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黎明40年外交生涯：亲历美国人质事件

40年外交生涯：亲历美国人质事件

    搜狐博客：华大使曾任驻伊朗、阿联酋、荷兰的大使，在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当中令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有哪些？

    华黎明：我从事外交工作40年，22年常驻国外工作，其中有10年在伊朗，伊朗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特别是我经历了30年前伊朗的革命，这是我外交经历当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那一段时间正好是70年代伊朗石油收入猛增所以经济迅速发展，到了70年代末期的时候爆发了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政府的贪污腐败、贫富的悬殊再加上政治独裁、巴列维政权亲美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从1977年我到伊朗的第一天开始，反对巴列维国王的示威游行就开始了，我亲眼看到了这样的示威游行，特别是到了1978年年底、1979年年初流血冲突也有发生，革命已经到了高潮。印象特别深刻的是1979年的1月26日，伊朗国王巴列维自驾专机离开伊朗，他上午离开，中午报纸就出了号外，德黑兰有几百万居民，当时万人空巷人们载歌载舞庆祝革命的胜利、国王的出走。德黑兰街头的几十座巴列维父子的塑像几小时之内都被群众用钢丝绳拉倒，我当时感觉到群众已经对旧政权厌恶到极点，而且为革命欢呼。到了2月1日后来的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从巴黎返回到德黑兰，又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场面，又是一次万人空巷，霍梅尼下飞机以后乘坐敞篷车从机场到烈士陵园，在路上他的车几乎动不了，最后没有办法只好乘坐直升飞机到烈士陵园。

    在这之后我又亲眼目睹了非常有名的美国人质事件，美国驻伊朗的52名外交官被伊朗学生扣押了444天，这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空前的一件事情。当伊朗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的当天，我正好到伊朗外交部办事，看到当初美国代办的那辆车停在外交部门口，上面挂着美国国旗，后来我就问礼宾司司长美国的代办来这干什么，他说是抗议美国大使馆被占领。美国的代办带了两名外交官到伊朗外交部抗议，结果这三位外交官从此就没有离开伊朗外交部，他们和馆员作为人质被扣押了444天，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搜狐博客：您在阿联酋和荷兰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吗？

    华黎明：我在阿联酋非常有意思。阿联酋是伊朗的邻国，是波斯湾对岸的小国，非常富有，但是阿联酋和伊朗关系不好，有一定程度的敌对，因为两国有三岛领土的纠纷。

    我从伊朗调到阿联酋正赶上中国和阿联酋两国关系降到低谷。我1995年12月份从伊朗调到阿联酋，在1995年4、5月份的时候，当时台湾地区的领导人李登辉到阿联酋访问，这给中阿关系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我的前任大使曾经为这件事情向阿联酋政府方面提出抗议，两国关系降到了低谷。所以我去了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开展工作很困难，可以说坐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冷板凳。我去了以后见了阿联酋方面的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反复跟他们强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希望阿联酋尊重中国的主权、中国的领土，不要参与制造两个中国。阿联酋方面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他们的领土波斯湾三个岛屿被伊朗占领，希望中国支持他们的立场。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跟阿联酋官员和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几乎是聋子的对话，我讲台湾问题他们讲三岛问题。

    后来发现聋子的对话不行，我就开始注意到他们的三岛问题，就伊朗和阿联酋之间的领土纠纷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对他们的领土纠纷表示关切，当然在伊朗和阿联酋之间我们是采取中立的立场，但是当我表示关切之后他们对我们的台湾问题也表示理解。

    后来我很高兴也是我很荣幸的一件事，是199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到阿联酋访问，阿联酋的领导向吴邦国副总理表示曾经做过令中国不愉快的事情，并且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非常高兴看到工作有成效。此后我就普遍在阿联酋王室和政府开展工作，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也为中国赢得了友谊。我在阿联酋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当两年之后即1998年我离开阿联酋的时候，阿联酋总统亲自授予我一级独立勋章，这在阿联酋是个很特殊、很高的荣誉，这也是我们国家的荣誉，所以我感到很高兴。

    第三任在荷兰，荷兰是我在外交生涯中第一个常驻的欧洲国家，同中东的文化很不一样。我去的时候正好遇到中国和荷兰之间刚刚发生过一场类似阿联酋这样的小小的外交风波。我是1998年3月份到任的，在1997年下半年的日内瓦人权会议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提出了一个指责中国人权的提案。从1989年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一个关于指责中国人权的提案，从80年代末即89年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每年都要提出这个提案，每年在日内瓦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都有一场外交斗争。但是到了95、96年以后，几个主要的欧洲国家都不参加美国的提案了，他们的态度有变化。当时荷兰是追随美国参加提案的少数几个欧洲国家之一。荷兰不但参加了美国的提案，而且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对中国进行很多无端的指责，以至于荷兰的代表和中国的外交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导致中荷关系又一次降到低谷，中国停止了与荷兰副部级以上所有的外交来往，而且中荷之间一些大的经济合作项目都停顿了，当时的关系到了低点。98年初的时候，荷兰首相代表其政府给当时的总理李鹏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在人权问题上同中国对话，不搞对抗，这样在我到达荷兰之前大概二月份李鹏总理对荷兰进行了访问。这个结刚刚解开我就到荷兰了。尽管这样中荷之间经贸关系发展很快，从几十亿美元到我走的时候发展到将近一百亿美元，所以荷兰的企业界和中国的关系都非常好，像菲利浦、联合利华、ING银行、荷兰银行等大的跨国企业都在中国有很大的投资。但是荷兰的国会、知识阶层、外交部、政府官员在人权、西藏问题上还是经常会对中国有一些指责。

    我98年到了荷兰以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达赖到荷兰访问，我到荷兰外交部交涉，但是荷兰坚持要接受达赖的访问，而且达赖在海牙举行了几千人参与的讲经会，荷兰的王储、首相、外交大臣都接见了他。所以遇到人权、西藏问题时经常会与荷兰发生一些摩擦，但是我也利用自己几十年的外交经验，尽量和荷兰方面做工作，最艰难的是做荷兰国会的工作，荷兰国会里左中右三组政治派别我都做工作，因此我在荷兰国会里面结识了很多的朋友。

    到2001年离开荷兰的时候，我的告别招待会有2000多人参加，其中有6位政府部长出席，而且是荷兰的女王破例为我举行的欢送午宴，当时荷兰的报纸上都进行了大量大字标题报道中国大使离任女王破例了，我也被他们称为友善的大使，我也很高兴为我们国家赢得了荣誉和友谊。 

    这就是我在这三个国家大致的经历，我觉得自己的外交生涯很幸运，也为此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