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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抄学习军政知识
正文
AB团
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取消民主主义。这样一个组织，在成立后仅三个月，就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四.二”大暴动所催垮。AB团的创建人段锡朋在1931年曾说：“AB团在四.二暴动后，一般忠实的同志，纷纷逃避京沪，此时适逢中央开始清党，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非但按诸党纪，党内不得再有组织，即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亦万无可以存在之形势， ”。
AB团在解体之后，江西尽管还存在着个别的残余分子，但这个组织并没有重建。无论是后来把持江西国民党党务，致力于打击AB团的汪精卫改组派，还是再后来大力肃清AB团的共产党，都始终没有得到AB团仍然存在的真凭实据。在1927年4月以后，已经不复存在的AB团先是成为汪精卫改组派攻击蒋介石一派的借口，后又成为共产党内部整肃的理由。
“AB团”与富田事变
1930年12月，在江西苏区的吉安县富田，发生了一次兵变，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滥抓滥杀的肃反行动。
“富田事变”及被扩大化了的肃反行动，是我党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冤假错案，其事态形成的根源，出自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反共组织AB团（取英文Anti—Bolshevik的词头，意为“反对布尔什维克”）。
密谋出笼
1926年11月，北伐军一举攻克南昌。随着北伐军在苏浙皖战线上的节节胜利，北伐战争的获胜及北洋军阀的彻底垮台，已是为期不远的事了。
胜利在即，蒋介石却忧心忡忡，愁眉不展。因为有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出现在他面前，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携手合作，尤其是共产党的巨大能量，更让他伤透了脑筋。在蒋介石心目中勾画出的蓝图是：以南昌为政治活动中心，加紧争取帝国主义列强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建立蒋记军事独裁的统治，掌握整个中国！但共产党在南昌的力量是强大的，他们已经完全操纵了全省的民众运动。
半个月过去，为了对付中共，蒋介石开始了一系列的活动。
11月下旬，在南昌百花洲北伐军司令部会议室左侧的小会客厅，蒋介石会见了日本外务省条约司司长佐分利贞男，密谈了两个小时。
相隔7天后，蒋介石匆匆地赶到庐山，见到了分别已久的“老头子”虞洽卿。虞洽卿这次抵赣，正是受了帝国主义的指派来鼓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代价是给蒋6000万银洋。
有日美等国的表态，蒋介石即召见一个名叫段锡朋的人，交给他一个重要的任务。
时年30岁的段锡朋，北京大学政法系毕业，曾被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他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北伐军攻克南昌的前一个月，陈果夫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派他到江西视察国民党党务，其头衔为“中央党部特派员”。
蒋介石召见段锡朋，一番关照后，段受宠若惊，心领神会。6天后，在南昌市区民德路一家餐馆的楼上，聚集了一批特殊人士。与共产党对着干的臭名昭著的AB团按照蒋介石的授意，于这三桌酒席上产生了。
猖獗活动
段锡朋、洪轨等一帮AB团骨干只几天工夫，就把政治楔子插到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
1927年1月上旬，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
大会开至第三天，接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派人送来的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名义颁发的《决定江西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选举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的办法》。内中有两条规定：一、选举出来的人名单，要由国民党中央“圈定”；二、候选人名单也要由“中央介绍”。
结果：得票最多的共产党人刘一峰、方志敏等人，被蒋介石的大笔圈掉了，只剩下一个王忱心被圈为候补执行委员。而段锡朋竟然当上了省党部的组织部长。紧接着，在蒋介石随后任命的江西省政府大员中，基本上都是国民党右派和AB团成员。
段锡朋等人尤为注重控制报纸。段锡朋指派AB团分子执掌江西《民国日报》，在九江启封了反共报纸《江声日报》，同时却查封了宣传工农革命的《工商时报》。
随后，这班AB团分子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血案。
第一个由AB团分子从中作祟倒在蒋介石血腥屠刀下的共产党员，是赣州市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3月6日，AB团分子用18颗子弹为蒋介石打出了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第一排枪。
AB团在蒋介石、陈果夫的支持下，在短时间内篡夺了江西省的国民党党务大权，然后利用这一权力，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发起了凶猛进攻。
寿终正寝
AB团凶相毕露，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决计针锋相对予以反击。
陈赞贤遇害的第三天，赣州市总工会组织工人实行总罢工，并派出百余人分赴南昌、武汉两地请愿，要求惩办凶手、公祭烈士等。1927年3月18日，南昌市3万余人举行“追悼陈赞贤烈士大会”，会后前往百花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门外示威请愿。总参议张群对请愿代表不予理会。愤怒的民众冲上百花洲，将张群拖出痛打一顿。
当时正值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在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由吴玉章主持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取消违反各省市党部另行改造决议案》，对江西问题的处理作出八项决定。
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段锡朋等一班AB团分子惊恐不安，策划了一个“护党运动动员大会”的闹剧。
他们组织了一支300多人的“长枪队”，武装护守省党部。段锡朋出面游说李烈钧，由李下令通缉捉拿方志敏、邹努、袁玉冰等二十几名共产党人。
AB团狗急跳墙似的挑衅，激起了共产党人的义愤。中共江西区委决定予以公开反击，联合国民党左派采取暴动的方式一举摧毁AB团。暴动的总指挥是中共江西区委书记袁玉冰。
4月2日下午2时，一支由数百名工人纠察队员为前锋的、超过3000人的群众队伍，沿着南昌中山路向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浩荡而来。
段锡朋等AB团头目企图作最后的挣扎，他们下令“长枪队”反击。枪声一响，400多名工人纠察队员更加气愤，只十几分钟，枪弹把办公大楼的窗户玻璃全部击碎。“长枪队”情知抵挡不住，从大楼的后门蜂拥而逃。
段锡朋、洪轨等AB团头目，亦直奔下沙窝赣江边，再乘小船沿赣江下游逃往九江。
贻害无穷
既然臭名昭著的AB团已被彻底摧毁，那么，为何在其后的1930年，又有人说在赣西南苏维埃内和红军内部出现了AB团，并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肃反？究其原因，首先是当时党内一些领导人的错误看法，即把国民党右派的活动，一律看成AB团的活动，以至把一切封建地主、反革命势力统称为AB团势力。
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人确信：有AB团存在，而且大批地混进了党内、苏维埃内和红军内部。
这个错觉，有一个形成过程。
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从1930年1月起，在他的好几个报告中都郑重其事地讲到“赣西南有AB团的大肆活动”。中央巡视员刘作抚7月22日给中央的报告也说道：“AB团、改组派、富农地主，在政权机关里发现，永新、兴国、永年、吉安西区、安福西南区都破获有AB团的组织。”
1930年9月16日，赣西南特委东路行委发了一个《为肃清AB团告革命群众书》。这种捕风捉影、作茧自缚的极端错误的做法，不但混淆了人们的视线，让总前委领导人产生错觉，也悲惨地害苦了自己，以至于后来从赣西南特委到中共江西省行委，大部分重要干部都被打成了AB团分子。
总前委负责人联想到一系列的事情，更加相信赣西南的党已经变质走到AB团一边。这些事情、事件是：湘赣边界特委错误地杀害了留在井冈山的前委组织委员宛希先；西路行委因土客籍矛盾恶性暴发等。
一件意外的事情，更在总前委领导人的思想天平上增加了一个砝码。1930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打下赣西重镇吉安市，政治保卫部门在清理敌档案中，发现一张签名的“AB团经费领条”。签名者竟是“东固的一个地主”，而这个地主的儿子，就是担任中共江西省行委书记的李文林！这引起了总前委领导人如雷击顶般的震惊。
到了这个月的下旬，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在新余的罗坊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目前政治形势与红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文件中对反AB团专有决议，强调指出：“改造全部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改选原有的全部苏维埃，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任何地方，留在任何一级苏维埃之内。”
从大背景上说，在苏区展开清肃AB团的斗争，是1930年期间中共中央秉承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布置的。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主持中央提出了更“左”的纲领时，就着重提到打击江西的AB团。
就这样，一场滥打AB团的运动在赣西南苏区蔓延开了；又由于用错了一个“个人品质很坏”的李韶九，在富田滥抓滥杀，大搞逼供信，终于逼出了红20军部分官兵的反抗行动。尔后的“肃反”扩大化，即由富田兵变所引发。
相关链接:富田事变平反的前前后后（转载自铁血）
江西省吉安县的西部疆域,像一条长长的带子,与吉水、泰和、兴国、永丰四县接壤。座落在这带状疆域中的富田村,是一个由十多个小村组成的大村庄。土地革命时期,五县交汇处的富田,曾一度是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六十九年前,这儿爆发了震惊党内外、军内外的“富田事变”。从此,赣西南这个平平常常的村庄,便被历
史之刀,极其悲壮地镌刻在中国现代史上。
建国以后,作为“中央苏区”的江西省,很多区、县被视为“老区”,给予了许许多多的特殊照顾。而富田,尽管它所属的吉安县和四邻的县、乡都属于“老区”,惟有它被排斥在外,成了当年一大片“红区”中小岛状的“白区”。其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因为这里发生过“反革命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被错误处理,红二十军指战员遭到冤杀
1930年12月3日下午,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率红十二军一连士兵,从总前委驻地宁都黄陂,前往省行委所在地吉安富田,去抓AB团分子。
从黄陂到富田不过一百多里,由于敌我形势犬牙交错,白区和红区如插花的拼盘,这一连人整整走了四天,于7日下午3点才到达目的地。一到富田,李韶九即命令士兵迅速包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将正在里边开会的几位负责人捆起来,接着开始翻箱倒柜,满屋搜查,一片杀气腾腾。被捕的人中有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随后李韶九亲自主持审讯,不许对方辩解,只许承认自己是AB团,然后交待其他AB团成员的名字。否则便施以“地雷公烧香头”、“点天灯”、女的烧阴户等酷刑。
一夜之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120多人被抓,连夜刑讯逼供,受刑人惨烈的呼叫声震撼着富田的夜空。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被迫供出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也是AB团,这时已是8日凌晨。
于是,李韶九又把目光投向了四十里外的红二十军驻地东固。就在李从黄陂出发的第二天,12月4日,总前委根据严刑后犯人供出的新的口供,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来富田加强肃AB团的力量。古柏一行于8日到达富田,李韶九留古柏、曾山负责省行委肃AB团;派陈正人率一排人去抓赣西路行委书记王怀;李自己带一排人押着谢汉昌前往东固,捉拿红二十军中的AB团。9日吃罢早饭,正要动身,蒋军飞机来这一带轰炸,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不重要的AB团犯人,匆匆杀了一批,然后上路。
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率领独立营正在前方,接到军部要他返回的急信,还以为是因为打了胜仗要他回去领慰劳品和补充兵源。却不料一到军部即被当作AB团要犯抓起来,由李韶九审讯。刘敌与李是湖南同乡,且早相识,知道李的为人。心想硬顶不是办法,便改用长沙话与之攀谈,附和李,渐渐取得了李的信任,不仅不把他当作AB团,还要刘好好干,示意将来二十军会交给刘敌,并派人送刘回营。
侥幸脱险的刘敌到达营部时,营长张兴和政委梁贻喜出望外。刘敌将这天的遭遇说了一遍,张、梁二人都愤愤不平。第二天(12月12日)吃罢早饭,刘敌找到张兴和梁贻,说出自己的心事,肯定李韶九这次来,目的是企图消灭江西党和部队的干部,是总前委的阴谋,于是三人商定请李韶九来讲话,乘机将他扣留。但血气方刚的张兴,不等请李来便去军部质问。这一去当然是自投罗网。刘敌闻张兴被扣,立即与梁贻集合部队,迅速包围军部,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张兴等人,抓住了与李韶九合作的军长刘铁超,只可惜偏偏跑了李韶九。
由于担心李潜逃回富田杀害被捕的省行委同志,刘敌等立即率174团机枪连和独立营马不停蹄奔向富田。黄昏时他们到达富田,包围省行委,缴了十二军一排人的枪,释放了段良弼等被捕的同志。此时,陈正人未归,古柏、曾山等在夜色的掩护下逃脱,只是误捕了率闽西参观团来富田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
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富田事变。
当晚,事变的领导人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认定李韶九所为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指使的,毛是“许克祥第二”。为防止总前委派兵来,红军之间发生冲突,他们决定红二十军向西开拔,渡过赣江,进驻永阳。
第二天一早,二十军士兵在富田广场召开士兵大会。被捕同志在会上报告了事件的经过,控诉了李韶九的恶行,有人还脱下衣服展示满身伤痕……整个会场群情激愤,人们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
段良弼等释放了误捕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并向其道歉。当易指出未经中央表态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是错误的时,段等人接受了批评。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决定由段良弼代表他们向党中央汇报。刘敌也给中央写了一封态度诚恳的长信,述说事情经过,承认自己做错的地方,恳请处分。得知党中央经济十分拮据,事变领导人还决定将所有的200斤黄金由易尔士和段送交中央。1月5日,段良弼带着几十两黄金和近万字的报告《富田事变前后详情》出发。一路辗转到达上海,见到了任弼时和博古,将黄金与报告交给了党中央。报告详细阐述了事变经过和省行委与毛泽东争论的十个问题。结尾写道:“关于我个人的错,请求中央指出处罚,任何处罚我都会心甘情愿。但我因工作能力的薄弱,请求中央派我到莫(斯科)去学习。”这份用毛笔书写在毛边纸上的报告,至今还藏在中央档案馆内。
幸又不幸的是:未待中央委派的温裕成与他相见,段良弼就发觉情况有变,一个人悄悄走了,消失在历史的深处。这位中共江西省行委常委不幸中断了革命生涯,但有幸免遭冤杀。
段良弼走后,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一面等待上级党组织的表态和处理,一面继续领导军民配合其他红军与白军作斗争。
与总前委对事变领导人的态度不同,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既指出了事变领导者的严重错误,又严肃批评了总前委的过火行为,认为应该以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一事件。
然而,四中全会后的“左”倾中央政治局于3月28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此时,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已从上海出发。
4月17日,任弼时一行3人绕道福建来到江西宁都县青圹村,传达了政治局的决议,否定了项英的正确意见,撤消了项的代理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接任。
不幸的是:第二天,遵照项英指示前来参加会议的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事变领导者正渡过赣江,往苏区中央局青圹村走来。但他们不知道中央代表团已经到达,项英刚被撤职,项英原定的“解决纠纷”的党的会议不准召开,中央代表团对他们的判决已定,他们将大难临头,以周以栗为首的审判委员会已经组成。
他们一行刚走进青圹村,立即被一网打尽,接着就召开了公审他们的大会。然而,审判中这些被诬陷的忠良没有一个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的AB团。但会后,“罪魁祸首”刘敌仍被当即处决了。其他被捕的原省行委领导不久也先后被处决。
4月19日,苏区中央局向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告:“富田事变已被解决。”
备受猜忌和歧视的红二十军指战员,这时依然在永阳一带坚持抗敌斗争,配合广西来的红七军,还打了几个大胜仗。不久,红二十军奉命边打边走,向兴国,于都一带转移。七月,他们一路风尘,辗转到达于都平头寨,没有人知道,平头寨是红二十军生命的最后一站。山里的清晨特别凉爽,吃罢早饭,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军官奉命到谢家祠堂开会,彭德怀、林彪的部队立即将祠堂包围。先是收缴了他们的枪械,然后将这七八百名军官一个连一个捆绑起来,其中包括红二十军军长 肖大鹏、政委曾炳春。接着二十军的番号被宣布撤消。不久,又将这些浴血奋战过的指战员全部杀害。仅有两人幸免于难:一位是172团副官谢象晃,他被认识他的红一方面军的军副官长杨至诚所救;一是排长刘守英,他正逢值日,闻迅逃脱。刘守英后任八路军团长,在百团大战中英勇牺牲;谢象晃建国后先后任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和省人大副主任。
对富田事变的定性和对红二十军的处置后,“左”倾领导人在全国各苏区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高潮,滥杀了成千上万对革命耿耿忠心的优秀儿女。短短的几年间,处决了7万多“AB团”,2万多“改组派”,6200多“社会民主党”,这只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而后来的历史证明,共产党内从来没有过“AB团”这一类的组织。
1949年以后,中央对苏区被冤屈的一部分人进行了平反;1956年中央代表团访问苏区期间,又为8427名被错杀者平了反。然而遗憾的是按照规定,这些人既不属于反动分子,也不能称为烈士。至于富田事变的领导者,则因中央代表团的定性,成了铁案。
戴向青等写翻案文章,肖克发表对事变看法
出生在吉林省舒兰县的戴向青,1946年在家乡参加革命时才18岁。1949年他随南下工作团来到江西,没想到这一来便永远留在了这里,开始了长期的党史研究与教学工作。
50年代初,戴向青有机会到赣南、赣西南和东南一带,发现这一带二三十岁以上年龄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AB团的,颇有点谈虎色变。因为30年代打AB团时的滥捕乱杀的情景,使苏区人民数十年后仍心有余悸。被当作AB团处决的人,其子孙与其他亲属长期受到牵连和歧视,连民兵队长也不能当,入团入党、升学、招工所受的影响更不用说。“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即使家里一贫如洗,也被划作地主。戴向青虽然很同情这些亲属,但《毛泽东选集》的注释里分明写着:“AB团是当时潜伏在红色区域的反革命特务组织”。这也就使他无法表示什么。
1956年,戴向青上中央党校学习,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系统的历史资料。他看到了193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读罢这份决议,也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因为文件中提到“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喊出了“打倒毛泽东”的口号。在那个年代,光凭这一条就可以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尔后,戴向青又几次来到赣西南,谁知50年代初期,中央慰问团慰问老革命根据地时,曾为一些被错杀的同志平了反,说是当年肃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但扩大到什么程度?哪些错了?哪些没错?却没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标准,缺乏一个有充分说服力的依据……这自然引起了戴的不安。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他又只能是满怀疑虑与压抑,而不能表示什么。
一直等到“四人帮”倒台,等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1978年底,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主任戴向青与同行们一起,来到赣西南一带,开始正式调查、搜集有关AB团和富田事变的材料。年轻的资料员罗惠兰也随教师们一起下乡参加这项工作。他们走访了苏区大部分县、市,从当地档案馆、纪念馆查找资料。那时没有复印设备,几十万字的材料全凭手抄;他们还走访村寨,询问幸存的知情者……。几个月工夫,他们获得了一大批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包括当年亲历者的回忆,首任省苏维埃主席曾山的《宣言》,省行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的信,1930年“工农革命委员会”六言体的布告,等等。有的材料,连中央档案馆也没有。
大量资料的掌握与深入的调查分析,戴向青认为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当年大肃AB团与所谓的“反革命富田事变”是一桩冤假错案。不久,他写出了《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的文章。
1979年9月,江西省党史学会暨现代史学会在南昌召开成立大会。戴向青将文章散发给与会者,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江西省委副书记兼省党校校长马继孔的支持下,《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很快在1979年第四期《江西大学学报》上发表,在史学界引起了更大的反响。
不久,《江西大学学报》编辑部收到了与戴文针锋相对的文章《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文章虽然承认以往结论中说事变是AB团领导的缺乏证据,但作者依据港、台的材料提出:事变领导人“惨杀了拥护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的干部、群众一百多人……”
学报编辑将文章转给戴向青,希望他能写出更有说服力的文章。于是,戴又写了《富田事变考》,用大量事实证明:说富田事变领导人杀害了一百多拥护毛泽东路线的干部与群众,是毫无根据的,这或是以讹传讹,或是敌人有意造谣(几年后中央组织部复核小组几次实地调查,也证明杀人之事子虚乌有)。
1980年底,全国党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戴向青在这次会上被选为学会理事。因此,他有机会接近党史学会顾问肖克,他将自己的几篇文章送请老将军指正。
肖克当年亲身经历过总前委的黄陂肃反与苏区大打AB团的运动。1981年3月至8月,肖克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向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部门和在有关会议上,谈了他对中央苏区肃反与富田事变的看法,呼吁彻底弄清这些历史事件。1982年5月,他又应中国革命博物馆之邀,再一次谈起当年肃AB团与富田事变。在谈话中,他回顾了中央苏区肃反与富田事变的大致经过,指出事变的主要原因是乱打乱杀引起矛盾激化所造成的。肖克的讲话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上刊登出来,同期还刊出了肖克秘书国琦、东霞夫妇合写的2万多字的长文《江西苏区初期的肃反与富田事变》。
肖克将军的地位、资历,和他“过来人”的权威,使他的谈话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富田事变的澄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胡耀邦亲自过问,冯文彬等受命调查
戴向青有关富田事变的文章出来后,那些等待了半个世纪,祈盼有人出来为他们申冤的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属,仿佛看到了曙光。除了江西省人大副主任谢象晃,第一个向戴向青感谢的是湖北黄石的汪安国。这位90高龄的老人原是赣西南安福县委书记,1930年因公去东固请示工作被李韶九当作AB团分子抓起来,被刘敌解救后,次年4月又被抓,他伺机逃脱,从此远离故土,到处流浪。1980年,当年省苏维埃秘书长马铭的儿子也从铅山找到戴向青,叙说父亲死后(死时28岁,被诬为AB团要犯)他与母亲的不幸遭遇。还有一位河南青年千里迢迢来到江西,请求戴向青、罗惠兰帮忙他寻找自己的姑姑曹舒翔。姑姑参加革命后曾去苏联留学,归国后却一直杳无音讯。戴、罗听了后心情非常沉重,因为他姑姑早已被当作AB团处死,判决书赫然登在1933年3月15日《红色中华》上。像这样令人感慨的人与事真是不胜枚举,这也加重了戴向青等人的责任感。
要不要为富田事变平反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当年苏区究竟是不是有反革命的AB团。如果有,那么肃AB团就是必要的,乱打乱杀不过是“扩大化”了而已。但是,戴向青等人经过深入研究和查证有关AB团的历史资料,包括AB团头子段锡朋的自述文章,最终否定了这种观点。戴向青在《肃AB团不是扩大化而是根本错误》一文中以充分的证据说明:当时党内根本不存在AB团!打AB团不是什么“扩大化”,而是根本错误!
经过党史工作者的努力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呼吁,中国革命史上最大的一起冤案终于引起了最高决策层的注意。1986年6月,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和副主任马石江受命赴湘、赣一带调查。戴向青此时已调任江西省党史征集委员会主任,理所当然地负责接待、陪同冯文彬一行。冯、马从湖南进入江西后,戴向青陪同他们经萍乡、南昌,考察了井岗山、吉安、瑞金、富田、东固等地。冯文彬告诉戴向青:中央领导的意见,这个问题(指肃AB团和“富田事变”)应该解决了。
冯文彬所说的“中央领导”,实际上就是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
冯文彬、马石江在江西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调查,临走时,将全面整理有关AB团与“富田事变”材料的任务交给了戴向青。当戴向青将两个专题的材料(AB团与“富田事变”两专题)整理后正欲送北京时,有人出来阻拦:按以往规定,中央未重新定性的重大问题,要先报省委,待省委同意后再上报中央。但这样一来,就会超过冯文彬所规定的期限,甚至会影响平反的部署。戴向青无法,只好打电话给北京,请示冯文彬。冯回答很干脆:
“那就省委和中征委两处一齐报吧!”
两个材料上报中征委后,冯文彬、马石江立即向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了汇报。
不久,中央发生重大的人事变动,胡耀邦同志辞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一职务。但富田事变的平反工作并没有因此事而停止。
1987年,中央召开了组织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等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将关于AB团与富田事变的调查材料,散发给与会人员,征求各单位意见。座谈会结束不久,上述部门逐一回函,意见一致,均同意材料中所提出的观点,认为这桩延误了多年的大案应该澄清。在综合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负责起草上报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
为慎重起见,冯文彬的秘书陈文斌又数度来江西,核实一些具体情况。他告诉戴向青:这个问题解决有望了。戴向青感到莫大的安慰。
杨尚昆批示解决,权威著作非正式给予平反
1988年,陈云在一份关于AB团与富田事变的材料上批示:
尚昆同志了解此事,我当时不在江西,不太了解。
杨尚昆是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在中央苏区曾任红三军团政委,对肃AB团与“富田事变”是了解的。接到有关的材料和陈云批件后,杨即批示:
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了。建议中央档案馆准备好有关AB团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应成立一个小组,负责澄清这些历史事件。
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即将陈云与杨尚昆的批示转给有关部门。
不久,中央档案馆将有关档案找了出来,有厚厚的一大叠。
中组部也成立了以中顾委委员、原中组部部长陈野苹为首的富田事变事件复核小组。小组成员由八人组成:中央档案馆1人,中央党史研究室1人,江西1人,还有中组部两位局长,一位处长,一位干事。戴向青以江西名额参与这个小组。
这一次,戴向青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材料,特别是中央档案馆所提供的资料,不少是他第一次见到。 其中有江西省行委常委、被诬为“AB团总团长”段良弼向中央汇报的万言书,和174团政委刘敌写给中央的信。这些原始材料更进一步证实:所谓“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纯粹是信口雌黄;中央苏区肃出的成千上万“AB团分子”完全是逼供信的产物。
复核小组对富田事变的认识很快趋于一致,惟有在刘敌能否平反上有过争议。戴向青等据理力争,认为刘敌不但不是“反革命首领”,反而是对革命有功之臣。当操生杀大权的肃反大员李韶九对他由怀疑转为信任时,曾拍着他的肩膀,示意刘敌只要听话,就会当二十军军长。如果刘敌有私心,只要顺从李韶九,他就可以升官。但刘敌抛却私心杂念,带兵解救被诬陷的同志,以致自己惨遭杀身之祸。
复核小组统一认识后,决定起草一份为富田事变平反的文件,并指定由戴向青执笔。这份题为《关于富田事变的调查报告》长达万余字,戴向青改完第二稿后,便离京返回江西。这时已是1989年2月。
戴向青起草的文稿又经过富田事变事件复核小组在京成员第三次字斟句酌的修改后,于1989年春夏之交上报中央,随后,中央又派由中组部组成的复核小组带来江西,又一次进行实地调查,可谓慎之又慎。
戴向青送走中组部复核小组,苦苦地等待着,但却始终没有回音。一直到199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纪念时,戴向青所盼望的、自己曾参与起草的文件仍未下发。
不过,富田事变的平反却以另一种形式公之于世。这一年,经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代表党中央批准出版了几部书,对肃AB团与富田事变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科学的结论。特别是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已明确地肯定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虽然没有专门为富田事变平反的红头文件,但以这些书的权威性,也足以说明人们内心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它或者可以被看成是对这一历史遗案的最高判决书吧。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等出版仅三年之后,戴向青就因积劳成疾,不幸过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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