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钢鬃·

　　朝鲜战争作为一次真正的国际暴力行动，自1950年6月25日始，至1953年7月27日止，历时达3年之久。这场战争是在吞噬了15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的生命，并使250万人伤残之后才得以结束的。这是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之一，由其产生的仇恨、怀疑和分裂的后果迄今尚存。本书试图说明，这场战争无须那么旷日持久，也无须付出那么高昂的生命和财产的代价，同时也没有必要在战后给那些得不偿失的敌对国家留下这样的敌对情绪。

　　该书力图表明，西方领导人，尤其是美国领导人，战前本已收到了充足的信号，倘若他们对此信号作出反应，则有可能避免红色中国介入战争；即使不能避免共产党中国的介入，也有可能以很小的代价尽早结束这场战争。

　　本书试图说明，美国在南朝鲜和一些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下，赢得了一场针对北朝鲜的战争，输掉了另一场针对红色中国的战争。这两场战争的起因本质上完全不同：北朝鲜人公然进行侵略而被挫败；红色中国人努力保护其家园免遭潜在的入侵威胁而获得胜利。

　　最后，本书还着力如实地展现朝鲜战争的作战情况，以及在制定战略战术方面的高下之别。本书充分展示了战争双方人员为他们所铭记的国家利益而做出的贡献，以及人类令人敬畏的献身精神与奋斗力量；由于这一力量掌握在各地的领袖手中，因此本书也充分展示了各国领袖在运用这一力量时所承担的重大责任。

　　在朝鲜战争中，双方都有许多人表现出了崇高的英雄主义。不过在刚刚经受了世界大战的普遍创伤之后，像朝鲜所表现的那种英雄主义，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一直很少为人所称道。在朝鲜战争中，有些人贪生怕死，有些人则凶残野蛮，而几乎所有人在面临危险时都无不感到心惊胆战。

　　朝鲜战争成了民族意志重大冲突的竞技场。在这一竞技场上，各级领导人都做出了决策。有的决策英明卓绝，有的则铸成了大错。因此，朝鲜战争亦是一部凡夫俗子在危机中依自己的见识而行动的人类传奇。

致谢

贝文·亚历山大 [美国]

[出自《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 1986

　　在作家当中，能够有幸从私人朋友和以往的战友所著的有关朝鲜战争的著作里引证大量材料来著书的人为数不多，而我却是一位享此殊荣的人。没有这些作家和其他研究人员所做的卓越工作，本书是不可能写成的。这部著作是具有奉献精神的史学家长期以来所从事的大量工作的结果。本书中所包括的事实均出自朝鲜战争基础研究人员和史学家所披露的丰富资料，但书中的结论则由我本人负责。倘若本书能被人们作为一本公允描写错综复杂战争故事的书来接受，则本书应被视作是对上述那些史学家和研究人员的一座丰碑。

　　我尤其要向以下几位陆军史学家表示感谢，我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朝鲜共过事；像我一样，他们大部分都曾在陆军史学分遣队里担任过领导职务。他们是：罗伊·阿普尔曼、马丁·布卢门森、皮尔斯·W·布里斯科、A·斯图尔特·戴利、埃德加·登顿、罗伯特·F·费克特曼、威廉·J·福克斯、拉塞尔·A·古格勒、亨特·海恩斯、威廉·D·马格尼斯、约翰·梅华、哈里·齐·米德尔顿、比利·C·莫斯曼、詹姆斯·F·施纳贝尔和爱德华·C·威廉。

　　我特别要提出罗伊·阿普尔曼、比利·莫斯曼和吉姆·施纳贝尔，向他们三人致谢。罗伊·阿普尔曼的有关战争头5个月的官方记载是关于这场冲突的三部开创性著作中的其中一部，其详尽与客观性令人惊讶不已。吉姆·施纳贝尔的有关战争第一年的政策及指示方面的官方记载，以及他跟罗伯特·J·沃森合著的战争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官方记载，是另外两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这两部书提供了极为生动的历史记录，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这场战争的了解。比利·莫斯曼从1950年11月起至1951年7月止，一直从事有关朝鲜战争官方历史的工作，他向我提出的建议以及提供的帮助对我极其有益。

　　我不曾有缘跟其他军种之官方史的作者谋过面，但我愿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感谢，他们在艰苦细致而又精确的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几位作者是：空军方面的罗伯特·弗兰克·富特雷尔，海军陆战队方面的林恩·蒙特罗斯和尼古拉斯·A·坎佐纳上尉，以及海军方面的马尔科姆·W·卡格尔和弗兰克·A·曼森。

　　供职于国家档案馆现代军事史司令部部门的约翰·E·泰勒具有百科全书般的记忆力，若没有他随时随地的匡助，我的研究工作将是不可能的。司令部部门以及马里兰州苏特兰的作战部门的全体职员都为我提供了帮助，我要特别感谢作战部门的维多利亚·S·华盛顿，感谢她在文献方面所作的勤奋研究以及对我的耐心。

　　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公共图书馆的参考书管理员V·威廉·S·辛普森尽可能合理地满足我对无名文献和书籍的要求，并且总是悉数向我提供，为此我要向他致谢，并感谢他所给予的多方面的热情帮助。弗吉尼亚州立图书馆助理馆长威廉·R·张伯伦尽力满足我对专门书籍和其他秘传书籍的“蛮横”要求，州立图书馆馆际借阅部门的特里萨·帕克特热情地从远近各地的藏书处为我寻找此类资料，我要向他们二位致谢。

　　我感谢三个儿子所给予的帮助和支持：小贝文首先坚持要我撰写本书，并且帮我应付所有法律方面的工作；特洛伊和他的妻子玛丽在纽约浩如烟海的商业原始资料中搜寻有关战争的图片；戴维在阿尔文-格罗夫帮助收割庄稼，因为庄稼熟了不等人。

　　我要感谢希波克雷茵出版社的总编罗伯特·皮金，他给了我忠告，并给予了很大帮助，而且指引我结识了北京的西德尼·夏皮罗 [ 译者注：即沙博理先生 ] ，他是《旧中国的犹太人》一书的作者。夏皮罗先生引导我在中国查找到了有关朝鲜战争的原始资料，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我要向我的责任编辑唐纳德·J·戴维森表示更深的谢意。他无情地(有时是严酷地)提出一些明智的问题，找出并纠正了多种多样的讹误，总是将我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坚定地引回到了可靠的事实上来。

　　制图员威廉·L·赫兹利特和米歇尔·皮卡德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本书绘制了精确的地图。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夫人佩吉·廷德尔·亚历山大，她对本书的内容和研究资料发表了聪敏的意见，随时给我以帮助，并且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她还承担起繁重的任务，在官方档案中搜索，从成千上万幅有关朝鲜战争的图片里找出了具有代表性的照片。

贝文·亚历山大

于弗吉尼亚州，阿尔文-格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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