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亲历记

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亲历记 

 

郭伟波

　　1941年6月5日晚上，在国民党政府“陪都”——重庆曾经发生防空大隧道窒息惨案。一夜之间窒息挤压惨死的市民近万人，这是中国抗日战史中最惨酷的人为事件。当时国民党政府害怕全国人民控诉，害怕世界舆论谴责，他们一面加强新闻封锁，一面通过御用宣传工具，歪曲事件发生的原因，尽量缩小死亡数字，掩盖惨案真相，欺骗国内和世界舆论。

 

　　笔者当时亲历惨境，侥幸生还。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有责任将惨案始末；发生原因；现场情况等如实写出，公诸于世，以正史实。

 

　　一、日机轰炸下的重庆

 

　　1938年武汉沦陷后，日寇沿长江西进宜昌，窥测重庆，动用大量空军力量日夜轮番空袭，对重庆市区进行区域性的“地毯式”轰炸。

 

　　重庆是个大雾的城市，每年深秋开始，一到黄昏就大雾迷漫，翌晨八、九点钟才雾收天晴。雾季要延续至第二年春夏间终止。这段期间，“能见度”低，日寇飞机一般少来夜袭。重庆市民晚上可以睡得略为安稳一些。

 

　　重庆在日机的疯狂轰炸威胁下，国民党政府的机关团体都占住了依山的有利地段，建造起各自的防空洞。一般市民只有少数地形又较劣的防空洞穴。很多人都在日机空袭时疏散到江北、南岸和近郊去躲避。市中心区十八梯附近的地底下挖掘了一条大隧道给附近市民躲避。容量约可容四、五千人左右。

 

　　二、大隧道的结构、设备

 

　　重庆市中心的防空大隧道建在十八梯附近的，是从地面深挖入地底约10米左右然后平伸约一公里多，中途分叉成三个道口进出。地面进道的洞口较宽，梯级用石板石块砌成，梯级尽头与地底隧道接壤处有木柱制成的大闸。每当敌机起飞有进袭重庆模样时，重庆防空哨即发出第一次警报，市民就纷纷疏散，大闸打开，让人进去，但响过紧急警报之后日机即将飞临之前便将大闸关闭，由“防护团”在闸外梯级上把守，不准市民进出。

 

　　隧道内宽高均约两米多，两旁设有木板钉成的长凳，每隔三四十米点上一盏油灯，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设备。隧道内既无支柱，道壁也未砌砖墙，上面也无水泥托顶，什么通风、防火、防毒、电话通讯、医药……一应俱无。只要稍微一些意外，隧道里面的人就要窒息或至死亡，当时国民党政府对这是完全清楚的，但是他们不管百姓死活，把防空专款中饱了私囊。以至这次隧道发生了窒息的大惨案。

 

　　每遇日机空袭，市民如不往（或来不及）郊外疏散，就扶老携幼，携带金银细软，进隧道躲避，原因是一怕被炸死（地毯式轰炸），二如不走避怕涉及“汉奸”之嫌，所以市民不敢留在市面上。

 

　　三、又开始夜袭

 

　　1941年仲夏，重庆雾季甫过，停歇了很久的日机夜袭又开始了。6月5日下午6时，警报汽笛长鸣起来了。往常的情况是从发初次警报到发紧急警报多在50分钟到一个钟头之内。紧急警报过后再50分钟左右日机便会抵达重庆上空，它们往往是轮番来回轰炸，因此有时要在防空洞里躲上半天、一天，甚或更长时间。

 

　　笔者（原名郭湛洪）当时在国民党军委会外事班三期受训刚要期满，全班学员60多人在警报汽笛声的催促下草草吃完晚饭，就匆忙集队跑步到大隧道，从唯一戏院对面附近的隧道口进入地下（军委会外事班学员本来规定是进入重庆稽查处那个依山而又坚固的防空洞的，但当时军统内部人事磨擦不让学员进洞，所以外事班学员被迫只好进入民用的防空大隧道）。

 

　　当时因久未夜袭，市民毫无准备，疏散不及的大都涌到隧道内躲避。入隧道的人数激增一倍以上，隧道里面除两旁的板凳坐得满满之外，连中间通路也全都站满了人，显得特别挤拥，严重阻塞了空气流通。 

 

下午七时许，紧急警报响过，照例由“防护团”在外面关上木闸，断绝了进出。笔者和外事班同学黄鹤龄、谭锡麟三人坐在隔离木闸10米左右转角地方的板凳上，我们都是广东人，每入防空洞都是不肯入到深处的。

 

　　四、惨事发生

 

　　晚上九时左右，日机在远处投过第一批炸弹，隧道里听到一阵暗雷般的爆炸声和感到一些不大的震动、摇撼。这时人们已经觉到很焗热，呼吸不舒畅。隧道壁上的油灯逐渐微弱下来闪烁不定。稍有知识的人都明白这是洞内氧气缺少、碳气奇增的现象，情况开始严重了。

 

　　气温逐渐烘热得像对着煤炉呼吸一样。人们意识到不幸的事情将会发生，死亡的危险已威胁到整个隧道里面的人。但是人们仍旧保持沉默，谁也不想自己首先作出什么举动，只是紧张地注视着情况的发展，忍受着挤逼、烘热、呼吸困难的痛苦。

 

　　缺氧越来越严重，婴孩哭喊声渐来渐多。部份油灯开始熄灭，大祸临头，谁也按捺不住了。忍耐转为紧张，斯文变成粗野，人们一股劲抢着向道口挤去。共同的目标——出隧道、上地面。

 

　　笔者知道事态极度严重，立刻站起来与谭、黄二人挤入人流中向隧道口涌去。木闸仍关闭着，人群被阻塞在木闸里面，前无去路，后有长长人流全力向前推进。前边的人群被挤逼得叫喊、怒骂、挣扎……混成一片。

 

　　木闸不知怎样的打开了。守在木闸外面梯级上的“防护团”也跑了。人流穿过木闸，有如江河堤坝突破缺口，拼着全身气力往道口上冲。笔者和两个同学因年轻力壮，用尽气力随人流挤出木闸，胡里胡涂地上了梯级，出到了地面。当时到底是凌空？是滚爬？还是被人流夹住推上去？实在是弄不清楚。出到地面感到一片凉快，清畅，瞬即又迷惘、恍惚、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下了。

 

　　一觉醒来（没有手表看，只能估计是半小时左右），听到隧道底下传出来震耳的呼喊和惨叫声音。爬起来一看，自己躺的位置约离隧道口二三十米，周围有百数十人，有的正在苏醒，有的呆呆地站着。惟独不见再有人从隧道口走出来了。回顾自己，上衣已经扯破，大部钮扣失落，帽子没有了，肩上布袋所装的信件、相片、日记全部不见了。尽管是十分狼狈，总是算挣脱了“死神”，离开了地狱，回到了人间。

 

　　五、惊心怵目的死亡惨状

 

　　我极力定一定神，环视四周，又发现另外有几个同学迷惘地走着。隧道中传来的叫声十分凄惨，我和两个同学跑进隧道梯级下，烘热略带臭味的气流迎面冲来，使人无法忍受。木闸上吊着煤气灯，灯光下展现出一幅惨绝人寰的情景。

 

　　地底隧道与梯级接壤处，即木闸口的地方，堆压着二三十具尸体。堵塞住由里面通上梯级的道路。尸堆背后跪压着无数在拼命挣扎、厉声惨叫而又无法出来的人。他们像江河里的木排一样，一排跪一排地压着。最前面的人俯伏在尸堆上面，后面的人跪压住前面人的腿。第三个又跪压着第二个人的腿，第四个，第五个……他们都无法抽起身体。出来的道路已被堵塞住了。而后面几千人仍旧拼着气力继续向前推，致使前面的越挤越紧，越压越紧。他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死亡前的挣扎和凄惨的哀号。

 

　　事后了解：当时由于隧道内没有通风设备，人多空气少，缺氧使人已接近窒息的程度。少数离隧道口较近的人幸能吸到一点微薄的新鲜空气，尚有残存的气力冲上梯级走出地面（笔者就是凭这仅有的条件幸存生还出来的）。大多数离道口较远，挤逼时间较长、接近窒息的人，已经是身软力弱，神志昏乱，勉强挤到木闸而无力再跨上梯级，一两个踢着梯级和踏差了脚步就被拌倒了。被后者践踏、挤压，越倒越多，越压越紧。而里面仍旧有很大的力量继续推出来。结果，最前面的一堆人被压死了。稍后的人虽然未死，但像木椿入地一样动弹不得。他们的上身还能挣扎摆动，双手挥舞，嘶声喊叫，面色胀红，口角粘着胶状泡沫，衣服扯得碎烂。因为他们腿部被跪压，身体半俯仆，身体高度像减低三份之一。

 

冲出来的气味更加烫热带臭，我们只好用手帕沾湿了水衔在咀上权当“口罩”，跑到石梯的最低几级。从无数遇难者中看到六七个外事班同学被夹在当中猛力挣扎。我们站到最低的梯级探身伸手去拉，手是握着了却无法把人拉出来，用尽气力也拽不动他们，只好跑出地面到附近的店屋弄开几家屋门，找到水桶，搜集一些茶水扛进隧道梯级下，用杯碗盛给最近的遇难者喝。探手不到的就干脆把茶水朝他们脸上泼去。希望他们借这点水减少一些痛苦，延长多一刻生命去等待奇迹出现——脱险。

 

呼吸实在难以忍受，我们不几分钟就跑出地面去换换空气，商量一下又跑进去，心中对营救同学仍抱着希望。我们解下皮带连同找来的绳子接驳起来，将一端抛到一个同学的身上，用手势（因喊声太大）示意他把绳子捆住自己的腋下，要他自己用手扯住绳子帮帮力。我们站在梯级上用力拉拽。然而这个办法失败了，那个同学的身体不但没有拉动，反而面容大变，双手乱摆，示意我们不要再拉了，我们见到他这种痛苦的神态，知道再大力拉下去，腰腹即使不拉断也会加速气绝死亡，只好又跑出地面，茫然无策。

 

　　大约十点多钟了，开来了两辆小汽车，走下来好几个官员和卫士（有人认识他们是刘峙、贺国光……等国民党高级官员），他们一下车就被群众围住了，才说不上几句话，东边天际响起隆隆的飞机声。官员们大惊失色，也不到隧道口去看一看就仓皇窜上汽车跑了。这批日机又在远处丢了炸弹然后飞走。

 

　　整个惨案过程，除了几个官员短暂出现一下之外，自始至终国民党当局并未组织过任何力量进行抢救，也未见任何官员在场处理或指挥，那种草营民命的态度实在令人发指。

 

　　惨情继续发展，遇难者仍拼命挣扎、狂叫。突然有一、二十人从隧道里面跨越人丛的头顶，连踩带爬的走出来获得生还。他们说是在隧道中间，初时窒息近休克躺倒了，没有随人流挤向道口而留在中间深处，人都向道口涌去，中间变得空荡荡反而呼吸好转起来。所以躺了一回神志稍稍清醒，恢复了一些气力，就摸索着前进，踩着遇难者的头顶爬了很久而爬了出来。

 

　　接近午夜，凄厉的惨叫声渐弱，遇难者口角的泡沫已由白变红渗着血丝，面色由红变成紫蓝，不少已无声地仆伏到别人身上。突然有一名叫龚存悌的外事班同学猛举双手，嘶哑的喉咙拼力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两句口号，挣扎了一回便含恨死去了。视力能见得到的那六七个同学也像其他遇难者一样先后伏倒死去了。

 

　　笔者离开隧道走出地面，既不想什么也不愿走开，迷惘地在附近和一些同学与其他生还者坐了一回，谁也不多说话。午夜过了，突然听到隧道内又传出微弱的声音，我们立刻又戴上“口罩”进入隧道，只见到少数遇难者苏醒过来，呻吟和挣扎。到6月6日凌晨一两点钟，少数苏醒的再次仆倒而完全死去，隧道中一片死寂，隧道里留下近万的尸体和烘热的臭气。恐怖代替了刚才的悲痛，我们再无勇气逗留在下面了。

 

　　六、清理

 

　　6月6日临近天亮，警报解除。上午重庆当局开始清理隧道尸体，尸体拖出来在道口附近堆积成岗，全都被撕碎了衣服，有些还是赤条条的。皮肤全变蓝黑色，面目全非。尸体太多，无处可堆，改为边清出边用卡车运走。运往那里，如何处理？笔者无从知晓。

 

　　死难者亲属是无法认领尸体的：因（1）尸身衣服碎落，面容变样，难以辨认；（2）尸堆成山，难以翻动；（3）边清边运，时间短促。更且三个道口同时清尸，亲属无法分身；（4）不少是全家死难，无人去认。当时外事班学员生还41人，死难学员尸体仅从军制服上辨认领回。

 

　　清尸单位的名称笔者记不清楚，清尸人员在隧道内发横财当然不少，搜集到的金银财物虽说是“缴公”，但数字多少，下落如何？始终不见公布。

 

　　惨案发生后的几天内附近不少住家、店铺久久没有人开门，原因是全家惨死。

 

　　七、歪曲事实欺骗人民

 

　　惨案发生后，国民党政府非常惧怕国内外舆论谴责，企图封锁消息，把这事件掩盖下来。但他们不能只手遮天。重庆的进步报刊，首先刊载了这件惨案，引起了全国各地震动。国民党当局慌了手脚，中央社不得不发出电讯，承认有这件事，但他们把惨案发生原因，说是由于日机轰炸。国民党报纸有些说是隧道口被日机炸弹炸中了，有些说是轰炸时，震塌了道口，使隧道内空气窒息。有的还说，炸弹在隧道附近爆炸，强烈的气浪冲进隧道，人被强烈气流压死的。不管怎么讲法，就是归结到由于日寇的炸弹。国民党报纸并且为国民党官员歌功颂德，竟说道：国民党重庆当局，在事件发生时，非常关心，派人抢救无效等等，以开脱罪责。另外他们又极力缩小死亡人数。有的报纸说死亡千余人，有的说二千多人，有的说五百多人。据笔者亲历亲见，实在死亡人数近万人，得生还者不及百分之一、二十。国民党尽量缩小数字，轻描淡写，作为普通的微小事件并用小标题刊登在报纸最不显眼的版面上，尽量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

 

清尸时，很多记者都到现场采访，除了一些进步报纸，能够如实报导并要求追查责任外，国民党报纸，都按照其主子的意图，全部歪曲事实。外国记者，也都根据国民党的“中央社”的假消息，拍发到国外，当时有美国很有权威的“Life”（生活）杂志记者在现场拍摄好多照片，写了一些报导，在“Life”杂志上刊登出来，但它也是照国民党官方公布的消息，没有说出真相和死亡数目，把惨案原因说成由于日本空军轰炸。帮国民党政府歪曲事实，欺骗人民。

 

　　八、尾声

 

　　笔者和外事班生还的40个同学一样，由于思想认识的局限性，没有控诉国民党政府当局所造成的这件惨案，仅仅为外事班死难20多个学员要求追查责任这个狭隘观点出发召开“善后”会议。当时推选了笔者与姚万杰两人代表全班去向班主任戴笠提出要求：惩办重庆稽查处处长刘藩和防空司令；抚恤死难的外事班学员。当时戴笠答允安葬死难学员，发给他们家属抚恤金每名港币×千元（外事班三期投考的都是大专毕业生和留学生。被认为是最得意的一个班）。至于惩办刘藩、防空司令等人的问题，戴笠不肯作出什么肯定答复。不久，我们结业离渝，善后的事怎么样，也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