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温故知新：太平洋战争前日本的经济危机

作者：佚名

由于中国的坚持抗战，日本不能不陷于长期战争的泥淖中而不能自拔。对扩大中的占领区的经济与超经济的掠夺，也无法填满战争的无底的欲壑，结果是日本的军费大幅度地增长了。1931~1936年间，日本直接军费的累计额是51亿日元，年平均为8.5亿日元；1937~1941年间，直接军费的累计额高达441亿日元，年平均88.20亿日元，即增长了10倍。而1937~1941年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仅由120亿日元增加到173亿日元，即增长不到50％，非生产性的军费增长远远超过工业发展的速度及经济许可的限度，这不能不带来与日俱增的灾难性的影响。

　　1937年秋天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又给脆弱的日本经济以当头—棒。虽然对中国占领区的输出额增加了40.7％，但由于国际贸易的衰退，1938年日本的输出总额反较上一年度减少了20%以上。贸易条件也更形恶化了，如棉布，输出的实物量减少了25.9％，而价值额却减少了38.3％。出口锐减，使得只能是量出为入的日本进口额也相应地减少了35.2％，轻工业原料及粮食进口额减少幅度更高达52％~89%.市场需求及原料供应的剧减，使轻工业遭到严重破坏。1938年6月，轻工业停业的已占企业总数的49％，失业人数由1937年的7万人激增至150万人，半失业者更多达300万人。

　　世界经济危机固然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但就日本经济危机的形成与发展言，主要并长期起作用的，仍然是战争与扩军这一因素。不可否认的事实是，1939年以后，亦即在世界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之后，日本经济才更加恶化了，并演发为全面的军事膨胀型的经济危机。

　　七七事变后日本经济危机的表现是：民用工业的萎缩。表面上看，1937年后的日本经济仍在发展中，只不过是增长率显著地压低了。1932~1936年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0.5％，而1937～1941年间，年平均增长率却下降到5.1％。但这一综合性数字，掩盖了日益深化的日本经济危机。如以1935~1937年的平均产值为100，则1941年陆军武器的生产指数为120，海军武器为500，生产资料为120，消费资料约为75％。由此可见，1937年后的工业发展，只是一种假象，除与军工生产直接相关连的部分重工业确有发展外，工业增长仅仅是意味着退出再生产过程的那一部分军用产品产值的恶性增长。就民用工业说来，则无论是消费资料或生产资料的生产都逐渐衰退了。

　　早自1937年秋起，因军需生产的急剧膨胀，日本就已面临着资金、原料、动力、劳力及外汇分配上的严重困难。1937~1939年间陆续颁布的临时措施法、临时资金调整法、国家总动员法、限制雇佣职工令等，目的即在于压缩民用经济，特别是其中的消费资料的生产以保障军需。为此，不仅禁止多达560项原料与商品的进口，而且，更规定诸如橡胶、皮革、铝、锌、锡等都不得供应民用，进口的原棉、羊毛、纤维浆等只能用以生产换取外汇的出口商品，这就使得1937年后的第二部类的生产连年下降。以1930~1934年的平均值为100，则纺织业的产值指数由1937年的133，下降到1941年的79，食品业的指数亦由1937年的104，下降到1941年的90.如果说1939年前日本是依赖牺牲第二部类的办法来强行发展第一部类的话，那么，在1938年第一部类生产达到最高峰之后，日本已不得不牺牲第一部类中的民用经济部分以强行扩大军需工业的生产。剜肉补疮不够用了，就只能是杀鸡取卵。1939~1941年间，普通钢材、工作母机、煤炭等产值逐年减少。化工产值甚至低于1937年的水平。因此，虽然算进第一部类产值中的军需品的产值大幅度增长了，然而，第一部类的总产值却反而减少了近10％。1940年提出的“有重点的增加生产的方针”，实际上是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这一再生产过程遭到破坏的既存事实，并也表示了要进一步牺牲生产资料（更不用说消费资料）生产以发展军需工业蛮干到底的决心。军需工业发展，归根结底，是以生产资料的扩大为基础的；事情发展到了军需工业吞噬生产资料的地步，也就表明日本已濒临于经济崩溃的边缘。

　　农业生产衰退。由于受到半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日本农业发展是很缓慢的，且长期不能自给。除部分畜产品及小麦外，大米、大豆、蔗糖等部分或全部来自对我国台湾、东北及对朝鲜的掠夺。作为慢性农业危机的突出表现，1935~1937年间大米进口（掠夺）的年平均额（1246万石），虽较1925~1929年的年平均额（1001万石）增长了24％，而作为日本主食的大米消费量，按人口平均计算，却由1925~1929年的1.14石减少到了1935~1937年的1.06石，即减少了8％。如果说1939年前农业产量的增长虽然跟不上人口增长率但毕竟还有所发展的话，那么，在这以后，无论是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的产量都绝对地减少了。由于征调劳工与士兵，扩大军事用地等，1937~1941年间，农村劳力减少了207万人，农业用地减少了237 774町。另则，与1937年比较，1941年的农用生铁减少了64％，氮、磷、钾肥也因供给战争的缘故而减少了。结果是1940年的稻谷产量较前5年的平均产量减少了431.5万石；而1941年的产量又较1940年减少了578.6万石。1939年发生了严重的粮荒，迫使日本采行强制征购的“供出制度”；1940年起，又强制农民缩减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以增加粮食生产；l941年起，更推行旨在压低消费量的粮食定额配给制。凡此种种，表明太平洋战争前夕日本农业生产已陷入绝境。日本力图扩大对占领区的掠夺，但竭泽而渔的做法只是使得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更行衰退。与1938年相比较，1939~1941年掠夺自我国台湾及朝鲜的大米进口的年平均额倒减少了20％。

　　财政濒于崩溃。占预算支出70％~80％的直接军费直线上升，使国家支出与年俱增。1936／1937年~1941／1942年5年度间，日本预算支出累计达488.37亿日元，较前5年的累计额107.55亿日元增长近4倍，这就引起税收大幅度增长，税收总额由1936／1937年度的20亿日元，上升到1941／1942年度的58亿日元；按户数平均计，1937~1941年间每户税收负担更增加了2倍以上。1937年后劳动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全国商品周转额又急剧减少，继续扩大税收额已面临不可克服的困难。为了弥补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政府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求助于公债和纸币的发行。1931年的国债为60亿日元，先是增加到1937年的105亿日元，继又增加到1941年的286亿日元。早在1939年初，公债发行额便已接近当时闲置中的全国活动资金的总额；其后的公债的强制推销，实际上已是在搜刮和集中民用企业的活动资金，这当然就引起再生产过程的破坏——而再生产的扩大却正是进一步增加公债发行额的基础。与此相适应，公债的强制推销也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虽然提出“公债消化第一”的原则，1939年的公债认购率只有89.2％，次年更又减少到78.5％。在此期间，通货发行额也大幅度增加了，由1931年的13.30亿日元，增至1936年底的18.70亿日元。通货膨胀影响及于当时资本与商品的正常流转，曾遭到以民政党为代表的工商业者的反对，成为统治集团内讧一度尖锐化的原因之一。七七事变后入不敷出的情况更趋严重，借助印钞机弥补赤字便成了常规。通货发行额由1937年底的23.10亿日元，，陡增至1941年的59亿日元，远远超过流通过程中商品的价值总额，导致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以1929年批发价格指数为100，1937年为238.2，1941年为311.3.纸币的急剧贬值，是对广大人民的赤裸裸的掠夺，并也引起包括军需品在内的商品价格的暴涨，从而又不断地扩大了政府的财政赤字。1938年政府颁布了冻结物价的统制令以保障政府物资的采购，其结果只是促成黑市贸易的形成，更多的商品退出了政府管制下的公开市场。日本财政陷于恶性循环之中，赤字财政引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又扩大财政赤字，到头来，是以资本与商品的自由运转为条件的资本主义再生产遭到更大的破坏。

　　人民生活恶化。30年代初期便已发生的绝对贫困化过程，七七事变后，因国民收入的实际减少及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而急剧发展了。货币工资的增加远远跟不上零售物价的上涨，使职工的实际工资不断下降。1937~1941年间，货币工资指数增加了57%，零售物价指数上升了88%，结果是，在劳动强度极大地强化，工时延长到12~14小时的情况下，工人实际工资指数却下降了16％（考虑到黑市价格，下降幅度当更大）。除赋税频增、地租暴涨、生产衰退外，促使农民生活恶化的又一要素是剪刀差的不断扩大。1937~1941年间，农产品价格上涨了62％，而肥料等工业产品价格上涨了80％，工业消费品价格更上涨了100.7％。民用经济的萎缩，使无法纳入军工轨道的中、小企业或手工业者大批破产。农产品及消费品的急剧减产，使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日益缺乏，定量配给标准不断下降。据官方统计，以1937年每人每年的平均消费指数为100，到1941年，食糖的消费指数下降到76.9，肉类下降到66.9，蔬菜下降到76.1，衣料下降到62.3.1941年初，更被迫推行粮食、副食品定量配给制，除特殊情况外，成年人每日定量仅有350~390克。这就是说，日本人民已普遍生活于半饥饿的状态中。

　　对外贸易瓦解。战争经济的发展，对进口的原料、燃料、设备或半成品、制成品的需求量日益扩大。然而，由于原来用以弥补外贸逆差的黄金储备枯竭，更由于构成出口贸易主体的纺织业大幅度减产，1937年后日本已无力维持其传统的贸易格局——输出纺织品、生丝等，换取原材料、燃料等。据统计，1937~1941年间，日本输出的棉织品由5.73亿日元减少到2.15亿日元，生丝由4.07亿日元减少到2.15亿日元，人造丝织品由1.54亿日元减少到0.60亿日元。这就使得原已被迫采行“进出口连锁制”的进口贸易更趋衰退，并进而影响到日本经济，使其逆转，进而，则更危及以扩大军需生产为宗旨的战争经济的发展。1937年，日本出口商品的3／4是销往美国与英联邦市场，随着争夺市场竞争的加剧及日本和美、英关系的交恶，1937~1941年间，日本对美、英控制地区的输出额由14.26亿日元剧减到5.97亿日元。1937年后，日形衰退中的日本外贸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对中国占领区的强制输出，到1941年，对中国的输出额由7.90亿日元猛增为16.58亿日元。易言之，经济实力不足的日本，已越来越严重地依赖暴力来推进贸易了。反过来，这又为战争的扩大提供新的刺激。美国实行的经济绥靖主义，曾极大地帮助了日本的对华战争，但霸权斗争终究是不可调和的。1940年7月美国废除了日、美通商条约，9月在三国同盟条约缔结后美国宣布禁止废铁等11种战略原料对日出口。1941年7月，美、英、荷相继宣布冻结日本的资金，紧接着，美国禁止棉花、粮食以外一切物资对日本的出口，英国宣布废除日英、日印、日缅通商条约，尤具影响的是，荷兰继美国之后也宣布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日本每年开采石油40万吨，人造石油30万吨，而消费量为540~550万吨。进口石油来源的中断对日本经济及战争机器的运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就在宣布石油禁运后的7月31日，日本作出了向美国宣战的决定。

　　1941年2月，企划院总裁星野直树宣称：日本“已不能从满洲及华北获得充分的物资，不能不考虑从南方获取物资，而且拿日本目前的情况来看，不能仅仅考虑依靠支付代价的办法来进行输入”。这就表明，迟至194l年初，因军事膨胀型危机的发展，日本经济已陷于走投无路的绝境，以致在统治阶级看来，唯一的出路在于扩大侵略战争的范围，借助于赤裸裸的战争掠夺，亦即不“支付代价”方式来摆脱恶性发展中的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