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桥决战及皖南事变

春秋中文网

发布: 2008-1


说起“皖南事变”，都说是因为惩罚“新四军”的黄桥决战。然而，搞笑的是，黄桥决战本身就是国军韩德勤部主动进攻新四军，结果反被新四军给击溃了，损失惨重。因此说，因为黄桥决战来惩罚新四军本身就是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于是又有些历史知识“深厚”的人，又往前考证，说韩德勤进攻新四军是因为新四军攻打友军何克谦部，抢占友军地盘。并因此大势宣扬，说新四军“不打日本鬼子，专抢友军地盘，专打友军”。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新四军又为什么要去打何克谦部？难道真的是如同某些人所说，是去为了“抢占地盘，发展自己”吗？对于这个问题，某些人讳莫如深，只是简单地说什么“当然，在此之前，还有些双方‘摩擦’的烂帐”一语避之。而我，却对新四军为什么要去打何克谦非常感兴趣，也对于新四军与国军之前的所谓“摩擦烂帐”感兴趣。而有些人明明对于这些事情清清楚楚，却刻意隐瞒，我个人觉得，就有些不道德的味道。而明明知道前因后果，还公然宣称新四军“专打友军”，就有些无耻了。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黄桥决战之所以发生，是新四军“北上”发展方针的结果。然而，新四军为什么要北上，是否就是某些人所说的是为了抢占地盘吗？现在让我们来找找新四军北上发展的原因。
　　
　　(一)新四军为什么要北上？
　　
　　 1939年，新四军刚刚正式成立一年多，当时新四军所面临的形势是怎样的？“从全局看，新四军所处的战略态势仍然不利。 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以后，把7个师团和1个独立混成旅团部署在长江中游地区，武汉、南昌周围的一些主要城市相继被日军占领。尽管日本侵略军的主要意图是针对那些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但是，新四军主力驻扎在皖南，日军在南面对新四军构成了威胁。长江下游的苏浙皖地区，还有日本侵略军的4个师团又3个独立混成旅团，这也是一股威胁力量。 苏北敌后，国民党军队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指挥的约10万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排斥和迫害苏北地区的抗日力量。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部也驻在新四军军部的南面。新四军主力的左右两侧也部署了许多国民党军队。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实际上被限制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之间地域，横宽约100公里，纵深约50公里。”（注：引自《新四军征战实录》，作者：蔡仁照 孙科佳）。这段话什么意思？实际上是说明了一个情况：新四军当时正处于国军和日军的包围圈的中心。为了跳出这一包围圈，新四军最终才作出了向北发展的方针。
　　
　　 有人说了，你这么说，不是心里有鬼吗？不正是说明新四军把国军也看作潜在的“敌军”吗？坦率地说，虽然当时国共两党已经达成了合作的协定，然而双方心里却依然对对方有所防备。这是历史事实。然而，新四军之所以作出向北发展的方针，却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
　　
　　 新四军成立之时，国军对于参加新四军的游击队员的攻击暂时就不提了。我们从新四军成立之后开始说起。
　　新四军于1938年初集结以后，对于国军的作战还是多有配合的。然而，国军对于新四军又是如何呢？让我们来看看黄桥决战之前的一些事件吧：
　　
　　 1 1939年4月30日，发生博山血案；
　　 2 1939年6月11日，发生深县血案；
　　 3 1939年6月12日，发生平江血案；
　　 4 1939年9月1日，发生鄂东血案；
　　 5 1939年11月11日，发生确山血案。
　　
　　 其中确山血案是针对新四军的伤员和军属的大屠杀，共有200多名新四军的伤病员及新四军军属被杀害。这些事件，就是某些人嘴里的“摩擦烂帐”！这些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切身处地想一想当时新四军的境况吧。前面是实力强大的日军，身后及左右是实力比自己强的面和心不和的“友军”。处于这种包围圈之下，任何人心里都会有点防备之心，更何况，当时友军已经在开始向自己开枪了！为此，新四军不得不考虑跳出这一包围圈了。综合衡量之后，采取了北上发展，跳到敌后地区发展的方针。而黄桥决战就是新四军北上发展的序幕。
　　
　　 然而，有人又要问了，北上发展，新四军为什么要攻打何克谦？
　　
　　（二）新四军为什么选择了何克谦
　　
　　 新四军向北发展，就必须先找到落脚之处，建立根据地。陈毅等人所选择的对象就是黄桥的何克谦部。为什么要攻打何克谦部？这也是某些人不愿深究的地方。
　　
　　 让我们先来看看何克谦同志的事迹吧。前面引用《新四军征战实录》的原文中，有这么一段：“苏北敌后，国民党军队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指挥的约10万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排斥和迫害苏北地区的抗日力量。”这是有事实依据的。
　　
     何克谦“排斥和迫害苏北地区的抗日力量”可是不分国共的。

　　 季恺，字寿慈，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初三日出生于地主家庭，如皋县夏堡人。青年时代在北京平民大学攻读法律，曾亲聆李大钊教诲。民国15年(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后，参加国民党。后南归，在如皋发展国民党组织，迎接北伐军。民国16年任国民党如皋县特别委员会委员兼农工商部长。日军侵占如皋时，他组成如皋抗日自卫队第2 大队，并邀共产党人辅助。不久，被国民党南通常备第1 团何克谦缴械。
　　
　　 祝惟干（1903-1982），江苏省靖江市东兴镇旺稼村人。从无锡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无锡、靖江任教师，后任国民党靖江县政府督学及八区区长。1937年任上海青浦县金泽区区长。上海被日军占领后回靖江，自筹枪支，组建抗日自卫队，与日军及地方匪霸进行斗争。1938年1月，祝惟干组织成立了一支抗日武装——抗日自卫队。这支队伍共有100名队员，活跃于沿江的10多个乡，使得土匪、流氓和帮会不再像从前那样胡作非为，大为收敛。这支队伍也于1938年5月被何克谦部包围缴械。
　　
　　 陈玉生，泰兴县陈家庄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为谋生，30年代初到上海做工。1938年2月16日，在泰兴县常周乡龙王殿张之仙家的大院里，陈玉生宣布成立“抗日救亡大队”，并自荐任大队长。陈玉生即通过商借的方法，先后向泰兴的鹅湖、洋港、八井等近10个乡借得长、短枪100余支。抗日救亡大队成立以后，附近的年轻人慕名而至，几天时间，部队发展到200余人。1938年3月初，国民党南通专署保安司令袁国宝与何克谦联手，将这支抗日队伍诱骗至南通缴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刚刚将陈玉生队伍缴械的第二天，正好日本人入侵南通，缴械的人不战而逃，陈玉生得以重新组织起队伍。然而，当陈玉生1938年7月进攻日军，后撤到黄桥进行休整之时，再一次受到何克谦的围攻。
　　何克谦部以前的常驻地是南通，因此而得以在黄桥立足。
　　
　　 正是由于何克谦“排斥和迫害苏北地区的抗日力量”引起了公愤，陈毅等人才决定对何克谦部下手。由此引发了1940年10月上旬的黄桥决战，新四军陈粟等人，经六千余人，打败国民党数万的韩德勤部，占领了黄桥地区。
　　
　　 有人说了，新四军占领了黄桥，可是三个月后的1941年1月，却又被日本人出动日伪3000人攻占了黄桥，根本就没能守住。可是再想想，1941年1月还发生了什么事情？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没有做多少准备,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 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也就是说，在1941年1月，新四军在江北受到日本人攻击，江南的总部却受到自己的“友军”的攻击，双面夹击的情况下，想守住黄桥真的是很困难。而两面同时受到“友军”与强敌攻击的形势，更加是让人生疑。
　　
　　（三） 综述
　　
　　 皖南事变的事变的根源，是国共双方的互不信任、互相防备的结果。这种双方互不信任的根源，就是十年前的内战。
　　皖南事变的直接导火线是黄桥决战——然而黄桥决战之所以发生，并不能简单地用“新四军抢占‘友军’地盘”所能概括的。
　　
　　 一方面，国军实力强大，加上之前的敌对历史，因此对于新四军的态度是尽量能“溶共”，如果不能，则将他们赶向前线，与日本人拼消耗；而新四军的方面，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另一方面还要抗日，最后还要面对来自于自己友军的威胁，可是说是夹缝中求生存。
　　
　　 1939年这种情况达到了最高潮。国军先后多次袭击新四军，于1939年制造了确山惨案等等多次摩擦事件。并与日本人“一起”，组成了对于新四军主力的战略包围态势。为此，新四军作出了向北发展的策略。派出陈毅等人跳到江北发展，并消灭了当时激起民愤的何克谦部，占领了黄桥。
　　
　　 而何克谦所属的韩德勤部为此决心报复。1940年9月30日，韩德勤纠集了26个团共三万多兵力分三路进攻黄桥，结果招致惨败。
　　
　　 国民党内部及高层表面上不好说什么，心里却因此非常痛恨。由此坚决要求新四军北上。但是由于新四军内部及共产党高层彼此之间的认识不同，最后没能按照中央政府的命令在限期内过江。最终国军表面上是以“违抗军令”为由，实际上是因为黄桥决战而报复，于1941年1月顺势剿灭了新四军总部。
　　
　　 这就是皖南事变的前因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