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拓布劳恩（1900-1974），中国名字李德、华夫，1932年由苏联到我国，唯一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外国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与博古、周恩来合称“最高三人团”，1939年回苏联，后回德国。作为中国革命发展中决定性阶段的直接见证人，李德在《中国纪事》里回忆了他在中国活动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先生对《中国纪事》等现代稀见史料的评价是“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李德1939年的笔记中记载的1934年红军总参谋部的统计数字：中央红军在出发时的实有兵力是75000-81000人，其中57000至61000名战士，有41000至42000支步枪和1000多挺轻重机关枪。战斗军队编为5个军团，第一军团由第一第二和第十五师组成，有16000-18000人，其中14000-15000名战士，有9000-10000支步枪和300-350挺机枪。第三军团由第四、第五和第六师组成，有15000人，其中12000-13000名战士，有9000支步枪和大约300挺机枪。除此之外，作为突击部队而承担突围主要人物的这两个军团，还拥有30-40们轻迫击炮和大约3000枚我兵工厂制造的破击炮弹，并且各有两门以上直接瞄准涉及的野战炮和几百发炮弹。第五军团由第13和第34师组成，有11000-12000人，其中战士10000名，有7000支步枪和150-200挺机枪。新编第八军团由原来的独立21师和23师组成，有10000人，其中8000名战士，有6000支步枪和大约100挺机枪。最后是九军团，由第三和第二十二师组成，有11000-12000人，其中9000-10000名战士，有7000支步枪和大约150挺机枪。每个战士发了1-2枚手榴弹，每支枪配有70-100发子弹，每挺机枪配有300-400发子弹，每挺重机枪配有500-600发子弹。
所有部队，包括师指挥部，都拥有足够的无线电设备、野战电话和其他通讯器材，两支收容纵队也这样，而且五期装备也很充足，以便在必要时能够短期独立行动，进行自卫。第一行动纵队，或称中央纵队，包括中央委员会、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总参谋部成员，这支纵队有4000-5000人，其中2000名战士，有1500支枪。第二纵队也就是后勤纵队，包括一个野战医院、各种机关及党政干部，总共8000-9000人，其中大约2000名战士，有1500支枪和毛瑟枪，以及几挺机关枪。
所有参加长征的人，身边都带了大约可以用两星期的给养，主要是大米和盐，给养用完以后，就只能和必须通过购买和没收来开辟地方上的粮食来源。
李德的结论是，这次行动绝不是什么“移民”，或者象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所写的那样，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准备的军事行动。诚然，它在漫长的过程重带有一种退却的性质，这是原先没有设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