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地马拉革命与美国武装干涉

1944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之际，危地马拉爆发了一场民主革命，推翻了以乌维科及其追随者庞塞为代表的军事封建统治，建立了以阿雷瓦洛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府。阿雷瓦洛总统和后继的阿本斯总统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触动了外国垄断资本主要是美国资本的利益，引起美国统治阶级的仇视。阿本斯政府终于在美国的干涉下被颠覆。危地马拉革命无论就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还是从美国对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粗暴干涉程度来说，都是当代拉丁美洲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

　　革命前的社会状况

　　危地马拉是中美洲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面积108，889平方公里。居民大部分是印第安人，占总人口的60%以上；印欧混血种人占30%以上；白人不足总人口的3%。国民经济以种植和出口香蕉、咖啡等热带作物为主。本世纪初，危地马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占全国耕地的1/3以上。1913年咖啡出口收入为12254724美元，香蕉出口收入825670美元，占全部出口总额的90%以上。工业十分落后，只有几十家设备陈旧的工厂从事纺织、制鞋、面粉、烟草等轻工业生产，带有半手工业性质。

　　独立后的危地马拉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政治上，国家机器被一小撮白人地主所控制。法律上虽然规定了总统的选举制和任期制，选举权实际上只属于有产者，广大贫困的混血种人和印第安人被排除在外。总统都是靠掌握军队起家，他们利用权势操纵选举，控制议会，镇压反对派，建立独裁统治。经济上，封建生产关系居重要地位。全国土地的一半属于不到人口30%的大地主，57%的农民没有土地。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不得不以苛刻的条件租种地主土地或到种植园当雇工。种植园内盛行封建性宗法制度，劳役制、债役制、摊派制等剥削形式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使他们沦为种植园的农奴。

　　独立后的危地马拉赶走了西班牙殖民势力，但其他列强的侵略势力很快渗入这个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危地马拉主要受控于德国，大部分种植园属德国资本家所有。1913年，在危地马拉出口总额的14449926美元中，德国就占 7653557美元；进口总额10063327美元，德国占 2043329美元。一战期间，美国资本急剧渗入。1915年危地马拉对美国的出口占全部出口额的60%(危地马拉出口额11566586美元，对美国出口6881410美元)。1941年对美贸易达到危地马拉输出总额的92.3%，输入总额78.5%，它的对外贸易几乎全被美国垄断。

　　美国资本在危地马拉的主要代表是联合果品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中美铁路公司和危地马拉电力公司。1901年联合果品公司通过为危地马拉政府代办国际邮电，开始向危地马拉渗透。1904年该公司同当时的卡布雷拉政府签订了修筑铁路的合同。根据这项合同，联合果品公司承担修建由首都至巴里奥斯港口 1/3铁路的任务(另外2/3以由前届政府修好），为此，政府给予公司大片海滩、耕地和免税进口建筑物资等优惠，铁路完工后由中美铁路公司租借99年。以后，联合果品公司又通过其他合同不断获得新的租让和优惠。到20年代末，该公司在危地马拉不仅拥有辽阔的土地、大片种植园，而且控制着通往巴里奥斯港的铁路和沿海的 3个港口。联合果品公司由68艘货船和49艘冷冻船组成的商船队垄断了危地马拉全部进出口物资的运输。稍后成立的美国危地马拉电力公司控制了全国电力的 85%和首都的全部电力供应。由于受该公司控制，每天20点后，全国对外联系的电信业务，包括政府的对外联系都陷入停顿状态。

　　联合果品公司凭着对市场和运输的垄断，任意压低香蕉收购价格，提高运输费用，打击与之竞争的对手，使危地马拉民族经济遭到灾难性的破坏，因而被称为“绿色魔鬼”。它还有自己的警察和法庭，随意惩罚种植园的工人，成了名副其实“国中之国”。

　　在美国统治阶级的支持下，该公司不仅制约着危地马拉的经济，甚至左右危地马拉的政局。任何一个总统，如果没有它的支持就很难维持。美国垄断资本的活动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使危地马拉殖民地化的程度日益加深。

　　1931年，危地马拉的政权落入出身大官僚地主家庭的豪尔赫·乌维科之手。他对内镇压人民，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建立了残暴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乌维科不给人民自由，禁止一切政党存在，封闭带独立政见的报纸。共产党员一概被处以死刑；反对政府者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被监禁和杀害。在他统治期间，工人和雇工每天需工作十几个小时，工资只有 5至25个生太伏。没有劳动立法，也不允许组织工会，工人的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1934年乌维科政府颁布专门对付贫苦农民“游民法”。根据这一法令，凡耕种自己的土地或租佃土地不足 2.5公顷的农民，每年至少要到大地主或外国公司的种植园里做 180天的雇工，干不足天数者被视为“游民”，将关进监狱或强迫从事最艰苦的公共工程劳动。由于大部分农民没有或只有少量土地，这一法令实际上把他们置于任人宰割的地位。

　　乌维科对大地主给予很多特权，他们不仅霸占大片土地，还允许拥有武装保护财产。1944年 4月的2795号令规定，地主可对未经允许进入种植园的人“格杀忽论”，不受法律制裁。乌维科为了得到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支持，除了承认该公司已经得到的特权外，还根据1936年签订的合同，积极支持该公司向太平洋沿岸扩张。他把这些地区的农民赶走，把最好的土地奉送给公司。到乌维科统治末期，联合果品公司侵占的土地达50多万英亩(大西洋沿岸26万英亩，太平洋沿岸30万英亩)。1944年，联合果品公司的纯利润高达1400多万美元。同期，美国在危地马拉的投资总额超过7400万美元，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投资总额的一倍。德、英、荷等国的公司也得到许多特权。二战前，德国纳粹党徒在危地马拉可以自由活动，甚至带着Ｘ字徽章举行游行。

　　乌维科的独裁统治，外资的榨取，使危地马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危地马拉人民多次进行反抗。1930年、1931年印第安人反对种族歧视，要求土地的斗争轰动全国。1940年首都发生由军官、持不同政见者几十人参加的推翻乌维科统治的密谋，被人告发，密谋者都被杀害。二战前后，随着民族经济的发展，危地马拉的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产业工人发展到了 3万多人，开始投入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成熟，它是本世纪初从统治阶级内部分离出来的，虽然人数不多，但很有影响。这个阶级认识到自身力量的不足，因而注意联合民众的力量。它的代表人物，著名的哲学博士阿雷瓦洛教授很早就投入反对独裁的斗争，并提出结束军事独裁，改善劳动者处境，进行社会改革的主张。

　　独裁统治的倾覆和阿雷瓦洛的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对乌维科独裁统治的不满更加表面化，不仅工农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连统治阶级内部许多人也反对乌维科。军队出现了离心倾向。

　　1944年 6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胜利形势鼓舞下，危地马拉圣卡洛斯国民大学　的学生举行罢课和游行，要求乌维科下台。工人、教员、律师、商人支持学生，一些青年军官也加入游行行列。人们聚集在总统府前高呼“独裁者混蛋!”“处死乌维科!”等口号。运动迅速蔓延，发展成全国性的大罢工和抗议浪潮。乌维科调集军队镇压手无寸铁的群众，但为时已晚，军队已不愿充当他屠杀人民的工具了。7月1日乌维科宣布辞职，逃到外国大使馆避难。

　　乌维科垮台后，由于革命缺乏有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政权被忠于这个独裁者的军官庞塞窃夺。他继承乌维科的衣钵，仍以专制手段统治国家并和乌维科保持秘密联系。危地马拉人民又开始了反对庞塞的斗争。

　　1944年10月20日，陆军上尉阿本斯，总统近卫军少校阿兰纳和商业集团的代表托利略领导发动了全国武装起义。在革命士兵、工人、学生的积极参加下，起义者打败政府军，控制了首都。危地马拉人民的斗争取得胜利。它被危地马拉人民称为“十月革命”。

　　12月，举行全国大选。阿雷瓦洛博士成为总统候选人。胡安·阿雷瓦洛出身富有之家，曾在教育部工作，因不满乌维科的独裁统治长期遭到迫害，被迫移居国外。他从未放弃斗争。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经过投票，阿雷瓦洛获85% 以上的选票当选总统。他的政府中包括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中、小资产阶级代表占绝大多数。在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的阿本斯被任命为国防部长。阿雷瓦洛政府的组成，标志着政权转到民族资产阶级的手中。

　　阿雷瓦洛执政后，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开始了一系列改革。1945年 3月11日，刚组成的全国立宪议会颁布危地马拉新宪法。新宪法宣布：“危地马拉是自由、民主和独立的国家”，“是一个以保证它的居民能享有自由、教育、经济福利和社会正义为主要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共和国”。宪法规定：实行民主政治，取消性别、种族、宗教、肤色、阶级、信仰等各种形式的歧视，人人有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承认工会和政党(共产党除外)的合法地位；总统任期 6年，除非相隔12年以后，绝对不许连任；现役军人不能选为总统或进入国会，总统必须忠于民主政治和轮掌权的原则。宪法还规定：禁止垄断，取缔大种植园，限制外国垄断组织在危地马拉的活动，责成国会采用税收和立法等手段达到上述目的。宪法还对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发展生产和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等问题作了原则的规定。这部宪法表达了人民渴望民主、进步的愿望，成了以后制定各项改革法的纲领性文件。

　　阿雷瓦洛执政时期还通过了社会保险法、劳动法和石油法等。1946年颁布的社会保险法规定，政府将采取多种措施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实行粮食分配，建立学校、医院、诊疗所、产院，修建廉价的简易住宅、开办孤儿院、开展扫盲运动等。到1950年，享受社会保险的有 7万多人，建校总数比前30年的总和还多，阿雷瓦洛总统的夫人亲自上讲台执教。1947年通过的劳动法承认工人有组织起来为切身的福利而斗争的权利。它对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做了许多具体规定：如实行8小时工作制，夜班为6小时，加班应付双倍工资；工人有选择工作的自由，无理解雇工人要加补工资；男女同工同酬，给女工75天产假并照发工资等。劳动法对工人的劳动条件给予了法律保障，使劳动者第一次有了人的尊严。

　　根据宪法，阿雷瓦洛政府对外国公司的活动进行了种种干预。它要求美国控制的泛美航空公司必须任用危地马拉人担任高级技术职务，指责联合果品公司偷税漏税和对危地马拉工人的歧视，要其服从国家法律。为了保护危地马拉的资源，限制外国垄断组织对危地马拉石油的肆意掠夺，1949年的石油法宣布：“危地马拉的石油资源，只有国家、危地马拉人和民族资本占主要部分的危地马拉公司才有权开采。”阿雷瓦洛还批准建立第一家完全由民族资本控制的国家银行，设立农业总署，专门负责筹建集体农场、合作社、农业试验站等。

　　在对外关系上，阿雷瓦洛总统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他任期内，断绝了同特鲁希略(多米尼加)、索摩查(尼加拉瓜)独裁政权的外交关系，反对亲法西斯的佛朗哥政府。当美国大使帕特逊公开扬言，如果危地马拉政府“继续摧残美国的商业活动，就休想从美国得到任何东西”，甚至以公开的武力干涉相威胁时，阿雷瓦洛政府毫不客气地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1945年4月，危地马拉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

　　阿雷瓦洛总统的政策促进了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1945年，第一次由政府出面组织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行。1950年5月1日阿雷瓦洛总统检阅了游行队伍。在政府的支持下，工人加强了对外国垄断资本家的斗争；相继出现了各种维护工人利益的劳工组织。1945年，在首都成立了由工人、职员、农业工人组成的全国工会的统一组织危地马拉第二联合会，会员达 5万多人，该会提出“工人阶级和农民(包括印第安人)结成联盟，实现民主的土地改革，根除外国垄断组织对危地马拉经济生活的控制”的行动纲领。在工农运动的推动下，1949 年，阿雷瓦洛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9月，危地马拉共产党宣布成立。4 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国会议员(总共有56个议员)，许多党员成了工会组织的领导骨干或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

　　阿雷瓦洛的改革维护了民族利益，是在危地马拉社会停滞不前，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一改革维护了民族利益，保障了劳动人民的部分权利，对民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起了推动作用，是一次进步的社会改革。但是，阿雷瓦洛的改革是很温和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外国垄断组织的利益并没有根本触动，旧的国家机器没有彻底改革，没有实现农民对土地的要求。革命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阿本斯执政和革命的深入

　　1950年阿雷瓦洛总统任期结束。在新的大选中，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势力和爱国力量进行了激烈的较量。民主力量和爱国力量结成了统一战线，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行动党和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人民解放阵线联合提名十月武装起义的组织者阿本斯为总统候选人。反对派则推出旧军人弗恩特斯等人参加竞选。结果，阿本斯得票267000张，几乎超过其他对手得票的总和14万张的一倍。选举结果挫败了反动势力的复辟企图。

　　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1913年生于克萨尔特南戈城一个欧洲移民家庭，青年时在军校学习，后在军队服役。阿本斯接受的是系统的资产阶级教育，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当时正是马克思主义在拉美广泛传播的时期，阿本斯阅读了不少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从而也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目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民族经济的摧残，决心献身民族复兴的事业。

　　阿本斯执政后，继续推进阿雷瓦洛实行的改革，采取了更为激烈的措施。

　　阿本斯任期内，社会保险法进一步落实，国民教育、公共医疗和卫生条件有了新的改善。1953年享受社会保险的人数达到24万，比初期提高了 4倍。新建67个医疗中心，1952年有床位8665张，接收病员81000多人，1954年达20万，占全国人口的6.5%。1954年至1955年度国家卫生保健方面的预算为600多万格查尔，占全部预算总额的8.8%。

　　在公共教育方面，阿本斯鼓励全民教育，提高教师的地位，开办人民大学、工人夜校、艺术学院，建立了博物馆、图书馆、社会历史研究所等。1953年全国已有小学3788所，入学儿童21万人。在高等教育上，政府支持学校自治，学生参加管理，制度民主化。主要大学完善和增设了化学、人文学、农艺学和经济学等新学科。教育经费超过1000万格查尔，占国家预算的15?22%，比1943年增加8倍。首都危地马拉城成了拉丁美洲大学联盟总部所在地和许多重要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地点。

　　为了发展生产，阿本斯改组政府机构，建立了以促进农、牧、林业发展为目的的生产发展部。1953年建立国家农业银行。阿本斯认识到，以联合果品公司为代表的外国垄断组织是发展民族经济的严重障碍。为摆脱它们对危地马拉经济的控制，在阿本斯的推动下，危地马拉修建了一条与铁路并行的公路，并计划在首都附近修建一座马里纳拉水电站，以与美国控制的中美国际铁路公司和危地马拉电力公司相抗衡。1953年10月，政府把中美国际铁路公司控制的铁路收归国有，并在租约期满后收回巴里奥斯、圣何塞、切佩里科等重要港口的主权。阿本斯政府要求外国公司必须遵守危地马拉的法律，保障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支持工人与外资进行斗争。在1952年初的一场劳资纠纷中，政府站在危地马拉工人一边，限令联合果品公司按危地马拉劳动法庭的判决，为3700名被无理解雇的工人补发工资，否则就拍卖他们的财产。在中美国际铁路公司工人的罢工胜利后，阿本斯亲自向工人们表示祝贺。

　　阿本斯政府采取的最重要措施是进行土地改革。1945年宪法确立了取消庄园的方针。由于地主们的反对，阿本斯上台时，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没有丝毫改变，大片土地被大地主和外国公司所占有。联合果品公司几乎占有全国土地面积的 1/4，成了危地马拉最大的地主，而土地的利用率只有 8%。1952年6月17日，危地马拉国民议会通过第 900号令，正式颁布土改法。其宗旨是：消灭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其生产关系，发展资本主义耕作方法。为危地马拉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法律规定：“废除一切形式的农奴制和奴隶制”，“禁止农民的无偿劳动及以劳役为地租”。地主和外国公司占有的地产，凡面积超过90公顷的未耕土地均予以征收，以土地券偿付。征收的土地按每户3公顷到7公顷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法令鼓励农民采用先进的耕作方法，保证向农民提供耕畜、化肥、种子、必要的农业技术，增加农业信贷等。

　　土改所涉及的主要是大地主和外国公司。实施不到两年，政府就征收了联合果品公司闲置的土地近40万英亩，占全部被征地产的28.66%，补偿该公司土地债券1185115格查尔。联合果品公司对此提出上诉，被阿本斯否决。据1953年 6月土地部给总统的报告表明，土改法实行一年，有 110个国营农场的土地分给无地农民，49个农场改为合作社，另有3000多万英亩私人地产被征收。1954年 6月，全国已有十几万农民得到100多万公顷的土地。农民还得到600多万格查尔的货款和几万头牲畜。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地主因害怕征收未耕地而扩大种植面积，两年内全国农作物的产值增加了2900万美元。

　　阿本斯在对外政策上同样奉行独立自主的方针。为维护中美洲各国的友好共处，促进各自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1951年10月危地马拉政府发起成立中美洲国家组织。阿本斯坚持不批准1947年的里约热内卢防务协定，因为这一协定实际导致拉美国家的军队都归美国控制。在美洲国家组织和泛美会议上，危地马拉多次持反对美国的立场。在联合国大会上，危地马拉是拉丁美洲唯一反对美国“共同安全体系”的国家。在朝鲜战争期间，包括国会议长在内的21名议员联名致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支持他们的抗美斗争。1953年阿本斯派出拉丁美洲第一个代表团来我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

　　阿本斯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943年至1953年国民经济总产值由 13161万格查尔增加到55828万格查尔，增长了4.2倍。其中工业生产增加30%，对外贸易增长4倍，人均收入提高46%，最低工资由每天5至25个生太伏增加到80个生太伏。国家可以不再进口大米、玉米和棉花，其中玉米和棉花还供出口。1954年首次出口棉花110000英担，价值超过350万格查尔。民族工业发展十分迅速。1946至1953年增加的26000万格查尔私人投资中，民族资本占 90%；1954年的私人投资比革命前增加13倍。这一时期，危地马拉是拉丁美洲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

　　阿本斯时期，工农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行业工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1951年10月，首都举行了统一全国工会的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统一的工会组织危地马拉劳工统一联合会。它由15个行业、区域联合会及 481个基层工会联合组成，会员超过10万人。种植园的农业工人、农村雇工也都组织起来。农民联合会会员多达30万人。1954年拥有6000多会员的第3届农民代表大会开幕，阿本斯等政府成员前往参加。

　　阿本斯忠于“充分保证一切人(包括社会各阶级和阶层)可以有各种各样信仰、意见和组织形式的彻底民主的原则”，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存在，亲自接见来访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团。1952年，危地马拉共产党改组为危地马拉劳动党，劳动党在国会中仍占 4席(总共58席)。在全国332个行政区中，劳动党占有优势地位的就有2个。党员最多时有3000人。在政府、国家机关、工会中，劳动党是一支活跃的力量。

　　阿本斯改革比阿雷瓦洛的改革更广泛和深入，特别是土地改革沉重地打击了以联合果品公司为代表的外国垄断资本。当然阿本斯的改革是在资产阶级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他不支持工人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阿本斯否决了共产党提出的劳动法。土地改革只限于闲置的土地，而且是有偿的赎买。这些都使改革的效果受到影响。

　　美国的干涉和改革的失败

　　危地马拉革命的不断深入，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拉美各国都把关切的目光投向危地马拉。1953年3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拉美劳联第3届大会上，各国代表热烈祝贺危地马拉人民所取得的胜利，由于革命表现了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性质，也招致了反动势力的仇视。美帝国主义感到，危地马拉的革命损害了它在危地马拉的经济利益，将会引起整个加勒比地区乃至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为此，它急于阻止这场革命的前进。

　　早在革命初期，美国就不断反对阿雷瓦洛政府采取的进步措施。在美国政府的支持、鼓动下，国内反对派曾策划30多次企图推翻革命政府的阴谋。反动分子暗杀了革命委员会委员、陆军司令阿兰纳。阿本斯执政后，美国多次照会危地马拉政府，要求废除土改法，这些都没有达到目的，美国政府便准备以武力消灭危地马拉革命。

　　为了给武装干涉制造口实，美国统治阶级开始了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它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等对危地马拉的改革进行攻击和诽谤，宣扬危地马拉发生的一切都受苏联的指使，阿雷瓦洛和阿本斯总统“成了共产党的工具”；土改是“布尔什维克的土改”，“危地马拉已被共产主义所掌握”，“成了共产主义的桥头堡”。美国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卡博特煞有介事地声称：“在安的列斯地区，我们遇到了共产主义的严重挑战。”助理国务卿布兰顿更为露骨地表示：“对共产主义在拉丁美洲一个国家的根除，甚至包括使用武力，不应看作是对该国内部事务的干涉。”1954年 3月，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召开的第10次泛美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亲自出马，不顾墨西哥、危地马拉、阿根廷、乌拉圭等国的反对，操纵会议强行通过所谓“反对共产主义威胁”的第93号决议。根据这一决议，“当共产主义企图控制一国政府时”，其他美洲国家将承担采取联合紧急行动的义务。

　　武装干涉的准备是秘密进行的。联合果品公司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活动经费。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了入侵方案。联合果品公司的前雇员卡斯蒂略·阿马斯被物色为入侵的指挥者。阿马斯原是危地马拉的旧军官，1950年11月在一次阴谋推翻革命政府的暴动中被俘，后逃往国外。从1953年起，阿马斯就在联合果品公司的支持下，在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等地招兵买马，组织起一支2000人的“解放军”。美国政府为阿马斯提供经费，供给武器，帮助运输和训练；甚至准备派遣飞行员，动用当时最先进的轰炸机直接参战。1954年 5月，美国与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签署军事协定，拉开了武装干涉危地马拉的序幕。

　　在革命面临外部武装干涉的威胁时，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暴露出来了。阿本斯虽然表示要“奋起保卫祖国，针锋相对，寸土不让”，但并未采取有力的措施。他从社会主义国家购买了一批武器，迟迟不敢发给民众，把工农武装起来。

　　1954年 6月18日，阿马斯的反革命武装从洪都拉斯分两路侵入危地马拉。危地马　　拉政府当即声明，抗议美帝国主义对危地马拉内政的干涉，要求联合国制裁侵略者。

　　拉丁美洲各国政府纷纷谴责美帝国主义的干涉行径。美国政府不顾国际舆论的谴责，利用担任安理会主席之便，极力阻挠在安理会讨论危地马拉问题，为入侵军争取时间。

　　然而，忠于阿本斯的政府军队奋勇抵抗反革命入侵军，工农群众在工会的号召下组成民兵协助政府军作战。阿马斯的军队很快被击溃，仓皇逃回洪都拉斯。

　　武装入侵失败了。可是，由于美国大使的秘密活动，政府中的很多军官被收买。反革命武装入侵时，他们经常出入美国大使馆，向入侵军提供情报；入侵失败后，他们决定从内部搞垮革命政府。6月27日，3名军官冲进阿本斯住宅，逼他辞职。阿本斯被迫把政权交给了陆军司令卡洛斯·恩里克·迪亚斯。6 月29日，迪亚斯在美国大使普里弗依的安排下自动下台，7月8日，入侵军司令卡斯蒂略·阿马斯就任临时总统。

　　美国对危地马拉革命的干涉激起了拉美各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等国谴责美国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阿根廷、萨尔瓦多、玻利维亚等国人民举行了反美示威游行。在有拉美各国议员参加的圣地亚哥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谴责“美帝国主义和中美洲各国独裁政权协同策划对危地马拉的侵略，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典型例子”。苏联、中国以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以各种形式表达他们反对美国干涉、声援危地马拉的正义立场。

　　阿马斯一上台，立刻恢复了旧秩序：1945年宪法被废除；土改被停止，农民得到的土地重新回到大地主和联合果品公司，中美国际铁路公司等又获得新的优惠和特权。阿马斯大肆逮捕并镇压革命政府的成员、工农运动的领袖和革命的支持者，取缔工会、农会和民主党派，重新建立了独裁统治。乌维科时期的许多头面人物又掌握了大权。危地马拉人民又陷入黑暗的深渊。

　　1944至1954年危地马拉革命，是在世界民族民主运动洪流中爆发的一场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参加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就其性质来说，它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这次革命使民族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达10年之久，资产阶级民主政府深入人心。它是危地马拉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重要里程碑。

　　危地马拉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它的不彻底性。革命虽然推翻了独裁者，但是并没有彻底改造旧的国家机器，特别是没有改造旧军队。许多反动军官仍盘踞在重要岗位上，留下了隐患。革命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局限性。阿雷瓦洛和阿本斯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希望摆脱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桎梏，但是，他们在实际上只是对敌人进行限制和赎买。在革命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刻，他们不敢充分发动群众，反而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从外部来讲，革命失败主要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干涉，它策划了外部入侵和内部颠覆，把革命扼杀了。这10年革命在危地马拉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至今仍受到人民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