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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净宗居士夏莲居(夏溥斋) |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被后人称为“首义”。不过首义归首义，当时却是一哄而起，群龙无首。革了命的新军士兵们无奈之下，从床底下拖出个协统黎元洪来充当革命头领，岂料却是个一声不吭的“黎菩萨”。菩萨终于开口说话，是因后来名士汤化龙的出山。汤为湖北省咨议局议长，著名改良派立宪党人。正是在这位汤议长的一再规劝下，黎元洪才由黎菩萨变成了黎都督。
一个月后的山东反清独立与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山东各界代表们迫不得已从咨议局大厦(俗称“鸟笼子”)里轰出个巡抚孙宝琦来充任临时政府革命都督，而这位抚台大人却原本打算“为朝廷守土”而死扛到底的。正是由于从京城请来个鲁籍名士夏溥斋出山，在其一再规劝并越俎代庖之下，孙宝琦才扭扭捏捏从了良，遂也由孙抚台变为了孙都督。
汤夏二人皆非同盟会革命党，但在当时却都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关键作用。
夏溥斋(1884—1965)，名继泉，字溥斋，号渠园，山东郓城人。18岁中秀才，据传为院试第一名。科举入仕后一直在京津地区为官，以文章政声闻于士林。这位齐鲁名士本为贵胄公子，其父夏辛酉，左宗棠旧部，西征宿将，以战功擢升云南提督，死后被封为壮武公。而受过皇恩的世家子弟夏溥斋，之所以最终与乱党搅在一起走上反清道路，则恰与清廷的恩封颇有些关系。
原来，甲午之战，在籍守制的夏辛酉督师登州，击沉日寇战舰两艘，保卫了国土。庚子之变，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年届58岁的夏辛酉又请缨北上入卫，阻拦洋兵前进。袁世凯时任山东巡抚，其所率武卫右军一兵未出，及闻夏在京畿英勇作战情况后，乃大叹服。夏病殁军中后清廷谥号“壮武”，但在御赐碑祭文中，对其抵御外侮之事迹，竟不敢提及一字。此事对夏溥斋刺激很大，成为其平生最愤恨之事，也令他深感“大清国”已国之非国，救国需另图良策。
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武昌新军举事。消息很快传到北京。
时值夏溥斋父丧守制三年后归来，正以通州毅军营务处的名义驻京在吏部候补。他于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家乡省城济南发来的两封加急电报。急电是以“山东省绅商各界及教育会”名义拍发的，敦请其立即返籍。电文大意云：“风云日急，鲁境尤危，咸盼贤能即速南归，共谋大计，以保桑梓！”夏阅电后并无任何犹豫，遂悄然离京登车南下，于次日晨到达济南。第二天即出席了山东各界代表为之举行的欢迎会。时为辛亥年九月十三(公历11月3日)。
欢迎会在位于院西大街路北的山东师范学堂大礼堂举行。
面对数十名代表，夏溥斋侃侃而谈，详述朝野见闻，分析内外环境。当时众人正处于消息闭塞、情况不明，极烦闷、极无聊，毫无办法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生力军，顿时胆气都壮了起来。互相耳语道：“没想到山东青年中有这么一个才俊，从此可有办法了！”
从请愿走向造反
夏溥斋精彩亮相两天之后，又召开了一次各界代表座谈会。这次代表们纷纷到会，经过一番争论，提出请愿八条，由夏率领数十人前往珍珠泉巡抚衙门请愿。卫队不让进，经过交涉，临时推出六个代表，面见孙抚台递交。
所谓“请愿八条”即《劝告政府八条》，是原咨议局清流议员丁佛言在同盟会王厚庵、徐镜心等人所提“独立七条”(《独立大纲》)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有人说经丁氏篡改后其革命性大为降低了。其实非也，平心而论，丁氏的修改更为策略和高明。需知丁佛言乃大手笔，熟知西方宪政宪法，民初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天坛宪草》)即出于此公之手。
请愿八条从保境安民与罢战息兵出发，要求清政府须立即与南军(革命军)无条件媾和。可谓有理、有力、有节。而文末则声言“限三天内答复，政府有一不许，本省即宣告独立”。措辞强硬，气势逼人，怎么看都像是一篇最后通牒，焉有妥协退让之意？
巡抚孙宝琦看罢八条，自是吃惊不小诧异不已。于是夏丁两人便反复向其陈说利害，丁还与之展开辩论。最后孙才稍有动摇，答应可以向清廷代奏。而有意思的是，三天之后清廷内阁果然做出了答复，对这份“哀的美敦书”中所提条件几乎全部照准。但显然为时已晚矣。
就在清廷来电答复前一天，即11月7日，各界人士又在省咨议局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可就不是再搞什么上书请愿，而是干脆扯旗造反了。
代表们群情激昂，纷纷声讨“六二党”(右翼议员62人)把持咨议局，种种勾结官府、排拒民意之罪状。最后众口一词，厉声高呼：“非根本推翻不可！”于是全场一致通过，省咨议局被推翻，清政府法定之民选立法机关顷刻玩完，成立“山东各界联合总会”取而代之。然而推举何人为联合会会长呢？众人又异口同声：“正会长非夏某不可！”
于是夏溥斋被公举为这个造反联合会的唯一正会长。
鸟笼子里的革命
如果说夏溥斋等立宪党人属于“和平派”（孙宝琦语）是想搞和平演变的话，那么同盟会革命党人则无疑属于“暴动派”，是一心想搞武装暴动的。
原来早在联合会成立之前，刘冠三即在青岛购买了一批枪支运来济南。此外刘溥霖等人密谋抢夺津浦火车南运军火。结果除多人被捕后保释之外，这些武装暴动计划均告流产。刘冠三和刘溥霖被迫离开济南。刘冠三走后，当时同盟会中主要人物有徐镜心、丁惟汾、谢鸿涛、王纳、陈干等人。其中以徐丁谢三人为核心，而最具冒险精神者当数主盟人徐镜心。
11月9日清内阁复电应允了请愿息兵条件。11月10日各界人士再次集会，决议组织保安会，即建立民兵武装。同盟会认为时机已到，于是11月11日，徐镜心、丁惟汾、谢鸿涛、王乐平等人即假借游大明湖，秘密集会于历下亭。在会上徐镜心提出要自任保安会会长，不慎消息外泄，遭到会党之外许多人反对，并有人扬言要除掉他。于是徐只好离开济南，潜去上海。尽管如此，革命党人还是决定冒险大干一场。用中坚分子谢鸿涛的话来说，就是“只要能独立就好，别的都暂不必去管！”
待一切秘密联络停当之后，丁惟汾和谢鸿涛便去找夏溥斋商量，被蒙在鼓里的夏会长不明其中奥妙，遂商定联合会再召开代表大会予以定夺。
是年11月13日，联合会及全省各界代表云集大明湖畔“鸟笼子”中，上演山东反清独立热闹非凡的一幕。同盟会党人摆下鸿门宴，把持会场各门不准任何人出入，各大门已全部落锁。杀气腾腾，要逼孙宝琦就范。
会场内人声鼎沸，群情激昂，四方人士宏论滔滔竟日。各界各派激烈争执，台上台下彼此僵持至夜。眼看时钟已经转了一圈，仍无了局。此其时也，第五镇军人突然发难，夏溥斋被从台上叫下来。参谋黄治坤一把将其拉住，威胁说：“夏会长，我们已布置二百名枪手埋伏在会场内，孙抚台再不答应的话，也许立即就会出人命！而全城也必陷入不可想象的糜烂状态！”黄故意大声喊叫，并从腰间拔出手枪示威，场内则附和之声四起，气势汹汹、声震屋瓦，眼看一场内讧厮杀一触即发。夏溥斋又走上台去规劝孙宝琦。言其不能再有丝毫犹豫，以免不测祸端之发生。夏见孙话语间已颇显动摇，遂当机立断，代其面向大众高声宣布：“孙抚台已承认全省宣告独立了！”说时迟那时快，联合会秘书长丁佛言，立即将一张事先写好的《独立宣言》张贴于主席台桌子前面。在全场上下一片“山东独立万岁！中国革命万岁！”的狂呼声中，山东反清独立遂告成功。
然而其后事态的发展，却正如夏丁等“和平派”所担心的那样，由于第五镇军人内讧、失势的六二党暗中作乱、袁世凯被清廷重新启用、南军节节败退等内外原因，山东独立仅12天即被取消。因而局面大坏，一发而不可收拾。
不过上了梁山的名士夏溥斋并没走回头路。他先是与丁佛言共同赴京，想面见袁世凯，请其不要向山东派兵。袁氏避而不见，京城不能立足，随后即返回老家郓城，与革命党人王鸿一、陈干取得联系。当时王鸿一正联络曹县一带绿林豪杰准备举事。未几，接到清廷北京电报，宣布共和，皇室退位。
百年岁月惊弹指，小住明湖十四秋
自1911年辛亥革命应召返籍，风云际会于大明湖畔，到1925年遭张宗昌通缉被迫逃亡，夏溥斋前后在济南呆了14年，其居住地始终未离湖畔左右，因而所留旧体诗集即名《明湖片影》。其中《四十初度凭栏晚眺》有句云：“孤飞敢诩排云鹤，阅世真同下水舟。百年岁月惊弹指，小住明湖十四秋。”这几句诗可以看作其政坛沉浮及命运遭际的一种夫子自道。
官场沉浮数年后，1921年在山东盐运使任上的夏溥斋干脆辞职不干了。辞官归隐后寓居济南西门外东流水，另张教育救国的旗帜，在东鲁中学教书兼任校长，并筹备曲阜大学。不想却于此时得罪了山东督办武夫张宗昌。
原因是1925年秋奉浙大战中张宗昌大败。豫军李纪才所率部队攻至济南近郊八里洼。张宗昌见大势已去，预备纵火焚城然后逃窜。夏溥斋挺身而出，携鲁绅耆老何宗莲同赴都署衙门，冒险前往劝阻。已成惊弓之鸟的张宗昌疑神疑鬼，因夏曾在河南任职，便以为是暗通豫军李纪才，遂以宣传“赤化”为名下令逮捕他。提前得到消息的夏溥斋，赶紧携全家避往青岛。后又逃亡日本。
两年后夏归国，但有家不能回，又适逢郓城水灾，遂移居北京。
夏溥斋隐居北京之后，更名夏莲居，从此掩关静修不问世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