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0月4日，佐尔格出生在俄罗斯帝国外高加索巴库（现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附近的Sabunchi镇，是一家九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父亲阿道夫·佐尔格是一位德国石油钻探设备专家，供职于瑞典诺贝尔兄弟公司，母亲尼娜·西缅诺娃·科别列娃则是一位普通的俄国妇女。
佐尔格的父亲与高加索石油公司的契约期满後，带着全家回到德国。用佐尔格自己的话说，
“使我的生活与常人稍有不同的唯一一件事是，我清楚地知道以下事实：自己是出生在南高加索，但在非常年幼时我们就搬到了柏林。”
世界性的佐尔格一家与“柏林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极为不同。”
佐尔格自称他的祖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事──弗里德里希·阿道夫·佐尔格，但是事实上，他只是理查•佐尔格的叔祖父。
1914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19岁的理查·佐尔格志愿入伍，加入德军炮兵野战部队。1916年3月，他在西线作战时身负重伤。榴霰彈切断了他的三根手指，伤害了他的双腿，致他终生微跛。他被提升为下士，并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
他在住院康复期间，与一位护士交往，受到她父亲的影响，阅读马克思著作，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战争后期，他在柏林大学、基尔大学和汉堡大学学习经济学。1919年8月，理查·佐尔格在汉堡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并加入德国共产党。不过，由于他的政治观点，使他先后丢掉了教师工作和煤矿工作。他逃到莫斯科，加入了共产国际。
佐尔格被征募为为苏联服务的谍报人员，所使用的掩护身份是新闻记者，这样可以在派驻欧洲各国时，对发动共产党起义的可能性进行评估。
从1920年到1922年，佐尔格住在索林根（今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与自己的师母，即过去在基尔大学时的政治学教授库尔特·艾伯特·格拉赫（1886年-1922年）的妻子克利丝蒂亚那同居。1921年5月，佐尔格和克利丝蒂亚那结婚。1922年，共产党将他调往法兰克福，在那里搜集关于工商业界的情报。1923年夏天，他参加了
1924年，佐尔格与妻子女儿来到苏联并定居莫斯科，正式加入共产国际的国际联络部，加入苏联国籍和苏联共产党。随即与克利丝蒂亚那离婚。
1929年，佐尔格加入红军总司令部4局（负责军事情报工作），此后他终生服务于这一部门。
1929年，佐尔格前往英国旅行，“研究英国的工人运动、共产党的地位与政治、经济状况”。同年11月，佐尔格回到德国，他经介绍加入了纳粹党，不再从事左翼活动。为了掩藏他的间谍活动，在报社找到一份工作。
1930年1月10日，佐尔格以法兰克福邮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上海，从事收集情报的工作。他与其他的间谍建立了联系，包括马克斯·克劳森，以及为法兰克福邮报工作的美国著名左翼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又将佐尔格介绍给日本朝日新聞的记者尾崎秀实，后来，尾崎秀实同意加入佐尔格的间谍网。
佐尔格以记者和农业专家的身份，得以方便地环游中国，与各地的中国共产党成员建立联系。
结识蒋介石
佐尔格到中国不久便结识了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军政要员。在德国驻上海总领事举行的招待会上，他结识了军政部长何应钦。一次偶然的机会，佐尔格还认识了蒋介石。
蒋介石是一名狂热的汽车爱好者。他下令组建了一个赛车俱乐部，并亲任俱乐部主席。佐尔格同样是个赛车迷，加入了该俱乐部。一次比赛中，他驾驶着那辆并不怎么样的赛车在最后一段超过了排在第一位的蒋介石。蒋介石当时气得脸都变了形———从来都是他第一，谁敢超过总司令？！只是快到终点时，佐尔格才克制了一下自己的好胜心，略微放松油门，让蒋介石率先冲过终点。赢得冠军的蒋介石显得宽容慈善，他下车后径直走到佐尔格跟前，主动伸出手，请教佐尔格的尊姓大名，并且执意邀请他到自己的郊外官邸做客。
从此，蒋介石身边的将军们都爱跟佐尔格套近乎，见到他无不客客气气，点头哈腰。
在中国的万里“采访”
1930年5月，佐尔格前往广州，并从那里开始了他长达半年的内地“采访”之行，足迹遍及南方多个省份，以及北京、天津、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标出了他在中国的采访行程路线。他半年的行程距离大约有10000公里。
在“采访”之余，佐尔格凭借其资深记者的身份、与德国总领事和军事顾问的特殊关系以及与国民党高官的“交情”，深入到许多连中国的达官贵人都去不了的地方。每到一个大城市，他都积极打入当地的德国人社交圈子和上流社会，广结人脉，并在广州、天津等地招募情报人员，设立情报网点。他很快便通过莫斯科派往上海小组的报务员———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发回大量情报，内容涉及蒋系军队的真正实力、武器装备、军队部署，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国民政府和直奉系北洋政府的对外政策与外交动向，美英法德日对华政策及其在中国的利益纠葛、相互矛盾和实力对比。
佐尔格还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的发展，并及时跟踪蒋介石围剿苏区的情况，其中一份较为详细的报告中说：“目前，苏维埃运动在中部和南部的300多个县蓬勃发展。苏区拥有正规部队36个军，此外还有20万民兵和大约100万装备较差的工农游击队员……苏维埃政府致力于消除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一切封建残余势力，没收地主土地，将其分给农民，免除农民的债务———所有这些措施都使得苏区为全中国的解放指明了道路。南京政府虽然得到了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广泛而全面的支持，但无法消灭苏区……”
1930年底，佐尔格根据近一年的对华调研，通过克劳森向莫斯科发回了一份报告，对中国的形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得出多条结论。不久，克劳森收到反馈，莫斯科对这份报告印象甚佳，建议佐尔格继续特别关注中日关系。 [1]
营救牛兰夫妇
30年代初，南京政府逮捕并审判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的事件轰动一时，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佐尔格小组曾全力参与营救牛兰夫妇。
牛兰的真实姓名为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2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逆转，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机构遭到破坏。1928年春，牛兰被共产国际派往上海，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建立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联络站。1930年3月，牛兰重返上海，领导联络站的工作，全面负责共产国际执委会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及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络，策划、安排这些组织驻华机构的人员往来、秘密活动及经费筹措。共产国际通过牛兰的合法公司向亚洲各国左翼政党划拨经费。据记载，1930年8月至1931年5月期间，共产国际平均每月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资金达2.5万美元。
为便于开展活动，牛兰夫妇持有多国护照，以化名登记了8个信箱，拥有10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商店。1931年6月，英国警方在新加坡逮捕了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并从他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牛兰在上海的电报挂号和信箱号，牛兰夫妇因此被捕。由于牛兰同时是国际工会组织———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的代表，因此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很快演变成一次世界性的运动。
1931年8月20日，保卫牛兰夫妇委员会在欧洲成立，其发起人包括爱因斯坦、蔡特金、德莱塞、高尔基、史沫特莱以及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等国际知名人士。共产国际也积极采取行动，由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亲自指挥营救，通过驻上海的拉姆扎情报小组与蒋介石夫人的姐姐宋庆龄取得联系，请她出面搭救牛兰夫妇。宋庆龄亲赴南京，数次到监狱探望牛兰夫妇。宋庆龄还就营救牛兰夫妇一事亲自与蒋介石谈判。有报道说，宋庆龄曾提出以留苏的蒋介石之子蒋经国换回牛兰夫妇，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牛兰夫妇于1932年被判死刑，后又减为无期徒刑，1937年8月底出狱后回到苏联。
佐尔格小组不但在共产国际与宋庆龄之间牵线搭桥，而且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直接参与了营救牛兰夫妇的行动。佐尔格曾建议用美元收买有关人员。共产国际采纳了这一建议，派德国共产党员齐伯乐和布劳恩分别携带2万美元，从哈尔滨前往上海，将钱交给佐尔格，由佐尔格转交牛兰夫妇的律师，再由律师贿赂陪审员和法官。此举发挥了作用。特工布劳恩回忆，牛兰夫妇之所以没有被执行死刑，正是由于莫斯科方面买通了陪审团成员。据记载，莫斯科为此案花掉的费用高达10万美元。
1933年5月，苏联决定派佐尔格建立在日本的间谍网。作为掩护，。1933年9月6日，佐尔格抵达横滨港。他受到上级的警告，不要同处于地下状态的日本共产党或东京的苏联大使馆进行联系。他在日本的谍报网包括
1937年7月，佐尔格以记者身份到中国东北及华北搜集情报。以其德国记者身份为莫斯科提供了大量关于二次世界大战远东战场的信息。
1941年9月14日，佐尔格通知苏联红军，日本不会进攻苏联，除非：
a) 莫斯科陷落，
b) 关东军的规模三倍于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力量，
c) 在西伯利亚爆发内战。[9]
1941年10月14日，尾崎秀实被捕。佐尔格接到警告，秘密警察正在逼近他，他决定同他在当地酒吧结识的日本情人一道离开。不过，一个小错误使他付出了沉重代价。他没有烧毁警告他的纸条，而是将它扔在路旁。尾随他的警察迅速地拾起了这张作为他罪证的纸条。1941年10月18日，佐尔格的谍报网暴露，在东京他情人的家中被日本警察特高课逮捕。
最初，由于他的德国侨民和纳粹党员身份，日本人相信佐尔格是一名Abwehr成员。不过，Abwehr 组织否认佐尔格是其成员。虽然经受了严刑拷打，他还是否认所有与苏联的关系。由于苏联政府和佐尔格本人都否认苏联间谍的身份，佐尔格未能与日本战俘进行交换。他被监禁在巢鸭监狱（已于1971年被拆除）。
佐尔格的母亲幸存了下来，继续生活在德国。佐尔格将财产交给了安娜克劳森。最初，他被埋葬在巢鸭监狱的墓地。1949年，他的情人石井花子将他的遗体迁葬葬府中市 (东京都)的多摩公墓。石井花子在去世前，经常前去扫墓。
莫斯科不仅长期否认佐尔格苏联间谍的身份，并且佐尔格留在俄国的妻子卡佳也做为德国间谍家属而被捕，送往西伯利亚流放，1943年死在那里。
在1964年夏季奥运会期间，东德记者举行纪念仪式。
1964年11月5日，理查·佐尔格获得苏联英雄头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