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瞎侃往事
开篇
应友人邀请码字，盛情难却，可惜早年失学较早，所受中文教育停滞在了小学三年级，不过文化水平低也不耽误瞎侃往事，也许能带来些第一代移民对往事的回忆，也算是给华人朋友们添点谈资。
先说笔名老瞎的来历，老瞎早年来自北京，过去老话说京油子，卫嘴子，（后面半句保定府的狗腿子就不提了吧）就是说北京人喜欢侃，啥都聊。老瞎也不例外，朋友圈子里聊不够，还常跑到海外华人网站神侃瞎聊，久而久之，也许瞎说得比较多，人送称呼老瞎，老瞎觉得这称呼挺好，不知不觉也以老瞎自称了。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为什么侃往事呢？一个是出来久了，偶尔看到文学城一个朋友神侃京城往事，不由得回忆起了许多数十年前的回忆。有人说喜欢回忆是老了的表现。老瞎尽管不年轻了，但也还没觉得有多么的老，趁还记得不少往年趣事，拿来与朋友们分享也还不错。
今天先来一段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老瞎早年十五岁初中毕业，赶上了北京1971年恢复高中，很遗憾在那讲究出身成分的年代，老瞎家不属于那种祖上八代贫雇农、世代工人或者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的红五类，无缘继续中学学业，眼睁睁地看着班上那五名很不情愿继续读书的同学继续读高中或者读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不过还算侥幸，由于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北京的工矿企业已经很多年没有招过新人，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当学校宣布本届毕业生除非特殊情况，将没有送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的任务时剩下的没学上的十五六岁的年轻人们无不欢呼雀跃。
剩下的日子就是每天到学校等待分配工作。尽管因为去向不明有些许心情忐忑。不过没有的去农村边疆的担忧，十几岁的年轻人们几乎没有任何担忧，每天傻乎乎地快乐地神侃，等待着自己的命运安排。直到有一天班主任宣布了新的一批分配名单，得知老瞎被分配到了铁道部直属房产段。尽管对房产段一无所知，但是大约知道这是个类似于北京到处可见房管所一类的单位。尽管不是属于传统大工厂，不能做一名传统意义的大工厂里的一名工人，遐想着成为一名铁路职工也许会享受以后免费坐火车的福利，大家还是挺高兴的。分配后第二天，几十名同学坐上了房产段的破卡车到了单位，和另外三所中学的一百多名初中毕业生受到了房产段老职工们的热烈欢迎，毕竟自房产段五十年代建立以来很多年没有招收新职工了。
经过几周的入职教育（无非是那个年代的无聊政治学习，不干活白拿工资），很快大家被分配到了具体的部门，和具体的工种。 老瞎被分配到了大修队作水暖工（管工,plumber）学徒工，学徒三年，第一年月薪17人民币，第二年19块，第三年22块，出师后将是一级工，每月33块六毛六，一级工做一年后升为二级工，每月40块零几分钱。并被告知，铁路系统员工最高为七级工，我的师傅就是个七级工，同一工班有另外三名老师傅，都是五十年代来自河北农村的农民，工作多年后升到四级工，每月五十六块零几毛钱，已经很多年没有过升级涨工资了。不知何年何月才会再次升级涨工资。我的师傅七级工一个月八十多块钱，老婆不工作，有七个孩子，其他老师父多数也是单职工，要养没工作的老婆和若干孩子，日子过得都是紧紧巴巴，午饭几乎永远带饭，食堂六分钱一份的白菜对他们都是太贵了，不论上班下班，身上永远是单位发的劳动布工作服，无非是上班穿旧的补丁摞补丁的，下班穿干净一些新一些的工作服。
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单位都有一种叫作互助会的组织。这是个完全出于自愿的组织。无非是每当发工资的时候组员自愿拿出有限的钱（大约五块到十块钱）存入一个活期银行账户（相当于美国的支票账户，checking account）。当某组员生活中遇到特殊困难或需要，则可以从互助会借钱以补不时之需。所借的钱相当于无息贷款。借款人随后根据能力，每月发工资时慢慢还回来。每年年底，如果有利息结余，则用来买些肥皂毛巾分给组员。这是一个真正的互相帮助的组织正如其名。多数老师傅尽管工作多年，收入略高于年轻人，但由于赡养人口多，大多在金钱上拮据，存入小于支出，小年轻们收入低耽误其他负担所以通常存于大于支取，到年底结账多有结余，相当于一种储蓄。后来工作与不同单位，直到大学毕业后在大学教书，发现也有同样的互助会存在。这是绝对的中国特色，在特定的年代为普通百姓的生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调节作用。在那个年代，农民可以到信用社申请小额借贷。城里人是不可能向银行申请小额私人贷款的。互助会在那个年代就填补了这种需要的空缺。
想起那个年代的时髦说法：年轻人到工厂农村区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我们接受了什么样的在教育呢？那时经常有所谓的忆苦思甜教育会。无非是请典型的贫下中农和老工人给年轻人讲旧社会生活如何苦，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如何甜。我的七级工老师傅老常头儿（姓常，是工班长，故称老常头儿）是老工人老党员，自然当仁不让的是主讲之一。老常头儿最经常讲的是早年跟日本人在东北学徒的故事。说日本鬼子如何如何打骂中国工人。但是他从来没被打骂过，因为他聪明勤奋。被打骂的常常是因为某人工作偷懒出错。吃苦主要是那时供给紧缺，总吃混合面。说着说着就说到最苦的还不是解放前，而是六十年代初期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时建筑工人工作强度大，饮食油水少，粮食不够吃，不得不到农村去翻收获过后的白薯地，翻找残留的白薯。有时一整天仅仅能找到不足十斤白薯残余，聊补家中口粮不足。最差的时候，不得不收集麦收后的麦秸，用生石灰烧过后，洗净晒干磨成粉，混在有限的粮食里一起吃，可惜那只能充饥，并不能提供任何维持生命的养分。而且吃进去容易，排泄出来就痛苦了，毕竟人没有进化成和牛马一样的吃草的动物。苦啊！每当说到这里，房产段的党政干部就很不爽，但也不敢把老常头儿怎么样，人家毕竟是老工人老党员，说的又都是事实。
那年代的建筑工人收入不高，劳动强度大，绝大部分现在借助机械完成的工作都是靠人力完成，很多工作苦不堪言，众多的老师傅早年来自农村，觉得比下地干活儿并不辛苦很多，所以任劳任怨，勤勤恳恳。我们这些年轻人受其影响，也大都勤奋努力工作。直到后来招收了几十个在农村插队回城北京年轻人，这些人多被分配做普工，就是作些没技术的苦力工作。这样的工作让他们觉得又辛苦有没有前途，所以想方设法的偷懒。经常在工间休息后不肯从工棚出去干活儿。有一次，队长好容易把这些年轻人从工棚中赶出去，可是在工地上看不到一个人，后来还是一个老工人比较明白事儿，发现这些小伙子们到了工地上并没有干活，而是找了些稻草帘子把自己裹了起来，躺在了工地的一些墙角下躲起来晒太阳睡觉。这个发现当然极度的激怒了队里的领导们，不过那年代找工作不容易，解雇工人更几乎是不可能。领导们能做的也就是批评批评而已。每天工作辛苦之后，下班还不能马上回家，被要求参加一个小时的政治学习。老师傅大多不识字，所谓政治学习无非是让年轻人们给大家读报纸。事实上，辛苦劳作一天后，大家又累又饿，哪里有人有兴趣听读报纸？找个机会大家就开始胡扯神侃，抱怨生活之艰难。
那时每天上班要不断变换工作地点，因为要负责铁道部在北京所有办公楼和住宅建筑的翻修和维护。早饭通常来不及在家里吃，常常在上班的路上解决。最常吃的是豆浆、油饼油条，火烧或者烧饼，豆浆分不甜的和甜的，不甜的三分钱一碗，甜的就是加一勺白糖在不甜的豆浆里，变成五分钱一碗；油饼有普通油饼和糖油饼，价钱根据给不给粮票而不同，给一两粮票的话，油饼五分糖油饼七分钱，没有粮票的话，每个酌加两分钱。这大约就是最早如何把无价证券的粮票变成了有价证券的起源。不少外地人分不清北京火烧跟烧饼的区别，其实很不同，火烧二两一个内有油盐，烧饼精细一些，一两一个，内有油盐芝麻酱，外有芝麻。缺钱的常买火烧，富裕些的会买烧饼。
建筑工人工地变换频繁，通常用一个小锅炉提供开水给工人，产生的蒸汽供工人们加热自己带的午饭。为了改善工人们的生活，后来工地总设一个专人为工人们烧水热饭，有时也做点简单的菜。鉴于大家收入少，不能做太贵的菜，最常见的是拆骨肉炒白菜。每份五分钱，有肉有菜。拆骨肉来自菜市场买来的猪的大棒骨，应该是卖猪肉时剔出来的猪大腿骨，上面有残留的一点点肉，九分钱一斤，不需要肉票。买回来用大锅煮熟，剔下来上面的猪肉残渣炒菜，肉汤里有骨头里熬出的油也用来炒菜。剩下来的白生生干净的骨头晾干后还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站，每斤可得七分钱。这是为什么拆骨肉白菜可以卖到五分钱一份。食堂是非赢利的，人工费用由单位负担。每天工地上都飘着熬骨头汤的香味。问题是常年吃这样的同一样菜，到后来闻到了这个味道就想吐。就是这样便宜的菜，老师傅们也觉得不堪负担，常常仍然自带午饭。现在的年轻人，更不要提我们的移民后代，恐怕很难想象我们早年所经历的。
这些就是当年所谓被称之为领导阶级的工人们每天的生活。从来没想明白怎么就成了领导阶级。
今天就侃到这里，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