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钢鬃·
摘抄学习军政知识
李敦白在厕所里碰到了白鲁德，白鲁德把李敦白当作了自己人， 警告他不要在此久留：“政府军在这里却占上风，所以我们决定让他们歼灭此地的共军。”李敦白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就在宣化店的茅厕里，我来到了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他决定把这个情报透露给李先念。
说起李敦白这个人，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可能知之甚少。但是，对于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来说，他可谓是大名鼎鼎、广为人知，因为他是中共党史上与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人齐名的外国人。
20世纪40年代中期，由于历史的机缘，李敦白远涉重洋，从大洋彼岸的美国来到中国，从此终身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35年间，亲历了当代中国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惟一的外籍党员，也是中共党史上跻身高层核心圈的独一无二的“老外”，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交往甚密，被毛泽东誉为“优秀的共产主义国际斗士”，被周恩来称为“坚强的国际民主斗士”。他一直致力于帮助中国共产党打开对外交流的窗口，但就是这样一个热爱并献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的外国人，却先后两次含冤入狱达16年之久。他在中国的这段既传奇又大起大落的经历无疑是当代中国的缩影。
Sidney Rittenberg 与毛泽东
若干年之后，回顾自己在中国浮浮沉沉的35年，李敦白依然无怨无悔：“回顾过去，当然有不少事情使我感到遗憾和痛苦。不过，我对那些年代并不后悔，即使包括我在监狱里度过的岁月”，“中国使我有机会真正体验到人生的意义”，“在中国，我找到了自己通向稳定的、实在的、幸福的道路。它从来没有令我失望。”
美国大兵“一念之差”来到中国
李敦白，1921年出生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市的一个名门望族，英文姓名是SidneyRittenberg（中译为悉尼·里滕伯格）。他从小就“离经叛道”，17岁时开始参加工会和学生运动，支持黑人解放斗争，19岁就成为一名美国共产党员。1942年，当时还叫里滕伯格的李敦白应征入伍。根据当时美国的有关规定，他入伍以后不得不脱离了党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陆军当局调他去学习日文，这让他十分恐慌。他想，日本肯定会战败，美军可能长期驻扎在那里。而中国是美国的盟国，胜利以后，自己就可以很快回国建设自己的国家。于是，他坚决要求去学习中文，并得到同意。1943年，他被调到斯坦福大学陆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念之差”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而且在中国一待就是35年。
1945年9月1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个月，李敦白和他的战友们乘坐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起飞，飞越了长约800公里的“驼峰航线”，来到了中国的西南重镇——云南省昆明市。他被分配到昆明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担任中文专员，专门负责调查美军在当地的违法行为以及当地的中国人向美国军方索赔的案件。在这里，开明书店的老板给他取了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李敦白，这个名字就是在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字中间加了个“敦”字，代表正直，而且与“Rittenberg”谐音。
李敦白经办的第一个案件是一个12岁女孩的死亡案。这个案件的受害者名叫李木仙，是黄包车夫李瑞山的女儿，肇事者是一名美国空军上士。案件的原委是这样的：据后来这位美国空军上士在供词中说，他在肇事的前夜借了一辆军用卡车，开到城里去“寻花问柳”，错过了回营地的时间，于是索性灌了两杯烈酒壮胆开车回营地。在经过李木仙家所在的巷子里，李木仙正在踢毽子。这个美军空军上士见状，就想吓唬这个女孩来找点刺激。于是，他把车故意擦着小女孩的身边开过去，没想到把她撞死了，接着迅速逃离了现场。案子发生后，李木仙的母亲受不了这个刺激，精神崩溃并于一段时间后就去世了。李瑞山通过甲长、保长将索赔的要求送到了美国军部。经过多方交涉，最后赔偿费是26美元，但由于甲长、保长等中间人的盘剥，到李瑞山手上的只有8美元。一条人命只值8美元！这对于崇尚人权高于一切的美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案件对李敦白触动很大，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一定程度上正因为此事他才留在了中国。
李敦白的这份工作，使他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民，渐渐看出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黑暗的统治，更对传说中廉洁并且充满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学好中文，李敦白经常找街头的报童购买中国报刊杂志。这位没有了党籍的美国共产党员，很喜欢阅读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日子一长，那位报童和他熟悉了，有一次，报童悄悄地问他：“你这么喜欢看共产党的报纸杂志，那你想不想与那些编这些报纸杂志的人见见面呢？”李敦白喜出望外，就随报童去见了当地的两位中共地下党员。几次见面后，地下党员了解了他的经历，就慢慢向他讲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
此后，李敦白常常利用美军的身份，替地下党朋友购买一些紧俏的商品，甚至用美军的吉普车，把上了国民党反动派“黑名单”的地下党员转移到城外，使他们脱离了险境。
1945年11月，在昆明的美军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准备复员回国了。可此时的李敦白由于与地下党员的频繁接触而一改初衷，“当时我学了一年中文，刚到这个向往已久的国家，完全被中国迷住了，”李敦白后来回忆当初的真实想法时说，“不论是共产党、国民党，工人或是教授，城里人还是农民，我都可以接触。未来有那么多精彩的世界等待我去开启。”他想留在中国，并渴望能到延安去看一看。为了避免退伍回国，他想方设法调赴上海的美军陆军总部工作。经昆明地下党员的介绍，他和上海的地下党“接上了头”，并认识了宋庆龄。不久，通过宋庆龄的介绍，李敦白成为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的救济观察员，任务是把救济粮食送往受灾地区，包括解放区。他非常高兴，从此脱离了美国军队。
向李先念提供绝密情报
1946年是中国风云变幻的年代，内战随时都有可能一触即发。是年春，李敦白奉命押运救济粮食到湖北省境内的中原解放区。当时，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将李先念率领的6万共产党军队重重包围在以大悟县的宣化店为中心、方圆只有两百里的狭窄区域。这个任务让李敦白喜不自禁，因为他正一直想找机会亲眼一睹解放区的景象。但是，救济善后总署的官员在行前对他说的一番话却在他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那位官员对他说：“你去了以后，要注意收集共产党的情报。”他回想起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后的这段日子，确实发现身边的同事大多有从事情报工作的经历。
李敦白到达中原解放区的首府——宣化店后，在这个被国民党军封锁的贫穷的地方看到了和国民党统治区截然不同的情形，这里没有死尸，没有娼妓，甚至没有乞丐。在共产党的组织下，当地农民通过公开讨论决定救济粮食的分配。在这里，李敦白还结识了李先念、王震、王树声等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工作之余，李敦白经常到王树声的驻地找王树声聊天，时间一长，竟被王树声的那种身陷敌军重围而不惊、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乐观情绪所感染。若干年后，有人问及李敦白为什么在解放战争爆发后没有回美国，反而投身于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时，他说：“当年在宣化店，认识了一个叫王树声的将军，是他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使我决定留在中国。”
5月8日，正当李敦白的工作刚刚结束，他得知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王天鸣、美方代表白鲁德组成的军事停战三人小组即将要到宣化店进行“和平调处”的消息。
说来也巧，国、共、美三方代表到达不久，李敦白就在厕所里碰到了白鲁德，白鲁德把李敦白当作了“自己人”， 毫不隐讳地警告他不要在此久留：“我可以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这里的人将会被消灭掉。我刚从东北回来，那里的共军是政府军的十倍，政府军不可能获胜。但是政府军在这里却占上风，所以我们决定让他们歼灭此地的共军。”白鲁德的话让李敦白很是诧异，同时也让他看清了美国政策的本质。用他后来在回忆录里的话说，“就在宣化店的茅厕里，我来到了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李敦白打定主意，决定把这个情报透露给李先念。
当天晚上，国、共、美三方代表举行第一次会议。在这里，李敦白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并被周恩来的精彩演讲所折服。散会后在回住地的路上，巧遇周恩来和李先念。李先念把李敦白介绍给周恩来：“这是我们的美国朋友，李敦白。”周恩来握着李敦白的手说：“我在会场上看到你，你给我的掌声比给其他人的都热烈得多。这样做不够明智。他们会注意到你的反应，等你回到国统区后工作便没那么容易了。你应该更加谨慎才是。”李敦白惊诧于周恩来的洞察力，不禁问周恩来，大厅里那样昏暗，他怎么会看到了他，为什么又要对一个落单的美国人如此注意呢？周恩来回答说：“照顾国际友人是我们的工作，我现在很忙，以后有机会到南京去见面吧。”
在送别周恩来后，李敦白把白鲁德的话转告给李先念：“我说的一点儿都不假，而且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商量，只能当机立断，向你报告。”李先念感到他是真诚的，向他表示感谢，笑了笑说：“好啊，你算什么美国观察员，把情报泄露给我们。”虽然李先念率领的部队已经做好了应战的准备，但李敦白的情报让他们更坚定了这一点。
对于李敦白对革命的这次贡献，李先念一直念念不忘。一次在延安，两人在一个私人场合见了面，李先念握着李敦白的手说：“我们很感激你提供给我们的情报，我们许多同志都不相信这事，他们以为你弄错了，不过我相信你，而且事实证明你是对的。我们很感激，也永远不会忘记。”还有一次是在1987年，李敦白给身为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写了一封信，李先念阅后非常高兴地向身边工作人员谈起了这段往事。他说：“1946年宣化店谈判时，李敦白作为随团记者（李先念记忆有误，应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观察员）来到宣化店。他听到美方代表白鲁德说，华北（应为东北，作者注）动手一时比较困难，但中原这五六万人，非收拾不可。李敦白把这个消息和阴谋告诉我，我当时就更加清醒了。”
5月10日，军事停战三人小组签订了制止中原内战的《汉口协议》。但是，由于蒋介石铁了心要打内战，中原的战火已经不可避免。李先念的部队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6月26日开始战略转移，史称“中原突围”，全面内战的第一枪就此打响。
中共党内早期惟一的外籍党员
回到上海不久，李敦白辞去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并决定立即回国，不再替美国政府干那些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勾当。他去向宋庆龄辞行，宋庆龄劝他先别急着走，并建议他“至少向周恩来道了别再走。”
于是，李敦白从上海来到了南京的梅园新村拜访了周恩来，并表达了回国的想法。周恩来听后，向他分析了中国的形势和解放战争的发展前途，然后对他说：“回国前你应该到延安去一趟，你应该拜会毛主席，和他谈一谈。你其实应该去看看那些比较老的解放区，在那里已有相当规模的建设。宣化店的情形只是一时的。这样你回到美国后便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讲，更多的内容可以写。”
在周恩来介绍下，李敦白经北平辗转来到共产党在华北控制的最大城市——张家口。在这里，李敦白看到了当地与宣化店不同的新气象：这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城市，有烟厂、大学、医院，等等。他拜会了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聂荣臻。聂荣臻告诉他，等共产党掌权以后，要跟美国修好，毛主席希望能得到美国贷款来进行战后重建。因此，他们正在成立一个英语电台，以便直接向美国人民提出诉求。但是他们缺少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矫正文法文体，并协助他们广播。从此，李敦白在新华晋察冀总分社开始从事英语广播的翻译、修改和播音工作。不久之后的1946年9月，在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大规模进攻晋察冀，进逼张家口之前，聂荣臻派人护送他前往延安。经过一个半月的长途行军，他终于到达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并担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负责翻译和修改稿件。李敦白认为自己在为这个古老的国家的巨变留下记录，因此他安下心来，打消了回美国的想法。
还在张家口时，李敦白就已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了延安后他再次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并且请在中原解放区就相识的李先念、王震作为自己的入党介绍人。经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这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的直接批准，李敦白成为当时惟一的外籍共产党员。
此后不久，斯特朗第二次到延安采访。新华总社的负责人廖承志委派李敦白担任翻译，访问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李敦白为斯特朗把一些文件、资料译成英文，两个人合作撰写、著述。
李敦白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肯定。1946年底，毛泽东在同几个西方记者谈话中说：“现在有两种美国人，马德海、李敦白、史沫特莱都是好的美国人，在延安有个斯特朗也是好人，这样的人我们都欢迎。”与此同时，李敦白也加深了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印象，他在后来自己写的回忆录中，还把周恩来和毛泽东作了一番比较，他写道：“与周恩来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朋友，也是同志；与毛泽东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似乎就坐在历史的旁边。”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新华社转移到太行山麓的涉县，在该地工作了大约一年。在此期间，李敦白协助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开办了英语广播。1948年5月间，新华社又转移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附近的几个村庄，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回首自己最初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段日子，李敦白坦白了自己的心迹，他说，在1949年之前，虽然他满怀革命的理想，但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员。每一次敌机轰炸，他总是不能克制住心中的恐惧大喊大叫，总是立刻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寻找一个避难的场所，而且他还多次违反各种规定，因为他认为规定往往是不合情理的。他还说：“我知道他们是对的而我是错的，在我能控制自己的一己私念之前，我无法真正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
第一次蒙冤入狱6年
正当李敦白全心全意地做好自己工作的时候，他卷入了所谓的“斯特朗国际间谍案”。
所谓的“斯特朗国际间谍案”来龙去脉是这样的：1948年底，在莫斯科帮助编辑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的美国左派作家斯特朗从美国赶回苏联，准备再去即将解放的北平。在途经东欧的时候，她兴奋地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革命是自主的胜利，并不是搬用苏联模式。不想这惹来了祸端。她刚刚抵达莫斯科，就被苏联的特务组织——“克格勃”逮捕并且被驱逐出境。苏联方面认为她涉嫌“间谍和损害了苏联利益”，此外也认定了她布置了一个遍布世界的“情报案”，李敦白也受她的领导，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并通知中共方面，把李敦白抓起来。
1949年1月21日，李敦白收到了一份紧急调令。他的直接上级廖承志也把他叫到家里，说中央准备派他“到北平执行特殊任务”。他当时想，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可能是去当翻译，或执行有关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任务。可是，他被带到另外一个村子，有人指控他“接受美帝国主义的指示，破坏中国的革命”。他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仔细回想了到中国以后的全部经历，包括和斯特朗的关系，再三申辩：“我和美帝国主义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是间谍。我那么热爱中国人民，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你们为什么把我当成敌人呢？我所说的一切，你们都不信。你们要我承认的，我又没有干过，那怎么办呢？这一定是个可怕的错误。”但是，他的辩解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被关押在北平郊区的一个窗户被封死、前后只能走四步的小屋里。
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超出了李敦白的承受能力，经常性的审讯使他的精神几乎崩溃。
1950年春的一天，监狱长找到李敦白，告诉他：“我们现在基本上了解你了，但是，我们还是得了结你的案子，还需要不少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你还是不能出去工作或学习。否则，如果你放弃与中国的所有关系，你将获准回到美国。”对此，李敦白后来回忆说：“我根本没有考虑他的话，回去我能做什么？美国那时到处都在迫害支持中国的人，回去了我只能做反华派。”于是，李敦白决定继续留在狱中改造自己的思想，并给自己定下两条原则：一是不论受多大委屈都不能不爱中国，二是不论受多少苦都不能被整垮。“我暗想，一定要坚持住，哪怕是监狱，这也是我们的监狱啊。”李敦白回忆说。此后不久，李敦白被转移到北平第二监狱，日子也好过了一些，因为允许他读书看报了。1953年初，斯大林逝世，之后大量斯大林时代的冤假错案获得了平反，“斯特朗国际间谍案”也在其中。1955年4月4日，李敦白终于结束了长达6年的牢狱生涯。那天，组织上派人向他宣布：“我们花了许多时间精力调查你的案子。我们发现你是一个好人。你一直被冤枉坐牢，受了很多苦，我代表中国人民政府和公安部门，为这项错误向你道歉。”事隔多年，1964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宴请包括斯朗特和李敦白在内的外国朋友时承认了当年的错误并当面道了歉。毛泽东对斯朗特说：“当你在延安的时候，国民党开始轰炸了。我们担心你的安全，就让你走了。如果你那时留在延安，就不会当做间谍在莫斯科被捕了。”毛泽东又朝李敦白说：“你被牵连到她的案子，我们犯了一个很坏的错误，你是一个好同志。”
“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
出狱后的李敦白很快恢复了党籍，但面临着一个选择，因为他曾经供职的新华社早在1949年就分解成为新华社和广播事业局两个单位，他选择了缺少外国专家的广播事业局。6年的监狱生活，并没有使李敦白对中国共产党丧失信心，仍然一如既往地献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并要求加入中国国籍。但周恩来认为，他保留美国国籍更有利于中美的友好交往，于是，他听从了劝告，保留了美国专家的身份，成为当时广播事业局英语组惟一的外国专家。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对英语广播稿件进行润色、把关，后来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在这里，李敦白不仅有权接触到各种机要文件，还享受着优厚待遇——工作有独立的办公室，住在高级的干部宿舍，小轿车也随叫随到。
在这里，李敦白还找到了他的终身伴侣——王玉琳，两人于1956年2月11日结为连理。
此后的几年，中国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先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接着是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还有1963年的“四清”运动，李敦白都参与其中。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李敦白成了广播事业局的风云人物。在一次批判大会上，他登台发表演讲，慷慨激昂地说：“我年轻的时候，在美国老家的钢铁工人和煤矿工人中工作，是美国共产党党员。非常了解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工人的，工人的生活是多么痛苦。中国无论如何也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的这番“现身说法”，赢得了在场人们的热烈掌声。
1966年10月1日，这一天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的庆典。这天，李敦白得到了一次特殊的荣誉。以前，在北京的外国专家，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观礼台上观礼，而这一天，斯特朗、李敦白等6位外国朋友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李敦白受宠若惊。快到12点的时候，他们6人被邀请分别同毛泽东合影。他满怀敬意地称呼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则用英语说他的英文名字“Rittenberg”。他掏出了“红宝书”——《毛泽东语录》，请毛泽东签名。毛泽东问他要写什么。他一愣，就说写您的名字吧。毛泽东左手拿着“红宝书”，右手接过李敦白递过的笔，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后来，他回忆这件事时还懊悔不已：“我应该要他写下对群众的新指示，或是他的著名诗句，或是对我个人的赠言，要不就是给美国人民的一句话，还是给谁的一句话，但当时根本想不起来。”
第二天，《人民日报》和所有的报纸都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李敦白的合影。于是，李敦白的大名不胫而走，顿时传遍了全国。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后，李敦白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身份参加了广播事业局的“夺权”斗争。当时的广播局分裂成“造反派”和“保守派”，斗争非常激烈和复杂。李敦白主张通过民主讨论，消除分歧，实现大联合、大团结。但是，双方总是谈不拢，“中央文革小组”要求他们“整风”。但双方还是各持己见。于是，出现了中间状态的“整风派”。李敦白的外国人身份引起了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大员的注意。1967年2月，“中央文革小组”在广播事业局成立了一个由“整风派”人员构成的“三人小组”，李敦白被任命为名义上的负责人。
李敦白不仅在广播事业局身居要职，还是北京的外国人造反派组织“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领袖。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个时候他“红得发紫”。除了广播事业局外，许多学校、机关、广场的造反派集会，都请他去发表演说，走在街上会被无数市民围堵，争相索要签名。这些都使李敦白的头脑有些膨胀起来。
1967年4月8日，《人民日报》用大半版的篇幅发表了李敦白的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
4月10日，在清华大学造反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开的那次著名的“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上，李敦白代表外国造反派作了措辞激烈的发言。对此，李敦白回忆说：“后来坐牢的时候，这个心里疼得很，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以为刘少奇是搞修正主义的，但我回忆那个斗王光美的会，她两个女儿在那儿，也是被迫，两个女儿被迫来反对她自己妈妈，觉得真不是滋味儿，悔不该了。”
在“外事口”造反派“炮打”外交部长陈毅的高潮中，李敦白曾在一次批判黑《修养》的大会上情绪激动地说：“外事口，口对外，就是干革命，干世界革命。因此，外事口的领导一定要，也一定会在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手里，决不允许在右派手里，也不允许在中间派的糊涂蛋手里。所以，一切犹豫不决的人最好赶快站过来，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在造反派心目中，所谓的“外事口”领导中的“右派”就是指陈毅（“文革”中广为流传的毛泽东讲话中称陈毅为他的“右派朋友”，此语广为人知）。尽管后来李敦白在回忆中说，陈毅是他的朋友，1967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还关心问候过陈毅的健康，但他当时确实以其言辞为造反派“炮打”陈毅火上加油，却是不争的事实。
李敦白还参加了对陆定一、梅益等老朋友、老领导的批斗。对此，他反思说：“我参加了一些批斗，批的都是好人，但我却认为他们是坏人，那是错误的，我不该那么做。”
当时，李敦白的多年好友马德海，曾劝说李敦白，应该远离中国的政治纷争。可陷于狂热中的李敦白听不进老友的劝告。多年后，李敦白才在其回忆录中沉痛反思：“在那个疯狂痴醉的年代，我们都做了一些奇怪甚至荒唐的事。日后我常想，我们怎么会那么得意忘形?可是回到那个时代，一切都那样真实且别无选择，我们都进入了变革的梦幻王国。”
“文革”后回到美国
特殊年代的中国，政治风云真是变幻莫测。李敦白的这种“风头正健”的日子，仅仅维持了六个月。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派人到广播局，宣布解散“三人小组”，建立新的领导机构，并且通知李敦白，“离开广播局，有特殊任务”。当时，李敦白还抱有幻想，以为又会“有什么重要工作”呢。
但是，接下来的一系列信息预示着李敦白的幻想只是一厢情愿而已。是年秋天，一张“五一”节期间中国领导人和外国友人的合影在英文版的《北京周报》再次发表，但是这一次李敦白所在的位置却被全部涂黑了。9月，“中央文革小组”开始在各地各部门清查和镇压所谓的“五一六分子”，外国专家中的一些造反派人物（连同被造反派当作批判对象的一些外国专家）纷纷被冠以“五一六分子”、“国际间谍”之类的罪名受到批斗，有的被迫离开中国，还有的甚至被抓进监狱。
1968年2月21日晚上，李敦白被人从家中带走了，说是局领导要跟他谈工作。当他被带进一个小办公室后，就有人向他宣布：“李敦白，你被捕了。”接着就被送到关押重要犯人的秦城监狱中，从而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对此，他一时想不通：“我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闹革命，稀里糊涂地干了半年，结果闹到牢房里来了，真是不可思议啊。”他后来才知道，江青和康生早在前一年初夏就开始对他进行秘密调查，决定把过去欣赏、提拔的这个美国人“搞掉”，并说：“广播局竟被一个美国特务统治了半年。”他在牢房里反思自己的境遇，“第二次坐牢，我心里舒服了。第一次是不知道原因，第二次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根本问题是不应该卷入斗争，那太傻。”李敦白后来回忆说。李敦白被捕后，他的亲属也受到牵连，王玉琳去五七干校“变相劳改”，孩子们一度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岳父也含冤病逝了。
滑稽的是，造反派关押审讯李敦白时，坚持把他视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同党，硬要李敦白承认，他领导着一个“国际间谍网”，王光美是其中的成员，并通过她发展了刘少奇。
1972年，毛泽东对于解放干部作了许多批示。根据毛泽东关于解放干部的意图，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加快了“解放”干部，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许多受迫害的干部陆续获得解放，恢复工作。到1973年1月，一大批被关押的外国专家都被释放了。但唯独李敦白没有平反。按照周恩来在一次会上的说法，因为李敦白“参与了坏份子的破坏活动”、“卷入了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团”。对此，李敦白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解读的：“其实我很感激老朋友周恩来说那些话。他并不是在指责我，而是在保护我，因为他说那些话的时候，我正被指控一个更严重的罪名——特务，所以他事实上是想避重就轻。”
李敦白在狱中跟外界的接触只有《人民日报》。他每天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一方面可以消磨难耐的寂寞时光，另一方面可以从中观察政治动态，像林彪事件、尼克松访华、周恩来逝世、朱德逝世、毛泽东逝世、唐山大地震等。突然有一天，他发现报纸上“文革”的消息不见了，江青等人的名字也不见了，再后来，他听到了江青又高又尖的声音。他知道，江青进来了，他该出去了。
1977年11月19日，经过9年零8个月零1天的关押，李敦白被释放出狱，成为了外国专家造反派中最后一个被释放的人。与此同时，王玉琳和子女也解除了隔离。
出狱的当天晚上，驻香港的美联社记者给李敦白打来了长途电话，问他出狱后的打算。由于长期单人监禁，李敦白连话都说不连贯了，他艰难地用英语回答：“我不能马上回去，因为我还有两件事要做。第一，我要知道中国在10年间的变化；第二，要把身体养好。”
出狱后的李敦白没有回到广播事业局，而是先后在新华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顾问。经过王玉琳的多方奔走，1982年，李敦白得到了一份彻底的平反结论。平反结论认为“李敦白同志1945年到中国以来，为中国人民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有重要贡献的”，并将1968年入狱定为“被错误关押审查”、“纯属冤案”，“应予彻底平反”。
1980年3月17日，李敦白携妻子儿女回到了阔别35年之久的美国。对于他的这个选择，他是这样说的：“我回美国，并不是背离了中国”，“我一直希望在中美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现在中国的桥头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到了该回美国那端努力的时候了。”“我还是那个努力在中美之间架起桥梁的人。只要在这座桥上发挥作用，再小的人物也可以变得很伟大。”
李敦白在中国非同寻常的经历对他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晚年的李敦白与妻子在美国注册了一家公司，名称就叫“李敦白有限公司”，专门为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做咨询顾问，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做些实际的、对中国有益的事情”。
摘自：《党史博采》2007年第3期 作者：罗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