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上世纪50年代曾选派300名间谍监听中国(组图)

英国上世纪50年代曾选派300名间谍监听中国

2010年03月      　来源：环球时报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从1955年开始，英国连续六年时间选送刚刚离开校园的年轻人学习中文，然后将他们送到远东地区做间谍。近半个世纪后，他们的故事才公之于众。

第一期汉语学习班的学员在香港

    他们的传奇经历是那些抱有远大理想的毕业生们所梦寐以求的。某年某月某一天，你应招去一个地方，宣誓保密，然后接受一门外语的培训，再后被送去感受异国风情。

    对英国政府战时兵役系统招募的大约300名年轻人来说，这样的经历完全不是传奇小说中出现的情节。

    这一经历改变了这些现在已经年近70岁的人一生的命运。另外一个附带效应是，它为诸如牛津、剑桥、利兹、爱丁堡等大学，甚至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家的大学培养了一代中文讲师。

学员之一还留下了当年学习的笔记

    故事开始的年代，世界被分成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毛泽东成为中国的领袖使当时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一时间变得很敏感，突然成为战略要地。英国政府决定需要一批可靠的人驻扎在香港，专门收听“隔壁”中国大陆的无线电信号。可问题是，有几个英国人能懂汉语呢？

    用笔名“纳吉尔·维斯特”撰写情报历史的鲁泊·阿里森说，英国政府决定训练汉语人才，于是要求每个年满18岁的人必须为国效力的英国战时兵役制度，就提供了巨大的免费资源。这些年轻人无论他们喜欢与否，都有义务为国家服役两年。

    这一战时兵役制度下招募来的年轻人有的被送到马来西亚、朝鲜、肯尼亚或者塞浦路斯打仗。但这些人中的佼佼者部分则被安排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服役方式——学习外语。而最常见的外语是俄语。

    招募天才

    可是，怎么才能筛选出有学习汉语潜力的语言天才呢？实际上，甄选过程更像是竞猜游戏。谁也不能肯定要学好这样一门外族人的语言究竟需要哪些天分。于是，原本要到剑桥学古典文学的，正在受训成为会计师的，还有学文学艺术的，都被选去学汉语。

    对许多人来说，这样的甄选过程非常意外。比如说，一群年轻人在列队检阅时被问：谁的法语学到中学毕业水平？有一个人举起了手，结果他被选去学中文。

    瑞格·亨特回忆说，他和另外两个人原本准备学俄语的，一天被招去见长官。

    长官问：愿不愿意转去学刚刚开办的汉语课程？

    “我们想都没想就回答：愿意！长官！结果这一下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迈克·华莱士主动地选了汉语课程，原因仅仅是可以离心上人（后来的妻子）近一点。

    这些新招来的汉语学员对中国完全没有了解。有些甚至从来不知道世界上居然还有汉语这种语言。不过，在宣誓严守机密后，他们开始了学习课程。授课地点通常设在英国中部的空军基地。

    全新世界

    学员之一的大卫·麦克姆伦，后来成为剑桥大学的汉语教授，他的双胞兄弟詹姆士则在牛津讲授日文。大卫回忆说，他们当时的严格教学方式是一个“语言老师最理想的教学模式“。

    “头两个星期的时间全部用来大声朗读正确的音调。但是你在教本科生的时候根本不可能这样训练。实际上这样做很有好处。”

虽然训练很严格，但是纪律却相对松懈。曾经担任授课老师的派迪·雷恩已经87岁了，他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驾驶轰炸机。他说，参加汉语培训课程的这些聪明学生“跟普通服战时兵役的人非常不同，纪律方面相对放松很多。“完全没有那种下令把头发剪短之类的事情”。

    课程持续一年的时间，之后学员们就被空运到香港去，沿途会停靠一些令人羡慕的好地方，像的黎波里、罗马、伊拉克、卡拉奇、新加坡，等等。

    东方之珠

    对这些1950年代来自英国的年轻人来说，香港就像是一个新世界。

当年学汉语的学员与本文作者合影

    麦克·华莱士回忆说：“香港像一个永远不关门的商店。不管白天晚上，街道上总是人挤人。你沿着任何一条小巷子都可以找到餐馆，可以看到治疗各种古怪病症的告示牌，通常配上血糊糊的图片。所有的一切都完全不同。那段时间真是很奇妙、很刺激。”

    这些年轻人被告知他们的工作：带上耳机坐下来监听，快速记录所有能听到的中文内容。由于每天24小时都需要人值班，每个班的时间很长，有时候也很无聊，特别是他们并不知道听到的广播内容究竟有什么重要性。

    多亏有历史档案处公开的文件，再加上其他相关的人士所做的调查研究，他们现在终于知道当时记录的有中国共产党空军的行动情况、还有监视大陆航班进出香港的情况。

    虽然他们在每次交班时都不知道自己记录的内容究竟会被如何处置，现在他们也终于明白这些记录都在香港分析并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情报机关共享。

    由于在受语言培训时着重技术性语言和数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很高兴地发现工作起来并不那么困难。

    麦克·华莱士回忆说，有些中文广播语速很慢而且清晰，好像专门为我们说的。

    在约翰·诺里斯看来，中国人都知道当时他们的监听行动，因为他们的基地就在香港最高的山峰上，而且装了一个很大的天线。

    他们在酒吧里经历的故事似乎更印证了他们的猜测。

    “你点一份啤酒，酒吧的招待女郎会说：你在山顶工作。我们连忙否认，但是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这些人当中谁也不认为自己在冷战期间做了任何贡献。不过奈吉尔·韦斯特说，他们的工作记录每天中国方面的活动其实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看出中国活动的模式，如果有任何变动，或有任何军事调动都能马上察觉。

    重逢

    虽然无法检测这些年轻人的工作在大量的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情报工作中到底有多重要，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经历对他们的人生至关重要。

    他们在当时建立的友谊和联系一直延续至今，在互联网的帮助下，许多人保持着联系，恢复了联络，随着时间的流逝，每年的聚会人数都在增加。今年晚些时候，第五期学员班的聚会预计将有三十多个人参加。

    这些人当中许多继续学习中文，甚至教授中文，其他人在后来的商业活动中发现中文很有用处，更多的人最后正式走入了情报系统。

    他们当中还有些人在服役两年后甚至再也没有说过一句汉语，但是他们也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可以讲述他们在中学毕业之后，上大学之前那两年的传奇经历。

    他们的故事即使是放在007小说中，也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