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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清末新军(历史照片组图)

(2008-09-09 08:34:37) 下一个


<<西安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03期 李冬久 , 田跃安
从20世纪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宏观角度看,清末新军建设不仅编练了一支新型的近代化军队,而且带来了中国军事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堪称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肇端.但从清王朝练军自求的微观角度看,新军却变成了王朝的掘墓了,不能说新军建设不是一次惨重的失败.封建主义的国家机体难以移植资本主义的军事制度;落后的农业经济承受不起近代化军队建设的重负;动荡的末代政局无法保障军制改革和军队建设的顺利进行,是新军建设失败的3个重要原因。




百度百科.《中国近代史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清末编练的近代化陆军。开始筹练于1894年。次年3月,胡燏棻募集五千人,编成十营,初驻马厂,后屯小站,以西法训练,号“定武军”。是为新军之始。中日甲午战争后由袁世凯接办,改称“新建陆军”。与此同时,张之洞也在署两江总督任内编练“自强军”。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以倡办“新政”的名义,于1903年在中央设练兵处,以奕诓为总理,袁世凯会办。1905年练兵处制定陆军军制。各省设督练公所,由督、府、将军、督统兼任督办。将新军的编练推行于全国。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每镇包括步、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额设官兵12512人。设统制率领。镇下分协、标、营、队、排、棚,分 由协统、标统、管带、队官、排长和正、副目率领。平 时以2镇为1军,战时则根据情况,或以3镇为1军,或合 数军为 1大军,由总统或军统率领。中下级军官多为国内各武备学堂毕业生充任,间有少量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士兵采用募兵制,在体格、有无嗜好和文化程度上有较严格的规定。

武昌起义前夕,已编成十三镇。清政府以北洋新军为中央军(亦称国军),各省新军为地方军(多沿袭绿营、寻防营等名号),借以巩固其垂危的封建统治。但在革命党人积极活动下,各省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倾向革命者日多,成为武昌起义和各省光复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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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陆军是清政府于清末,命袁世凯编练的一支新式陆军。北洋新军乃是这支新式陆军中位于北方的六支主力部队的统称,其他地区的新军规模,装备均无法于北洋新军相比。因此可以说北洋新军乃新建陆军之主力,再者北洋新军后来在历史上声名显赫, 因此后世多有将“北洋军”当成新式陆军之统称。事实上,北洋军之概念并不严格等于清末的新式陆军(但大部分情况下可以通用,下文一律以新式陆军通称)。

新式陆军在当时的中国不但武器精良,编制合理,并且开创了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诸多空前的变革。 新式陆军中,北洋军后来因政治变动沦为军阀私兵,其将领大多成为民国时期北洋军阀之重要人物。南方各省之新式陆军则被南方各省军阀瓜分,逐渐消亡。


历史背景

满清军制向以八旗绿营为国家正规军。 八旗为旗人组成,以京营八旗拱卫北京,以驻防八旗分守全国重地。 绿营则为汉人之国家常备军,以镇,协,标分守各地。后八旗,绿营逐渐腐朽不堪用。

嘉庆时平白莲教川楚教乱,因八旗,绿营不堪用,随设勇营。勇营为各地督抚自行招募,“保境护民”,战后即遣散。是为有清一代于八旗,绿营外另立军队之始。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八旗,绿营,募勇皆一败再败,不得已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编练团练”,即后来之淮军(以及左宗棠的湘军分支-楚军)。 但湘淮军在军事编制, 习气,战术上于旧式军队并无二致,土洋火器混编。 因此,湘淮军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便迅速腐败, 甲午战争,清廷征调之湘淮军一败涂地。 清廷遂知湘淮军不足恃。

甲午战后清廷决意自强,大力建设“练军”,练军武器装备全为洋枪洋炮,部分武器甚至为当时西方之最优。共练成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毅军,以及江南的自强军,北方的定武军等新式练军。因种种因素,新式练军在庚子之变中损失惨重。

当时编练新式练军已经不再和湘淮军一般“西学为用,中学为体”,仅仅更换武器装备。 而是大胆的对军队编制也做了一些改革。自强军和定武军的军制有西式军制的影响,与旧式军队以营为主,兵无定数有所不同。 庚子之变后,袁世凯接掌定武军,授命改革陆军军制和编练新式陆军, 才开创了全新西式编制之新军。 军制改革,可视为新式军这种“新军”,与湘淮军,练军这些“旧军”的分水岭。 旧军在新军建立后大多被改编为绥靖地方的“巡防营”,“巡警营”,后逐渐消亡。

因此,新军出现之日,当定为1904年9月12日,练兵处会同兵部所奏之《新式陆军章程》正式奏准。 从此袁世凯担任练兵会办,编练全国新军。

正式编练

清末袁世凯
清末袁世凯
“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
 
“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

新军之编练,有一套复杂而又严格之程序。 编练之总章程,总办法由练兵处会办袁世凯控制,然后其余各省,区自行按规定招募人员编练。 其番号也反应了其编练过程。

如果省区自己征募的新军兵员数数目接近北洋新军定制中之“”,便可呈请练兵处组成协,同时设立一定的炮兵骑兵附属部队,组成混成协

因为混成协并非“定制”,因此混成协无番号,仅有地区名称。如广西仅建成一混成协,故称“广西陆军混成协”,此乃正式名称,不少史料为了与旧军区别,称为“广西新军混成协”,此乃错误。 若混成协数量多于一,练兵处可能授予番号,如“四川暂编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河南暂编陆军第二十九混成协”。

最后,一镇之兵数额足够,则报练兵处(后改为陆军部)审议,若获批准,授予“暂编”番号,如:“四川暂编陆军第十七镇”,可以开始进行军事训练。

训练一段时间后,练兵处派大员,组成校阅团校阅,校阅通过,即可报部成军,授予正式番号,官防,官职,去掉暂编字样,正式成为新式陆军。

因此,新建陆军的番号为驻防地域+番号所组成。其中番号不重复。如“直隶陆军第四镇”,并非是直隶地方部队,而是作“陆军第四镇,驻扎在直隶”来理解。至清亡,仅有近畿四镇,直隶两镇(即北洋新军六镇),湖北一镇,东南一镇等八镇通过了校阅正式成军,其余各镇都仍顶着“暂编”番号。

部队编制

新军以镇为战略单位,战时则设立(类似于集团军)来统一指挥各镇,以下依次是。其中每镇辖步兵两协,附属骑兵炮兵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军乐队。 步兵协每协下辖步兵两标, 每标又辖三营,每营辖三队,每队辖三排,每排辖三棚。

附属的骑兵标辖三营,每营辖前后左右四队,每队二排,每排二棚。

附属炮兵标辖三营,每营辖左中右三队。队以下编制同步兵。

工程,辎重营以下编制同骑兵。 到清末,新军还在步兵标内增设机关炮队(重机枪

最基本单位棚约有兵员14人,全镇共有军官司事约七百余人,兵员约一万人,夫役约一千五百多人,全镇总兵力约一万二千多人。

民國北洋政府成立后,陆军部通令将军队编制更改为

新军的另一个划时代变革乃是引入了现代的司令与参谋制度。旧军中无论八旗绿营,湘淮军,新式练军,都以营为基本单位,营兵人数不定,可数千可数万。将领自带幕僚,有委员,文案,医生,兽医,参赞等一些名目,另带护勇,号兵,长夫。有些属于军内定制,有些属于将领私自招募之助手。 治军训练,指挥作战基本上由将领独断专行,幕僚提建议而已。而幕僚大多还非行伍出身,颇多纸上谈兵之人。

因为新军装备精良,兵种合成程度高,旧军的这种指挥体系自然不可能符合。因此,新军在军设立“司令处”, 处内设“总参谋官一员,赞佐号令,参画机宜,一等参谋官二员,二等参谋官二员,随同总参谋官分任计划各务, 炮队协领官一员,参佐全军炮队事务,遇炮队聚战之时,由该员指挥督率,工程队参领官一员,参佐全军工程事务,遇工队聚用时,由该员指挥督率。此外设护军官,执事官,一等书记官,总执法官,总军需官,总军械官,总军医官,总马医官,稽查官若干”。军,镇以下一直到标一级都有类似机构,自营开始方无。以条令的形式将军队的指挥体系,军官职责固定下来,并且所有相关人员均从军事学校内遴选出任(如北洋六镇自北洋武备学堂选人),也有大批参谋人员自外国留学回归。

如当时新军14镇的正参谋官中,有13人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回国,其中既有民国时期叱咤风云的唐继尧程潜。 1906年,北洋六镇又举行“彰德秋操”(即彰德秋季大演习)中,第五镇统制官(师长)张怀芝还被军统制官,年仅26岁的留日士官生张召曾当众诘问。

新军所设,实乃在当时西方已经普遍使用的现代司令部参谋部制度,此举当为新军开创之中国军事史第一。

番号

清政府拟编练全国新式陆军36镇,但因种种因素,至1911年辛亥革命时止,仅练成全旗人(除步兵一个营为非旗人)的禁卫军一军(镇),陆军14镇,以及16个混成协,以及几个独立标,营(也有仅建成11镇之说,因为有正规与暂编之争议)。新建陆军的番号为驻防地域+番号所组成。其中番号不重复。如“直隶陆军第四镇”,并非是直隶的地方部队,而是作“陆军第四镇,驻扎在直隶”来理解。禁卫军则直接以禁卫军呼之,无其他番号。

计划编练的镇的数量为:禁卫军一军(相当于镇,因其名号特殊,不计算入三十六镇之内),近畿四镇,直隶两镇,山东一镇,江苏两镇,“江北”一镇,安徽一镇,江西一镇,河南一镇,湖南一镇,湖北两镇,浙江一镇,福建一镇,广东两镇,广西一镇,云南两镇,贵州一镇,四川三镇,山西一镇,陕西一镇,甘肃两镇,新疆一镇,热河一镇,奉天一镇,吉林一镇,黑龙江一镇。以京师附近,江南为重点,多练几镇, 其他各省则视地域,重要程度编练一或两镇(四川因地大编三镇), 西藏因情况特殊未编,基本上全国各省,地区均计划编练新军,共三十六镇。

其中,近畿四镇,直隶两镇陆军,因属北洋大臣袁世凯指挥, 故称“北洋新军六镇”。因其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后世逐渐以“北洋军”,或“北洋新军”笼统称呼清末新建陆军。 严格来说,新建陆军并不等同于北洋军。

新军的番号相当现代化,是清末军队国家化,废除将领私兵的一大变革。 练兵处在《立军制略》中说道:“今各国之军队……其编列名号,莫不以第一以至于十百,通国一贯,脉络相连,盖以兵为国家之兵,非一人所能私,一隅所能限,故将帅不能擅立主名,军队亦不得自为风气。其编列号数,大抵视辖境之遐迩,因其区域,划分第次,而章制操法统归一律,遇有征调,无论何处兵队,均可编配成军,协力攻守,无论何军将领,均可统帅节制,如法指挥”

清末新军建成的番号有(括号内为简介和理论上应辖部队,实际上因为种种因素未必建成,尤其是骑兵和炮兵,因受装备和地形因素,多未能符合定制):

禁卫军(相当于镇,原计划全部兵员为旗人,但因京城旗人符合新军挑选标准的人数不足,因此有一个营为非旗人。袁世凯对其有影响力但不能彻底控制,驻防北京。下级编制不详。)

近畿陆军第一镇(原京郊北宛,后调驻防察哈尔南部,辖步兵第一协,第二协,即步兵一至四标;炮兵第一标,骑兵第一标,工程第一队,辎重第一队。)

直隶陆军第二镇(驻防直隶保定,王占元孙传芳曾在该镇任职。辖步兵第三协,第四协,即步兵五至八标;炮兵第二标,骑兵第二标,工程第二队,辎重第二队)

近畿陆军第三镇(驻防直隶秦皇岛,曾调东三省驻奉天,吉林等处,吴佩孚曹锟段祺瑞均曾在该镇任职。辖步兵第五协,第六协,即步兵九至十二标;炮兵第三标,骑兵第三标,工程第三队,辎重第三队)

直隶陆军第四镇(驻防天津马厂。辖步兵第七协,第八协,即步兵十三至十六标;炮兵第四标,骑兵第四标,工程第四队,辎重第四队)

近畿陆军第五镇(驻防山东济南,潍坊。辖步兵第九协,第十协,即步兵十七至二十标;炮兵第五标,骑兵第五标,工程第五队,辎重第五队)

近畿陆军第六镇(驻防京郊南苑。辖步兵第十一协,第十二协,即步兵二十一至二十四标;炮兵第六标,骑兵第六标,工程第六队,辎重第六队)

以上即北洋系统的“北洋新军六镇”。以下为其他地区的新军:

河南暂编陆军第七镇(驻防河南。理论上辖步兵第十三协,第十四协,即暂步兵二十五至二十八标;炮兵第七标,骑兵第七标,工程第七队,辎重第七队)

湖北陆军第八镇(驻防武昌,辛亥革命首义之部队,南方新军中装备最好者,但仍不及北洋六镇。蒋翊武蔡济民黎元洪曾在该镇任职。辖步兵第十五协,第十六协,即步兵二十九至三十二标;炮兵第八标,骑兵第八标,工程第八队,辎重第八队)

江苏陆军第九镇(驻防江苏南京,赵声柏文蔚曾在该部任职。理论上辖步兵第十七协,第十八协,即步兵三十三至三十六标;炮兵第九标,骑兵第九标,工程第九队,辎重第九队)

福建暂编陆军第十镇(驻防福建福州,宁德,许崇智曾在该镇任职。理论上辖步兵第十九协,第二十协,即步兵三十七至四十标;炮兵第十标,骑兵第十标,工程第十队,辎重第十队)

云南暂编陆军第十九镇(驻防云南昆明,蔡锷唐继尧朱德曾在该镇。理论上辖步兵第三十七协,第三十八协,即步兵六十九至七十二标;炮兵第十九标,骑兵第十九标,工程第十九队,辎重第十九队)

奉天暂编陆军第二十镇(驻防奉天盛京,冯玉祥韩复渠石敬亭卢永祥曾在该镇任职。理论上辖步兵第三十九协,第四十协,即步兵七十三至七十六标;炮兵第二十标,骑兵第二十标,工程第二十队,辎重第二十队)

吉林暂编陆军第二十三镇(驻防吉林,巡防营旧军改编。理论上辖步兵第四十五协,第四十六协,即步兵八十五至八十八标;炮兵第二十三标,骑兵第二十三标,工程第二十三队,辎重第二十三队)

广东(广西)暂编陆军第二十五镇(该部沿革比较复杂,先建成广西暂编第二十五镇,同时建成广东暂编第二十六镇。后广东第二十六镇新军起义,被遣散。广西之二十五镇易驻广东,改称广东第二十五镇。 因此,“防地”改变导致新军“防地+番号”的番号体系造成混乱。 实际上,二十五镇,二十六镇为两支不同的部队,二十六镇建于广东,后因起义而遣散,二十五镇原驻广西,练成后立即紧急入粤,改为“广东部队”,广西另立一混成协。史料中有称广西新军二十五镇者,亦有称广东新军二十五镇者,也有称广东新军二十六镇者,也有称广东未练成新军(暂编未算成军)者,很多史料更称广西新军只建立了一支混成协。种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都算是正确的。

二十六镇原有炮队两营之多,后因新军起义遣散,广西移驻来的部队番号为二十五镇,炮兵又扩大到三营,成立炮标,龙济光曾在该镇任职。广西新军二十五镇理论上辖步兵第四十九协,第五十协,即步兵九十三至九十六标;炮兵第二十五标,骑兵第二十五标,工程第二十五队,辎重第二十五队。 被解散的二十六镇应辖步兵第五十一协,第五十二协,即步兵九十七至一百标;炮兵第二十六标,骑兵第二十六标,工程第二十六队,辎重第二十六队)

至此清政府共练成14镇新式陆军。另外,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仍有一些地方按照原计划编成了新式陆军,按理应算入清政府新军之列(训练多年,万事具备,都在筹备正式成军中了,清政府却倒台),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史料一般都不算入。 其中有:

四川暂编陆军第十七镇(驻防四川成都,该镇成军于1911年,程潜曾为该镇正参谋官。理论上辖步兵第三十三五协,第三十四协,即步兵六十一至六十四标;炮兵第十七标,骑兵第十七标,工程第十七队,辎重第十七队)

浙江暂编陆军第二十一镇(驻防浙江杭州,该镇成军比较仓促,炮兵未达到定制,朱瑞曾在该军任职。理论上辖步兵第四十一协,第四十二协,即步兵七十七至八十标;炮兵第二十一标,骑兵第二十一标,工程第二十一队,辎重第二十一队)


另外广西,河南,东北,甘肃,陕西,四川等地先后建成约16个混成协,以及一些独立标,营:

湖北暂编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驻武昌)

江苏暂编陆军第十三混成协(驻江北)

江苏暂编陆军第二十三混成协(驻江苏苏州)

奉天暂编陆军第二混成协(与奉天第二十镇之外另建)

湖南暂编陆军第二十五混成协

江西暂编陆军第二十七混成协(内有九江江防炮台营,即要塞炮兵)

河南暂编陆军第二十九混成协

安徽暂编陆军第三十一混成协(1908年新军炮队起义,炮队因而遣散)

山西暂编陆军第四十三混成协(炮队为旧军编入)

新疆暂编陆军第三十五混成协(驻防新疆乌鲁木齐)

伊犁陆军混成协(驻防新疆伊犁)

陕西陆军混成协

直隶陆军混成协(属于六镇外再建新军,与原六镇无继承关系,以第二镇第四镇退伍兵充实)

广西陆军混成协(第二十五镇入粤后另建的广西新军,分驻桂林,浔州(今广西桂平),南宁。)

甘肃陆军混成协(在旧军抽调人员组成)

黑龙江陆军混成协(兵员全为旗丁)

热河新军三营(原拟练一混成协,未成)

绥远新军四营(含炮兵一队)

贵州新军一标(含炮兵一队)

山东暂编陆军第九十三标(步兵,无骑炮,因近畿第五镇驻防山东,因此山东新军迟迟未建。)

新军番号之第十一至十六镇(步兵第二十二协至三十二协,步兵第三十七至六十标);第十八镇(步兵第三十五,三十六协,步兵第六十五至六十八标),第二十一(步兵第四十一,四十二六协,步兵第七十七至八十标),二十二镇(步兵第四十三,四十四协,步兵第八十一至八十四标),二十四镇(步兵第四十七,四十八六协,步兵第八十九至九十二标),二十六镇(建成后遣散,番号取消);二十七至三十六镇(步兵第五十三至七十二协,步兵第九十三至一百四十四标)均缺番号。

武器装备

清末屡兴军政,湘淮军以鸟枪抬枪土炮洋枪洋炮混用, 练军以有壳弹枪炮为主力装备。 新式陆军则装备同时代最先进的枪炮。 以步枪马枪山炮野炮为主。 步枪多为德国毛瑟步枪(南方新军有使用汉阳造的),马枪则为日产三零式马枪(也有德国马枪),镇属火炮标配为54门炮,75mm口径,也有少数57mm口径的,要求山野炮36门,过山炮18门(早期迫击炮)。到辛亥革命爆发前期,清政府购进了五十多挺重机枪,北洋各军每标均增设“机关炮队”(南方新军无)。这批重机枪使得北洋军在进攻武汉新军时获得巨大优势。

但是由于各地财政的因素,新军装备往往受到影响,各有出入,尤其是炮兵,不少镇尽力使火炮数量达到了54门,但其中要么新旧炮夹杂,要么过山炮太多,只有北洋六镇基本达到定额。

总的来说,装备上以禁卫军最精,枪支火炮以洋造为主,国造为辅,山炮,野炮为多,其军直属机关炮(重机枪)一营;北洋六镇次之,枪支火炮和禁卫军相似,镇属机关炮一队;六镇之外的新军又次之,军械中有很大比例为国内仿造,山炮,野炮少,过山炮(早期迫击炮)多,无机关炮装备。

人员训练

操练中的北洋军
操练中的北洋军

新式陆军建军之始,有心裁汰旧政,重塑军风。袁世凯也“倾全国之财,练六镇之兵”。因此,进入新军当兵吃粮的年龄,体格,文化,背景相当严格。 比起八旗绿营世袭当兵,军营中黄口小儿与白发老翁均有,勇营团练则游民匪类充斥大有不同。

新军要求招募有家业,略识文字之“良家子弟”,不得吸食鸦片,不得有犯案记录,还须详报三代背景。但是新军和旧军有一点相同,即要求新军招募兵员应着眼于本地,可能是出于新军分镇各地,本地人对语言风俗,山川地理熟悉之缘故。不过凡事皆有例外,广东新军编练之始,就有两广总督岑春煊自皖北带来一批安徽兵,受到练兵处批评:“皖籍非广东土著,此后应专征募本省合格之兵,用付章制”。

上文已经说过,新旧军之最大不同,乃是旧军换汤不换药,实则手持洋枪洋炮之古代军队,无论训练,编制,指挥均落后于时代。而新军则全面改革,无论训练,编制,指挥均全面西化。

北洋军训练分为制式教练和战斗教练。制式教练为“军纪操”,即军姿队列训练。袁世凯认为“军纪操”乃是训练部队军人作风之最好方式,苦练可养成军人作风,去掉流氓习气,令行禁止,指挥有度。 因此,袁世凯下大力气狠抓“军纪操”,专门制定了《新定步兵操法》,《训练操法详细图说》等军营训练条令,是为治军,练军法制化,正规化之始,一改旧式军队治军,练军全凭个人喜恶之俗。

时人有记载:“文公驰往小站,改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辫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步,马,炮,工,辎各队教练进退敏捷,动作合法,官长调度指挥,因地易形,颇为灵便”

新军还多次组织实兵“会操”,即类似于现代之军事演习,引入西方军事制度中之兵力兵器区分,地形地物之利用,后勤装备补充的要求和评判概念,进行军事演习。与八旗绿营演习中射箭走马,练军开枪放炮之类的几乎是单纯的“技术”演练相比,乃天壤之别。

清亡前北洋六镇曾多次举行会操,每次会操均分“南北两军”,进行实兵对抗演习。袁世凯为提高北洋六镇的战斗力,着实下了一番苦功。 如1905年之河间会操,调拨第四镇全镇,第二镇第四协,第五镇第九协改成混成协编成南军。 第三镇全镇,第一镇第一协,第六镇第十一协改成混成协编为北军。动员兵力四万多人,北洋六镇均有部队参与。

如此实兵会操,使得北洋六镇成为一支劲旅。武昌首义后六镇南下作战。南方革命军与北洋军同为新军,却屡战屡败,此当为原因之一。

因清政府有意尽快建成新军,因此不少新军并不能严格遵守招收人员的规程。 比如北洋新军六镇中,几乎都有从原练军(武卫军,自强军)调拨部分人员改编。 西北,东北地区因为财政因素,多直接从旧军,甚至驻防八旗,绿营抽调人员。 南方新军经费比较充裕,因此多另招新兵。

因此, 西北,东北地区新军素质低,武器差。南方新军武器一般,但兵员多为新兵。而北洋六镇原练军的老兵多(练军本来就是西式装备),加上武器装备的优势(镇属机关炮一队)和狠抓训练(年年会操),因此北洋六镇实乃当时新军之精华。

演变

新式陆军中,北洋新军六镇逐渐为袁世凯所操控,成为袁世凯之私军。 辛亥革命后,袁氏以北洋新军六镇挟“匪”自重,要挟清帝。另一方面则逼迫南方政府让步。因北洋新军六镇为新式陆军中装备最好,齐装满员的劲旅,部队长官多为袁世凯之旧属,以及武备学堂之学生; 而南方新军则多为混成协,装备,兵力均不及北洋新军,加上令出多头,革命党又无统一指挥,故南方屡战屡败,最終不敵袁世凯,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亦歸其所有。

后袁氏死,北洋新军师旅长随逐渐演变成等系,操控、影响中国政治直至1928年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此乃后话。

而南方新军则为各地督抚,或辛亥后窃据革命果实之督军,护军所控制。和旧军之巡防营,巡警营一道,演变为南方各路军阀。

新軍與革命

革命黨人為了推翻滿清,一直積極地聯絡各階層以加強革命的力量。相比於會黨,軍人紀律、訓練、與實力遠為優勝;軍隊中尤以新軍軍人的文化水平較高、對革命的認識較為正確、以及軍中不乏有心救國的人,因此革命黨人遂向新軍渗透。

因为北洋新軍六镇受到清廷、袁世凯的嚴格篩選,革命黨難以滲入;但革命黨在長江以南卻有相當基礎;加上南方新军多为地方督抚先“暂编”,因此革命党容易渗透得多。也正因為新軍的支持,武昌起義能在成功之後引發骨牌效應,使十五省相繼獨立,從而使清朝滅亡。

然而,因北洋軍沒有受到革命黨的滲入,而導致北洋軍與其他新軍的截然不同,沦为袁氏私兵,成為二次革命北洋軍閥割據的遠因之一。即便如此,新軍在推翻滿清充當著一個重要的角色。

新军与旧军

清末清政府诏令全国军队改习“洋操”和“西式兵具”。并下令新军之外的八旗,绿营,勇营,练军都逐步改变为绥靖地方的巡防营,巡警军,预备军等。 但是至辛亥革命都尚未完成。 不少地方竟然八旗,绿营,勇营,练军,新军,巡防营等名目并存于一地。可见清末军政之混乱。

至清末,驻防八旗制度基本上未废除,尽管驻防八旗以毫无战斗力可言,清政府还替荆州,福州,广州,青州等地驻防八旗更换了一些和新军相当的火炮。 一些偏远省份尚有不少绿营兵,虽已改习西式军事训练和装备,不过战斗力极低。

较大的勇营还有张勋的“江防军”(后来演变为“辫子军”),该军对清廷极为忠心,辛亥革命时和江苏新军激战旬日,颇有战斗力。辛亥革命后还人人留辫,更一度發動政變試圖復辟清朝,史稱张勋复辟

而练军,则还有武卫军的部分编制,辛亥革命时进攻山西新军还颇有战绩。

因新旧军在人员组成的不同。辛亥革命时两军几乎壁垒分明,南方新军几乎全为革命军,南方旧军几乎全为保皇军。 不过因为战斗力和装备的因素,除了个别部队战斗力较强,南方旧军和新军交战多一触即溃。

对中国军事之影响

  1. 首开军队国家化之努力,尽管最后归于失败,沦为军阀私兵。
  2. 全面实施当时的“现代化”编制,彻底改革中国军制。
  3. 引入中国最早的司令部和参谋制度。
  4. 在训练,作战,兵种合成上屡有创新。
  5. 引入现代军事演习之概念
  6. 新军之混成协,本是建立镇之前的过度体制,但是后来却演变成师与团之间的一个多兵种合成的混编作战单位“混成旅”,对后世影响颇大。

趣闻

参考资料

来自“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BB%8D













































摄影师:莫理循




百度百科
全名 乔治·沃尼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62-1920)生于澳大利亚,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曾任《泰昭士报》驻华首席记者(1897-1912),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1912-1920),居住北京达20余年(1897年—1920年)。其对当时的中国政治和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旧时就曾叫过莫里循大街。

莫理循从小就极富冒险精神,曾在18岁的时候,沿澳大利亚南海岸,以每天50公里的路程,徒步旅行了一千多公里。这成为他以后探险生涯的开始。
莫理循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大学毕业后,他按照少年时代的梦想,开始环游世界。1893年在到达远东后,因错过前往日本的轮船,翌年二月,他自上海沿长江到重庆,转道云南,仅是靠母亲寄的40英镑,徒步前往缅甸的仰光。之后,他整理一路的日记和照片,出版了《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一书,该书使他名声大噪,并被英国泰晤士报聘为驻华首席记者。
1897年3月,莫理循到达北京,就此开始他长达二十余年的中国生涯。作为记者,他身历或亲见从戊戌变法,辛丑签约,清末新政,日俄战争,帝、后之丧,直至辛亥革命的全部历史变迁。作为新生的民国政府政治顾问,他参与了巩固袁世凯统治的进程,帮助中国政府对抗日本“二十一条”政治讹诈,推动中国参加欧洲大战,反对袁世凯称帝。在他病重之际,还为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修改文件。1920年5月底,他在伦敦死于胰脏病。

莫理循在20世纪头二十年的北京政坛与西方新闻界,都是最为重要的“中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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