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军：日本全面对华战争前的中国学生就业

最近经常有人与聊大学生就业的问题，有人问我在《中国不高兴》中写的一段话：“从现在开始，他们（指年轻人）又要经历中国经济被美国金融绑架的痛苦，这种痛苦很可能成为他们毕生最深刻、最难以忘怀的记忆。”是什么意思？我说主要是产业结构过于扁平化，而高校扩招大都是“文、经、管”这种节省教学资源的专业，同时理工科很多学生的专业又有多少能与国有自主产业对口呢？
    1937年，中国进入了危机的一年。我手头刚好有一本1937年6月10日、也就是距离“七·七事变”不到1个月时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这期杂志上有一篇由陆觉先、赵廷为撰写的《中国的生产教育》一文。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            

  

                                  中国的生产教育

                                      陆觉先、赵廷为 

   中国自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武力、政治、经济、文化等侵略以来，自身的社会便在畸形的发展过程中，供列强无厌足的敲骨吸髓，既未跟着欧美资本的生产的路子跑，又不知自己去另闯出路，摆脱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羁绊，还是只向着不生产的不节俭的浪费方面奔走。于是有资产者把全由直接剥削而来的大量资金，聚集起来，不愿作生产事业，只知敛取利润以自肥，作个人享乐，甚至把数千万的现金送到外国银行去保险，间接帮助外国资本家剥削中国人民的汗血。这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来说，是得了极大的便宜，即利用我们的大宗游资，变为生产的资本，复以廉价来收买我国的原材料或劳动力，制造出商品，再用贸易的方式对我们实行剥削；但在中国一方面来说，却不仅是一种极大的浪费。白白断送了整千万生产的资本，而且还受了国际资本主义的贸易方式的剥削，加速地促进了我国农村的破产，工业的衰落，商业的调敝，而使中国的整个产业界，几乎很难有抬头和发展的希望。

    中国产业界既如此不景气，当然无由容纳大量的具有生产技术的人才，同时他们莫不中了传统教育的思想的遗毒，对“学而优则士”的观念，还没有打破。因而学工程的、学采矿的、学纺织的等等，多跑入政军学三界。据何清儒氏的调查（注一）：职业学生就业的，占74%，而能用其所学的，仍属极少数，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可是军政学三界容纳人才究竟有限，学校的毕业生还是逐年增加，人浮于事的现象，日益显著，于是奔走、钻营、挤轧、为谋生上所必要。另一方面事业的学生多半在城市里已染上了奢侈的恶习，不大愿意还乡去从事农村或其他社会工作，其结果往往流浪在城市里，成为高等流氓；就使甘愿还到农村服务的，莫不装束入时，享用奢侈，其结果不过替帝国主义做推销员，实无异使生产加速地降低，而浪费一天天地增加。还有占绝对多数的农工，他们终日劳动，尚难温饱，当然也有时间去受教育；同时其子弟的入学费用，不但无能力担负，而且还要牺牲他们的宝贵的应该用于求学的时间去帮工，以维持一家的生计，结果民众与教育绝缘的程度，使日甚一日……

    以上就是1937年研究教育的人写下的文字。


20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