多，编成了两个学习队，简称为，情一队，情二队。每队也是叁十人，而特别工作科，虽然是一队，但却超过了叁十人，这是专门训练女间谍的。别的女学生，即使是特种妇女；如果不参加这个科系而参加别的科系学习也可以。但有些女大学生，机关团体的女干部，却偏有不少高兴参加这有刺激性的学习队。因而统计起来，两科叁队参加上这大课，也将近百人地聚於一堂了。

　　我除了与这两科学生因授课关系，有着深切的直接的了解外，对其他两科情形，他有一点间接的了解──另外两科，其一是执行工作科，有廿馀名学生，女生只有二名，它也编成一个学习队，是专门研究侦察，跟纵，钉梢，公开逮捕，秘密绑票，狙击，暗杀，审讯，下刑等恐怖性的执行业务的。其一是通讯工作科，是专门研究无线电通信技术，密码，无色墨水等通讯技术，邮电检查技术，与各种传递输送情报的技术等递送情报业务的。它也编成了一个学习队，女生比较执行工作科学习队较多了。

　　情报工作科，读者们顾名思义，都可以猜得到，他是专门研究如何去组织情报关系，如何领导这些情报关系去搜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由国内情报到国际情报，由政治，经济，社会情报到军事情报等专门业务知识与技术的。而特别工作科的女同志们，除了具备各科的一般知识外，分科後，要专门研究的，却是：男性心理学，娱乐场所工作技术──这娱乐场所包抱了舞厅、妓院、歌坛、戏院、酒店等一切娱乐交际场所──袖珍摄影机使用法，袖珍手枪，手榴弹等使用法，毒药，麻醉药等调配辨认与使用法。甚至玩弄男性的特殊技艺，也有老於情场的女共特来教授他们，这些都是非常有刺激性的。怪不得女学生们都特别感到兴趣。一直到他（她）们快要毕业，还有女生陆续申请调到这个队里来学习，迫得薛吕拒绝好几个人的请求。

　　「陈同志，根据你这样说法，各进步民主党派领袖，也是我们的工作对象了？」一个特别工作科的女学生，在我有一次上大课时，听我说完了「进步民主党派有限度的可靠性」时，满脸狐疑地站起来向我提问题。

　　「对的」。我肯定地说：「你们毕业後，如果能接近一个进步民主党派领袖的话，那些，你们对工作是有贡献的。」

　　「噢！………」这个女生如有所悟地坐下来。

　　「嘻！嘻！………我们希望陶雪英同志毕业後，马上去当李济深夫人！」突然一个男生，裂着笑脸向刚才坐下的女生高声讥笑起来。

　　「恭祝艾薇同志毕业後去当张澜长胡子夫人。」又一个男生向着陶雪英的左邻女生发出了笑声，哄堂大笑了。

　　他们是这样开玩笑开惯了。我上了几回课後，这些学生留给我的一个印象，是比军人、革大中的男女同学的关系，还来得轻松而亲密。我开始很奇怪，但仔细的研究一下，我发觉了，薛、吕们简直把（叁十一）号变成恋爱窝了。学生们别的错过，他动辄关进禁闭室里，但恋爱行为，他们却是有意放纵的，而且是变相鼓励的。由入学起，他们却把男女生混杂同编在一个寝室里，以每队为单位，每期女学生约占五分二，总算每队都有相当数目了。到了分科後，他们还想出一个补救办法，就是，把特别工作科这一队女的与执行工作科的男生同编在一个大厅房里，这不是上级有意是什麽呢？大家都是打着地铺在地板上睡的，夜里他们跟她们怎样「随地滚」，薛、吕们都不理会，而队长，指导员也同住一寝室，自然也「随地滚」了。有人说，连薛、吕这些高干，也可能参加一份的。我不赞同这种作风。但有个同志对我说：「不是这个办法，男学生早逃光了。」我才有所悟，稍为对薛、吕等原谅一点。可是，我仍觉这一办法，对女生学习精神影响太大了。因为，我後来了解到，这座和外面几乎隔绝的院子里几乎是天天有人打胎的，她们好像是无师自通了游击时代的真传一样，动务员们每代她们上街购物，一大叠购物单，都是「两瓶济众水，一把见连丸」（这是游击时代打胎通经的最简单药方）。再不行，就只好星期日出外求救医生了。这样的生活，对女性的学习精神是大大削弱的。但薛、吕等只求学生们感情生了根，不想逃亡就好了。我还发觉到：在这院子里，每星期几乎开两次跳舞晚会。虽然以学习上的理由，说是给特别工作科的女生予与业务实习机会，但我以为也是太多了。最多两星期一次也够了，虽然因这样的接触使男女同学玩腻了，感情更深了，但站在执教者的立场，是不应该的。

　　「静波同志！我们向组织建议一下，改善，改善干训班的生活方式好吗？」我终於有一次，忍不住向胡静波提出这个问题来了。因为老胡也跟我一样，是在干训班兼任一个钟点的，他教授的是：「中统系特务组织及活动概况」，是各队分科後还学习的课目。但他也跟我一样，上完课便走了。

　　「事情是应该建议的，可是…………」他沉吟了。

　　「可是什麽？我看见那些天真活泼的女孩子底健康，一天天损害下去，站在组织立场也好，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也好，都应该建议改善！」我一股热情地说下去。

　　「你冷静点吧！……要建议，最好由王大超、李子辉等开口，他们也在干训班授课呀，难道他们不了解情况麽？杨部长也常常到呀，你今天早晨去上课没碰见他麽？他昨天还在干训班过夜呢…………你还是冷静点吧！」他冷笑了。

　　我细味着老胡的话，一股热情冰冷了，觉得还是不要多嘴好。想通了，干训班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但对薛、吕辈管教有利，便是对杨部长调剂生活也有利呀。因为，淫风一开，学生们陪谁度一宵他没有问题的，否则，女生个个道貌岸然，下手便有点困难了。我又省悟到老杨为什麽那样念念不忘於来干训班。原来除了重视干部训练工作外，还为了调剂生活。

　　这些共特学生们，雌然男女关系这样放纵，这样靡烂，但毕竟是生活在一个严格的，有计画，有步骤的特工训练机构里，只要他（她）们不逃亡，通过了第一阶段──初步学习两个月，学习一般性的马列主义政治理论，一般性的业务理论与业务技术。再通过了第二阶段──分科学习叁个月，除一般性的政治理论外，更深入学习专门性的业务理论与业务技术。到达第叁阶段──结束内部学习，调班外实际工作部门实习一个月。那麽，一些无知的，天真的，或者是脆弱的青年男女们，都可能变成了一群蛇般毒，狼般凶的人物了。

　　在第一阶段，政治部和教务部的主要任务是向每个学生查历史、查思想。填过表格，写过一次比一次详细的自白书，跟指导员作过个别谈话之後，班方便根据学生们出身的阶级成分，与参加社会工作的经历，首先在各队中分成两部，一部是诉苦，一部是坦白。

　　诉苦的多是过去所谓被压迫的人们，像工人、特种妇女，出身工农阶级的战士和指挥员等，尤其是让那些没有参加过组织的人，声泪俱下地控诉被地主，买办和「美蒋匪帮」的迫害，诉述自已被迫害的过程。因而，结论都是唯有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走，学好政治保卫工作的本领，愿牺牲一切，打垮「美蒋匪帮」。用这样的方法，对加强掌握这部分学生的心理，确是有用的。

　　而和这些人刚刚对照着的，是要那些出身地主、商人、官僚或者稍有点资产的家庭的人，或者又曾参加过一点反动工作的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参加过组织的人（参加过组织，都曾坦白过）毫无保留地坦白出来，由控诉他（她）的父母，到控诉他（她）自己，承认错误，愿意立功赎罪，假如被认为不够坦白，那麽，不知要坦白多少次。

　　经过各队的诉苦和坦白之後，便集合各队在一起，诉苦者站在一边，坦白者站在一边，要诉苦者与及要坦白者都预先由政治部指定，大约要诉苦者是被认为典型的被压迫者，通常是妓女、舞女，工人等多。但被指定在全班同学面前坦白的那些人，不是被认为不够坦白者，便是被认为罪大恶极者了。上面指出，初期要逃亡得最利害的便是这些人，倘他（她）们一再被认为不够坦白时，政治部是会随时把他（她）们关起来的，情况严重时，会送到班外的监狱，甚至被秘密处决。

　　同时，一边学习着社会发展史，学习辩证唯物论，论新民主主义，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简史，一边便进行查思想，考验你的劳动观点。如果发现你的思想不正确，缺乏劳动观点，或者只会嘴里说，不会用手作，而又一再纠正不过来，那麽，政治部又随时会把你关进禁闭室，严重的把你送到江苏路「政训班」（长期的反省院）或漕河泾劳动营（集中营）去，这样是被认为思想顽固反动，不堪改造，或者是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太重，反动意识太浓厚，应予长期教育改造。有些，如果在政训班或劳动营表现得好，又可以被送回来参加下一期学习。总之，踏进此门，自由丧尽，怪不得初期要纷纷逃亡了。

　　第一阶段的两个月过去後，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思想，查作风，查劳动观点的最紧张阶段总算过去了，那些所谓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总算学习过了，国民党特务工作发展史、世界帝国主义的特务活动概况、列、史、毛、论政治保卫工作也学习过了，和各种简单的业务理论与业务技术也学过一点点了，於是乎，便通过了考试，总结的手续，分科学习，再编队，再编寝室──这点是很有趣的，学生们叫做「换新房」，因为，很多原来「随地滚」的「对象」变换了，编到别个寝室去了。

　　第二阶段的学习生活，除了专门研究上面所指出过的业务技术，和继续学些党八股政治理论外，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在这阶役，各科要学习的业务理论如下：现阶段国民党军统系特务组织人事及活动概况，现阶段国民党中统系特务组织人事及活动概况，蒋经国系特务组织人事及活动概况，国民党工运特务组织人事及活动概况，美英特务机关在中国的活动，匪保密局潜伏组织破案范例研究，匪党通局潜伏组织破案范例研究，匪蒋经国系潜伏组织破案范例研究，匪陆京士系潜伏组织破案范例研究，美特破案范例研究，美蒋匪特活动的一般规律，加上我讲授的那个课目。这些课目，使这一大群无知的，对美国和国民党情报机关毫无了解的人，大开眼界，如处身於对方的情报机关中，使他们知道，这个表面上看来平静无事的城市，或者是一条表面寂然无声的弄堂里，但实际上，里面不知包藏着多少剧烈的斗争事件，或者竟蕴藏着一件翻天覆地的阴谋正待爆炸。这对提高一个特工的政治警觉性，对加强对「敌情」的了解与掌握，对正确了解每个特工对情报工作的认识与概念，都是非常有利的──退一步来说，即使他们编辑这些小册子，是有一部分并非根据事实，或者是全部伪进虚构，但从培养一个特工来说，总是有很大作用的。

　　除了上述一般性的特工理论外，情报工作科所专修的业务指导理论如後；怎样保卫党的组织与党的秘密，武装保卫工作纲要，经济保卫工作纲要、论工作关系的建立与领导、论政治保卫工作中的内线斗争，地下工作纲领与工作技术，编报业务手册……………。这些编了号数的文件，小册子，是不准携带外出的，情报工作科的学生们，叁个月把它学习完，也颇为辛苦了。可怜特别工作科的女生们，除了情报科所要学的这些业务理论指导大部分她们要学外，他们还要学习「男性心理学」那一套鬼东西，还要打胎，难怪她们的健康都大受影响了。

　　至於执行工作科与通讯工作科，除有关执行工作的业务指导说明文件，与通讯工作的业务指导说明文件外，情报科所必修的业务理论，他们这两队所要兼修的很少，而他们的大部分时间，着重在业务技术的学习。

　　不论那一科系，在学习过程中，文件的学习真实际业务的实习，都被看得同样重要的。因而，执行科的人们，有时便必须由队长，指导员领导着，集体出去，到青白小学或其他刑讯机构去实习下刑，到街头去实习跟踪、钉梢、陪着行动队去捉人，到审讯机构去助审，还未出笼，就无恶不作。至通讯科，除了到华东社会部的几个电台去向老前辈们见习见习收发报业务外，多数时间，还是留在院子内，因院子内是有几部实习的收发报机的。

　　五个月过去，经过考试总结後，第二学习阶段，可称结束了，可是，如果在第叁阶段──一个月的实习阶段，假使接受分发实习的机构底报告，与教务部，政治部派去调查的人员底调查报告总结起来，说某某人还不行时，也许他（她）还不能毕业的。

　　「……现在，我真的翻身了！我的思想真的搞通了！过去，我许多年来，在舞厅里给有钱有势的人玩弄、侮辱、糟蹋，那只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从今以後，为了人民，为了革命，我愿意随时牺牲我底青春，我底肉体，甚至我底生命……。」当我被许多意外的事情袭击着，正要托病住进医院，设法离开上海前，薛、吕约我参加了干训班学生的毕业礼，当我没精打彩的被引进会场时，在台上兴高彩烈地这样自说自道要终生卖身给共特机关的，正是年纪轻轻的艾薇。使我想起了十多年前，自己在延安的一次送别会上，何尝不是这样兴高彩烈？但看透了毛泽东匪帮的把戏後，只有替这些年轻後辈可惜而已。

　　过了一些时，我住进了警察医院，几个男女学生跑来看我，说他们全体都获得毕业了，都分发工作了，有几个台湾籍同学，还派去台湾工作呢。唉，这「特工制造所」又输出了一批货色了，我不禁黯然。

　　像这样的，专门将好人，教导成坏人的，将天真的青年男女，制造成扰乱世界秩序的毒蛇恶兽的「共特制造所」，我是应该向自由世界公布的──我由躺在医院，一直到现在，我都这样想着，现在我终於执笔了。

我怎样当着毛泽东的特务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