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长斌：“广场协议”与日本错估形势

“广场协议” 1985年签订时，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人们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末以前出版的美、日当代史著作，甚至没有提及这个名称，对协议本身多是“一笔带过”。不过，它们从不同角度提供的有益的背景材料，使我们看到，这一协议确实是战后日本经济的重大转折点。

近两年围绕国际势力迫使人民币升值问题，人们谈论着“广场协议”给予日本经济重创的历史教训。但较多强调的是，广场协议是美国经济霸主单方面强加给日本的利己行为。这是事实。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当年日本之所以乐于接受这一协议，还与日本当局错误估计形势密切攸关：它对广场协议怀有太多乐观的经济预期以及过度的政治考虑。

“广场协议”前后日本的大国心态

日本战后经济经过长足发展，一方面，有助于彻底改善日本社会福利，大幅提高日本国民生活水平，表现出日本民族较高的素质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有助于顺利恢复日本民族的自信心，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另一方面，战后日本搭乘美国“便车”，在美国的庇荫下所取得的“经济奇迹”，却使得日本回避了深刻反省军国主义罪恶历史的痛苦。日本以其外表上的“谦恭”、“忍让”，应付有关国家和人民因遭受它巨大侵害而长期淤积内心的愤懑不平。日本并未正确对待战前长期灌输和宣扬的“大和民族”优越论。在经过战后40年的和平发展、跻身于一流发达国家之列的情况下，它对待日美贸易摩擦、货币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微妙而有害的变化，对形势的估计和期待也出现了巨大偏差。

从1975年日本跃居世界汽车出口第一大国之后，日本对美国采取“只许诺、不兑现”的回避外贸摩擦政策，为本国高新技术制造业争得了有利时间。1980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76.62亿美元，对美出口产品中，汽车已占32.3%，机械占27.3%，钢铁占8.6%，精密仪器占5.4%，纺织品已经无足轻重。高新技术产品也开始大批涌入美国，1984年电视机、录像机在美国市场占有率为40.2%，电子计算机占7%，通讯器械占3.6%。美国对日贸易逆差急剧增加，1980年为99.2亿美元，1985年为461.5亿美元，同年，美国会提出《美日贸易决议案》和《紧急贸易及促进出口法案》，内容是：第一，要求根据301条款对日进行报复，第二，规定凡对美出口超过从美进口额65%的国家，将对其进口产品一律征收25%附加税。日本首当其冲。而总统里根则把改变日本货币金融体制作为解决美日贸易摩擦的另一根本原则。1983年11月，里根向中曾根提出调整日元对美元比价，实现日元国际化。1984年2月，在日元美元特别委员会上，美再次提出全面开放日本金融市场要求：日元国际化，利率自由化，放宽外国金融资本进入日本市场的限制，扩大外资在日本金融市场贸易自由，扩大日本金融和资本市场。核心是，美国要求日元自由升值，缩小美国贸易逆差。

讵料，美国的这次要求，日本的回应与对1971年和1973年日元两次升值不同，得到了出乎意外的积极响应。1982年中曾根出任内阁首相，1983年初访美与里根会谈回国后，对外界强调，“就太平洋两侧的整个地区和平与繁荣来说，日美两国都负有世界性的责任。我们要以密切的合作关系相互协作”，标志着所谓“中曾根主义”正式出台，其核心内容都是世界范围性的：第一，“为建立保障整个西方的安全体系进行合作”，第二，“为世界经济重新取得活力做出贡献”；第三，“为建立南北关系承担力所能及的义务”。

“中曾根主义”出台并非偶然。早在1970年代，甚至1960年代（1964年）随着日本加入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日本政界就已经发出了“日本只有争取成为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政治大国，直接参与解决国际重大问题，才能更有效地保持和发展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大国”的呼声。

中曾根在1983年七国集团年会上一改日本首相“装聋作哑”、“很少讲话，有时似乎在打瞌睡”（基辛格语）的常态，积极参与对话、交涉，不失时机地展示其大国领导人的姿态。1983年5月28日七国集团将在美国威廉斯堡举行第九次首脑会议。即将与会的中曾根于5月25日刻意在首相官邸发表专门谈话，称此次会议“比以往任何一次首脑会议都重要”，是“世界经济复苏的里程碑”，日本代表团“要为它的成功微尽绵薄”。此时，他刚刚结束对韩国、东盟国家的访问，信心和劲头十足，似乎他是代表亚洲国家去参加七国会议的。在正式会议上，中曾根更见活跃，29日发表讲话，宣布日本将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实现以内需为中心的稳定增长，维护世界经济自由贸易体制，通过加强经济政策、经济指标等多边监督制度，将各国经济朝一个方向集中，并辅之以各国的协调介入，稳定外汇价格，以扩大世界贸易；强调“没有南方的繁荣，也就不会有北方的繁荣”，日本有义务“在最高级会议上反映东南亚国家联盟所代表的南方的声音”；呼吁“要设法避免西方的分裂，在对苏经济战略上谋求西方国家的协调和团结”。讲话无一不是从全球角度阐述日本立场，大国思维跃然于言谈话语之中。其后，中曾根的大国思维愈加膨胀。1984年6月5日伦敦七国首脑会议前夕，他在罗马发表谈话，纵论天下大事，俨然以西方大国领袖姿态为首脑会议规定主题。舆论也普遍认为日本将在伦敦会议上将“起领导作用，这是自七国1975年首脑会议以来的第一次”，日本外务省认为中曾根的表现“标志着日本领导人第一次在首脑会议上就全球问题采取主动”。 会议通过的几项《宣言》、《声明》采纳了中曾根的若干观点，使中曾根兴奋鼓舞。

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

正是在上述复杂的经济、政治形势下，日本迎来了对其后来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广场协议”。

自1970年代末美国为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连续三次提高官方利率，推行货币紧缩政策。高利率吸引大量外资流入美国，从1979年到1984年，美元汇率上涨约60%，据《纽约时报》称，1985年外国在美投资已达1万亿美元。美元大幅升值导致美外贸逆差飞速扩大，1984年经常项目赤字创下100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1985年2月，美元涨风席卷国际货币市场，美元对外币汇价达到升值顶峰，但这时主要矛盾产生于美元对西欧货币之间，与日元的矛盾排在其次。美欧之间在钢铁、农产品贸易方面斗争激烈，日本本来尚可暂避锋芒，留有回旋余地。可是日本没有这样做，它以一种反常的政治、经济预期，对待同年签订的 “广场协议”。

1985年9月22日，美、日、西德、英、法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聚会纽约“广场饭店”，达成所谓“广场协议”，中心内容是：采取协调行动，促使美元贬值，反对政府干预汇市的行为，也就是放弃有限浮动汇率，实行自由兑换制。协议签订后，五国央行联手干预市场，抛售美元，引发各国投资者抛售狂潮。不到3个月，美元兑日元由1：250下跌到1：200左右，跌幅近20%，到1986年初，美国长期债务利息降到8年来最低水平，美元兑日元比价与1985年同期相比下降30%，对西德马克比价也下降约1/3。可是美国外贸逆差仍然上升，3月，美商务部宣布：外贸逆差总额达到空前的1243亿美元。这使美国国会再次掀起贸易保护主义高潮，同时日元继续升至150日元左右兑1美元，1987年达120日元。美元贬值约50%，但仍不见底。不断疲软的美元不仅破坏国际经济的稳定，同时美国的对外出口也并未见好转，外贸逆差继续扩大，同年9月七国财长在华盛顿聚会，讨论与美国对外逆差有关的利率等问题，但不果而终，12月，美财政赤字为2210亿美元，外债达2500亿美元，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

1987年2月，西方七国财长在法国卢浮宫再次聚会，就稳定汇率问题达成谅解，力求使不断下降的美元汇率维持现有水平，史称“卢浮宫协议”，但仍未见实效。同年6月底，美外贸月赤字超过157亿美元，创月赤字最高纪录。此后，从8月25日开始，美国股市呈现跌势，9月，美国上调官方利率，试图稳定国内金融市场，但联邦德国也跟随美国提高利率。美国财长立即斥责德国此举违反了“卢浮宫协议”确定的国际协调政策，破坏了美元的稳定。这一讲话引发证券市场的一片恐慌，投资者开始抛空股票和期票，终于导致10月19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大跌500点，跌幅达20%，造成股市崩盘，亦即著名的“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一”使美国帐面财富损失达10000亿美元。危机立即波及国际股市，引发跟进大跌。此次崩盘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长期积累的巨额经常项目赤字，需要大量外资源源输入，予以弥补。一旦有不测事件发生，很易动摇外资入流，特别是引发短期外资逃离，发生金融危机。

事件发生后，日本大藏省立即敦促其四大证券公司大量“吃进”、“护盘”，并允许各类企业基金入市买卖股票，使日本很快走出危机阴影。结果，较之其他经济大国的金融损失，日本受害最少。日本的“托挺举措”，不仅稳定了美国股市投资者的信心，且使美国经济得以在低通胀下维持增长60个月。日本的成功“救市”，使日本当局以及国际投资者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日元已经成为美元的救世主，而不是日元还必须围着美元转。从经济学角度看，岂不知这一切只不过是周期更长的“J曲线效应”的表现罢了。按照“曲线”规律，一国货币升值或贬值具有一个“时滞期”,即在汇率变化后一段时期内，金融状况并不能立即发生预期变化，而是有一个向相反方向变化的过程，此后，汇率变化的正向效果才会得到反映。事实上，“广场协议”后美元贬值、日元升值合乎逻辑的效应，正是人们抛美元、购日元，看好日本投资市场，在日本某些或大多经济领域造成过热的事实，埋下了日后经济泡沫破裂的隐患。

由中曾根在1984年七国首脑会议上确立的大国外交走向，一方面由其本人在1985年10月24日纽约首脑会议、1986年5月4-6日东京首脑会议和1987年6月8-13日威尼斯首脑会议上持续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则由继任首相竹下登等奉行不误。1988年6月19-21日，竹下登率团参加第14次加拿大多伦多首脑会议，日方宣布，“自1978年以来日本向17个最穷债务国提供了55亿美元贷款”，“如果日本经济增长能够加快速度，那么日本在五年内投入会超过500亿美元”。至此，世界似乎已经沉入对超级经济和政治大国日本的无限期待中了。同时，日本国民中的大国意识也明显膨胀起来。例如，从1980年代下半期相继出版的《日本可以说“不”》、《日本还要说“不”》、《日本坚决说“不”》等著作认为，日本必须抛弃“小国意识”，“承担起新时代中流砥柱的重任”，成为创造新的世界历史的主角。

日本吞下的苦果至今仍未完全消化

由于日本对待“广场协议”欠缺冷静，对日元升值形势估计过分乐观，转而实行货币过分扩张政策。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为了削减日元升值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连续下调官定贴现率，降至当时国际上最低的2.5%水平。卢浮宫协议以后，日本银行将此“超低利率”坚持到1989年5月，长达27个月。长期官定低利率促使金融贷款大量增加，贷款额度与GDP比例由80年代初50%左右，到1980年代末升至100%。1987-1989年货币供应量年增长速度分别为10.8%、10.2%、12%。1988-199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则分别为6.0%、4.4%、5.5%，明显超过同期发达国家水平，也超过日本1980年代前期的3%水平。大量过剩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部门，股票和房地产价格暴涨。1987-1989年，股票价格涨94%，都市土地价格涨103%，而同期消费价格指数仅上涨3.1%，因此银行乃至官方虽然认识到金融领域和资产价格有些“异常”，但均未对资产价格泡沫给予充分重视，除发出一些风险提示之外，并未采取对应措施，注意力仍然集中于经济增长、消费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上。这样，信贷增加创造泡沫，泡沫扩大促进信贷增加，形成恶性循环。1989年底日本经济已经全面步入泡沫之中。这时，强烈主张抑制泡沫的三重野出任央行总裁，立即将公定贴现率由3.75%（2.5%贴现率于较早前的5月份被打破）提高到4.25%，结束了“超底利率”时代。从1989年5月到1890年8月，央行五次上调公定贴现率，使之高达6%。同时，央行要求金融机构限制对不动产的贷款投入，到1991年，银行对不动产实际已停止新的贷款。1990年日本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降至7.4%，1991年跌至2.3%。

日本被迫过急过快地紧缩信贷，泡沫经济终于在1991年开始崩溃，从此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低迷、不景气状态，至今仍未能摆脱困境。 （姜长斌）

学习时报 2003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