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思想的演变看1962年中印冲突 3

二十世纪的中国和印度

 

对昔日辉煌的眷恋

在西方国家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社会中，印度一直处于殖民统治之下，中国也与欧洲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在20世纪之交，中印两国开始崛起。两国民众都意识到本国在世界秩序中处于落后的地位，都在对过去的历史进行重新研究与反思，争取实现国家复兴。两国的民族主义和改良运动，不仅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为了重现过去的辉煌。中印两国人民对于祖先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引以为豪。过去的成就不仅是他们国际地位的象征，还影响着他们对于邻国以及外部世界的看法。“中印两国的民族主义者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广大周边地区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中印两国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过去辉煌历史的影响。

印度的改良运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其倡导者是拉姆莫汉罗伊大君和梵学家伊斯瓦·维达撒迦等人。拉姆莫汉罗伊大君废除了寡妇自焚的习俗，维达撒迦则积极主张寡妇再婚，并且帮助建立了印度妇女教育体制。在此后的岁月里，印度改良运动与民族主义斗争密切联系。印度近代民族主义者有着坚定的观念——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其影响力遍布广大周边地区。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现代印度民族主义的创始人努力探寻可与欧洲相媲美的印度光荣历史。他们发现，在印度历史上只出现过短暂的帝国时代，多数时候均处于四分五裂和自相残杀的状态下。但他们并没有气馁，将探寻的目标转向印度次大陆对其它地区的宗教、语言等文化影响。在19世纪初期，印度的改良与变革运动还较为温和，也没有要求独立的倾向。但到了20世纪早期，印度的自由和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和争取独立紧密结合在一起。

中国的改良运动起步较晚。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终于意识到清政府腐败无能。自鸦片战争（1839—1842年）以来，中国多次遭受列强欺凌，国际地位每况愈下。此外，许多中国人也意识到，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也是导致国力衰落的重要原因。最终，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促使清政府对实施变革的问题进行认真考虑。而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也使得中国知识界许多人士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并且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努力推动国家和社会变革。他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温和改良主义、暴力民族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其中一些方式甚至相互冲突。许多年轻人从西方哲学和文学作品中寻找答案，或是借鉴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中国文学作品中也常常反映出对国家衰落的反思。面对政治动荡和经济滑坡的威胁，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习俗没能适应情况的变化，并被视为导致中国衰败的主要根源。

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有许多与印度相似之处，也认为中国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与印度不同的是，中国还曾经是一个统一的强国，其影响力扩展到亚洲的广大地区。

 

不可避免的接触与冲突

中印两国的传统影响范围有相当一部分是重迭的。佐治亚理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高龙江对于印度在1947年3—4月新德里首届亚洲关系会议上的政策主张，与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学校课本中的地图进行了比较研究，并且在他的新作中专门绘制了地图，形象地展示了中印两国的传统影响范围。高龙江教授注意到，新德里会议认为，缅甸、暹罗、马来亚、柬埔寨、占婆、苏门答腊、爪哇和巴里等东南亚地区“在宗教、语言、艺术和建筑领域曾经受到印度的深刻影响……在这些遥远的国度，印度文化曾经有几个世纪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缅甸的文字、宗教和正统文学源于印度。在位于今天越南南部和柬埔寨东部的占婆，印度—占婆文化主导了一千年（公元3—12世纪）之久。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印度向这里的印度教和佛教统治者发出宗教指令，并提供政治支持。印度尼西亚与印度的传统关系一直延续到15世纪……印度北部的尼泊尔也是在与印度的互动中形成的。印度的影响范围还曾经延伸到西藏。公元7世纪，印度佛教和印度文字传入西藏，此后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一直延续至今。印度的传统影响范围还包括今天的斯里兰卡以及中亚地区。许多学者认为，印度的传统影响力主要应归功于佛教的传播， “大印度”的概念也由此应运而生。

高龙江教授通过研究关于中国附庸国的历史记载，对中国的传统影响范围进行了推测。他认为，在中国民族主义者看来，中国影响范围遍及亚洲腹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中国1954年出版的课本中，地图上清楚地标示了昔日附庸国的地域范围。这幅地图表明，从1839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国赢得解放期间，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攫取了大量的领土。中国教育部门选取这幅地图，意在警示国人不要忘记历史的苦难和创伤，与政府共同努力，洗刷过去的耻辱。中国文化在这些附庸国传播和渗透，而这些附庸国也从中获益很多。

正如上文所述，印度虽然文化传统久远，但在政治上还是个新兴的国家；而中国则在文化和政治方面都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长期缺乏明确的战略思想，印度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领域。而中国则与邻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和文化联系。鉴于两国的影响范围发生重迭，双方不可避免会进行一些实质性的接触，无论是在文化还是政治领域。印度对中国的文化影响体现在很多方面，典型的事例就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不过，由于印度没有相应的政治中心，与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接触相对有限。郑和在与印度的交往中，主要是与南部沿海地区的地方官员打交道，而不是更高层次上的政治领导人。

1947年8月15日，印度宣布独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随着中印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由于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结和传统势力范围的影响，双方关系不可避免会发生冲突，或者至少是出现紧张状态。经过近两千年时断时续的文化交往，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终于开始将对方视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实体，两国之间的角逐也由此展开。

 

从协作到冲突的中印关系

 

在20世纪50年代，中印两国都在努力建立起自己的国际地位。中国的主要目标是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并且于1950年参加了朝鲜战争。印度则将自己视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并且将中国的支持和协作作为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尼赫鲁在著作《印度的发现》中，用了相当的篇幅突出介绍了过去2000年的中印交往。按照他的说法，西方国家的控制使得中印之间的交往被中止。但随着中印两国自豪、独立地重新屹立在世界舞台，两国可以将这些交往继续下去。“如今，命运已经峰回路转，而过去的记忆仍然印刻在中印两国人民的心中。新一代虔诚的朝拜者越过高山来到对方的疆土，带来了佳音和祝福，建立起新的、富有生命力的友好关系。”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印度学术界的赞同。

因此，在中国和平解放西藏之后，印度在1950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仍然支持中国。“当时世界上一些国家视社会主义中国为‘洪水猛兽’，但在1955年4月于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29国会议上，印度仍然积极支持中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并推动中国与亚非国家的交往。”印度还于1954年与中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确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双方将以和平友好的方式处理两国间的争端和误解。当时印度显然是在向中国示好，并且不惜在一些问题上做出让步。不清楚是因为公开材料的缺乏，还是出于其它缘故，当时中国如何看待印度，目前还难以知晓。《毛泽东选集》并没有论及印度问题，《周恩来选集》也没有对中印关系进行论述。不过，在辛格博士等撰写的研究报告《1962年中印冲突史》中却这样写道：“尽管印度将‘和平共处’作为国际行为的准则，中国却视之为外交工作的权宜之计。”

1950年西藏的和平解放，使得中印两国从此真正成为邻国。英国人几年前就已经预见到了这种结果，并且企图维持西藏的独立状态，称这是为了让西藏作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区。在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上，中国代表拒绝接受此前英国与西藏代表达成的边界划分方案，称西藏隶属于中国管辖，不具备签署边界协议的法律地位。虽然印度方面将该协议作为边界划分的依据，但中国政府拒绝接受，称协议是不合法的。

在当时印度的领导层，只有内政部长瓦拉巴伊·帕特尔意识到中国抵近印度北部边境将对中印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他在致尼赫鲁总理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关切：“历史上，我们几乎没有担心过东北边境的安全。喜马拉雅山一直是北部威胁难以逾越的屏障。友好的西藏不会给我们带来麻烦。但随着中国军队进驻西藏，中国的势力范围几乎抵达我们的家门口，可能会使印度重新处于危险的境况。在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等北部和东北部邻国，在大吉岭地区和阿萨姆邦的部落地区，以及边境线尚未明确的一些地区，那里许多民众与西藏乃至中国有着姻亲关系，这可能会给中印关系带来潜在的消极影响。”

帕特尔进一步分析道：“中国内战已经结束，而中国坚持对西藏拥有主权，这意味着印度与西藏进行的所有谈判都可能不为中国所认可。” 帕特尔认为，对于新近出现、尚未确定的中印边界可能造成的影响，印度无论是在战略还是政治上都缺乏准备，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崛起的态势。在美国布鲁克林研究所教授斯蒂芬·科恩看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印度的谈判代表和决策者在面对中国时会感到头疼。除了少数中国问题专家以外，印度的大多数官员对中国问题知之甚少。在他们看来，中国人难以捉摸，自高自傲，以自我为中心。让印度官员觉得特别伤脑筋的是，中国似乎以轻视的态度看待印度在地区、在亚洲以及在世界的地位。

真正的裂痕出现在1954年中印协定签署之后。南伊利诺斯大学政治学教授阿瑟·斯坦克认为，在印度看来，协定解决了中印之间包括边界在内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的沉默使印度更加坚定了这种看法。而周恩来总理的态度则不同。他表示，边界问题之所以没有被提及，只是因为解决的条件还不成熟，而且中国方面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进行充分的研究。从那年起，双方开始竞相指责对方侵犯本国领土。

回顾中国战略思想的发展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周恩来总理的声明。他的话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解决的条件不成熟；二是中国还没有时间对中印边界问题进行研究。第二个原因还可以接受，但第一个原因就有些模棱两可了。德利奥斯认为，中国语言和思想的一大特色，就是说半句话留半句话。对中国的战略利益进行分析，也许会发现中国可能有其它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规划。历史上，中国一直希望在周边地区占主导地位。中印两国在阿鲁纳恰尔和阿克赛钦这两个地区存在着争议，其中阿克赛钦的战略位置更加重要。为了维持对西藏的控制，中国需要建立交通运输线，最佳方案就是修筑一条从新疆到西藏的公路——而阿克赛钦则是这条公路的必经之地。事实上，这条公路已经秘密开工。

《1962年中印冲突史》称，即使印度政府得知这一情况，他们也不会引起足够的重视，直至中国媒体宣布工程竣工。

实际上，坐等时机成熟并不符合毛泽东“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原则。此外，中国在停火之后一直坚守着阿克赛钦，也是中国实现战略目标的需要。而印度方面的反应也表明其战略思想本质上是被动应对式的。印度政府特别是尼赫鲁的观念还停留在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非正式表态。斯坦克认为，印度的行为表明他们对于中国的战略意图似乎真的是一无所知。

在中印争端的后几年，印度曾经企图推行带有先发制人色彩的“前进政策”，将部队部署到中印边境附近地区。不过，多数时候印度的反应是被动的，因为中国几年前就已经占据了主动。

对中印两国的战略思想进行分析，并不是为了就此对历史事件作出全面解释，而是希望为历史分析提供启发性的思路。上述推论表明，对中印冲突需要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分析，特别是要结合中印关系的背景和现状。本文的目的即在于为未来的研究工作提供新的模式。

中印冲突对于两国的影响是不同的。中国巩固了对西藏的控制，并且使印度这个可能制造麻烦的邻国暂时偃旗息鼓。而中印冲突正好发生在“大跃进”运动行将结束之际，冲突对于中国国内民众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而印度从此开始大幅度增加防卫开支，并且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政治。印度评论家施瓦潘·达斯古普塔最近在《今日印度》国际版撰文指出：“从此以后，印度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不再将自己视为‘第三世界的当然领袖’，而是开始积极挤身于大国俱乐部。”对于印度的这种转变，中印冲突的影响不可低估。

 

结  论

 

本文从历史背景出发，对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中印关系进行了探讨。虽然这种历史分析模式用于研究发生在40年前的事件，但我们应该注意到，昔日的历史辉煌对于中印两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建立和发展具有显著的作用。印度人对于1962年的中印冲突一直记忆深刻。因此，对于这些事件的历史影响，我们不能仅仅封存在历史档案里。

本文着重分析了中印两国历史经历对于文化和政治统一的不同影响。一方面，中国长期保持文化和政治上的统一，而印度则是统一的文化伴随着偶尔出现的政治统一。中国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是作为统一的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而印度次大陆则是由多个各自为政的国家组成，只是偶尔实现过国家的联合。另一方面，两国文化的实用性不同，这集中体现在两国的历史观以及对历史档案的保存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中印两国处理双边关系的过程中，历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两国都是按照历史上形成的行为模式在行事。

本文从战略文化、战略思想以及中印双边关系等视角出发，对1962年中印冲突进行了分析，目的在于促进学术界更深入地研究中印两国的战略思想及其产生的影响。如今，在世界各个地区以及各种宗教中，正统观念进一步增强，增进相互理解也就显得更加重要。因此，有必要对战略思想和战略文化的形成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此外，我们的安全观念和战略思想的领域不能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而是需要进一步拓宽。正如苏布拉马尼亚姆所言：“在当今世界，国家面临的威胁更加复杂，其范围也更加广泛，不仅包括可能面临的直接入侵，还包括非军事领域的威胁。国家安全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包括食品安全，能源安全，自然资源的保障，以及高新技术的开发，等等。”这使得战略研究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现代舰船-军事广角》2009年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