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洞国曾解：出境的国民党军战斗力为何比国内高

郑洞国曾解：出境的国民党军战斗力为何比国内高

2010年08月20日 10:56 解放军报

65年前的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惟一的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战争而载入史册。然而，在重温或评价这一胜利时，我们不能忘记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从1931年起，14年的抗战中华民族伤亡3500多万人，代价之惨重，为世界战争史所罕见。一个人口只有7000万、面积37万平方公里的岛国，为什么敢于向当时拥有4亿多人口的大国发动全面战争？如此之国耻，不能随着抗战胜利而淡忘；65年后，我们理当有更深刻的反思与探索。

抗日战争为什么如此艰苦卓绝？它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记者就此访问了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徐焰长期从事抗战研究，早在1995年他就以中日两种文字在国内和日本出版了《中国抗日战争史录》。

必须看清国民党政府抗日的两重性——既坚持了八年抗战，又腐败无能一再丧失失地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时，国民党政府在名义上对中央军和川军、滇军、桂军、粤军、东北军、西北军等全国陆军进行了整编，编成178个师，这当中也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3个师，总作战兵力在200万人以上，数量相当于侵华日军的3倍。国民党军队担负了抗击日军正面战场的任务。但是，为什么全面抗战初期，中国正面战场除了台儿庄大捷外，其余的会战都以失利撤退告终，一年就致使2亿人口的区域沦陷？

徐焰认为，除了当时中国的国力、军队的武器装备和供应，以及操纵武器的战斗员素质都不如日军外，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的政策也难逃其责。这些年有人片面渲染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又不能解释国民党军作战多数惨败而丢失大半国土的原因。因此，正确认识正面战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于我们今天深刻反思那场战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非常有必要。

他说，历史事件都是有多个侧面的多棱镜，对其歪曲的最好办法便是只讲一面。如果全面客观地加以评价，人们就会看到当年国民党政府的两重性——既坚持了八年抗战，又腐败无能一再丧师失地，所以这个政权迎来抗战胜利后又很快被人民推翻。

徐焰用史实讲述了蒋介石政权在抗战中由“不抵抗”、“仓促应战”再到“消极坐等胜利”这样一个过程。

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以2万多人突袭东北。尽管当地有十几万中国正规军，但无论南京政府还是东北军都采取“不抵抗主义”，很快丢掉80万平方公里土地。国民党当局及其辩护者为此辩解说，是因当时“未准备好”而不能对日作战。且不说这种背弃了军人卫国守土基本职责的理论荒谬至极，单从军事角度看，日军不战而得富饶的关东大地后，5年间其经济产值便增长1倍，对华的实力优势又进一步加大，中国拖延再战岂不是更不利吗？

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得寸进尺，1932年又发动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1933年突破长城并直逼北平、天津，国民党军队才开始被动抵抗，结果又签订屈辱的退兵让地条约。这样的“消极抗日”政策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引发了众怒，最终导致了西安事变。

1937年7月至8月间日军进攻平津和上海，国民党政府才开始全面抗战，不过仍同日本谈判希望媾和。后来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对抗战丧失信心，竟纠合20多名中央委员、58名将官率60余万军队降日，组织伪政权并充当伪军，成为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一直拖至1941年12月9日，蒋介石眼见日军袭击珍珠港引来美国参战后，才正式对日宣战。

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的22次会战，大都是被动防御，但中国军队广大将士的英勇精神可歌可泣

徐焰介绍说，从卢沟桥事变至1938年武汉失守的一年多时间内，正面战场上国民党200万军队抵御70万日军，虽一再败退，但多数官兵表现英勇，装备劣势的中国军队还能给日军以许多意外重创。那时，中国仅得到苏联给予的3亿美元援助，美英因害怕得罪日本而不敢干预。

1937年秋的淞沪抗战是正面战场最惨烈的一战，国民政府投入70个师即全国1/3的兵力抗击日军。由于上海便于日军发挥海空优势，中国军队在无险可守的地形上坚守3个月伤亡25万人，虽杀伤日军4万多人，却因幻想外援而一味被动僵持，终于招致大崩溃。此后，蒋介石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策略，以节节抗御的方式进行了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虽然其战术呆板只防不攻，不过广大官兵的浴血奋战精神还是值得称赞的。

武汉失守后，日军因为刚刚攻占有2亿人口的区域，需留半数兵力在后方对付共产党游击力量，兵力不足停止战略进攻。从1939年至1944年春，国民党正面战场与日军处于对峙状态。面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蒋介石集团一再采取政治打击和军事进攻的办法，包括发动消灭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从1939年至1945年这6年间，在共同抗日的大局下，国共之间的局部磨擦一直持续未断。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英国需借重中国战场，3年间提供了16亿美元援助，然而“驼峰空运”送到大后方的物资很多又流入黑市，造成军心士气日益颓靡。同时，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末期将美国装备的部队又多数放在后方，明显是保存实力准备内战。

回顾和研究战史，都应该有准确考证出的战绩和数据作为佐证，数据对比和定量分析更具有科学性。徐焰结合自己长期的研究成果说，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共有22次大规模会战，其官兵死伤320万人。

国民党的官方史书长期称毙伤日军276万，不过到台湾后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一书称毙伤日军85万人。据战后日本政府的统计，其在关内的“支那派遣军”伤亡共133万人（死亡45万人），再加上在东北和缅甸战场上的损失，日军在对中国抗日军民的作战中总伤亡约接近150万人，可认定其中约有一半多损失在正面战场上。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牺牲是巨大的，特别是广大爱国将士在凶残、强大的日军面前英勇抗敌、宁死不屈，表现出了伟大的民族气节，可歌可泣。但是，也要看到，22次会战中，仅有为取得外援反攻滇缅一役是主动进攻，其余都是被动防御。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正面战场反遭大败，又丢弃了40个师的装备

进入1944年春夏季之后，世界各反法西斯战场都在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也展开了“游击反攻”，惟独中国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在日军针对豫湘桂的“一号作战”中，国民党军丢失6000万人口广大区域，丢弃了40个师的装备，一直败退到贵州独山。1945年初，日军又打通了从河南至广西边境和广州的“大陆交通线”，国民党政府甚至准备迁都到偏远的西昌。

徐焰认为，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还可用武器落后为失败辩解，1943年以后中美空军已掌握制空权，国民党军得到美国的军援后装备也比日军先进，兵力更一直居于绝对优势，侵华日军已是强弩之末，这时再遭惨败真是无法向人民解释。

1981年徐焰在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时，曾经采访过中国驻印军实际最高指挥官郑洞国，询问出境的国民党军战斗力为何远比在国内高？郑洞国回答说主要有两条：一是到印缅的部队完全由英美供应并得到空中支援，加上训练良好，各方面都能压倒衣食弹药不济的日军；二是出国后士兵无法再开小差，打回祖国才有出路。徐焰还查阅了1944年11月兵役部部长鹿钟麟给国民政府的报告，数字显示抗战7年间征壮丁共1100万人，其中有重复统计，实际到达战场者不到500万人，其余都逃跑或病故。国民党军兵员形成“抓——逃——再抓”的恶性循环，战斗力可想而知。

腐败无能终为历史所抛弃，人心向背既决定战争胜负也决定着政权兴亡

全面看待历史的人，都承认中国军民抗战的事迹可歌可泣，不过由于当权者腐败无能，取得的战果受到了很大限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扭转战局。徐焰认为，直至日本宣布投降时，中国战场上日强中弱的局面都没有根本改变，国内战略要地包括北平、南京、上海、武汉直至广州还都在日军控制之下。

徐焰分析说，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的指挥和施政极差，令人失望，尤其是当权者发国难财，只顾搜刮而不顾民生。抗战期间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号召不抽烟、不喝酒，力戒贪污，然而，己不正焉能正人？他的亲属和心腹的极度腐化造成上行下效，利用外战消灭和排斥异己更激起内争不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和“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讽刺之词，可谓当时社会大众对国民党当局最愤懑的评价。

抗战期间中国丢失了大部分富庶地区，大后方民众更为困苦，国民党当局却搭上美英战车，腐化之风更急剧滋长。徐焰举例说，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内兄宋子文相继主管国家财政借机自肥，而孔祥熙、宋霭龄之女“孔二小姐”则以走私暴富，卖官鬻爵，连孙连仲升任上将军衔也要向她疏通。1942年美国批准了2.5亿美元对华贷款，马上有0.8亿美元转存到孔氏家族在美国的私人账号上。

徐焰认为，军民关系恶劣，又是影响国民党军抗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汤恩伯统辖下的河南，民谣有“水、旱、蝗、汤”祸害中原之谓。国民党军队为拦阻日军进攻掘黄河花园口大堤，淹没日军千余人却淹死百姓89万人。1944年日军以15万兵力进攻河南，汤恩伯部40万军队1月内全部崩溃。据当时第一战区《会战之检讨》中承认，汤部败退时“豫西民众到处截击军队”。国民党军在本土作战反而没有群众支援，根源何在？在于其政权是压迫人民的腐朽阶级的代表。如此不得人心的政权和军队，就是举着抗日旗帜也无力对日军进行大反攻。

1945年8月，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击下，中国的抗战以日本投降宣告胜利。由于蒋介石政府坚持了8年抗战，对此中国人民还是给予肯定的，然而这一点并不能抵消其腐败无能和反人民行径留下的积怨。

徐焰说，由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将“接收”变为“劫收”，进一步横征暴敛，令民怨沸腾，结果刚享受胜利者荣耀的国民党政府只能是迅速崩溃。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讲话时也解释说：“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看看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和大后方的情况，便可知道这个“抛弃”是必然的，人心向背既决定战争胜负也决定着政权兴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