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甲午海战的历史地位与军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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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日两国都是在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攻击或威胁下，被迫对外开放门户的。两国有远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近代海军对于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性。从19世纪60年代起，两国相继开始组建新式海军，并且互一对方为假想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达到高潮，却以中国失败、日本取胜而终结。中日甲午战争对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甲午战争是一场陆海战场交替进行的近代化战争，尤其是以拥有独立的海上战场而为其显著特征。回顾这场战争，特别是其中至关重要的海上作战行动，我们不难发现甲午海战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具有的历史地位。这场战争，也为世界近代海军及其装备的发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战经验。 

深刻反思检讨甲午海战在历史与军事发展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更是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甲午战争前的中日海军竞赛及其影响 

1840的鸦片战争和1853年的“黑船来航”事件，在中日两国近代史上，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此开始，两国都面临被西方列强吞并的民族危机。以30余艘舰船和不足一万人组成的英国远征军，远涉重洋，闯入中国的宁静海湾，使拥有近百万常备军的满清军队一触即溃。清廷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动用了一切可以动员的武器装备，但在历时两年的战争和绵延数千公里的战线上，却没有打过一场胜仗，没能守住一处重要阵地，最后只能被迫接受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同样，胚里海军准将率领美国舰队驶入日本江户浦贺港时，不过是4艘军舰，却使德川幕府政权十分惊恐，被迫同意对外开放。 

    鸦片战争使清廷受到强烈的震撼，并促成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争开双眼去观察世界，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呐喊。魏源、林则徐等有识之士认为，“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们建议并规划出创立中国近代海军海防的初步方案，以期形成“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的有利战略格局。他们还大胆倡议开发工商业以富国力，强调人才培养的战略意义，为中国近代海军海防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揭开了序幕。 

1862至1863年的“李泰国——阿思本舰队事件”，迫使中国人积极探索自主兴办海军海防的道路。1864年6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指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同时，李鸿章也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若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次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一家著名的兵工企业——江南制造局，建造了中国的第一艘轮船。1866年，清廷批准设立福州船政局，船政局的创办人是左宗棠。从1869年初夏到甲午战争前，福州船政局共建造舰船34艘；福州船政学堂则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采用西法培养海军军官的学校，为中国海军海防事业培养了第一批专业干部，奠定了人才基础。 

日本明治政府从建立之初，也对海军建设给予极大的关注。1868年10月，登基之初的明治天皇就看出了发展海军的重要战略意义，他发布谕令称：“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应该从速奠定基础”。1870年，日本兵部省在向太政官呈交的《创建海军建议书》中提出：“皇国是一个被分割成数岛的独立于海中的岛国，如不认真发展海军，将无法巩固国防。当今各国竟相发展海军，我国则十分落后。因此，他国对我国殊为轻视，出言不逊，甚至干出不法之事。若我国拥有数百艘军舰，常备精兵数万，那么他国便会对我国敬畏起来，哪里还敢有今日之所为？”这份建议书认为，在今后七年里，日本应将岁入的五分之一用作军备。日本明治政府奉对外侵略扩张为最高国策，制订了以武力政府亚洲的所谓“大陆政策”，将朝鲜和中国 列为其侵略扩张的首选目标。为此，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大举扩充以海军为核心的综合军备，接收幕府军舰，引进西方造船技术并改造原属幕府的横须贺造船厂，派遣海军造船留学生，聘用外国海军教官，兴办海军院校，组建新式舰队。明治天皇甚至还亲自发起从每月的薪俸里捐款建造军舰的运动。 

1874年，日本舰队以琉球船民事件为由，入侵台湾；沈葆桢带舰入台交涉退兵，形成中日双方的第一次正面冲突。日军侵台，使清政府朝野震动不已。大学士文祥说：“夫日本乃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借端发难······。是此次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若再因循泄踏，而不亟求整顿，一旦事变，更形棘手”。严酷的海防形势，使清廷感觉出潜在的危险和威胁，正所谓“现在日本之寻衅生番，其患之已见者也。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 

同年11月5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强调了海防问题之必要性和急迫性，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加强海防、抵御外侮的措施，并要求清廷饬令有关部门加以讨论。清廷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在当天就发布上谕，令沿海沿江各省督抚们在一个月内将各自的讨论意见上奏朝廷。以后，又将讨论的范围扩大到亲郡王、大学士、六部九卿。海防问题俨然登堂入殿，被清廷列入其头等议事日程。在这场著名的“海防大讨论”中，各地督抚及京官，由于思想认识及派别利益上的差异而观点不尽相同，但毕竟通过了“先就北洋创设一支海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的海军海防发展战略思路，并派李鸿章和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从而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步伐。 

同样，日本因侵台未能得手，痛感海军软弱，遂向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艘军舰。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日两国皆派军舰前往干预。日本因海军实力不如吴长庆所率领的北洋军舰，故双方没有发生直接的交锋。但日本正式将头号假想敌由俄国改为中国。日本海军卿川村纯义认为“东洋形势已非昔比”，经向天皇奏报，日本政府决定从1883年起，将酿造业、烟酒业的税收2400万日元作为海陆军经费，连续八年建造军舰。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事变”，北洋海军再次赴朝进行干预，更加深了日本的反华情绪，许多朝鲜人物主张对华宣战，只是因为军方认为对华作战的准备尚未完成，宣战计划未被采纳。 

1884年中法战争，福州船政局所属全部军舰惨遭全歼，南洋海军也损失了二舰。战后，清政府再次研究海军建设问题，发起了第二次“海防大讨论”，认定：“如果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处处牵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决定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统领全国的海军建设事务，使得海军成为正式的军种。随着向德、英等国订购的“定远”、“镇远”、“致远”等先进军舰陆续到华并被编入现役，海军衙门于1888年秋上奏并获准颁行《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北洋海军以2艘铁甲舰、8艘巡洋舰为主力，总吨位超过4万吨。加上南洋、广东、福建等地区的舰艇，中国一度跃具世界海军大国的行列，近代中国的海军海防建设进入了鼎盛时期。 

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海军在装备实力上较日本海军略占优势，这对遏止日本的扩张野心，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直接刺激了日本发展海军的狂热情绪，清廷虽以日本为假想敌，用李鸿章的话说，“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但目的在于防御。清政府从未制订过征服日本的战略方案。日本则不同，从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制定的《征讨清国策》，到1893年枢密院院长山县有朋提出的《军备意见书》，完全是将清廷作为日本的侵略目标来做考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竞赛，到90年代发生了转折。由于北洋海军成军，以渤海湾为重点的防御体系已初步形成，加之为慈禧太后归政而兴修颐和园和三海园囿，光绪皇帝大婚典礼，黄河河工等巨额开支，清政府的财政变得极为拮据。1891年户部奏准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将所省银两解部充饷。这一决策，使得中国海军的发展停顿下来。 

也正是在此期间，日本海军完成了海军扩展计划，其中包括专为对付北洋海军“定远”、“镇远”二铁甲舰而购造的“岩岛”、“松岛”、“桥立”三艘海防舰，向英国订造了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等，中日海军的差距日渐缩小，中国在前些年争取到的海军发展优势被扯平了。这是日本在1894年借东学党起义出兵朝鲜、并直接向中国军队挑起冲突的最重要原因。可以说，日本为实施其“大陆政策”而进兵朝鲜、中国（包括后来发动日俄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但选择东学党事件为导火线，则带有偶然性。关键在于中日两国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双方海军力量的消长。 

1894年5月，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后，忧心忡忡地向朝廷提出：“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新月异。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犹胜。即日本撮尔小邦，亦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指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清廷刚刚接到李鸿章的奏报，甲午战争的烽火就已经燃烧起来。战争的结局，是清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和由此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地赔款，领土主权遭到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它还引发了若干年后的八国联军的接踵而至，以不平等的《辛丑条约》，使已经元气大伤的中华民族彻底沦入半殖民地的黑暗深渊。  

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海军战略问题 

要充分评估甲午海战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必须考察甲午战争中的海军战略问题，分析并把握海军及其海上作战在这场战争中所具有的特殊战略意义。 

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经过长期战略准备并精心策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日本政府在大力扩充军备的同时，积极着手组织了对中国的战略侦察。中法战争期间，日本间谍乘乱游历了中国沿海各省，提出了《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的报告书，对中国的“山川险要，土俗人情，无不详载”。1893年，负责日军情报工作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中将还亲自化名进入朝鲜和中国境内，实地考察了预定战区的情况。与此同时，日本还组织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中国的总兵力和作战能力，甚至每个省能提供多少参战兵力等，都做了专题的报告；日军对朝鲜、中国东北及渤海湾等预定战区都绘制出极其详尽的军用地图，图上甚至标示出了每一座山丘、每一条道路、每一口可以饮用的水井等细微目标。 

1894年6月5日，日本政府组建对华战争的最高统帅部——日军大本营；6月17日，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发动对华战争，并确定了日本海陆军作战的基本方针。其作战目的是：将陆军主力从海上输送入渤海湾择地登陆，在直隶（今河北）平原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然后进攻北京，迅速迫成城下之盟。日本大本营认为，“中国有优势的海军”，因此，陆军主力在直隶平原“决战的结局首先要取决于海战的胜败”，即取决于日本海军能否首先在海上战场歼灭中国海军主力，掌握渤海与黄海的制海权，从而保证安全输送其陆军主力在渤海湾内登陆。鉴于上述考虑，日本大本营在作战计划中设置出作战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日本出动陆军入侵朝鲜，牵制中国军队；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出海，寻机歼灭北洋海军，夺取黄海与渤海的制海权。第二阶段，则根据海上战场的作战所可能产生的不同结局，分别编设出三种具体作战方案： 

（一）如果日本海军在海战中获胜并掌握了预定海区的制海权，则立即输送其陆军主力兵团进入渤海湾登陆，在直隶平原与中国军队实施决战； 

（二）如果海战平分秋色，日本海军不能掌握制海权，则以陆军主力兵团达成对朝鲜的占领； 

（三）如果日本海军在海上战场失败，制海权落入中国海军之手，日军则全部撤回本土设防，准备全力抵御中国军队对日本的进攻行动。 

日军大本营关于作战的上述考虑与方案，是十分周密、明确而坚决的。它对中国海军没有作出任何轻视的判断和决策，这完全符合兵家制胜之道。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日军大本营为这场战争制定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海军制胜的战略，因为整个战争的发展过程及其可能导致的最终胜负结局，无不依赖于中日两国海军兵力在海上战场的决战即制海权的得失。完全可以说，在这场战争的海上战场角逐中，中日两国海军对黄海与渤海制海权的争夺，具有关系战争全局的重要战略意义。因此，战火尚未点燃，日本方面已居于一种有利而主动的战略态势之中了。 

而令人遗憾的是，作为战争另一方的中国，尽管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些军政重臣对于日本图谋侵略中国的野心早有洞察，并做过一定的应对努力，但从1888年北洋海军组建成军后，海军发展就一直处在停滞不前甚至萎缩的状态之中，直到这场迫在眉睫的战争爆发时，清政府也没有做好应付战争的准备。清廷在1894年8月1日发布的对日本宣战的诏书中说：“（日本）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正好道出其仓促应战的窘态。 

在战略上，清廷最高当局缺乏对战争的全盘策划和部署，对于战争的可能情况未做分析和判断，更没有制订出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作战方案。战争初起，主战者认为日本不过是海中小国，不难一战平之；主和者强调中国海军装备不如日本，若不依赖国际调停，难以取胜。双方所做的都是政治判断，考虑的是天朝大国的虚荣和派系集团的私利，对于海上战场和陆上战场的战略方向、战略战役的协同配合等，则是心中无数。没有将海上战场的制海权的争夺得失，置于高度重视之中。甚至对于使用其它地区的海军兵力与北洋海军联合作战这样一个十分重要而举措应属自如的问题，也根本未做过认真的考虑。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陷入被动的战局，无疑是必然的。 

海上战场的作战行动，与甲午战争的过程及结局之间的直接而重大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7月25日中日两国海军初次交锋的丰岛海战，拉开了甲午战争的大幕。此战为日本蓄意挑起，然就中方而言，即属于遭遇战。但战端既起，中国方面仍未从海军战略上考虑应对，则为大谬。7月27日，丁汝昌率北洋舰队主力出海寻找日本舰队，李鸿章给丁的训令是“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以后，在朝廷的压力下，北洋海军有多次出海，都是为了敷衍了事。表面上奔波于威海卫、旅顺口、大同江一线，实际上不敢越出北纬37度线以南，更不敢前往日本舰队锚地隔音群岛；名义上是搜索日本舰队，实际上却是回避主力决战。到了中日海军主力间具有战役规模的黄海大海战后，北洋海军更是放弃争夺制海权，坐视日军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登陆，完成对旅顺口、威海卫两大海军基地的合围，在客观上使局势完全倒向了日本一方，最后导致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和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败。甲午战争充分表明了一个结论：海军战略及其海上作战是决定这场战争结局的主导与核心因素。 

中日两国在战争战略上的明显差异，是同两国军事和国防战略直接相关联的。不可否认，在不断遭受海上外敌入侵的近代中国，海军海防是政府着力经营的重要事业。作为中国海军集大成者北洋海军的缔造者，李鸿章力主创办近代化的海军海防事业，源于他对时局的基本评估。在1874年的海防大讨论中，李鸿章指出：“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李鸿章虽然明确地道出了中国当时所处的前所未有的列强环伺的险恶局势，但他对于国防战略的基本主张却是陆主海从。他说：“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惟各国皆系岛国，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船进口时，尚可拒守”。1897年，李鸿章在《筹议购船选将折》中说：“况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口岸丛杂，势不能处处设防，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李鸿章是清廷中实际主掌海军海防建设大权的重臣，纵观他二十年的海军海防思想及实践，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的国防战略指导原则下，他的海军海防思想基本点是： 

（一）陆主海从的海口防御和近海防御； 

（二）不穷兵海外的“建威销萌”； 

（三）强调海口要塞的岸台陆防御敌。 

显然，中国海军战略思想中所亟缺的，正是以舰队决战的方式争夺制海权的理论指导。 

这种消极防御的海军战略，曾经导致中法战争中福州船政局所属军舰坐困于马江，结果却是被法国舰队全歼的惨痛悲剧，也决定了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必然失败的结局。 

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显然带有闭关自守年代以中央帝国自居、满足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生存空间、不愿积极向外拓殖发展的大陆民族温顺平和的心态，也反映出在重大的时代变化面前，中国政治家的落伍与无可奈何。殊不知，19世纪已经是海洋的时代，海军战略也已被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就在甲午战争前几年，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连续发表了《制海权对1660——1783年历史的影响》和《制海权对法国革命的影响》两部著作，以理性思维总结了海权理论，从而震动了整个世界。马汉的海权理论，是将控制海洋提高到国家兴衰的高度。后来他进一步在《海军战略》一书中发挥说：“无论平时还是战时，对海权的运用便是海军战略”；“海权包括凭借海洋或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 马汉的海权理论告诉我们，海权是一个战略范畴，是国家海洋战略与海军战略的核心与基础。海权的实质就是，国家通过运用优势的海上力量与正确的斗争艺术，实现在全局上对海洋上的控制权力。1890年，小罗斯福读了马汉最早的海权著作之后，立即激动地写信给马汉说：“如果我不把它当作一部经典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1901年，小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于是，马汉的海权理论被带进了白宫。原本长期奉行大陆战略的美国人，就此开始建立一支在马汉海权理论指导下的强大海军，从而也就开始了美国人称雄世界的新纪元。美国全美图书馆协会主席罗伯特·唐斯教授在其所著的《影响世界历史的十六本著作》一书中，将马汉的《海军战略》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一同并列，认为它对人类近代历史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不论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的执政者们对海权的重大战略价值是否有共同的认知，但他们在海军战略上的实践，最终已经充分证实和检验出海权的重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海权这把无情的时代利剑，决定了近代中日两国不同的命运；而依凭海军制胜的甲午战争，也正是历史对中日两国的评判。甲午海战的重要历史意义，正在于此。历史的教训，实在是发人深省！  

甲午海战的战场实践对世界海军发展的重要借鉴意义 

一百年前的甲午海战，不仅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巨大影响，而且为世界近代海军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实战经验。 

自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后，伴随着浩大的海外殖民浪潮，海权对于国家民族兴衰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海军成为实现并维持国家海权及国际地位所必不可缺的首要力量。海军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这种无以替代的重要地位，直接促成了海军装备的急速发展和不断革命。在海上争胜的历史年代里，一次又一次的海上实战成为海军发展的一个又一个台阶。 

就在满清统治者对鸦片战争中英国远征军风帆战舰大为惊叹的时候，西方海军列强已在军舰动力蒸汽化领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并在舰炮的改进方面有所成就。1853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作为风帆舰队最后一次大规模决战，宣告了风帆战舰时代的终结，从而成为近代海军装备发展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这次战争，首次将蒸汽战舰和装甲浮动炮台投入了实战，正式确立了蒸汽动力舰在海军中的统治地位；由于爆破弹对木质战舰的毁灭性攻击，导致了军舰朝着装甲化方向发展。1862年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切萨皮克湾海战，则首次将装甲舰投入海战，甚至出现了双方对舰攻击的炮弹都不能击穿对方军舰装甲的情况，从而推动了炮弹与装甲之间的“竞赛”。英国海军于1860年造出第一艘装甲舰，并迅速加以推广。1864年6月25日的英国《陆海军报》披露，当时英国海军编入现役作战序列的军舰中，有半数军舰已经实现了装甲化。在19世纪60年代，西方海军强国争相完成了帆力舰队向蒸汽动力舰队的发展过渡，并积极致力于舰炮攻击力和装甲防护力这对矛与盾的探索，使近代海军装备步入长足发展的新阶段。 

到19世纪70年代，各海军强国的新式军舰已达到较高的水平。蒸汽不仅被用作舰艇的驱动力，还被用来操纵舵系统、锚泊系统、装填弹药、抽水及升降舰载小艇等。大型铁甲舰的排水量已达到8000至9000吨，其推进功率也达到了6000至8000匹马力。舰炮也有了较大的改进，后装线膛炮取代了滑膛炮，射程远且命中精度高；装甲防护的旋转炮塔取代了舷装炮传统单一的统治地位，不仅使炮位得到良好的防护，而且用增大口径来加强火炮的威力，并使火炮形成了一定的设计扇面，使舰炮的攻击力得到成倍的提升。 

随着蒸汽动力舰队的不断改进和日趋成熟，海军作战的战术思想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帆舰时代，舰载火炮全部都配置在两舷的若干层甲板上，在海战中，交战双方的舰队分别排列成单纵队，双方平行行驶，用两舷的舷炮对射来决定胜负，从而形成了稳定的战列线战术，并由此产生了一个著名的舰种——战列舰。这种战术，被英国皇家海军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在海战中凡有违背此项战术而擅自行动者，将被送交军事法庭惩治。19世纪初，英国海军统帅纳尔逊海军上将开始探索新的海战战术，他在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战中，用两个纵队横向拦截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以机动分割行动，打破了单纵队战列线战术的教条，创造了著名的海战战例。1886年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的利萨海战，奥军再次打破战列线战术的常规，以三列楔形队迎战意军的单纵队，以灵活多变的机动战术大获全胜，这是铁甲舰队间的第一次大规模交战，由于新式舰队不仅在排水量、防护能力、航速和操纵性能等方面，都比风帆舰队有了质的提高，而且旋转炮塔为舰队提供了灵活的火炮攻击力，使其在实施对舰攻击时，不比像帆舰舷炮战那样，受制于舰位及其在海战机动中造成的舰位变化，单舰的攻击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使作战舰艇编队完全整齐化一的行动变得不再重要。不过，战列线战术所采用的单纵队队形，却依然是机动战术所采用的最常见和最为简便实用、有效的作战队形。 

1894年9月17日的中日甲午战争的黄海大海战，则为各国海军提供了蒸汽舰队采用机动战术达到成功战例。此次参战的中日两支海军舰队，实力相差不大，中方在舰艇吨位、装甲防护力、舰炮口径上略占优势；日方则在舰炮射速和军舰航速上占了上风。北洋舰队在此战中，想打破一般的单纵队侧舷交战的常例，但在行进中变阵失败，走出了一个散漫的单横队，中间突出，两翼后掠，阵线涣散，弱舰缺乏保护，且又规定各舰始终要以舰艏对敌，随旗舰运动，战场机动的原则被限制得十分死板。而日本舰队则根据其编队内舰只航速差异很大的特点，按航速分编出第一游击队和本队两支战术分队，对北洋舰队实施简捷有效灵活的穿插和分割包抄，显示了活用单纵队机动战术的效果，从而形成了蒸汽舰队机动战术的基本要领：全舰队的舰只酌情分编为若干支各由一定数量舰艇组成达到战术编队即战术群，对敌方舰队实施穿插分割，分而围歼之。 

甲午黄海海战后，“通过划分兵力把战术上的机动性和获得胜利的可能性结合起来的战术得到各国海军军官热心的研究”。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对马海战，日本联合舰队进一步申扬这种战术，再次成功运用两个战术群，对俄国舰队实施穿插和分割包抄，获得歼灭俄舰20万吨的总战果。实践证明，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有效战术，对于获取海战的胜利，是十分重要的。 

以往在论述黄海海战对后来海军发展的影响时，一些学者注意了速射炮的作用。其实，这场海战同时也显示了大口径主炮的重要性。日本为对付北洋舰队“定远”和“镇远”二舰，特地在“松岛”、“岩岛”、“桥立”三舰上配备了320毫米口径的主炮，但由于设计不成熟，每发射一发炮弹需要5分钟，在实战中的效果不佳。反之，“定远”和“镇远”二舰的12英寸（305毫米）口径主炮，却显示了很强的杀伤力，只是因为配备的炮弹太少，只能发射练习用的实心弹，才没有获得应有的战绩。在此之后，直到1910年前，各国海军，还是在军舰上更多地选装12英寸主炮。黄海海战还表明了装甲的重要作用。在海战中，日舰的密集炮火击沉了北洋舰队的4艘巡洋舰，“定远”和“镇远”舰的水线装甲及炮塔护甲上，也被击出蜂窝般的弹痕，但深度却没有超过4英寸以上者。铁甲舰的这种生存能力，刺激了一场大舰与巨炮的竞赛，从而形成了“大舰巨炮主义”主宰辽阔海洋世界的新时代。由于“定远”和“镇远”二舰装甲较厚，舰龄较老，航速较慢，而以日本“吉野”号快速巡洋舰为代表的高速军舰就显示出在海战中优越的机动性能。战后，各海军强国一方面努力提高铁甲舰的航速，另一方面也在军舰建造中划分出战列舰、快速装甲巡洋舰和小型巡洋舰三个类别，以协调和充实舰队的整体作战能力。由此可见，甲午海战的战场实践，为世界海军及其装备的发展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经验教训，进一步促成19世纪末各国海军作战舰艇的等级划分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