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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将军:解放后作风硬朗 曾担任《大决战》片审

(2010-03-08 20:19:54) 下一个

黄维将军:解放后作风硬朗 曾担任《大决战》片审

2010年03月         
人民政协报


申伯纯的一席话1959年年底,首批33名战犯获得特赦,成为新中国的公民。一年后,他们当中的七人,即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杨伯涛、郑庭笈和周振强,被批准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此后,随着战犯的分批特赦,文史专员也逐批增加,共有21人分四批得到任命。除第一批七人外,还有溥杰、范汉杰、罗历戎、李以劻、董益三、沈醉、李佩青、廖耀湘、杜建时、康泽、方靖、黄维、文强、赵子立等人。

这21人中,只有溥仪和溥杰是伪“满洲国”战犯;另外19人均为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当中不乏黄埔出身、位及兵团司令并声名显赫者。后来,经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有三人变更了原身份:沈醉按起义将领对待,李以劻按投降人民对待,杜建时不以战犯对待;原国民党第四兵团司令官赵子立则属于曾被错误关押的起义将领。

上世纪60年代,地处西城区的清顺承郡王府是全国政协机关所在地,文史专员室就设在王府的东跨院。这是一座结构别致的院落,庭内两棵参天古槐更衬出院子的古朴和清幽。1961年3月1日下午,溥仪等七位文史专员来到这里,用当年流行的说法,是“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主管文史工作的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申伯纯在一间会议室接待了他们。申伯纯和专员们一一握手,连连表示欢迎。他对溥仪说:“政协机关办公的这个大院,清朝是顺承王府,后来是张学良公馆。溥仪先生,您从前当皇帝的时候,来过这里吗?”溥仪答道:“我知道有这个王府,但没有来过,那时实际上有许多人在监管着我,没有到处游玩的自由。再说,这里是一个小王府,不大,也没啥好玩的。”申伯纯听后哈哈一笑,随后说:“溥仪先生,从今儿个开始,您就可以天天到这儿上班,为国家出力了。你们被任命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也就是国家的一名工作干部。文史工作在政协是开创性的,才一年多时间,但周恩来主席对此有着十分重要的具体的指示,希望你们在着手工作之前,先就周主席的指示学习、讨论一段时间。你们今后的工作任务有两条:一是写稿,一是看稿。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可及时向文史办公室提出,你们要把这里当成自己的新家。我知道,在座的各位每人都有一本自己的历史,写出来会引人注目,受到欢迎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可以说,从今天开始,你们是新生活历程正式起步,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有作为的……”

申伯纯的这番话,后来被一一落到实处,现在回顾起来,是颇有前瞻性的。二十年后,即将从人大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的党德信到政协机关联系工作时,曾路过这个院子,他隔着窗户,看见专员室里“坐着几个身穿深色中山装的老年人,正在伏案审阅资料”。这场景与二十年前恐无二致,而二十年的变化在于,文史专员所取得的成就早已走出这个院子,遍及大江南北、千家万户,不再是刚起步时的“始于足下”了。

大有作为的案头天地

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些文史专员都以另一种身份经历过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现在再去回顾亲历的往事,无论著述还是审稿,他们都不难进入角色。溥杰曾说:“由于我们在旧社会都有特殊的经历,一般说来,都能胜任评阅稿件的工作。至于写自己的回忆录,我们这些人的经历确也可以写出有价值的史料。记得杜聿明写的《淮海战役亲历记》,连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看了都点头称赞写得好。”

另一方面,文史专员们的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也有目共睹。1970年,方靖(曾任国民党79军中将军长)在政协礼堂门前被一个学骑车的女孩撞倒,致右腿骨折,留下残疾。但此后十来年间,他坚持每天徒步数里去专员室上班,而且常常是头一个到,最后一个锁门离开。文强著文回忆说:“我在自己感兴趣的文史资料工作中,最先被分在政治组。后来又陆续奉命参加到军事组和社会宗教组。我欢天喜地的,一切听指挥,并与董益三专员形影不离,搭车到政协机关上班,经常是早到迟退,虽然年过古稀,却有着使不完的精力,唯恐时间不够支配似的。”文中提及的董益三,曾是军统少将,担任文史专员后,用心钻研业务,审稿极其认真。他曾颇有心得地谈及工作体会:“核稿并不是很困难的,也不是非得知情人才能审,但除了掌握历史知识外,重要的是要搞清撰稿人当时的身份职务,据此可以大体看出稿件所述内容的真伪、价值。举例说,一个排长去叙述北伐战争各个战场的战况,显见是编写的,如果只是回忆他所参战的战场详情,那么也许就是一篇很好的‘三亲’史料了。”杜聿明在去世前不久,还书面提出了一份对征集来的淮海战役资料的整理意见,甚为详尽。他病重时所立遗嘱内,有这样一句话:“余自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工作后,除负责审核各方面来稿外,并撰写、整理辽沈、淮海等亲身经历诸战役之经过,还计划撰写抗日期间昆仑关、中缅印战区等战役之历史资料,以供史学家之参考及后代教材之用。年来宿病日趋恶化,深感时日无多,急望生前能完成各项任务,奈何力不从心,殊为遗憾!”从中不难看出,文史专员一职对于晚年杜聿明而言,是多么的重要。

文史专员对于本职工作,大多倾注了大量心血,同时也得到了丰厚的社会回报,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专家学者到普通老百姓,都不乏他们的读者。经他们的手审订或撰写的稿件,揭示、澄清和订正了大量重要史实,一些被长期尘封的历史真相因为他们才得以重见天日,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胡绳所言:“他们所叙述的往往是旁人不可能知道的细节。有些资料可以视为某一领域有代表性的典型材料。”类似《我的前半生》(溥仪著)、《军统内幕》(沈醉著)这样的作品,一经面世即引起热烈的社会反响,成为家喻户晓的畅销读物;溥杰、宋希濂、文强、杨伯涛等人写的回忆录或自传,也都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沈醉的女儿回忆说:

我父亲曾告诉我说,写文史资料是周总理交给他的任务。他说,1961年大年初七上午,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罗瑞卿副总理等领导人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他们前两批特赦战犯时,周总理就对他讲: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地写出来。不论是你自己干过的,或是看到和听到的那些阻碍革命、屠杀革命人士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揭露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使大家懂得革命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艰苦奋斗几十年,牺牲多少人才换来今天的红色江山。你如实地把这些写出来,这就对后人起了反面教育的作用,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工作。

沈醉回去后马上动笔,以不辜负周恩来的教诲。他很快就写出《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由群众出版社内部出版。第二年,周恩来再次接见他们时,对沈醉说:“你写的那本书,害得我看了整整一个晚上没睡觉。主要是你讲了真话,吸引了我。”周恩来还告诉沈醉,他以前对戴笠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但仍有好多事情连接不上,看了这本书,他才恍然大悟……

文史专员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陆续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的黄森回忆说:“我在政协全体会议上,和专员们一起编在特邀组里,我和文强担任这个组的正副组长。这个组来自国家机关的老同志较多,他们在解放前或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或在内战前线上打过仗,同特赦人员过去是两个对立的营垒,冤家对头。但是硝烟已散的今天,大家一笑泯恩仇,都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同志般的一起参政议政。专员们认真审读会议文件,积极参与讨论,有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的偶有所感、即席发言,争先恐后,无拘无束。发言内容已不是特赦初期那样只是对新中国的赞颂,而是对社会生活中的消极现象、不正之风直言批评,对应兴应革的事情积极献言建策。”

各具风采的“大家庭”

文史专员来自五湖四海,从前的身份和经历也各不相同,但都顶过战犯的帽子;这座古色古香的王府大院,又成为他们晚年共同的归宿。

他们当中,溥仪的身份显然最特殊,但作为文史专员,他和大家愉快相处,犹如一家人。他自己常说,在政协从事文史工作,是他一生中“最自由、最幸福的时光”。尽管帝制覆亡已半个世纪,中国也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但他“皇帝”的影子并没有完全被民间抹去。在《我的前半生》审稿座谈会上,时任中华书局编辑的李侃提出一些“颇有点愤愤之意”的尖锐意见,令李侃没有料到的是,他面前的作者与想象中的完全两样:“这位当年的‘皇帝’却表现出虚怀若谷的样子,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意见,耳听手写,连连点头。他身穿灰布中山装,乍一看去,简直就是一个普通干部,又像个中学教师,连一点皇帝的‘影子’也不见了。给我印象尤深的是在座谈会后举行聚餐,这位当年‘钟鸣鼎食’、‘宫廷传膳’的皇帝,却和大家一样,举箸大嚼,有说有笑。”与李侃想法相近者当时大有人在。李以劻(曾任国民党121军中将军长)和溥仪成为同事后,来往较多,他也留下了一段有趣的回忆:

我家住在北京和平里,溥仪夫妇住在观音寺22号,两家时有往返。1964-1966年,每年春节都互相拜年,初二我们夫妇到溥仪家,午餐后回家;初三他们夫妇带着一个烧鸡到我们家回拜,所谓投桃报李也。从1964年春节开始,住和平里的街坊知道“宣统”来我家拜年的消息后,不少人以看我们夫妇为借口来一睹“宣统皇帝”的风采,一时间门庭若市。溥仪置身此情此景,哈哈大笑,和大家共享新春的快乐。

溥仪和溥杰作为伪“满洲国”战犯,是文史专员中的“另类”;其他专员全是国民党将领出身。不论以前军衔、职务高低,到政协工作后,他们的地位按说已一律扯平,但潜在的上下级关系,还时有体现。比如黄维和杨伯涛从前同为陈诚系将领,杨为军长,黄是兵团司令,尽管杨伯涛任文史专员的资历早黄维十余年,但他仍将黄尊为“上峰”,有时因稿件内容等问题被黄维申斥,也不敢“造次”。此外,这些“国军”将领还保持着一个相同的习性,即站立时笔管条直,走路时目不斜视,开会时正襟危坐。上世纪80年代就从事文史工作的王合忠曾和多位文史专员共过事,他和笔者谈到,他们开会时的“坐姿”,与电影里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时那些将领的姿势没什么区别。这应该是他们年轻时被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王合忠说,当时拍重大战争题材的电影,如《大决战》等,黄维、文强等文史专员都曾被邀请去参加审片。其实不必发言,他们的一举一动,想必就能对导演起到“现身演示”的作用。

做派相同,并不意味着想法也完全一致。1987年2月16日,黄维、文强等会见来访的美国陆军指挥学院研究员鲍嘉礼,王合忠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见。他告诉笔者,美方在座谈时问黄维等人:“你们当年将美式装备武装到了‘牙齿’,为什么败在‘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手下?”文强答道:这是人心向背所决定的。国民党腐败涣散,失去人心;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黄维则认为:共产党已经钻进我们最高统帅部的内部,等于国民党军队在受共产党指挥。明知这条路走不通,也要奉命往里面钻,焉能不败?黄维和文强都参加过淮海战役,同一天被特赦,同一批进政协工作,都在文史工作和对台工作中作出了许多贡献,但从他们的回答中,能让人感到两人在对事物的认识上以及性格上的差异,这就是所谓的“合而不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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