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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纪实文学:《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节选

(2008-12-16 07:26:06) 下一个

最疯狂的暗杀!军统最后的刺杀名单!
摘自《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 陶朱問/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年4月

 

1949年1月至1950年初,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在内战战场的全面失败,妄图利用暗杀手段,对持有不同政见、准备走和平之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着名的爱国人士等进行“定点清除”。这张暗杀名单列有87人。在这张 名单背后,是屠夫的疯狂、志士仁人的鲜血和拯救生命的努力……
   
    秘密炮制暗杀名单
   
    1949年1月1日,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无奈发表“求和”文告。同日,新华社广播了毛泽东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评论,揭露蒋介石的伪善面目。1月14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撰写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政治主张。其中首要条件就是惩办战争罪犯,以及废除伪宪法与伪法统等。
   
    这八项条件对蒋介石而言犹如五雷轰项,视其为要他无条件投降的“哀的美敦书”,他只好假惺惺地对李宗仁称:“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21日,他正式宣布交权引退,由李宗仁出任国民党南京政府“代总统”。随即,他返回老家浙江奉化溪口镇。
   
    蒋介石回乡伊始,除拜祭母庐、与雪窦寺长老长谈外,一般是足不出户,如同老僧打坐一样终日闷坐于屋内。1月25日早晨,蒋介石起了个大早。他双眉紧锁,两眼微闭,斜靠在美式真皮沙发上。“父亲!”一阵轻风带过,身着藏青色中山装的蒋经国已悄然走近室内,他弯下身说道:“据南京方面的消息,李代总统昨日深夜发布了第一号总统令。”
   
    “唔!”蒋介石陡地睁开眼,惊疑地问道:“深夜发布?什么内容?”
   
    “据说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一切在押的政治犯。”蒋经国不安地答道,“听说中央社今天要播告全国。”“有这等事体?”蒋介石眉梢一扬,从沙发中霍地起身,伸出手往前面的桌上一点,“经国,你把收音机打开,听听中央社的新闻。”
   
    稍顷,收音机内便播报出李宗仁的“第一号总统令”:“中央社消息,李代总统发布第一号命令,即日起着手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一切在押的政治犯……李代总统声称,为了响应国共两党和谈的诚意,他将派专机前往张、杨二人的囚禁地,迎接二人共商国是……”
   
    “一派胡言!”蒋介石勃然变色,大步走上前一把关掉收音机,几乎是朝蒋经国怒吼道,“叫毛局长毛人凤来。”
   
    “我的好学生都死光啦!”蒋介石对闻讯而来的毛人凤孩童般的将手一挥,“你说说看,你们军统为什么如此不中用。”
   
    蒋介石在正式宣告引退回到溪口前,毛人凤向蒋首先表示“与总裁共进退”,随即报告了自己为应付李宗仁的主张,已经将军统的全部财物、机要、档案、人事及指挥机构等,均移往台北。为应付李代总统,让徐志道出任空头局长。
   
    当时,蒋介石大为高兴,连加赞赏说:“好!好!你走到我的前面!”
   
    毛人凤遂跟从蒋介石回到了溪口。没想到,跟来没几天,李宗仁的第一号命令便让毛人凤替人受了蒋介石的责骂。毛人凤立即从溪口赶去上海,就住在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公馆内。他接到台北转来徐远举的电报,当即回电:“适当释放少许中共在押人员,以缓各方舆情。杨虎城没有总裁指示,不得释放,可由周养浩移送贵州暂避风声……”
   
    二月溪口,春寒料峭。毛人凤悄然由上海潜来溪口。蒋介石依旧一身长袍,在丰镐房召见了毛人凤。蒋介石见火候已到,这才透露心机:“鉴于目前局势,非用非常手段是不能挽救党国于危难之际的。你同军统同志多多商量,给我拟定出一个详细的名单,对那些心存异志、危害党国的危险分子,不能心慈手软。要用非常手段加以肃清。内惩内奸,外惩国贼,必须于短期内加以肃清,你明白吗?”
   
    “是!”毛人凤迅速反应过来,嘴中发出金属一般的声音。
   
    当即,他返回上海,躲进侄儿毛森的公馆,闭门不出,炮制了国民党在大陆的那份最后的暗杀名单。他将蒋介石的所有历史上的政敌和对现实不满的人全部囊括了进去。其名单如下:
  李宗仁、龙云、白崇禧、黄绍、刘斐、李济深、李任仁、李宗煌、朱蕴山、梁漱溟、柳亚子、彭泽民、邓初民、王绍鏊、马寅初、洪深、翦伯赞、施复亮、孙起 孟、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何思源、陈仪、杨杰、卫立煌、张澜、罗隆基、章乃器、章伯钧、史良、沙千里、黄炎培、张东荪、王造时、储安平、贺耀祖、范朴 斋、程潜、唐生智、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卢汉、刘文辉、邓锡侯、邓汉祥、潘文华、鲜英、卢焘、顾毓权、荣德生、袁翰清、刘人爵、张严佛、唐伯球、邓介 松、肖作霖、陈云章、安恩溥、龙泽汇、陈汝舟、李宗理、杨玉清、唐鸿烈、麦朝枢、林式增、黄翔、骆介子、毛健吾、祝平、骆美轮、李炯、朱敬、瞿绥如、罗大 凡、郭汉鸣、徐天深、刘绍武、王慧民、郭威白、黄耀、彭觉之、杨德昭。
    
    以上人员共计84人,蒋介石审核后,又亲笔添上了宋庆龄、张学良、杨虎城三人。毛人凤当时大为惊异,他小心翼翼地问道:“这三人也要添上?”
   
    蒋介石不满地瞥过他一眼,意味深长地说:“你毛人凤还有菩萨心肠?”毛人凤顿时吓得大气都不敢出。蒋介石进一步命令道:“你们着手准备,按照名单上的人严密监视,具体行动我会单独通知你。记住,这是党国的最高机密,任何人都不得泄露。”

    毛人凤连连应声,领命而去。
    
    就此,军统在大陆的最后暗杀名单在蒋介石与毛人凤的密谋中正式出炉。
    
   
头号目标李宗仁
   
    1949年1月,内外交困的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代总统”。
   
    可是,当李宗仁走入前台时,蒋介石仍牢牢地在背后掌控着军政大权。首先,他暗中指使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将行政院搬到广州,拒不执行李宗仁的政令;其次,蒋介石令嫡系爱将汤恩伯将中央银行的金银外汇全部运到台湾,经济上卡住李宗仁的脖子。同时,蒋介石命令成立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以汤恩伯45万人马置于东南半壁,随时可以武力解决李宗仁。
   
    这时,李宗仁贵为新桂系魁首,实际上他已调不动新桂系的军队了。白崇禧将新桂系武装带到了中南,没有他的许可,这些部队调不出一兵一卒。为了自身安全,李宗仁通融白崇禧,仅调得桂系一个团到南京担任警卫。更令李宗仁难堪的是,他宣布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毛人凤控制下的军统竟拒不执行命令,致使他的命令成为一纸空谈。
   
    毛人凤召来军统头号杀手沈醉,将手中烟灰弹了弹:“这次电召你来,就是要解决李宗仁的问题。总裁明令我们,要像以往制裁党国的异己分子一样,做到一劳永逸,万无一失。”
 回到上海,为遮人耳目,毛人凤选定在其侄子、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的一处隐秘的公馆,作为他们临时策划的会所。这天,沈醉又来到毛公馆。毛人凤、行动处长叶翔之、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三人已早早等候着他。四个大特务关上门,密谋了一个上午,终于草拟出了一份详尽的暗杀方案。
   
    第一套方案由沈醉这个国民党军统少将提出,以非常手段在南京解决李宗仁,具体地点选定在李宗仁居住地傅厚岗官邸。他们决定在通往其住宅附近的马路转角处开设一个旧书摊,掩护侦察。为了完成监视任务,书摊的负责人是由沈醉亲自选调,曾是临澧特务训练班毕业的“高才生”、一向干行动工作的吴德担任。
   
    同时,按沈醉的要求,助手必须是高手,因为沈醉能双手开枪,一向以神枪手而在军统内部闻名。因此,毛人凤千挑万选,最后选定了一向担任军统暗杀任务的秦景川。此人枪法准确,沉着冷静。另一姓王的助手则为东北人,从小杀人越货,能以手枪击落空中的飞鸟。

 这套方案名为“公馆设伏”。但这个方案也有弊端,一是在南京城内闹市区,行动起来目标过大;二是就在其官邸附近,事情一旦闹大,不好收拾残局。
   
    为稳妥起见,毛人凤与沈醉他们又制定了另外两套方案加以辅助。
   
    军统定下的第二套方案便是暗杀申报老板史量才的翻版,准备在沪宁线上,利用李宗仁外出的机会,让杀手以车胁迫李宗仁的座车停下后,然后再行狙击。
   
    但这套方案更有它的弊端。李宗仁毕竟是代总统,一旦出行,少说也有一二辆车跟随护卫,如果行刺不顺,还容易反招麻烦,杀手们不易脱身。如此这般,操作起来,颇有难度。
   
    第三套方案,相形之下最为保险,但费时,费力,不易操作。利用李宗仁乘坐飞机的机会,制造空难,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又能搪塞四方。
   
    李宗仁不上圈套
1948年的一天,李宗仁夫妇应邀到蒋介石、宋美龄在南京的“美龄宫”做客,正极力拉拢李宗仁不要参选副总统的蒋介石在席间很关切地问李宗仁:“德邻,你可以在四处散散心嘛,你的飞机是什么样的?乘上飞机来回就方便多了。”
   
    “蒋先生,”李宗仁赧然一笑,不自在地说道,“我的是架专用的普通客机。” “达令,”在旁的宋美龄向蒋介石问道,“李先生的专机一定要很适于乘坐,我们可以把‘美龄号’专机送予李先生吗?”
   
    蒋介石笑了:“哟,不是你提起,我还忘了,怎么不能把‘美龄号’送予德邻呢?反正我们有‘中美号’就够用了。”他对李宗仁夫人郭德洁说:“以后你们用‘美龄号’就行了。”
   
    “不敢当,不敢当。”郭德洁连忙回答,但心中非常高兴。
   
    此时,毛人凤、沈醉等人早已在南京光华门外通往飞机场的一条街开设了一家小杂货店,同时特地安装了一部电话,并且准备好了两架随时停飞待命的战斗机。一旦发现李宗仁去飞机场即打电话按规定好的暗语报告,由毛人凤通知战斗机尾随李宗仁的座机,只要一离开南京上空就进行空中射击,使之机毁人亡。这样一来,以空中飞机失事的借口就可以达到暗杀李宗仁的目的而无太大后患。
   
    不过,面对蒋介石送上门的“美龄号”专机,一向对夫人百依百顺的李宗仁,这回没有理会郭德洁想乘“美龄号”的要求。他没有接受蒋介石的美意。在李宗仁看来,用这种小恩小惠拉拢别人,是蒋介石的惯用手段。况且,他正为蒋介石在背后拆他的台而气恼不已。“代总统”不愿坐飞机,总不能硬生生将他绑上飞机吧。
   
    沈醉另拟暗杀计划
   
    暗杀组的人也没了谱,他们不知道究竟哪一套方案可行。蒋介石得知后,原本倾向于第三套方案。他见李宗仁不入圈套,就只得从另外两套方案着手了。他听完毛人凤的汇报说道:“在城内动手,必须有我的命令,没有命令你们切不可鲁莽行事,只要监视好了就行,但不能走漏任何风声。”
   
    蒋介石顿了顿又说:“哼,如果他私自离开南京城,那么就不必等我的命令了,他很可能是去调动部队了。只要在城外就可以动手。”
   
    毛人凤将蒋介石的话向沈醉等转达后,沈醉等又作了安排,在火车站附近买了一间房子摆设香烟摊,一旦李宗仁乘火车出走立即赶去,在沿途火车停留的小站上进行狙击。
   
    如想在南京城外动手,必须趁其出外游玩的机会,而李宗仁一般不轻易离开南京,偶尔不过是去杭州散散心。于是行动组又在汤山附近公路上开设了一个小饭馆,一旦李宗仁乘汽车离开南京,即用毛人凤特别拨给行动组的两辆高速汽车追去,在半路上进行狙击。
   
    反复比较,毛人凤经往返溪口数次,终于决定采用稳妥的第一套方案。回到上海,他召来沈醉,命令道:“现在国势危急,而李宗仁之妄想代替总统以祸乱党国前途,你们必须做好准备,时刻待命,一旦总裁之命下达即圆满完成任务。”
   
    毛人凤咬牙切齿地向沈醉等人嘱咐道:“如果他不出门,那么便进他的住宅内去干掉他!”
   
    于是,毛人凤又招了两个在南京电灯公司的特务协助特别行动组执行暗杀任务,同时行动组还作好了爬墙进入院内狙击的任务。行动组成员甚至已被发给了弹头内部装有猛药的子弹,这种子弹无论射入人体的任何部位都会引起人体血液中毒而无法救治。
   
    旧书摊等处亦准备了汤姆逊机枪和几颗炸弹,以便强行狙击。另外,行动组亦增调了一些惯于暗杀的特务,一旦干掉李宗仁后,连带将其他几名重要的桂系将军一同干掉。
   
    逃脱杀身之祸
   
    就在沈醉他们蛰伏待机之际,李宗仁的长兄在桂林老家病故。当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向这位下野的总裁通报此情时,出乎意料,蒋介石劝他“节哀顺变”,坚决不让他回乡。李宗仁事后推测,可能是蒋介石疑心他回广西,拉拢联络两广旧部。殊不知,蒋介石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此举完全是为了配合军统的暗杀行动。
   
    恰在这时,举世瞩目的国共和谈已拉开帷幕。几乎同时,又传出桂系内部李宗仁、白崇禧不和。白崇禧认为李宗仁想全盘接受共产党的主张,甚至有出任未来联合政府副主席的想法,完全是一种牺牲桂系集团利益的做法。白崇禧坚持认为,无论如何,共产党不能过江。
两人默契配合数十载,这是惟一的一次公开分歧。一贯与白崇禧交厚的何应钦窥出了端倪,他径去溪口,向蒋介石报告了李、白二人争论的前前后后。
   
    蒋介石大为振奋。他重新考虑了暗杀李宗仁的计划。本来,桂系铁板一块,自从北伐以来,一直拥兵自重,与他作对。在那张暗杀名单上,李宗仁位列第一,而其他桂系头目,如白崇禧、黄绍等,俱在制裁之列。但要暗杀掉这么多桂系骨干,弄得不好,打蛇不成,反被蛇咬,桂系数十万大军可不是吃素的,何况他还需要他们替自己固守中南和华南。蒋介石尽管将李宗仁、白崇禧恨得咬牙切齿,甚至准备实施暗杀,但他一直举棋不定。权衡利弊,他觉得采取军事上拉拢白崇禧、政治上除掉李宗仁的办法,是最稳妥的办法。
   
    而今,桂系不攻自乱,正中了蒋介石的下怀。他可以坐收渔人之利,何必去兴师动众。
   
    基于这些,蒋介石遂命令毛人凤,停止实施暗杀李宗仁的任务。
   
    李宗仁虽然阴差阳错地躲过了蒋介石的谋杀,但最终却被逼得流亡美国。他在美国过得很是落魄,时常是身穿一件舒适的旧羊毛衫,足蹬一双皮拖鞋,坐在安乐椅里看书报,面前的咖啡桌上摆着一摞当地或香港出版的报刊杂志,旁边有一杯茶。
   
    后来,蒋介石多次敦促他离美返台,但都为李宗仁坚拒。有好心人传言给李宗仁,台湾的越洋杀手随时对他虎视眈眈。1965年,在共产党的多方争取下,李宗仁由美国归来。他在答记者问中,对蒋介石以及有关暗杀他的传言作了这样回答:“我觉得我很尊重蒋先生,应该加‘先生’两个字。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对于台湾问题如何解决,中国早已宣布中外。我觉得目前蒋先生的处境很难过,我深望蒋先生同台湾的国民党同志好自为之。”
   
    时逢特赦后的沈醉也出席了这天的记者招待会,他听完李宗仁的这番话很为感动。他以悔过自新的口吻向李宗仁谈及当年策划暗杀他的惊心动魄的那一幕。垂垂老矣的李宗仁恍然大悟,怆然叹道:“蒋先生喜欢打打杀杀,总爱用些江湖手段。”
   
    1968年,李宗仁在北京谢世,得以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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