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首场打击外国间谍行动:国庆前的抓捕 天桥枪决美国特务间谍

新中国首场打击外国间谍行动:国庆前的抓捕

2010年10月    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时间是1950年9月27日，再过3天，就是国庆节，人们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之中。

但就在几天以前，北京市公安局得到一个重要情报，说有特务、间谍可能在国庆节那天进行重大破坏活动。根据我公安人员的细致侦察，很快掌握了这个特务组织的人员及其住址。这天清晨7点，北京市公安局的干警分头行动，去抓捕这些特务。新中国第一场打击外国间谍的行动开始了。

这个特务组织的核心人物是个美国人，叫包瑞德，是美国原驻华大使馆武官。包瑞德自1940年来华后，一贯奉行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抗战胜利后，受命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以美军观察组组长的身份，到延安会见了毛泽东。他指责毛泽东在延安建立人民政府，建议毛泽东听从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政府中去做官，听从蒋介石领导，遭到毛泽东的有力驳斥。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敌视中国。特务头子出身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向新中国周围一些国家派遣了一些高级特务，混入美国驻各国大使馆，对新中国形成新月形的特务包围圈。

新中国负责反国际间谍组织的是公安部一局一处，一处的侦察科科长曹纯之，将富有反国际间谍经验的北京艺专日语教授徐省吾借调到侦察科，协助他工作。

徐省吾是一名爱国知识分子，东北大连人，早年留学日本，日军占领大连时，他被迫为日本人服务，以后随日军到了北平，被华北军区情报处发展为情报员，与情报科长方良单线联系。徐省吾收集的材料中，许多都是来自设在北京的美国新闻处的。

“美国新闻处”实际上是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分支机构。经常出入这里的，是长期居住在北平和天津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战败国的侨民，这些战败国侨民中的一部分人以前曾是间谍，二战结束后被美国收买，继续从事间谍活动。

经我侦察员蹲点观察，发现经常出入“美国新闻处”的意大利人李安东与英国驻华代办处有联系，尽管英国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较早的国家之一，双方在各自的首都也都建立了代办处，但在外交上，英国仍然与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美国不承认中国，所以英国在中国半公开地为美国代理在中国的事务。

李安东首先被纳入侦察视线。很快，外线侦察员就掌握了与李安东联系密切的意大利人哲立、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国人甘纳斯，以及东交民巷法文图书馆经理魏智等人的动向。

接着，曹纯之又在与各国使馆工作人员的接触中，逐步滤出了东交民巷一个开熏鱼店的伊拉克女人的许多可疑之处。

李安东，1896年生于中国上海一个意大利商人家庭，1919年从意大利空军学校毕业后重来中国，在天津开设了一个名为意亚的军火公司，成为一名军火商人。1922年加入意大利法西斯阵营，并在北京组织法西斯党支部，自任支部长。从1933年起，开始搜集中国机密情报。1934年被意大利政府授予“意大利空军指导团”秘书长的头衔，直接协助蒋介石从意大利购买了大批飞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身为法西斯党徒的李安东毫不犹豫地站在其盟友日本一边，与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报道部”高级特务日高富明结成密友，以记者名义在华北各地刺探中国情报，供给日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安东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47年5月17日，国民党政府声称其“在中日事件之后，未曾供给日本军火及情报”，将他“无罪”释放了。

李安东出狱后便知道了“救命恩人”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美国情报局想让李安东当他们的情报员。1948年3月11日，包瑞德来到李安东的家，一见李安东就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亲爱的安东尼奥，听说您身体不适，特意来看望您，事先未曾预约，您不见怪吧？”

身为战败国的法西斯党徒，受战胜国的驻华武官亲临拜访，这是李安东不敢想象的。此刻的李安东不知说什么好了。

随后，两人就你来我往，成了好朋友。包瑞德就发展李安东做了美国情报间谍。李安东成了美国间谍后，十分卖力，而且着力发展自己的间谍队伍。他首先找到日本间谍山口隆一充当情报员，随后又搜罗来日籍特务日高富明、法籍特务魏智·亨利、意大利籍主教马迪懦和德籍人甘纳斯等人，大肆刺探我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截至北平解放，李安东先后向包瑞德提供情报115件。

解放后，李安东以天津某贸易公司北京代理人的身份为掩护，继续进行间谍活动，并指示山口隆一等搜集中央人民政府首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的履历、特征、住址、电话和汽车号码，制成卡片，作为进行刺杀、绑架的准备，同时还搜集了大量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这些情报，李安东都转送给了包瑞德。这一时期，李安东共搜集我国各种情报485件。

山口隆一，中文名刘逸，公开身份是法国人魏智在东交民巷开设的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此人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历史系，1931年至1933年在中国东北服兵役，在联队任作战参谋。山口隆一擅长驾驶车辆和使用多种兵器，性格凶残，热衷冒险，曾同东北义勇军多次作战，最后被义勇军用手榴弹炸伤，只好退伍回国。

1938年，山口隆一再次来华，先后在青岛市船舶联合局、华北航业总会担任庶办主任、人事文书、辅导科长。1944年调任航业总会北平办事处副处长，专门负责与日本军部、日本大使馆的联络事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想利用中国轮船为其搞运输，在“大东亚省”设立了“华北轮船联营社”，山口隆一便被任命为联营社联络处长，负责与华北各轮船公司接洽。在这个角色中，山口隆一的兽性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对中国船舶任意无偿“征用”，对“不合作者”寻找各种借口加以诬陷，如诬以“通共”或“破坏大东亚新秩序”等罪名，弄得很多人倾家荡产，甚至惨死于日本宪兵手中。

这一时期，山口隆一还在日本特务机关“华北综合调查所”任职。1945年，日本投降后，山口隆一又被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看中。1946年4月2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为山口隆一颁发了研究所委任状，令其负责搜集、研究、整理苏联远东军事、经济，交通、文化等情报资料。

山口隆一在充当蒋介石政府特务的同时，也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搞情报，并从情报局领取薪金。李安东与山口隆一是1946年在法国人魏智在东交民巷开办的法文图书馆认识的。两个人都与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报道部”高级特务日高富明关系密切，所以，山口隆一就顺理成章的成了李安东的情报员。

李安东搜罗的情报员还有德国人甘纳斯。甘纳斯是德国保世公司北京代理人，1938年来北京，1940年与李安东相识。1945年在美国驻北平领事馆工作期间，曾与李安东共同为美国搜集军事情报。李安东要发展自己的情报员队伍，甘纳斯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之一。

哲立成为李安东的情报员，是因为：一方面，两人都是意大利人，并且都曾为日本军队做过间谍工作；另一方面，两人都与美国间谍机关有过谍报工作关系。包瑞德离开北平时，哲立把自己的妻子霍尔瓦特·伊美娜托付给他带到了台湾。

李安东等人之所以能聚集在一起，并且沆瀣一气，其中有一个缘由，那就是他们都曾为日、美、蒋以及本国做过谍报工作，并且或多或少都与包瑞德有过往来。

1950年9月的一天，远在东南亚的前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被美国战略情报局召回华盛顿。包瑞德此时的身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驻东南亚机构的负责人。当晚，包瑞德就飞抵了香港。

包瑞德到香港的目的是找个能名正言顺回北京的人，去与李安东秘密接头。他找到了曾在燕京大学向哲立的妻子学过钢琴的程梦的妹妹程娜。就在包瑞德物色特使时，侦察科长曹纯之也正在密切盯着被纳入视线的李安东等外国人。

1950年9月25日，侦察员在天安门东侧豆腐坊15号的哲立家门口，发现了北京大学音乐系助教程梦。程梦进了哲立的家门，与哲立用英语交谈了一会儿，就告辞走了。

程梦的情况很快就被报到了曹纯之那里。北京解放前，程梦曾经向哲立的苏联妻子霍尔瓦特·伊美娜学过钢琴。霍尔瓦特?伊美娜1945年曾在程梦就读的燕京大学任钢琴教授。北京解放后，霍尔瓦特·伊美娜告别丈夫，跟随包瑞德去了台湾。

这时，程梦家住地居委会来报，程梦的大姐程娜从香港来京探亲。程娜也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丈夫是个英国人，解放前在北京曾与包瑞德有交往，现在香港开银行。

侦察员一听到包瑞德的名字就非常注意，此人实在是个危险的间谍！每条线索似乎都与包瑞德有无形的联系，难道是偶然的吗？

程娜自然不情愿接受检查，但侦察员在她的脂粉盒里找到了包瑞德的半张名片。程娜说：“我和包瑞德是朋友关系，不是你们说的那种关系……我这次回京看望父母，受丈夫的朋友包瑞德委托，以半张名片为凭，请哲立帮助卖掉霍尔瓦特·伊美娜存在我妹妹这里的钢琴，然后把钱汇过去。包瑞德和我说的就是这事。我妹妹已经和哲立先生联系过了，明天上午我就去见哲立先生。”

曹纯之严厉地对程家姐妹说：你们被包瑞德利用了，还蒙在鼓里。经过工作，程家姐妹表示愿意为祖国工作。

事实证明，程家姐妹与东交民巷那个开熏鱼店的伊拉克女人一样，是被间谍利用的。她们怀着善良和毫不戒备的心，替间谍分子做了事。

在侦察员的安排下，程娜与哲立接上了头。哲立接过程娜递过来的半张名片，迅速开车赶往李安东的住地。李安东拿到半张名片，明白是包瑞德向他们下达了行动命令，随即通知山口隆一，马上与东京方面联系。

山口隆一随即找到东交民巷卖熏鱼的伊拉克女人，交给她一个信封，请她代为邮寄。伊拉克女人早在侦察员的监视之中。9月26日一早，她在东单国际邮局办理完航空快件的邮递手续后，邮件就被北京市公安局侦察处的侦察员截获了。

信件的内容是：

CLC总部：

所购灭火机于10月1日发货。一切按既定计划进行。

致以热烈的问候。

山口隆一

从字面上看不出有什么破绽，似乎是一封购销通知。但一分析就感觉到有问题了。首先，CLC是一个间谍组织，并没有消防器材方面的业务，为何要购买消防器材？而且选在北京？其次，山口隆一是法文图书馆中文部的一个图书目录编辑，并不是商人，为何要为CLC总部购置灭火机？

再一看信笺后还附有一张用铅笔绘制的天安门及广场的地形草图，草图上一条清晰的抛物线直指天安门城楼。北京市公安局侦察处处长狄飞大吃一惊，感到问题严重，拍照后立即向公安部侦察处处长李国祥做了汇报。李国祥马上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会上，大家都感到山口隆一的信件中隐藏着一个大阴谋。这个大阴谋针对的是天安门。特务们很可能在国庆节这一天，在天安门城楼前搞破坏活动。山口隆一信里说的那个“发货”日子正是国庆节那天，国庆节山口隆一将发什么“货”？如果把“发”的货与草图上的抛物线联系起来……大家不敢往下想了。李国祥将此事报告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市长彭真，彭真也感到事情重大。他指示李国祥：“这很可能是炮轰天安门，杀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破坏我国国庆的大案！事不宜迟，要迅速破案！”

李国祥领命后准备离开，彭真又说：“要严格把与此案无直接联系的其他人区别开来，只捕主要罪犯。对其他人要快查、快审讯、快释放，即使是原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人员，只要与此案无直接关系，也要区别对待，没有证据，一律不准动他们。此案是第一个涉外大案，国际影响极大，切不可有一点差错。”

杨奇清副部长马上集中京、津、冀、沈的优秀侦察员到公安部，共同参加破案，在国庆前打个歼灭战！9月27日清晨，曹纯之把公安部的侦察力量与前来参战的兄弟部门侦察力量集中起来进行了任务分工，并把案情又向大家作了介绍。

上午7时，李国祥宣布：经过侦查，美帝间谍分子企图在国庆节炮轰天安门，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制造国际混乱，据此，公安部命令：“依法逮捕李安东、山口隆一、甘纳斯、哲立等间谍分子！”

曹纯之随后宣布了行动方案：“一组，逮捕李安东；二组，逮捕山口隆一；三组，逮捕甘纳斯；侦察科成副科长率领本科外勤组逮捕哲立。”

执行逮捕任务的各组人员迅速分头行动，都很快完成了任务。最先被逮捕的是甘纳斯。甘纳斯早上提着皮箱刚要出门，被适时赶到的侦察员拦住去路。第二个是山口隆一。他正在东交民巷魏智的法文图书馆里，他对亮出手铐的侦察员说：“我抗议！那是我们正当的商务贸易，与间谍活动毫无关系！”逮捕哲立时，他含糊地说：“只是正在策划，就被你们发现了。”

公安人员到了李安东的住处，说：“李安东先生，你违反中国法律，阴谋搞武装行动，我们奉命逮捕你！”

李安东强作镇静，想抵赖，但看到已无济于事，只好无可奈何地跟着警察走了。侦察员搜查了李安东的书房、卧室和客厅，搜出了大量的文件，其中许多都是关于解放区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资料，有的情报上还附有我军的部队番号和领导人姓名。特别是在他的住处还搜出了一堆金属件，经过拼装，竟然是一门小型迫击炮。

从山口隆一处搜出的情报资料更多，有的还被整理成了卡片。

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在前几次的审讯中，否认自己搞过特务间谍活动，但在众多的材料和证据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那封信和那张草图是寄给美军驻日最高司令部G-2的，他们准备在国庆一周年时，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加害中国领导人，制造混乱。下面是部分审讯记录：

“你把绘制天安门射击图的目的说清楚。”预审员问山口隆一。

“天安门这个图是我画的，主席台上站着的那个人也是我画的。我知道政府开大会的时候，政府要人都在天安门上站着。”

“图上画的那个人是谁？”

“图上画的那个人是毛主席，后面一些政府要人我没有画出来。”

　山口隆一对画这张图的目的不肯交代，然而，这是这个案件的要害，他是无法回避的。

“你画天安门图给谁寄去？”

“我寄给日本东京。”

“这个图是做什么用的?”

“我用铅笔画的，我将这个图寄到东京告诉盟军总部。”山口隆一一脸恐惧。

“你寄到盟军总部做什么？”

“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日，我想一定会在这里开会。我给盟军总部画这张天安门的图，是指示他们毛主席所在的位置的目标。”“指示这个目标做什么？”

“他们以后喜欢怎么办我就不知道了。”山口隆一低下了头。

“你还想什么？”

“我还想，假如他们不做……”山口隆一抬起头，看了一眼预审员，不敢说了。

“他们不做，你怎么办？彻底交代，不许隐瞒。”预审员厉声喝道。山口隆一的精神彻底垮了，变得出奇的老实：“那我们就自己做。”

“怎么做？”

“我想做冒险的射击。我当过兵，炮打得很准，我可以1分钟打40发炮弹，我能打到天安门上。我检修过李安东的迫击炮，对天安门瞄准过。”

“还有什么?继续说！”

“没有了。我只是想，并没有真做出来。”山口隆一十分懊丧。

为了证实山口隆一的供词，预审员又提审李安东，李安东的交代与山口隆一的大同小异。

在逮捕李安东、山口隆一后的两天，本案第三号罪犯马迪懦落入法网。在马迪懦的住处侦察员搜出了迫击炮弹、手枪、步枪子弹、手榴弹等多种武器弹药，共计532件，其中仅炮弹就有20枚。

马迪懦，意大利人。1925年奉“罗马教廷”之命来中国，历任天主教河北易县教区主教、罗马教廷驻华公使北京代表。马迪懦以传教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抗战期间，在易县一带为日军刺探军事情报，抗战结束后又协助国民党军队组织特务武装便衣队，刺探易县一带解放区的军事情报，抓捕八路军。易县解放前夕，他来京充当“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的北平代表，经李安东介绍结识美国驻华武官包瑞德，充当美国间谍，受李安东指挥。

1951年8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这个案件进行了判决，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两个人的罪状是：替美国政府搜集我国情报，策划武装暴乱，企图在1950年10月1日我国国庆大典时，炮击天安门检阅台，谋杀我国国家元首和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首长。马迪懦被判处无期徒刑。甘纳斯和哲立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后驱逐出境。宣判后，李安东、山口隆一被押上汽车，开往天桥的刑场，执行枪决。

1951年8月18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公布了这个间谍案。各界都为之鼓舞，首都各校师生反响热烈，北京大学教务长张景钺说：“从前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犯了法，反动政府的法律不能加以制裁。现在不同了，该判死罪的就判死罪。这对我们是一个鼓舞和教育，增加了我们镇压反革命的力量和信心。”18日下午，清华大学工会为此召开座谈会，有40余名教授参加。大家一致认为，枪毙美国特务间谍，只有在人民的中国才能做到，这也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具体表现，是中国人民的又一伟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