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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将帅授衔始末:高风让衔 比比皆是(图)

(2009-08-26 07:00:54) 下一个

首次将帅授衔始末:高风让衔 比比皆是
2009年08月26日 12:52:08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毛泽东给罗荣桓授衔授勋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1955年9月27日下午5时,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授予大元帅军衔典礼,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与他们同一批授衔的,还有10名大将、55名上将、175名中将和800余名少将。

     54年后的今天,回顾那段特殊的历史,我们发现,这个名单的出炉,既非纯粹的论资排辈,也非简单的论功行赏,而是综合平衡的结果。

     “山头平衡”成重要因素

    邓小平曾指出:“我军队历史上是由各个山头、五湖四海集中起来的。过去,有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又是由好多山头结合起来的。”这些“山头”,虽不如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军队那么根深蒂固,但也真实存在,在经历了数次分化组合后,关系十分复杂。

    按当时中央规定:元帅是行政三级,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大将是行政四级,享受副总理待遇,自大将以上可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将是行政五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中将是行政六级,享受部长待遇,自中将以上都是高级将领,可配备警卫、秘书和保健医生、厨师、勤务员;少将行政七级,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不同级别之间,待遇、权力地位相差很多,因此,除了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服务的经历及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外,还要适当照顾到各方面军干部的相对平衡。

    朱德、彭德怀,因战功卓著排在了十大元帅的前两位;林彪是第四野战军的代表,十大元帅中他的战绩和指挥能力都堪称第一,是10人中除朱德以外唯一的政治局常委;刘伯承是二野代表;贺龙,借助南昌起义总指挥和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资历成为元帅;陈毅代表着南方3年游击战、新四军、第三野战军3个方面的力量;罗荣桓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这是中国军队特有的中国特色;徐向前借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身份成为元帅;聂荣臻是华北野战军的代表;叶剑英则一直是“中共军方在政坛上的代表”,除他之外,党内、军内再无他人有这种特殊地位了。 

 大将的评选,也同样考虑了“山头平衡”的因素和职务因素:粟裕的军事造诣和战绩在全军首屈一指,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总参谋长;徐海东是陕北方面的代表,是红二十五军幸存的指挥者,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之后任军团长;黄克诚是四野代表,虽然战绩、资历并非最优,但时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陈赓是二野的代表;谭政时任总政治部主任;萧劲光是四野的又一代表,海军司令的职务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张云逸的大将军衔几乎完全凭资历获得,十位大将军中他年事最高,也是唯一参加过护国讨袁的;罗瑞卿来自华北野战军;王树声曾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授衔时任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则来自红二方面军。

    几个重要时期的表现,也是影响因素。曾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的萧克,本来有资格入选大将,但他在长征中斗争张国焘时保持了沉默,成为毛泽东认为其“在历史上不正派”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上将中名列榜首,或许并没有表明其戎马生涯的真正价值。授衔前毛泽东曾亲自找他谈话,对他说,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别人就不好说什么了。

    与萧克相对照的是林彪。林彪在十大元帅中资历排在倒数第二位,却名列十大元帅第三位,除了基于战功,他因为在关键时刻支持毛泽东而赢得毛泽东的欣赏和信任,也是原因之一。

高风让衔,比比皆是

    对于给不给军衔、给怎样的军衔,大多数将帅并没有过多计较,而是表现得十分豁达。

    在得知自己被评定为“大元帅”的消息后,毛泽东找到彭德怀和罗荣桓:“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表态后,刘少奇、周恩来也纷纷表示,不参加评定军衔。在邓小平的坚持下,他成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12位中央军委委员中除毛泽东之外,另一个没有元帅军衔的人。

    彭德怀也在闲谈中多次透露:“我并不需要这个牌牌,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倘不评一些元帅,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1959年6月,他又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强调:“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

    许光达在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后,还曾主动给毛泽东等军委领导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类似的让衔、请求降衔、不争衔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按条件,他理应授衔上将,但当他得知上将名额需要减少时,便立即以自己“是主抓这次授衔工作的人,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为由申请降为中将。最终,他成为当时的兵团级干部中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

    训练总监部军外训练部副部长孙毅,历来淡泊名利,心胸豁达。他对人说:“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但组织上考虑到孙毅资深望重,最后仍授予他中将军衔。

    白志文,红军时期就是师长。被评定为少将后,有人建议他去争取一下。他却说:“有什么好争的?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牺牲时不到30岁。我们命大活下来了,评一个少将就该知足了!”

    段苏权,红军时期黔东独立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四野第八纵队司令员。授衔那天,他站在少将行列里。他的周围,是当年他亲自指挥的团长;前排的中将行列中,有几位当年在他手下当过师长;再前排的上将行列中,则站着曾与他同样担任纵队司令员的战友。有同事小声说:“老段,你该站前边去,向前走两排。”他却淡淡一笑:“组织上叫我站这里,我就站这里。”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时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回忆说,授衔的初步方案公布后,大多数人对此都表示认可:但也有那么一小部分,对结果并不满意。有的人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不很舒服;有的人眼泪长流,两三天不吃饭;还有人跑到领导那里,说自己如何劳苦功高,点着名要高级军衔;更有一个红军时期的老干部,在听说自己将被授予少将军衔后,竟公开地说:“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毛泽东听到这些事,很不高兴,讽刺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欧阳青在《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全景式扫描》一文中描述,王必成和王近山都被评为中将。王必成觉得自己的军衔低,便找到老领导谭震林,希望他能帮自己向上面反映一下。谭震林还真去了,结果让上边一顿批评。王近山也喊过几嗓子,被邓小平严肃地批评了一顿,就算了。

    钟伟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又任四野的十二纵队司令、四野四十九军军长。这次授衔时,和他平级的人大多被评上了中将,这让他觉得自己“被评低了”,火气上来,骂了人。这事传到林彪耳朵里,他气得将钟伟叫去狠狠批评了一番。事实上,关于钟伟的军衔评定过低,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所以评级后,钟伟的待遇一直是按中将甚至上将的标准定的,毛泽东甚至亲自点名,让他担任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可算是低衔高配的好例子。

    将帅军衔评定从1950年开始筹划,在经历了5年的动态变化后,直到1954年9月28日,才出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名单,1955年9月27日才召开将帅授衔典礼。单从时间上,就能看出将帅人选的遴选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过程。而1955年的将帅授衔,也因此呈现出多面、多层次的立体状态,作为一个复杂而丰富的“重要现场”,被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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