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西路军败亡回顾

1936年10月，红军21800余人组成西路军经河西走廊向新疆前进，但因寡不敌众而兵败。战死者七千多人，被俘九千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五千六百多人，回到家乡者二千多人，经营救回到延安者四千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二千多人。

绵延两千里的河西走廊里，淹埋着一段悲壮的西路军历史。西路军问题一度被认为是“张国焘逃跑路线”失败的一个标志，西路军真相也从此被淹埋，幸存者后来大多受到不公正对待。《西路军》系列丛书记录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也还了西路军一个公道……摘选时有大幅删节。

她从万人坑中挣扎着爬了出来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一千八百余名将士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向甘西、新疆挺进。他们沿着冷寂的丝绸古道，孤军奋战，流血裂冰，粮绝弹尽，几乎全军覆没。

1937年残冬，四五十名被俘红军指战员，被押到西宁南滩“万人坑”。又深又大的两个坑里填满了红军的尸体，空气中散发着浓浓的血腥味。马家军（国民党十大杂牌军之一，被称为最残忍的部队）两三个人揪住一名红军，连砍带戳踢进坑里。

胡秀英感到自己还在呼吸，睁开眼睛，周围一片漆黑。她慢慢抬起手，把胸前和头部的土松开些，从万人坑中挣扎着爬了出来。她对天盟誓：“只要有口气，我就要找红军，为死难的战友报仇!”

胡秀英，妇女团一营副营长，19岁，处于生命的最好年华。红四方面军转战进入川北，解放巴州，她次年参加红军。当时的任务主要是扩红。她参加宣传队，先后三次用七个多月时间，动员1100多名青少年男女参加了红军，以成绩卓著于第二年4月入团，8月入党。倪家营子战斗中，她带领全排战士冲入乱敌之中，端着缴获的轻机枪猛射，打倒敌人一大片，又乘机带领战士占领敌人的掩体，与疯狂反扑的敌人激战。她以战功晋升为一营副营长。

胡秀英被俘后和近百名女战士关押在张掖一个大房子里，三天三夜没有吃喝。敌人不断提审拷打，逼问谁是当官的。第四天夜，马家军把她们用麻绳捆绑着连在一起，押向城外活埋人的大坑前。胡秀英和战友们互相鼓励：“不要向匪徒们低头求饶！”“要死得刚强！”

昏暗的冬日，她们和100多名男战士一起被押送到西宁。沿途因饥饿病重走不动或因反抗而被杀害的就有好几十个人。

她们被关在西宁大校场，每人每天只给两碗杂面糊糊。有人说：“这是迷魂汤，喝下去，糊里糊涂拉出去活埋!”大家笑了，这笑，带着泪水。

敌人把胡秀英和一些被俘红军押到羊毛厂做苦工，几天后，她又和七八个人被挑到马家军陆军医院。陆军医院有20多名被俘红军在做苦工，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还动不动受伤兵虐待，拳打脚踢，还挨军棍和马鞭的抽打。

一天，她和难友杨桂芳、何玉兰乘哨兵不注意溜出大门，逃到北门外湟水河边，却被巡逻队抓回。陆军医院院长把她们毒打一顿，说：“这个共产婆，本性不改，不能再用!”就在这天夜里，她和四五十名战士被押到万人坑活埋。

从万人坑逃出，胡秀英先在西宁南山洞里躲了几天，以后就装哑巴，在平安、保安等地给人帮工，慢慢学会了青海话。

“要不是红军娃扑到我身上，我早死了！”

西路军总医院驻地，临泽贾家屯庄几间相通的大屋里，住满了红军的伤病员。地上铺着草，中间架着火。岳仲连的大腿在淌血，北屋里的一个红军娃娃来到他身边照顾他。

马家骑兵猛冲过来，个个黑脸秋风，眼睛溢满肃杀之气：“能走的带走，不能走的一挂打掉!”

马家兵问岳仲连能走吗，他说不能走。“叭”一枪，红军娃娃扑到他身上，子弹从娃娃的脑袋穿过，又从岳仲连的左肩穿过。那么小的娃娃当时就死了。马家兵见他没死，又上来在他脖子上、头上连砍三刀，他顿时昏了过去。马家兵抢死人的东西，把东西拉过来拉过去，把地上的麦草引着了。第二天，他又活了过来。地上、墙上全是凝固的血迹。战友的遗体遍地都是，有的被烧得面目全非，尸体上烧着的衣服和皮肉冒着缕缕青烟。他无法挪动身子，便咬紧牙关支撑着抬起头，还有一个活的，下巴被打掉了，脸上、身上全是血，样子十分吓人。

岳仲连，四川省南江县人，1933年14岁参加儿童团，后正式成为红军战士。因为年龄小，红军打仗时不让他们参加，给他们找个隐蔽的地方藏着。长途行军，小孩子走那么多路，跌倒就睡着了。老战士烧了烫水给他们烫脚活血，否则第二天就没法走。几年后他任警卫排班长，西路军组建骑兵师，他随警卫排的一个班都到了骑兵师。骑兵师增援高台时他大腿负伤，被送到贾家屯庄红军总医院。

附近的老乡来掩埋尸体，发现岳仲连还活着，就悄悄把他抬到沙河的一个小庙里。天黑后，一个姓贾的老爹给他送来一罐热乎乎的洋芋米汤。老爹扶起他，一口一口地喂。他喝了米汤后，慢慢地能说话了。十多天过去，他终于能动弹了，就试着爬出去要饭。他的伤渐渐好了，就辗转张掖、临泽、高台一带，放羊、薅草，干些杂活谋生。刚找上个落脚点，又被马家队伍抓了兵。他1946年逃走，定居玉门。

多年来，他每年都给红军娃娃烧纸。他常说：“要不是红军娃扑到我身上，我早死了！”

西宁、张掖……处处是裂地惊天的屠杀

新编第二军军长马步芳的传令队传令长马英回忆——

一批红四方面军俘虏130多名，押在西宁大南门外的土地局里。马步芳对我说：“马英，今晚传令兵在南滩杀红四方面军俘虏，你监管去，不要让跑掉一个。若跑掉一个俘虏，我就要杀你的头。”

我们到南滩杀人的地方，马进朝传令兵大队长已经带了传令兵杀掉10多个红军了。我们在坑沿上拉着红军就杀。我杀红军8名，用枪打死2名，共 10名。白八甲杀了15个。陕金全杀了三四个，杀完后说：“我的刀不利，杀得慢，有的没有杀死就推进坑里去了。”陕少祖杀掉红军七八人。马颜林杀掉七八人。尕拉文是用小刀，杀掉红军5名，其中没杀死的有2名，推进坑里（我用枪补打死的那两个）。马明胜是用苏联大刀杀的，杀掉红军19人。尕拉木杀掉红军七八人。

马子文（曾任马步青参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宁市副市长，政协副主席）——

1955年，由我负责挖掘活埋红军的万人坑。西路军战士遗体挖掘的地方有两处。一处在苦水沟，三个坑，挖出人头1000左右。一处在南城门里头，当时有两个庙，一个叫火神庙，一个叫三官庙。火神庙有三个坑，挖出人头700左右。万人坑中还挖出一些烈士遗物，其中有一张湘鄂赣的布钱票。还挖出一个小人头。每10个人头装一个红布口袋。那时是我数的，总数1700个人头。

在大梁这地方，马步芳的三兄弟马步瀛把30多个红军的胆取下来做眼药。

我在凉州见到被俘红军，问他们这样吃苦图了个啥。他们说，我们是为了主义，生是为了主义，死也是为了主义。

杨永德（西宁市民政科主办优抚工作）——

红军被害烈士忠骨都用柏香、黑龙纸包裹后装入红布袋内。每袋7—15具，共装袋103个。南滩流水沟万人坑，是长宽各3米多的一个正方形，坑深10米，是人工挖成的坑。挖掘的时间是1955年10月中旬，下挖2米后才见忠骨，分五六层掩埋，每层埋土约1米。此处共迁忠骨七八百具。其余两处是水冲的坑，比较浅，有略加挖掘的形状。

烈士的头骨约三分之一有伤痕，是打伤的，伤洞较大。根据分析是用镢头、榔头、木棍、铁锨等铁木石器砸的。伤痕骨参差不齐，有的骨片与头骨连着，有的骨片已经脱落，有的胫骨已断，可能是用铁锨铲的，有的脚、腿、手、两臂也有伤痕。参加挖掘人员和围观群众都为之伤感，甚至落泪。

张掖。1937年古历十一月初四，一百师三百旅旅长韩起功，下令将分到各连去的女红军以及孩子，集中到大衙门后和东西狱庙。午夜时分，全城戒严。有人说：“送你们回家!”她（他）们被推上大车，拉到东关外飞机场。每个人的身上戳一刀或头上砍一刀，推进两个长4丈、宽3丈、深6尺的大坑里。第二天拂晓，当地居民李成文看见，地上甩满了军帽、背包、饭碗和鞋子等物，大坑两侧鲜血像水一样流向公路和周围地里。有一个女的和两个娃子浑身血淋淋地从死人坑里爬出，又被马家骑兵检查队发现埋掉。从此，人们都叫飞机场为“万人坑”。有句民谣：“死人怕的飞机场，活人怕的韩阎王。”

国民党门源县政府巡察队员李春芳——

1937年二三月，一天晚上，上面的命令来了，叫我们拿上绳子，说是去拉草。我们到了西门，见有很多人。马匪兵说两人一个，一个人拉住，一个人绑绳。都是小红军，绑住以后就扔到大车上，从城壕口去麻尼旗杆那里，被马匪兵都杀了。开始是打枪子，因为是夜里，我们没见用刀砍的情况，实际刀也砍了。这一次是杀21或23人。又有一次是县政府的副官通知我们，叫我们拿上铁锨埋人，埋的就是被杀的战士尸体。晚上在窑沟槽埋的，只觉得一大片，多少人不知道。听说大桥、古城那里都杀过红军。

国民党门源县政府巡察队员张承学——

头一次是隍庙那一次。把手、脚冻掉的不能走动的红军被俘战士四五人，拉到窑沟用刀砍死了。有的红军战士叫不要用刀砍，说有一块铜钱买个枪子，用枪打了算了。第二次是在麻尼旗杆那里，20多人。红军战士穿的是破毡中间挖个洞捆到身上，都是破烂不堪。

据张掖地委党史办统计，西宁、河西等地被害红军将士总数为4643人。

妇女团成员受尽了人间的凌辱

在甘肃会宁，全军经过简单体检合格的1300多名女同志组成妇女先锋团。王泉媛任团长，副政委吴富莲，特派员曾广澜。先锋团共有三个营、九个连。妇女先锋团有1000多名同志，年龄最大的不超过二十一二岁，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幸存下来的女兵们回忆：

妇女先锋团连长向翠花——

梨园口战斗时，敌人包围我们后就狂喊：“冲呀，抓住共产婆，一人赏一个！”这些如狼似虎的野兽般的马步芳的胡子兵，见人就用枪托、用皮鞋、用木棍、用马刀，打着、劈着、推着、骂着。敌人将我们100多妇女押进一个土围子里，扒光衣服和鞋袜进行糟蹋，连十四五岁的都不能幸免。

妇女先锋团指导员谢清英——

在张掖城住了几天，马家军又把我们几百名俘虏押往西宁。一路上，我们真是受尽折磨。红军战士稍有反抗或体弱走不动，便被砍死。到了晚上，马匪军还拉出女俘，供其发泄兽欲。我怕暴露真实身份，化名赵玉花，而且拿锅灰抹得满脸又黑又脏，虽多次挨枪托，倒也幸免敌人的蹂躏。

阎秀文——

我们被押到西宁，女的分到羊毛厂剪羊毛，后来都被马步芳赏给他的部下当妻妾或佣人。在羊毛厂里，我们白天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吃着两顿面糊糊，晚上一个排分一个拉去奸污，真是受尽了人间的凌辱。.

28岁军长用头颅和身躯书写惊叹号!

“劝降”屡破产，蒋介石命令 “处以极刑”

《青海日报》1937年5月18日报道：“马指挥忠义搜剿黄番残匪时，缉获伪第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孙玉清，及伪总政治部要员4名，昨均行押解抵青。孙玉清为湖南人，年约30余岁，其妻前俘虏抵省后，现安置医院中云。”

青海省政府二堂东厅。马步芳骄矜地坐在右上方沙发上。孙玉清踏进大厅，马忠义紧紧跟着。马步芳的两道目光直直地迎了上去，盯着被俘的红军将军。

孙玉清漠然瞄了对手一眼，眼光炯炯。他头已剃秃，面容清癯，眼角有点皱纹，穿蓝布中山装，风纪扣紧扣着。马步芳指着左下方的沙发让坐。孙玉清坐了下来。

这次审讯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座谈方式。马步芳的高级幕僚马绍武、马德、陈显荣、马骥参加了会审，青海日报社社长陈秉渊以记者的身份到会旁听。

“你是孙军长，有多大?”马步芳问。

“28岁。”

“你为什么参加红军，哪时当军长?”

“19岁那年在湖南参加，家里很穷。参加红军后在湖北、河南一带作战，逐级提升上来。”

“你在四川北部、青海南部作过战?”

“记不清楚，那一带许多都是游击战。”

“河西总记得清楚吧?”孙军长沉默不语。马步芳继续问道，“你怎么被我们俘虏过来了?”

“弹尽援绝，身陷绝境。”

“有子弹，你还要干?”

“是的！一个红军上战场离不开枪，干是红军的军纪。”

“你说离不开枪，今天离开了吧？”

孙军长长叹一声。

“我们损失很大，总算解决了五军、九军、三十军，把你也捉住了！”

“我军西渡黄河，不幸就走上一条绝路。地理生疏，没有后方，补给中断，粮弹都缺，战略上错误，战术上就起不到大的作用。被俘很不幸，愧对已牺牲的战友！”

“我军作战怎样?”

“只能以庞大的兵力硬拼，不能以少胜多，也不能以对等的兵力取胜!”

“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今天你被俘，还有什么话可说?”

“我干的是正义的事业，有话说不尽，自有后来人!”孙军长态度沉静。

空气立时紧张。马步芳好一阵才问： “你们怎样对待士兵？”

“红军官兵平等，为革命团结在一起！”

马步芳曾亲自“陪同”孙军长，到南门外看望在那里强迫劳动的被俘红军。

“这些都是你手下的人吗?”马步芳问。

“是的！别看年纪小，打起仗来可英勇！”

马步芳还“请”孙军长到被俘红军编成的“补充团”讲话。孙军长到“补充团”看望了自己的战友和部下，激昂地说：“同志们，西路军虽然失败了，红军仍然存在，红军是杀不完的！党中央在陕北建立了根据地，陕北的红军壮大了!”

马步芳的“劝降”一次次破产，向蒋介石如实上报。蒋介石很快就下了“处以极刑”的命令。

他用头颅和身躯书写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这个被称为“战将”的军长，遇难时仅28岁。

临刑时他大喊“共产主义万岁”

以下是马家军成员的回忆：

马家军一百师二九八旅参谋长韩德庆——

孙军长在文殊沟一带被民团抓获，送到酒泉二九八旅旅部。马步康旅长问：“你当什么官?”孙答：“没有当官。”孙军长被送到火神庙和红军俘虏关在一起。有一年轻红俘站起，说：“孙军长！”送孙军长的人就把孙带回旅部。

孙见马步康，仍不承认是军长。马步康叫我陪孙军长去洗澡。我在洗澡时对孙军长说：“马步康是马步芳的哥哥，你是个军长，马步康、马步芳对你还要按上宾对待呢!”他犹豫一会儿，突然坐起说：“我就是孙军长，不识字，由班排连营团长升任军长！”

当时，马步康在房外探听，一听说是军长即进房内和孙军长握手，连说很好。

一百师电台总台报务主任熊维邦——

我们电台分台主任周作锷，不知什么关系与孙军长相善。一次，我和张之俊去周家闲谈，偶尔遇见了孙军长，经周作锷介绍才知道这位红军军长。

孙军长中矮身材，浓眉大眼，面色黑黄，非常健谈。他说：“我们这次失败，主要是犯了兵法大忌而招致的。一来孤军远征补给无着，二来天气寒冷没有根据地。你们的情况恰与我军相反，如果调换一下位置，你们纵然有两百团兵力，我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垮你。因为你们的作战是盲目蛮干毫无作战计划。”

事过不到三四天，张之俊对我说，孙军长已经被马忠义杀害了。我说，你根据什么说的？张说蒋委员长来电指示要处以极刑，昨晚在东关马忠义司令部执行，临刑时他大喊共产主义万岁呢!

马忠义的传令兵喇文彬——

我们去河西同红军作战，我们团是最后回西宁的。在回来的途中吃饭时，发现一位红军干部，白天和马忠义在一起，晚上不在一起。

一天晚上来电话，集合传令兵。当时我在土店里住，等我到洋火厂时，已把孙军长杀在后院的马槽下面，头丢在一边。凶手是马昌龙，在场的有马国成（传令兵）、老尕（马忠义的舅子）。这时旅部的参谋长耿文魁命令我们把尸体送出去。我们用一条女人裤子把孙军长的头包起来，连同遗体一起放到马车上，连夜送到南门外的一个坑里。

第二天，耿参谋长又派人来说，军部要孙军长的头，要照相。马昌龙又到坑里去取孙军长的头，用一块包袱布包好，由马国成送到军部。

遗腹子的童年像青杏子般酸涩

红四方面军前进剧团驻扎在西康的炉霍地区时，经常为驻在此地的红九军演出。那时，陈淑娥刚刚19岁，爱上了红九军军长孙玉清。

红九军兵殇古浪，孙军长负伤挂彩。前进剧团奉命前往慰问演出，可是还未赶到九军驻地就被敌人包围。陈淑娥带着身孕被俘，被马家军前线步骑总指挥马元海糟蹋。孙军长押到西宁这天，马家军为显示“战绩”，曾让孙军长站在高台上，面对人群。陈淑娥也被驱赶着站在人群中。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孙军长。

在马步芳的“新剧团”里，她的身孕慢慢大了。为了让孩子顺利出生，经过好心人的周旋，马步芳参谋处参谋牟文斌把她接到家里分娩，生下个男孩子。孩子还不满月，她又被要回到“新剧团”。马元海点名要她当小老婆。

一天，天黑下来，她悄悄逃出马家。马元海四处张贴告示悬赏缉拿，派人到牟家把孩子夺了过来，把牟参谋五花大绑，押到城内大街小巷寻找陈淑娥。陈淑娥不愿连累别人，便主动露面，碰上被押解的牟参谋。牟参谋埋怨地说：“这一下孩子在我那儿也待不成了，真可惜!”

她被押回马元海家。马元海说：“孩子不准留在身边，也不准过问去向。只要安心待在我这儿，孩子就不会有危险。再跑别怪我无情!”

孩子被送到贵德县的刘副官家中，童年像青杏子一般酸涩。六七岁了还穿不上裤子，冬天蹲在炕上，夏天爬在河边。

马元海有个远房侄子很厚道，侄媳也有好心肠。一次，侄媳妇来邀请她到家里做客。她去时，先到的红军姐妹正在说笑。不一会儿，侄媳妇领着孩子进来，指着女红军们，向孩子发问道：“坐在一起的这几个姨姨，谁是你的亲妈妈?”

孩子用手直指陈淑娥，稚气地说：“是她!”

陈淑娥泪水涌流。10年过去了。马元海年事渐高，将她逐出家门。

孩子参军时是1950年正月，还不满13周岁。1955年孩子回青海探望养父养母，流落红军告诉他：“你的亲妈在兰州，赶快去找呀!”

一天， 陈淑娥正在一位红军姐妹家串门，她收养的小女孩跑来：“妈，快回去！家里来了一位解放军。”

“解放军?会不会是派出所的叔叔?”

“不是，帽子不一样。”

推开门，一个青年军人站在面前。她浑身颤抖着、哽咽着：“儿子……儿子……我的儿子!”

中共中央连发几份电报，派刘伯承等紧急营救

早在1937年3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致电周恩来等，要求国民党之马家军队“对西路军立即停战”。3月1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致电李先念、李卓然，指示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并告以“顾祝同已电二马停战”。

3月27日，洛甫（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并彭德怀、任弼时，指示为解救西路军危局，与马步芳、马步青“讲和”。中共中央愿以10万到20万之代价，请“二马”停止对西路军之进攻，并让“以最快速度办妥”此事。

4月3日，毛泽东、朱德等七人致电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叶剑英，指示就国民党对西路军见危不救，使其被消灭一事，向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提出质问：要求将西路军被俘官兵6000人“调平凉关麟征师驻地转至四方面军归队”；徐向前、陈昌浩及西路军其他干部如被俘，应严令二马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对河西余部请顾令马军不得再行追击。

4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叶剑英：“西路军左支队现有人数900多，枪五六百，18日可抵敦煌。”指示向国民党当局顾祝同、朱绍良交涉，左支队到敦煌后，“马军不得为难”。

4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叶剑英：“要顾祝同发令，二马不得追击”西路军左支队。同日下午21时，叶剑英电复中央：“顾已电马家敦煌部队勿再攻击。被俘人员开赴兰州处置，如俘徐、陈及干部不得残害。”

193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的指示。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由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领导的红四军，军长萧克、政治委员郭述申领导的红三十一军，以及红二十八军和红三十二军组成援西军，刘伯承同志任司令员，张浩同志任政治委员，李达同志任参谋长，刘晓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先在甘肃镇原一带集中，准备援助和接应西路军。以下是一些同志的回忆：

宋任穷——

为了使在极其艰苦的斗争中失散的西路军指战员能够很快找到我们，援西军政治部在兰州到西安的公路上沿途书写和张贴通告，写明红军的驻地，欢迎他们归来。对于历经千辛万苦陆续归来的同志们，我们都去看望。回来一个看一个，回来一批看一批，对他们表示欢迎和慰问。

对于归来的西路军人员，援西军政治部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迅速进行审查甄别，除了个别确有叛变行为者外，一律予以信任，很快恢复了党的生活。

陈再道——

1937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为解除西路军之危，决定立即组成援西军。我们四军奉命参加了援西军，在刘伯承等同志的率领下，于3月5日从驻地三原、淳化出发，日夜兼程，急如星火，马不停蹄地向西疾进。当我们进到甘肃东部镇原时，不知什么原因，援西军司令部突然接到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原地待命。

为什么日夜兼程西进，突然之间又叫停下来？部队里的小“诸葛”们议论不止，众说纷纭。我们奉命停止西进后，刘伯承等同志首先召集军、师、团领导开会，说明了停止西进的原因。接着，召开了一个连以上干部大会。在会上，刘伯承同志宣读了一份西路军的电报，说西路军经过多次浴血奋战，屡遭挫折，伤亡很大，最后到了祁连山，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刘伯承同志念到这里，声音哽咽地念不下去了。

徐深吉——

全会场一阵悲痛的抽泣，有许多同志号啕痛哭，心如刀绞，泪如雨下。张浩政委说不出话来，同志们想起黄麻起义的骨干红一、三团，六霍起义的红六团，宁都起义的红五军团，鏖战川东的红三十三军等兄弟部队和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们，越想越悲痛。这种悲痛欲绝的场面，过去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生身父母去世也没有这样悲痛过，革命的战友，阶级感情超过一切。当时不少同志说：中央早知道西路军的困境，为什么不早组织援救？

回顾西路军惨败原因

徐向前:

三大致命问题致西路军惨败

回顾西路军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

西路军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

第一，任务问题

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

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力西进，准备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再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如此等等。结果呢？造成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长期遭敌重兵围困的被动局面。

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

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且不说河西走廊的地形、民情如何，部队刚刚进入河西地带，四面受敌，防不胜防，整天同马家军血战，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呢？

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

战场主动权问题，关系重大。西路军渡河之初，河西“四马”猝不及防，慌乱不堪。我不论北进宁夏或西进新疆，均稳操主动权在手。那时是敌人被动而不是我们被动，是敌人畏惧我军而不是我军畏惧敌人。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路军便转入被动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后被消灭。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的外线进攻，历来强调依托根据地，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西路军则恰恰相反，不仅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与敌鏖战。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求援应没有援应，这样，还有什么战局中的主动地位可言呢？

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然而，当此之时，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摆在面前，压倒了一切。我们想集中兵力，事实上却集中不起来。河西走廊是条“弄堂”，地势狭长，堡寨稀疏，走上几十里地，见不着一户人家。每个堡寨一般顶多能够容纳一营的兵力，堡寨周围，尽是荒凉的戈壁滩。两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要占据地盘，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吗？这样，就在从山丹到凉州的 300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长蛇阵”。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还难。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主要靠什么形式去争取主动，消灭敌人呢？不靠别的，靠的就是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诱敌深入，声东击西，出敌不意，飘忽击敌，等等。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不进不退，被迫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人地生疏，子弹打一颗少一颗，人员伤亡一个少一个。要兵源没兵源，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像这样打法，焉能不败？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

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主权。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很深刻的。

（引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血战河西走廊》一章，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李先念：

西路军并非执行“张国焘路线”

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夺取宁夏，及在甘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这是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经过反复酝酿后作出的决策。这个决策是中央建立陕甘宁根据地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犹豫徘徊三个月，失掉战机

1936年5月东征回师后，从中央安排来看，不仅四方面军一部要过黄河，一方面军也要过黄河。比如1936年6月底，当时二、四方面军还在甘孜、道孚，尚未到达会宁的时候，毛主席6月29日给彭德怀同志的一份电报（即《关于打通苏联及其道路、时机问题》的电报），就提出了夺取宁夏或甘西，打通苏联的问题了。会宁会师前后还有一系列电报，说明四方面军一部是奉中央命令西渡黄河的，后来的西路军也是中央命令成立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进行作战的，并不是执行的张国焘路线。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四方面军总部到达会宁后，有一天发了一份电报叫我去。我带着骑兵连急速赶到会宁。到会宁时，正好朱德同志、张国焘、向前同志和昌浩同志，还有李特和几位参谋都在场。他们给我看中央发来的电报，记得就是最近看到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同志1936年10月5日发给张朱《同意迅速从靖远、中卫地区过河之意见》和毛泽东、周恩来10月14日发给朱张《搜集造船材料及分工问题》等电报。我看完电报，向前同志对我说，三十军先过河，其他部队跟进。

10月23日晚上，三十军先头部队开始渡河，由于河面的情况没有侦察清楚，夜间又看不见，等船靠岸后，才发现还有一道河，原来是渡到了河中间的一个沙洲上了。时间来不及了，又渡回来。敌人丝毫也没有发现。第二天，我和程世才同志化装成老百姓，又沿河侦察，发现了虎豹口这个渡口。24日晚，再次渡河，一次过去一个营，渡河成功。随我们之后，九军、总部和五军团也渡过了黄河，由于敌情的变化，胡宗南的部队北进很快，中央决定先集中兵力击破南敌，再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其他部队暂时就不过河。同时王均、毛炳文、关麟征的部队占领了黄河东岸和中卫一带。又派飞机轰炸渡口，这样就把我们渡河部队同在河东的红军主力隔断了。

三十军、九军、五军渡过黄河后，开始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我们三十军先打一条山，扫除北进的障碍，同时派八十八师进占五佛寺，准备进攻中卫。在这里打了十多天，等待一方面军从金积、灵武渡河，一同进攻宁夏，并派一支部队夺取贺兰山中的一个绿洲——定远营，以便和外蒙、苏联接通，取得援助。由于敌军运动很快，河东部队没有找到战机粉碎敌人的进攻，战局起了变化，中央又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一方面军没有过黄河。我们过河的部队再回来也困难了。

宁夏战役计划放弃后，中央决定将过河的部队组成西路军，在甘西创建根据地，并打通新疆，取得国际援助。于是我们就向西前进。但我们一停下来，马步芳、马步青的几万骑兵部队和几万民团就包围上来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宁夏战役计划放弃后，在一条山打一下就急速西进，直插到凉州、甘州、肃州、玉门、安西，和新疆接通，并能得到苏联的援助，不用说多了，有几十门炮和一定数量的武器和弹药，就有可能打垮马家军,建起甘西根据地。当时没有这样干，两副重担同时挑，在河西走廊走走停停，犹豫徘徊了三个月，失掉了战机。

1937年1月，我们越过甘州进到临泽、高台地区，马家的骑兵紧紧追击我们，拦截我们西进，迫使我们同敌人血战50多天，倪家营子突围后，只剩下2000多人。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英勇奋战了五个多月，先后共歼灭敌人好几万，为支持和配合河东红军主力的行动作出了贡献。在连续不断的恶战中，西路军伤亡也越来越大，最后失败。

当时出路只有翻越祁连山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决定成立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和我共八人组成，军事上由我统一指挥，卓然同志负责政治领导；徐、陈离开部队；余部分三路打游击。占云同志带一个支队，主要是伤病员，就地坚持游击战争；王树声同志带右支队；我带左支队。徐帅当时不愿意离开部队，他说要和我们一起打游击，可是会上已经决定了，他也不能不服从。

当时要想摆脱敌人，出路只有翻越祁连山。有人说，祁连山很高，终年积雪进不去；还有人说，山南面是死海，就是过去了，也无法生存；找当地的牧民询问，他们也不敢说能过得去。当时情况很危急，剩下的2000多人可能被敌人消灭。我和李卓然、曾传六、程世才等商量，一致意见要过山，于是就向部队做了动员。我们等到夜间12点左右起来，翻越积雪的山峰,因为这个时候风平谷静,就是这样还有不少同志牺牲在雪山上。

翻过祁连山后，见到一个大喇嘛寺，寺里有点武装，但火力不强，一打就垮了。部队在这里稍作休整后，就沿着祁连山南麓向西走，后来又接到中央的指示，让我们走出祁连山，向新疆方向前进。这一带没有人烟，找不到向导，也没有地图，全靠指南针辨别方向。一天只能走三四十里路，走多了就有人掉队。我们的想法是能救活一个，就救活一个，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没有粮食，就打野兽，烧熟了充饥。因为没有盐，很难往下咽。走了二三十天后，遇到几个蒙古族牧民，问问路，进新疆怎么走?他们说再往西是大沙漠了，过不去了。于是我们又往回走，再向北出祁连山，经安西到了星星峡。

1937年5月1日，陈云、滕代远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到星星峡接我们。在这里休息了几天，苏联派飞机送来了转盘枪、步枪、皮鞋等物资。我们只接收了一些轻武装，炮没有要，然后就向迪化（乌鲁木齐）出发了。

我们到了迪化还有400多人。记得季米特洛夫还发一封信给我们，祝贺我们到迪化。这些人中，一部分送到苏联学习军事技术，一部分留在迪化，组织新兵营，学习军事技术、政治和文化。这批经过严峻战火锻炼的同志，后来大部分成为我军骨干。我于1937年冬离开迪化，返回延安。

历史评价

朱德——

“这件事很重要，这些同志（指幸存下来的西路军战士）的生活和工作，政府应该想个办法!他们没有错误，当时战斗打得激烈，很艰苦，损失很大，光师以上指挥员就牺牲了不少。对牺牲和失散在青海的同志，一定要搞清他们的情况!”

陈云——

“西路军过河是中共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邓小平——

“赞成这个说明（《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胡耀邦——

“教育干部和群众尊重西路军红军老战士，从政治上关心他们，生活上体贴他们，同时要号召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江泽民——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徐向前）奉中央军委命令，……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洪学智——

“很长时期，西路军由于被当作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其史实及研究都被视为禁区，尘封了半个世纪，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备受压抑和屈辱，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

胡乔木——

“我完全同意先念同志信中所提出的对待西路军西渡黄河这一重要史实的原则意见，也同意胡绳同志信中的负责态度。”

○摘编自《西路军·生死档案》

冯亚光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年5月

(本文来源：天天新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