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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人,专栏作家。来自大陆,长期在非洲,现移居温哥华,长于小说、文史、古文、诗词及报刊随笔的创作,曾参与《太平天国通史》编写工作。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北方四岛,和岛上职工、家属等聊了3小时家常,却让日本朝野且愤怒且紧张地忙乱了好一阵。事涉主权争端,忙乱也是正常的,事后日本外相对俄罗斯驻日大使的召见、声明,也显示出强硬的姿态。
面对日本的强硬,俄罗斯方面却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态度,俄外交部和驻日大使多次表示“俄罗斯总统视察本国领土无需日本同意”、“日方应表现出理性态度”,摆出一副“不存在主权争议问题”的硬碰硬态度。
事实上,俄罗斯的态度并非一开始就这么硬。
一般认为,北方四岛领土争端始于二战末期的1945年,当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并占领包括北方四岛在内的整个千岛群岛,次年宣布千岛群岛为苏联领土。1951年,日本根据旧金山和约,放弃北千岛群岛主权,并一度放弃北方四岛中的国后、择捉二岛,但当时苏联未在和约上签字,等到1956年签署《苏日共同宣言》时,日本已收回放弃二岛的承诺,要求苏联归还北方四岛。
对于日本的这一要求,当时刚进入后斯大林时代、朝鲜战争结束不久的苏联,并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现得毫不妥协,而是一方面坚称国后、择捉二岛属于苏联,另一方面表示愿意归还色丹、齿舞群岛,前提是日本先签署和约,并承认其它岛屿的归属。由于色丹、齿舞群岛仅占“北方四岛”面积6%,日本当局认为“太过吃亏”,最终宣言未涉及领土争议。
直到苏联解体,也没有任何苏联最高领导人登上北方四岛,苏联当局虽不肯归还,但仍然默认北方四岛存在主权争议,愿意和日本谈判归还两岛,之所以未达成协议、甚至未再谈判,则是由于日方的“硬”——坚持必须一次性归还4岛。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对北方四岛的占领,这让日本看到了“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的希望,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日本政要频繁活动,希望用对俄经援,换取北方四岛的主权归还。而俄罗斯独立之初受“休克疗法”影响,政局混乱,经济陷入谷底,的确十分渴望经援,因此也一度表现出“主权有商量”的姿态。
然而这种商量因日方的“硬”而变得毫无进展可能:自始至终,日本始终坚持“要么不还,要还一次全还”的立场,而俄罗斯虽忽软忽硬,底线却始终明确:色丹、齿舞可以“换钱”,国后、择捉“不卖”。
随着俄罗斯实力的恢复,俄方收回归还二岛的报价,多次宣称整个千岛群岛都是俄罗斯领土,2006年8月16日,俄巡逻艇开枪打死一名靠近争议地区的日本渔民,但直到2009年,包括梅德韦杰夫在内的俄罗斯政要,仍然不时表示“有商量”;反观日本,态度则一如既往地“硬”,不但继续坚持“一揽子解决”,甚至连“经援换主权”也不怎么提起,2009年7月3日,日本国会首次将北方四岛列入日本法案,称为“日本固有领土”,并要求日本国民不得申请俄罗斯签证前往北方四岛。
追溯这段历史不难看出,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俄罗斯/苏联是根据自身实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立场,在“最后底线”即国后、择捉两岛问题上表现较硬,不肯妥协,在另两岛归属和是否存在主权争议问题上则表现灵活。反观日本,从1956年起,其立场就一直很“硬”:不承认俄方对全部四岛的占领,实际上也不承认北方四岛存在主权问题(认为主权理所当然归日本),而且不论力量对比如何,始终坚持“要还全还”的态度。
其实再往前追溯,包括北方四岛在内的整个千岛群岛归属,就是日本和俄罗斯不断周旋、商量、妥协的过程。千岛列岛的原住民为阿依努人(即虾夷人),164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控制该群岛,18世纪俄罗斯人登岛猎捕海豹,1786年,日本探险家最上德内抵达这里,并在1801年树立了“大日本属岛”主权柱,1855年,日本和俄国签署《日俄和亲通好条约》,规定得抚岛以南(不含得抚岛)归日本,以北归俄罗斯;1875年,日本和沙俄签订《桦太-千岛交换条约》,日本用半个库页岛交换整个千岛群岛控制权,可见,即使从1801年算起至今,日本对北方四岛“无可争议的主权”也不过209年历史,如果从1855年至1945年日本实际控制的历史算,则更只有90年。
如果日本在四岛主权争端问题上的软和硬,能更多从实力、务实和正视历史、现实的角度,始终保持和苏联/俄罗斯“主权有商量”的状态,北方四岛问题即使不能圆满解决,也可以保持“接触状态”,留下未来解决的余地。而日方却在几十年争端史上“一硬到底”,即使谈判,也是自说自话、没谈判余地的谈判,结果屡屡错失“时间窗口”,最终造成今天的局面:俄罗斯总统以有史以来俄元首对北方四岛的首次视察,表明其正式收回了“北方四岛主权有争议”的长期默认,而日本却只能独自面对“既不能硬、也不能软”、更找不到谈判对手的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