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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战国到希腊罗:古代军人利益观

2009年02月  　来源：新华博客

古往今来，但凡有军队，就有军人利益观。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反映了不同民族利益、不同阶级利益或不同政治集团利益的军人利益观争强显胜，不断地放射着它的点点光芒。

    中国古代军人利益观

    夏商西周时期，“天命”学说占据国家理论的主流，各王都向自己的军队灌输本王就是“上天之子”、本王所领率的军队是“义兵”、本王所举行的战争是执行“上天之命”的思想。例如，夏启在开国之初与有扈战于甘之野时，作《甘誓》向天下宣布：“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又如，商汤伐桀时，在誓师时也宣称：“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那时军人利益观的鲜明特点就是为“天命”而战！

　  春秋战国时期，“天命”学说衰退，“民本”思想开始流行。《孙子兵法》云：“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老子认为：“其国之君，逆天地，侮鬼神，决狱不平，杀戮无罪；天之所诛，民之所仇也。兵之来也，以废不义而授有德也。”《论语》云：“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孟子继承了孔子这一思想，在《告子下》中说：“不教民而用之，是谓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吕氏春秋》更是公开宣告：“兵之来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无道，据傲荒怠，贪戾虐众，恣睢自用也，辟远圣制，敖〖〗言丑先王，排訾旧典，上不顺天，下不惠民，征敛无期，求索无厌，罪杀不辜，庆赏不当。若此者，天之所诛也，人之所仇也，不当为君。今兵之来也，将以诛不当为君者也，以除民之仇而顺天之道也。”因此，这一时期的军人利益观的特点是为“民”而战。

　  秦代时，军人利益观集中体现在《尉缭子》这部著作中。尉缭从当时的社会实际出发，坚决支持进行那种“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伐暴乱而定仁义”的战争，认为这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他同时反对那种“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争私结怨、残暴掠夺的非正义战争，认为那是强盗的行径，会给百姓带来无穷灾难。他把战争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号召军民为正义而战。秦末的陈胜、吴广农民起义，也提出了“伐无道，诛暴秦”的政治口号。因此，这一时期的军人利益观就表现出为“正义”而战的特点。

　  两汉时期，外有匈奴不断袭扰的边境压力，内有诸王之乱和农民起义的威胁。因此，军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外保边境、内安民心。汉王朝统治集团在加强保卫京师的中央军队实力的同时，也注重加强边境军事力量和边防军建设，对军队长期进行保边安民的思想灌输。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批安民保边的优秀将领，如抗击匈奴、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以治军闻名的周亚夫，爱兵如子、卓立战功的将领李广、卫青、霍去病，等等。因此，这一时期军人利益观的核心内容就是边境的安定、国内的安宁。
唐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成熟、最为辉煌的时期，那时的军队对政治荣誉非常重，例如唐朝就用“图画”、“列甲门”等方法来彰显军人的荣誉等级，引导军人为荣誉而战。所谓“图画”，就是在能够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著名公共景点例如凌烟阁等名胜，将功勋卓著的功臣绘成图画予以表彰。这一做法被后来的宋王朝效仿并加以发展，如宋太祖专门立了武成王庙，与孔庙相对应。所谓“列甲门”，就是将连续几代以身殉国的忠烈之家列为“甲门”，享受王朝的特别优待。而对那些怯战的人则“垂狐尾于首”以“示辱”，且“不得列于人”。所以在那个时期，军人利益观的最大特点就是为荣誉而战，以英勇效命、战死沙场为光荣。

　   辽金元时期，是我国少数民族比较兴盛的时期。在这三个王朝的军队中，一以贯之的就是“忠汗”思想的灌输。他们通过设立十户、百户、千户、万户等各级军事行政组织，利用多种方式反复灌输“忠汗”思想，“汗权神授”、忠汗有奖赏、逆汗遭贬斥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使大家认识到，“汗”的前途就是大家的前途，“汗”的利益就是大家的利益。因此，大家对“汗”都十分尊敬，紧跟其东征西讨、南征北伐，令行禁止，即使在最为艰难的时候也不溃散。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皇权膨胀，中国进入君主专制统治的极点。封建社会的弊病全面暴露和爆发，农民起义也有了新发展。在武昌起义的炮声中，中国封建社会终于寿终正寝。这几百年中，无论是建国的军队，还是造反的军队，都比较重视军民关系，强调爱民保民。例如，明太祖朱元璋要求各部“加爱于民”，严格执行群众纪律；明中叶的戚家军要求各级将士“卫国保民”，除暴定乱；清初的努尔哈赤领导军队时以保全种族为号召；晚清名将曾国藩要求部下团结如一家，以此来与太平天国争夺群众；左宗棠在率军平定新疆阿古柏匪军时把收复失地、拯救百姓当作西征军义不容辞的责任；胡林翼在统帅军队时要求官兵体恤民艰，不得侵扰百姓，他强调：“养兵所以卫民，兵不爱民，何乐有兵？”农民起义军方面，爱民保民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了，如李自成号召军队为农民利益而战，均田免粮，除暴恤民，维护农民利益；古今农民起义军中，最为成熟者当属太平天国农民军，它提出了自己的革命纲领、建国蓝图，为了全体人民都可以享受到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权利，为了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制度而奋斗，太平天国农民军的利益观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为进步的军人利益观。

外国古代军人利益观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大约在公元前15世纪便进入了奴隶制社会，涌现出了上百个城邦制国家，出现了以攻城掠地为职业的军队。各个城邦虽然各据一方，但都把爱国作为军人利益追求的核心。不管是早期的英雄主义、血亲复仇式教育，还是后来的斯巴达强存劣汰和雅典能文能武的教育，都是围绕着古希腊城邦的生存与发展这个主题进行的。

    古斯巴达要求全体军民把国家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个人必须能为国家为民族舍弃一切。在斯巴达，儿童出生不久，就被送到国家专门设立的长老会进行体检和挑选，病残儿一律淘汰，被弃荒野，听任死亡。体质优秀、强健的则被送到国家教育营地接受爱国品格培养和军事教育训练，编入军队，从出生直到终老为止。

    古雅典的统治者则表现出了远见卓识，形成了另一类城邦爱国主义的军人利益观。它不仅要把子弟们训练成身强力壮的武士，还要把他们训练成具有一定的知识与文化素养，并有高超的辩才，成为从事奴隶主民主政治活动的政治家和开拓疆土的军人。由于这些极为超前的成功做法，古雅典被马克思称为人类幼年时期发育健全的儿童。然而，正因为城邦众多，那时的军人利益观也就难免同中有异。例如，在持续十年的特洛亚战争中，希腊联军把军人的利益追求融于对财产和女人的劫掠中。又如，在历时半个世纪的希波战争中，希腊联军以自由、祖先和神进行利益激励，激发起众人的爱国雄心和牺牲斗志，最终以弱胜强，打败了波斯大帝国。这个胜利说明，军人只有知道了自己的利益及利益所在，才能激发出无穷的战斗意志和克敌力量。

    在古希腊历史上，最为值得一提的是亚历山大。他南平希腊城邦内部的纷争，东征不可一世的波斯帝国，开辟了“希腊外部极盛时期”，促进了东西方的大融合。他的过人之处就是向全军灌输“世界帝国”的战略意图，使各级将士树立了为“世界帝国”利益而战的共同追求。不仅如此，他还对跟随自己拓展利益版图而浴血奋战的部下关怀备至。远征之前，他散尽家财与部下分享。每战之后，他都不顾自己的伤痛和疲劳，深入营地查看伤员病号并下令免除他们父母子女的税款和一切劳役。对那些年龄偏大体质衰弱的老兵，他都给以厚赏，使他们像凯旋的英雄一样自豪。这样，他就把整个军队凝成了一个忠诚团结、斗志坚强、士气高昂的利益整体。

    古罗马时代，罗马军队的利益导向常常是财物和荣耀。立功者可以分到一份土地和财产，赏赐的多少与军功的大小成正比。他们追求利益时，只相信刀剑，不相信眼泪，以流血为荣。罗马上升时期，军队的教育以“爱荣誉，不怕死，有顽强的胜利意志”为主要内容，把军人利益的实现体现在每一场战争的胜利之中。正是由于这些精神品质和思想作风的培养，古罗马才英雄辈出，涌现出诸如罗马共和时期的大西庇阿及奴隶起义军统帅斯巴达克，罗马帝国前期的马略、凯撒与屋大维，帝国后期的戴克里先、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等英雄豪杰。

    大西庇阿是古罗马西庇阿家族中最耀眼的明星，是长期与迦太基作战的年轻统帅与执政官，他最后打败了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军队，解除了罗马的外部威胁，是罗马帝国的真正奠基人。他以极为严厉的手段教育部下，为了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要患得患失，不要贪图享受，要敢于牺牲个人利益、扼制私心私欲。继大西庇阿之后，古罗马的杰出统帅当推盖乌斯·马略，他把原有的公民征兵制改为职业募兵制，他对这支职业军队进行教育训练的关键之处，就是作了在当时看来是正确的军人利益观教育。他要求士兵树立为报效国家、光耀祖宗而战的强烈意识，知道当兵打仗的利益目的。尤利乌斯·恺撒是马略之后古罗马的又一位伟大人物，他坚定地向军队灌输“大罗马”思想，把“大罗马观念”的建立和巩固作为全军利益追求的唯一目标。他要求个人利益服从“大罗马”整体利益，对于破坏“大罗马”整体利益的人严惩不贷，不惜使用重典。

    公元前44年，恺撒遇刺身亡。19岁的屋大维继承了他的未竟事业并把这一事业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式建成了联接欧、亚、非三大洲的罗马大帝国，开辟了数百年的“罗马和平”与“西欧拉丁化”时代。经过有限的扩张之后，屋大维深刻认识到，帝国的安全比扩张更重要。因此，他要求军队把守成固边作为自己利益追求的最高目标，要重视霸权安全而不是无限征服。他还非常重视军人精神利益的满足，认为必须有一种精神象征和心理“圣地”来支撑与激励军人的利益理想。因此他下令重建罗马城，“把一个砖砌的罗马变成了大理石的罗马”，使罗马城成为了罗马帝国一亿人向往的圣地，至今还留下了“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美誉。

    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要经历一个发生、发展、壮大和衰退、灭亡的过程。历史和实践也都确实证明，没有千年不灭的帝国。屋大维建立起来的罗马帝国在享受了二百年的和平之后，于公元三世纪陷入了危机，不久分裂成为东西两个罗马。虽然在公元六世纪中叶曾在查士丁尼的努力下，一度统一达四十多年，但那只不过是罗马帝国的“回光返照”而已。带有古罗马特色的英雄主义军人利益观也不再风光，令人自豪了。西方世界的历史于是进入了长达一千多年的中世纪。

    西方中世纪的基本历史特点是一个字：“乱”。新旧制度并存冲突，民族之间征讨杀伐，各个国家此兴彼衰，各种思想、宗教、教派纷争不已，各色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是一个动乱不止、杀伐不已、纷争不息的时代，也是一个近代民族国家逐步定型成熟、近代人类文明逐渐萌芽生长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军队类型大致有游牧民族军队和宗教军队两种，游牧民族军队主要包括匈奴军队、日耳曼军队、哥特军队和蒙古西征军队，宗教军队又分为基督教军队和伊斯兰军队，等等。因此，在这个时代，军人利益观也呈现出新的特色。

    匈奴起源于中国北部的一个游牧民族，在与汉王朝的十几次较量中受到沉重打击，分化为南北匈奴。南匈奴归附了汉王朝，北匈奴集团则走上了漫长的西向大迁徙之路。他们如滚滚洪流，闯入欧洲。他们打败了从伏尔加河到莱茵河之间的无数民族，摧毁了不计其数的城市，迫使这些民族四散逃亡：有的逃到原来的罗马帝国寻求保护；有的逃到今天的葡萄牙、西班牙，建立了新的国家；有的则漂洋过海，逃到了北非海岸和不列颠群岛。匈奴军队可以说迄今为止最为野蛮的一支，匈奴人一出生，脸上就要被砍几刀，这被认为是勇敢的象征。匈奴军队是世界上所有游牧民族中最为野蛮的，他们的利益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联合起来，……榨取中欧的其它民族。” 

    日耳曼人是公元前五世纪后分布在北欧的一些部落的总称，自称德意志人，为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散布在从多瑙河到莱茵河之间及其左右的广阔地区，是德、奥、荷兰、丹麦、挪威等民族的祖先。作为游牧民族，他们重劫掠、轻农耕，把战争和劫掠现成的财富作为其最大的政治。作为游牧民族，他们不能忍耐长期的劳作，只能或习惯于逞一时之勇。这样，平时除放牧打猎外，掠夺已生产出的现成财物就成了这支军队的唯一利益动力、利益追求。

    日耳曼人有数个分支，哥特人就是活动于第聂伯河流域和第聂斯特河流域（现在中东欧一带）的一支。这个部落联盟的军队后来成为了灭亡罗马帝国的主力军。在日耳曼人早期，他们没有国家，没有政府，也没有城市，生活在大车上、帐篷里，到处游移。到哥特时代，由于生产的发展，特别是与罗马人的文明接触之后，他们已不满足于原来那种到处游荡的生活。这个时候，建立一个属于哥特人自己的国家，就成了哥特军队的利益目标，同时也是哥特军队诸统帅对军队进行利益观教育的口号。

    中古时期游牧民族军队利益观教育达到顶峰者，当属蒙古西征军。这支军队把通过战争求得的和平作为利益目标。这得归功于成吉思汗。他从自己青少年时代饱经战乱、屡遭屈辱的痛苦经历中得到教训，认识到在草原上，刀剑就是语言，实力就是地位，战胜才有和平。他与其他的酋长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胸图大略，立志统一八方，而非单纯地以劫掠为乐，当个小小酋长就满足了。故他把统一与和平作为全军将士的利益追求。

    西方中世纪在军事方面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宗教军队和宗教化的军队比比皆是，遍布欧亚大陆。其中有代表性并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有查理大帝的法兰克王国军队、十字军、中古俄罗斯军队、阿拉伯帝国军队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队。他们都把宗教作为军人的精神支柱，把“上帝”、“真主”的利益（实质上就是教主们的利益）当作军队和军人的利益，为了“上帝”、“真主”的利益，不惜发动“圣战”，不惜流血牺牲。表现得最为极端的是基督教东征的十字军，他们打着“拯救圣地”、“恢复主的坟墓”等宗教口号，组建了滑稽可笑的“穷人十字军”、悲惨可怜的“儿童十字军”，用东方的财富来诱导将士去走“主的道路”。

    古代军人利益观的特点

    古代军人利益观虽然多若繁星，但与当代我军的军人利益观相比，它们还不够成熟，不够系统。一个王朝一种观念、一种做法，没什么连贯性。但总的来说都体现出了阶级性，都是为本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的。

    奴隶制时代的军人利益观虽然带有天命的色彩，大多数军人不知道本人应该追求什么利益，更不知道阶级是何物，个人的利益追求还没有彰显出来，军人其实也不过是在为打着“天命”幌子的统治集团而战，但是大家都清楚是在为哪种利益而战。这说明，统治集团的利益鼓动是比较成功的。

    封建时代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明朗化、尖锐化，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拥有自己的军队，被统治的农民阶级也想拥有自己的军队并且在每个王朝的末年也确实拥有了自己的军队。在这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军人利益观主要表现在军人为加强统治阶级的统治或为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权而战，阶级斗争的烙印越来越明显。雇佣兵改成国民兵，公民兵改成职业兵，兵源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人类社会也在不断前进，氏族、部落分化瓦解。在一个国家内部，氏族、部落（联盟）利益被阶级利益所取代，宗教集团的利益也只不过是阶级利益的一个扭曲表现。军人利益观本质上是阶级利益的集中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