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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抄学习军政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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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有时简称为“抗战”），狭义上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始于1937年7月7日，止于1945年8月15日），即国际上所称“第二次中日战争”；广义上指二战期间东亚、东南亚各地抗击日本入侵的战争；由于日本入侵东亚、东南亚各国，战火蔓延至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日本称为大东亚战争。 本文主要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有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抗日战争详见：朝鲜半岛抗日战争、缅甸抗日战争、菲律宾抗日战争、马来亚抗日战争、新加坡抗日战争、香港保卫战 中国抗日战争 中国抗日战争，又称为日本侵华战争，是指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由于日本帝国非法入侵中华民国引发的战争，主战场在中国大陆，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事之前与期间，最终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 这场战争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名称。中华民国政府及多数华人称其为八年抗战、中日战争等等，简称抗战，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其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日本称其为日华战争（日语：日中戦争）或支那事变（支那事変），西方国家多数称其为第二次中日战争（把甲午战争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 抗日战争结束于1945年8月15日，但对于其开始的时间存在争议。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全面的抗日战争起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时结束，历时九十七月又八天，共为八年，八年抗战名称因此而来。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这场战争可追溯到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这是政府私下主导的局部抗战的开始，因此又有十四年或十五年抗战之说。也有观点认为，1941年12月9日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两天，中华民国政府才公开宣布正式同日本宣战，如果这样算，抗日战争历时不到4年。在这段时间里，战争扩大到整个太平洋地区，中国和美国、英国等同盟国共同抗击日本，而中国的抗战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的一部分。最后，日本节节败退，战争以包括中华民国在内的同盟国胜利而结束。 释名 习惯上，中国人所说的“抗日战争”一般指称“中国抗日战争”。但各地华人习惯上也将各自国家或地区同时期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称为“抗日战争”，并将其和中国抗日战争视为一体，或作为它们的总称。“中国抗日战争”在中国大陆地区也被称作“八年抗战”（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于7月31日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宣告全面抗战开始算起），但在世界其他地区一般被称作“十四年抗战”（于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算起）。这场战争在日本被称为“日中战争”。日本也习惯把“珍珠港事变”以前的中国抗日战争称为所谓的“支那事变”或所谓的“日华事变”，原因是当时日本帝国并未和中华民国相互正式宣战，因此“技术上”并非一场战争。“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的中国抗日战争，则被日本视为“大东亚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和印缅战场）的一部分。 战争的前奏 从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 1894年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告终，中国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日本利用条约中从中国夺得的赔款2.3亿银其中的80%利用来发展军事，从此日本开始加强对中国的侵略。1900年，因为庚子事变问题，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之一，占领天津、北京，并利用《辛丑条约》在京、津一带驻屯重兵。1904年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把俄国建立的旅顺口要塞攻占，并于对马海战中重创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更加加强了日本的野心。1910年日韩并合，更使日本有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国宣战，入侵胶州湾的德国势力，进而占据山东。1915年，跟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彻底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权。1928年，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试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炮轰南城，与中国北伐军发生交战，造成济南惨案，杀害了中国外交部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十六人。最后，在蒋中正表面惩办参战主要军官之后，日军退出济南。 1931年7月23日、九一八事变前夕, 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 号召“攘外必先安内”，“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趁张学良调动东北军主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留驻华北之机，由司令本庄繁亲自策划，在沈阳附近的柳条湖破坏了一小段南满铁路，诬蔑此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所为，当夜向沈阳北大营之国民革命军发动进攻，标志着“柳条湖事变”，又称“九一八事变”的爆发。驻防沈阳的中国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张学良声称奉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严禁部下不准对日军作战（晚年虽承认是他自己的决定，但究其根本原因，仍是迫于蒋介石及其“中央军”的压力），但团长王铁汉等仍率部进行了抵抗，还有黄显声领导的沈阳警察成为东北为数不多的给予日军打击的武装力量。 但他们皆战不胜日军，翌晨全城即告陷落，警察们在缴械之后大多被屠杀。东北主要军事负责人张学良引咎降职，后赴欧洲躲避舆论谴责。 大敌当前，蒋介石不思抵御外侮，却仍然鼓吹“攘外必先安内”，大打内战，压制国人的抗日热情，疯狂推行“不抵抗政策”。中共趁机加紧发展，在湘赣等地建立起多个“苏区”，并不断扩大. 1931年11月7日, 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国庆日在中央苏区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设在江西瑞金）。此后，蒋介石不断发动对苏区的反革命“围剿”，妄图消灭红军，建立一党专政的反动独裁政权。 事变两个月内，日军占领中国东三省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龙江遭到马占山部等的强烈抵抗之外，并未遭受重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民众自发组织了大量东北抗日义勇军抵抗日本军阀侵略，这些抵抗得到了关内民众同情和声援。部分中国学者视九一八事变为抗日战争的开始。1932年2月，日本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其傀儡政府名义上的领导人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这政权其实是关东军拥有，他们以日満亲善大使作占领东北的借口，以继续进行侵略。 国民政府面临“北有日军、南有共军，交相呼应，同时进逼”的危局。各地军人亦各自为政，不听中央调遣，山东韩复渠与刘珍年、陕西杨虎城与马青苑、四川刘湘与刘文辉，各起冲突，蒋费尽心机，“居中调停”，实为借机扩大地盘。 日本加紧侵华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粤军）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带领下展开回击，张治中率第五军（中央军）增援上海，双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公使介入调停。5月5日，中日双方签署《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中国国民革命军不得驻扎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取得在上海驻军的权利，参与抗战的主力国军第十九路军不得不离开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军则撤退至苏州、南京一带，日本历来以压迫蒋介石惩办抗日军队的手段来打压中国军民抗日士气。6月，日本军阀全部退回日租界。 日本军阀在中国北方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并将军队开进长城一线，进犯热河、察哈尔两省，史称“长城事变”。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开始向中国关内进攻。热河省会承德遭到袭击，仅10余天即告陷落，驻守热河的国军主要是东北军万福麟等部，抵抗意识极差。驻守平津的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率部抵抗，中央军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率所部3个师北上参战。同年5月，日本军阀向察哈尔进攻，并一度占领察北重镇多伦，然而不久冯玉祥和吉鸿昌发起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经过5天的激烈战斗，夺回多伦，并成功将日本军阀驱赶出察哈尔，保证了长城一线战事的基本稳定。二十九军、十七军等部队虽然奋勇抵抗，终不敌装备精良的日军和伪“满洲国”部队，长城抗战失利。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国民革命军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了通往华北的大门。 1933年12月，福建蔡廷锴、李济深及其十九路军组织“中华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与红军签署《抗日停战协定》，力图挽救危局，史称“福建事变”。但由于蒋介石勾结日伪军对这支革命武装进行血腥镇压，加之当时中共领导人奉行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福建事变最终失败，蒋介石撤销了十九路军的番号，十九路军这支名扬四海的抗日部队的历史到此结束了。 1934年6月9日，南京日本总领事馆书记官因个人原因，出走藏匿，欲自杀。领事馆扬言“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责任，如无生还之希望，则日方将撤回侨民发动自卫。”并将上海的日本宪兵派往南京，日舰云集下关江面。由于领事馆的一名从事抗日组织情报收集工作的中国人员詹长麟提供的可靠消息，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赵世瑞于紫金山一山洞中寻获藏本，而平息了事端，史称“藏本事件”。 1935年5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声称天津亲日报刊《满洲晨报》社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社长胡思溥被杀，是中华民国政府所为，不久又诬指受中国政府援助的东北义勇军进入《塘沽协定》中规定的非武装区（实际上当时的东北义勇军为独立的武装），再次出兵南下。蒋介石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派遣大亲日派何应钦与日方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在部分满足日本要求的情况下，保证“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同年9月，日本再度制造舆论，要求“华北五省（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山东）自治”。因应这个事态，1935年10月4日，日本冈田启介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发表《鼓励华北自主案》，扶植当地的汉奸殷汝耕设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防止“赤化”。以上史称“华北事变”，它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标志。 第二次国共合作 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态度激起了中国国内许多人士的不满，这给刚刚完成长征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扩大影响力的机会。1935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决定按照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活动，以建立统一战线为方式抵御法西斯国家的侵袭。该年底，毛泽东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不仅确定了这条统一战线的确立方式和理论基础，也提出吸取中国大革命时期的教训，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中共开始抛弃左倾的关门主义，主动和合围陕北根据地的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部磋商结成抗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并借助各种渠道与国民党中央试探妥协的可能性。 一二九运动中学生在北平的活动同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共产党的宣传领导下，针对日本即将设立的非法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展开了大游行。上万名学生在北平附近高呼口号，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内定的负责人宋哲元镇压了这次学生运动。在这种形势下，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延期设立，并极大的提高了共产党在中国尤其是华北地区的声望。这次学生运动的大部分骨干后来成为八路军和中共的新生力量，包括黄敬、李昌、谷景生、宋黎等。 但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意图，并调遣撤回关内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继续围攻共产党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希望非嫡系军队和共产党的争斗两败俱伤。在此情况下，张学良及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决定接受共产党的联合抗日主张。1936年12月，蒋介石亲自来到西安“督战”，12月12日，张、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施“兵谏”。亲日派何应钦认为时机已到，积极鼓吹讨伐张杨，欲置蒋介石于死地，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一旦如此，全国就将爆发更大规模的内战，这正是日本人希望看到的。这次事变最后在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势力的协商下，得到和平解决，国共两党也达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定，成为日后影响抗日战争的关键因素之一。西安事变后，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的三位一体联盟被蒋介石瓦解。张学良被蒋扣押，杨虎城被迫出国，东北军被调往兰州、河南、安徽等处，被完全拆散。红军从陕北南下，占领了西安附近地区。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开始和国民党中央展开关于合作的谈判。大批在十年内战期间被关押的共产党政治犯被释放，其中最著名的是薄一波和陶铸。中共中央派遣刘少奇到天津指导北方局工作，刘少奇很快打开了华北地区的统战局面，号召平津学生支持宋哲元抗日。蒋中正开始加速进行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准备，这包括在上海至南京一带修建了三道国防工事，进口了大量德国装备武装中央军。 中国应战（1937年7月—1938年10月） 日本政策的转变与分而治之的策略卢沟桥事变 在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值日本近卫文麿内阁。日本中国驻屯军借口一个兵士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要求。日本军阀遂开枪开炮猛轰北平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亦有说，根据“辛丑条约”驻扎的日本军阀在宛平附近演习时遭到国民革命军的枪击，而向中国守军进攻。打响全面抗战第一枪的是第二十九军吉星文团。 7月16日、17日，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先后发表《对于芦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谈话，表示：“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至此表明了对日本军阀挑衅的退让底线。7月28日、30日，日本军阀相继占领北平、天津，第二十九军退守保定一线。平津一带的大学纷纷迁移。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宣告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正面战场的展开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定下了“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大方针，为了吸引日本把侵略重点放到日军难以施展的山川河流众多的东南，利用山川河流众多的地形抵消日军装备训练优势，尽量消灭日军有生力量，避免在利于日军装备训练优势发挥的地势平坦的华北平原与日军作战，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为中国争取部分战争主动权，蒋中正决定在上海发动战争。中国国民革命军扮作保安队进入上海市区。日军则以保卫租界为名，占领租界外的地区。8月13日，冲突爆发。 日军在1937年8月派出上海派遣军（三个月后增加到50万人），开始向上海进攻；中华民国则共派出中央军精锐和大批内地省份部队（但由于蒋介石与这些部队的司令关系恶劣，所以装备极差。而参加者包括川军、滇军、桂军、粤军、湘军等）合计70万人，与日军血战三个月之久，粉碎其“三月亡华”之战略，此即为淞沪会战。指挥凇沪会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先是冯玉祥，后蒋中正亲自兼任。11月20日，中国国民革命军在伤亡25万人之后，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沦陷；由于下达撤退命令过于仓促，后方国防工事交接发生失误，加上中国抗战初期的军队训练素质极低，引致撤退演变为溃败。同一天，中华民国政府立即宣布将首都和所有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陪都重庆，而军事作战中心则是先迁往武汉直到武汉会战后再迁往陪都重庆。虽然第二次淞沪会战中国方面在战术上是失败的，但是在战略上却成功的将日军吸引于中国东南，使日军主力陷入山川河流众多的地形，消耗甚大，导致日军无实力占领全部中国。上海国民革命军的持久抵抗，掩护了党政机关、学校和大批工商企业转移内地，为抗战保留了元气。 在上海遭到约4万伤亡的日本军队，在同年12月13日侵占南京，由于守将唐生智不久便弃城逃亡，所以南京城于4天后陷落。日军以持续数月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摧残中国民众士气的手段，由于战争前夕中国国民革命军把所有逃生的方法都堵塞了，结果间接导致约三十万无辜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残暴地杀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为26万）。下令进行南京大屠杀的日军上海派遣军（后改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是松井石根，杀戮最严重的第六师团师团长是谷寿夫。 同年9月，日本为夺取山西丰富的煤炭资源，派出10余万陆军展开进攻。国民政府因应组织展开了太原会战，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总部位于不远的延安。根据9月的国共合作协议，共产党奉命派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林彪115师协助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防御。 1937年底，南京陷落之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节节抵抗。但是因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临阵脱逃，致使黄河防线失守，山东大部失陷，交通要点仅剩鲁南的滕县、台儿庄。于是，1938年1月14日，蒋介石将其枪毙。 1938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企图南下和华中派遣军会合。中国国民革命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与日军激战，史称徐州会战。3月，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令川军王铭章所部防守滕县，因无援兵，滕县失守，王铭章师长自杀殉国。李宗仁队以西北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在徐州以北的台儿庄与日军反复争夺，以西北军张自忠部五十九军和庞炳勋军团掩护台儿庄的右翼临沂战场，以中央军汤恩伯军团卷击台儿庄日军侧背，最终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以毙伤日军一万多人的战果成为中华民国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日军精锐第10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精锐第5师团遭到重创。但是南北两线日军源源不断增兵，这次胜利没有扭转徐州战场的局势。 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6月6日占领河南省会开封。6月9日，蒋中正命令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南岸大坝，史称黄河花园口决堤。此举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南下，但是也造成了黄河下游的大规模水灾，造成上百万民众直接死亡或间接因饥荒而死，造成不知情的当地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满。战后蒋中正调拨了大量资金修复黄河大堤，史称“黄河归故”，即恢复故道。参与会战的国民革命军分路撤退，粉碎了日军的合围企图，至此，徐州会战结束。会战后，有一部分国军留在鲁南苏北敌后战场，后蒋中正下令组建苏鲁战区，以东北军于学忠为战区司令。这部分国军坚持到1943年，被日伪军压迫，与中共军队摩擦也告失利，被迫退出鲁南苏北。华北日军除以主力进攻山东津浦线方向外，还以一部向河北平汉线追击，宋哲元率部节节抵抗，最后退至黄河以北的豫北地区。 1938年8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参战日军达30多万人，中国军队达110万人，战争中日本损失8万人，因病减员8万人，由此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国民革命军大部脱离战场，安全撤退，一部留在大别山区敌后坚持游击，主要是桂系军队。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最大的胜利是兵团司令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日军第106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阵亡4000人。10月21日，在大亚湾登陆的日军占领广州，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部退至粤北地区。10月25日，湖北重镇武汉三镇相继陷落。中国国民政府的作战中心迁往重庆继续抵抗。 日军在占领武汉和南方的广州后，战线拉长，无力作进一步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转入休整。在会战期间，以卢作孚为首的民族企业家运送了大批军队及作战物资到前线，并将武汉地区的大批工业装备和人员转移到四川，在敌机狂轰滥炸下的川江航线为抗战胜利立下了殊勋。此外，苏联航空志愿队参加了保卫武汉的空战。武汉会战迫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华战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战略，以求尽快结束所谓的“中国事变”。政治诱降的主要对手是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但到了1940年日本发现汪精卫政府在中国国内影响力甚小，且无法左右抗日力量最强的黄埔系军队，于是将蒋介石选定为诱降对手，但终未成功）。在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迎来了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 鉴于绵延上千公里的战线与所剩无几的战略资源和后方的不安定因素，日本知道它没有能力管理所有占领了的中国国土，所以在这段时间中日本支持中国人成立傀儡政权。先后于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两年后,于1937年12月14日，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隔年，于1938年3月28日，梁鸿志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并与日本订立条约，发行钞票。后来日本又在占领区设立了亲日的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德王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权分化中国的士气与国际影响力。蒋介石一方面坚持“亡国论”，想投降日本，另一方面又慑于中共以及全国人民的压力，其抗战态度始终摇摆不定，但总算没有像汪精卫一样彻底投向日本帝国主义。 同时日本的作战方针一改再改，由最早的“三月亡华”，转变为1938年11月第二次近卫声明的“东亚新秩序应由中日共同主导”、“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并声称只要答应和解，就从华中、华南撤军，华北在名义上属于中国。日本仅用少量的资源即能引诱中国农工阶层加入皇协军的队伍，创造出大量的伪军，在经济上也诱惑资本受损的中国资产阶级，向他们开放日军占领区的实业投资。面对这些因素，中国国民政府中开始不断出现“中日和解”的声音。同年底，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除了更为温和的语气外，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部分义务分担给中国，透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藉以从侧面诱导国民政府和谈，并承诺和谈成功后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归还租界。 日本态度的转变引起了包括欧美国家与中国的注意，其中欧美研判三次近卫声明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苏联，这样的行动将有助于各国的利益，与慕尼黑协定类似，希望将日本的战火燃烧到苏联的土地上，因而欧美各国开始向国民政府派遣游说团进行劝说，希望蒋介石在各方利益没有太大损失的情况下，与日本达成停战协议。 受此影响，主张与日本媾和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到达越南。他在1938年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在战争最为紧张之时的这番言论，被视作公开的叛国投降，中国抗战的士气受到巨大打击。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之后发生“河内刺汪案”，蒋介石派出特务企图暗杀而不果。3月，汪精卫在军统策划的刺杀事件中生还，这使得他彻底投向日本，并于5月在上海与日方开展秘密谈判，年底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于3月30日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同时日本发动了扫荡重庆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希望国民政府能尽速投降。在这场危及战时陪都重庆的战役中，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殉国。 敌后战场的发展 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军由于军事进展过于迅速，兵力和后勤补给均不敷使用，只能保证对主要城市和军事据点，以及主要交通线的占领。 1939年9月，纳粹德国军队向波兰不宣而战，引发法国、英国向德国宣战，标志着绥靖政策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欧美列国放弃了将法西斯国家力量引向苏联的企图，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谈的态度，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进行抗战。但德国军队进展超乎人们预料，连当时的欧洲强国法国在1940年6月22日迅速宣布投降，德国迅速组织力量对英国展开袭击。世界各地的战况均有利于法西斯。这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广泛的悲观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展开了不同形式的宣传，鼓舞抗战士气。其中三次长沙会战对日军造成重大打击；1941年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5万多人。这一度改变了当时中国国内的抗战士气。一些不受国民政府指挥的民兵组织（如中国共产党、蒙古抗日游击队等）也开始逐步壮大。 敌后战场开始大多为国民党的地方部队所占据。另外还有民间与共产党等抗日团体，而敌后地区也成为各抗日武装的势力范围。随着日本对敌后大规模扫荡以及蒋介石“曲线救国”策略的影响，国民革命军敌后控制区大大减少﹐日军没有足够兵力长期守住这些地区。而八路军、新四军利用其灵活的游击战技巧生存下来，成为插入敌后的一把尖刀，使敌军不得安宁。 随着汪精卫等投日﹐几十万敌后的地方军阀部队投日﹐也有一部分不满意国民政府者投向共产党的部队。共产党成为敌后游击战的重要力量。至1940年7月，共产党已发展至近40余万人，并拥有约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近200万的民兵组织，这些部队除了反对日军之外，也经常出现各种摩擦，但究其原因，仍是蒋介石的地方顽固势力所挑起。百团大战后，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华北日军兵力达到47万[来源请求]，并集中了傀儡政权中投入战场的全部军队。为应对共产党方面的游击战术，采用了“保甲制”来断绝共产党军队与当地民兵的接触，设立无人区，进行极为野蛮残暴的“三光政策”，甚至使用违反国际法的生化武器来作战。共产党面对日军扫荡的压力下，全军实行战略转移，化整为零保留实力，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扫荡”斗争，如著名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日军因无法找到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民兵武装，便把参与扫荡任务的日军为基础，发动一号作战，以消灭中国有生力量。 反法西斯同盟协作与战略反攻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日本的战略重心从中国转变为美国。翌日，美国向日本宣战，并呼吁世界各国对日本实施贸易制裁。12月9日，中国正式向日本宣战。不久之后，除了与日本保持中立的苏联以外，英国等同盟国也对日本宣战。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美国加入二战后，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国运送了大批作战物资，支持中华民国继续抗战。 世界各国的介入对中国而言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也是因为英美出于本身利益考虑而希望中国拖住日本陆军主力。因此，中国与英国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并与英、美等国签订协定废除了部分不平等条约，令重庆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上升。 香港时间12月8日早上8时，即珍珠港事件后仅数小时，由酒井隆指挥的日本军队从深圳向香港发起进攻，香港保卫战于此开始。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率驻港英军投降，香港沦陷。同时，日本在国内进一步征兵动员，将战场扩大至荷属婆罗门（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英、荷、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夺取当地产量丰富的石油、橡胶等战略资源。并派兵向英国远东军进攻，接连攻克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并在暹罗湾发动主力决战，将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击沉，标志着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已无人能敌。 日本方面不满足于控制东南亚的油气资源，同时注意到滇缅公路对中国战场的意义，转而出兵缅甸，想意图切断滇缅公路，孤立中国。此时英国在远东的军队已无力抵抗日本的进攻，转而向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求援。于是，罗斯福与蒋中正磋商组建了盟军中缅战区，由蒋中正兼任司令，中国派代理司令长官杜聿明率10万名集合中国精锐力量的中国远征军（主要是第5军和第66军）进入缅甸与日本作战。原本中英两国军队预定在曼德勒筹划与日军会战，但是日军先夺取了英军控制的仁安羌，使得英军开始向印度方向退兵，于是日军迂回至国民革命军背后，令中国远征军右翼暴露，结果联合作战失利，远征军第5军被迫撤退到印度，第66军撤退回国。这次战斗中，黄埔将领戴安澜师长牺牲。最终缅甸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中断，10万远征军经血战只有4万余人安全撤离。而杜聿明被召回，美军兼任中缅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和第5军的师长孙立人、廖耀湘则留下继续负责在印度编练军队。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元首在埃及开罗开会，通过《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恶化，兵力不足与物资紧缺到惊人的程度：橡胶、钢铁被列为国家资源，禁止向民间出售；华北地区的资源生产遭到当地民兵与八路军连续不断的袭扰，绝大多数地区丧失了生产能力。为了取得东南亚地区的物资，必需打通中国沿岸的航线，于是日本发起了豫湘桂会战。日本华北方面军轻易击溃汤恩伯在河南省的大军，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阵亡，结果日军打通了平汉线之河南至武汉段。之后，华中日军乘胜追击，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击败薛岳，一路追击至湖南南部重镇衡阳。黄埔将领方先觉率部顽强抵抗47天，最终城破，方先觉自杀未遂，后被俘。华中日军与华南日军又联手发起桂柳战役，一路占领广西，打通湘桂铁路，最后打到贵州独山，震动重庆；另一路则从衡阳南下与广州北上的日军打通了粤汉铁路。全国舆论哗然，各界痛斥。此役日军事先精心准备，兵力也经过大大补充；国民革命军一方面因为长期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另一方面精锐部队被史迪威调往西南战场，加之腐败成风、军人素质低下，导致豫湘桂会战的大溃败。日军最终控制了华南交通动脉粤汉铁路，将“大陆交通线”完全打通。 豫湘桂溃败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发动了滇西缅北大反攻。1944年5月，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中华民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收复西南失地。 日本战败（1945年2月—1945年9月9日） 美国1945年2月，英、美、苏签订《雅尔塔协定》，规定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应对日宣战。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由于美英是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如承认外蒙古独立），来换取苏联对日出兵的条件，也被称为“远东慕尼黑”阴谋。 1945年2月以后，虽然日本军阀在豫湘桂会战后已基本上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是由于经常受到来自于内地的美国空军的攻击，再加上太平洋战场已日益吃紧，盟军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于是为了消灭美军在中国的飞机场以维持大陆交通线的通畅并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集中全力于本土防卫，1945年3月起日军先后发动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在河南，日本军阀于3月下旬从豫中会战之后的防线以东向西发动攻击，其前锋一直冲到西峡口。在湖北，3月日本军阀向西北部发动攻击，于4月8日攻陷老河口；不过之后国民革命军随即发动反攻，收复了除老河口之外所有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在湖南，日军以空军基地芷江为目标，于4月向湖南西部发动攻击，但是在国民革命军抵抗之下，日军遭受大挫败而退回原阵地。之后国民革命军乘胜追击，向广西地区发动反攻，于5月27日收复南宁，6月29日收复柳州，7月27日收复桂林，8月收复广西全境。此外，国民革命军原本预定于8月收复广州以打通中国对外运输要道，因为日本投降而未实行。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由于此时美国的原子弹已试验成功，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对于苏联的参战并不抱太大兴趣，所以未邀请苏联协商或署名，造成苏联颇为不满。 1945年8月6日，为了避免采取大量伤亡的登陆战以及在先苏联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3天后又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苏联红军也根据《雅尔达密约》，随即在8月8日对日宣战，发动八月风暴行动，并立刻于于8月9日出兵中国东北。此时的日本关东军兵力仅有70万人部署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苏联红军投入到远东战场则多达150万人，双方的装备也相差悬殊，于是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横扫日本关东军。 同时，由于美国的核武打击与苏联军队的参与，中国内部开始有人感觉到抗日战争终结之日即将到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大反攻阶段。将原本分散的抗日根据地一一连通。国民党方面也在美军空运、海运帮助下，迅速占领各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共产党军队则接收经营许久的中小城市、乡村地区，但是在苏军协助下也收复了一个省会城市张家口。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因为长期敌后抗战的缘故，控制了大量铁路干线，增加了远在西南方面对敌正方的国民革命军接收日占领区的难度，为日后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6日，苏军总参谋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天皇8月15日所发表的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并未向武装部队发布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而且日本军阀仍在继续抵抗，因此，日本尚未实际投降……远东苏军将继续对日攻势作战。”此段时间，由于日军的敢死队出动，导致苏联伤亡颇为惨重。战事直到8月23日苏军占领旅顺港口才真正结束。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抗日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正式结束了。 美国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过大量的援助。抗战初期，美国奉行中立政策，对中日双方都不提供武器，但可以提供原材料。因为日本工业基础强于中国，此举实际上有利于日本。初期的美国援助，包括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和2000万美元的锡贷款。1940年汪精卫政权成立后，为坚定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美国大幅度增加对华援助，同时援引“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武器。美国共向中国提供了超过8亿美元的援助，是二战期间中国最大的援助国。美国武器主要在远征军、驻印军的滇西缅北战场派上用场；八路军和新四军没有得到美援武器。（尽管史迪威主张他们应该得到一部分，但美国政府坚决反对，最终作罢。） 1941年，美国人陈纳德组建了著名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帮助中国人民抗战。由于早期飞虎队不论飞机或人员素质均较日军恶劣，因此早期曾出现了一段被日军不断轰炸却完全无反击能力的黑暗期。及后飞虎队后来扩编为美军第14航空队。14航空队渐渐取得了中国上空的制空权，共击落日机2600架。极大的支援了中国的抗战。陈纳德的妻子陈香梅是中国记者，后移居美国，是促进中美交往的重要政治人物。 1942年，日本军阀断绝滇缅公路。为保证中国的物资供应，美军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横断山脉等高寒山区的驼峰航线，开始了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持续空运。在三年多时间里，向中国空运了超过70万吨物资。驼峰航线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极端恶劣，在运输过程中，损失了近500架飞机，有1579名美国飞行员遇难。1944年6月，轰炸日本本土的美国飞机从成都多个机场出发，出击了900多架次，为抗日战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美国在外交上也对中国给予极大支持，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美国对日本反复提出抗议，并力图促成中国和日本的和谈。1941年，由于中日和议始终难于达成和日本入侵中南半岛，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和钢铁禁运。断绝了石油和钢铁来源的日本不得不冒险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苏联 1937年8月21日，苏联同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协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施行。”苏联先后与中国签订了三次贷款协议，总额为2.5亿美元，实际到位1.7亿美元。苏联允许中国使用这些贷款从苏联购买武器装备，这成为抗战初期，中国军事装备的主要来源。抗战初期，苏军还曾派苏联航空志愿队直接参加空战，不过由于素质的差距，结果并未能阻止日本取得中国境内的制空权。 1938年7月9日至8月14日，苏日在张鼓峰（今中朝俄边境)发生冲突，1939年6月27日至9月16日，苏日在中国领土诺门坎（今中蒙边境）发生冲突，两次冲突都以苏军重创日军结束。 苏联继1939年与纳粹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定《苏日中立条约》，背叛了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日中立条约》宣称“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政府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日中立条约也违背了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签订的《中苏协定》，该《协定》第四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声明，嗣后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和约及协定。”。苏日签约后，斯大林亲往火车站送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并破例与日外相共同坐一段火车送行。4月25日，苏联和日本政府代表在东京交换条约批准书，宣布《苏日中立条约》正式生效。条约的有效期为5年。根据《苏日中立条约》，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 然而日苏双方都把对方作为潜在的敌人。日本把几十万关东军守在东北﹐准备大量化学武器一旦和苏联发生战争时用（直到今天﹐还有中国人因为地下化学武器泄露而伤亡）。日本支持白俄反苏﹐而苏联支持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活动。 1945年4月5日，苏联在《苏日中立条约》到期前单方面宣布《苏日中立条约》失效。并于8月8日对日宣战，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日本北方四岛和朝鲜半岛北部。 德国 德国也是抗战初期中国的重要援助国。德国顾问团在中国国民政府中服务。从1936年起，德国和中国签订了2.82亿马克的军火销售协议。希特勒曾经希望将中华民国拉入反对苏联的联盟当中，并积极调停中日战争。但日本步步进逼，始终未能成功。1938年，在日本的抗议下，德国召回军事顾问，并中止同中国的军火合同。但德国军火在中国抗战初期依然起了重大作用。中德合作令国民革命军的装备大大改进。战争初期,中华民国政府曾有数十全德国装备的步兵师投入战场,参与上海保卫战等战役。此外，德国人也曾参与救助中国平民，比如南京大屠杀过程中，卡尔·京特博士就挺身救助过中国难民，约翰·拉贝更建立“南京安全区”，保护了数十万难民，魏特琳女士（华小姐）保护了大批中国难民。 英国 英国在19世纪时曾在中国拥有庞大利益；但是1930年代在东亚已是鞭长莫及，而且要与北非和西欧的德军作战，英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基本上只限于道义上的。对中国的帮助行动包括开通滇缅公路和为驼峰航线提供基地。 华人华侨 抗战期间，世界各地华人华侨为中华民国抗战捐款已超过13亿元。许多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当时全国歼击机飞行员中华侨占了四分之三。著名的南洋华侨机工队活跃在滇缅公路上，保证了抗战物资的运输畅通。八路军120师第6支队骑兵营女教导员李林是南洋华侨，在战场上光荣牺牲，牺牲时还怀有身孕。侨领陈嘉庚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提案对汉奸提出了最严重的警告，大涨军民抗战士气。 林云谷于1938年发表了小册子《抗战与华侨》，黄警顽编写了的《华侨对祖国的贡献》，长达339页，由上海棠棣社于1940年出版，这两本书都详细介绍了华人华侨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贡献。 审判战犯 战后，盟国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但由于日本跟美国的政治协商成功，所以只对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宣判有罪，而不少真正犯下战争罪行的战犯却无罪释放（当时日本天皇甚至不需要上庭作供或辩护）。中国战区则成立南京军事法庭对日本乙级战犯和汉奸进行了审判。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关押在太原和抚顺的一千余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无一人被判处死刑。最终于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所有战犯释放回国，开创了处置二战战犯的先例。 中日和约 1951年，美国主导并邀请52个国家召开旧金山和会，中国因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问题未参加此会。和会的结果是48个战胜国与战败国日本于1951年9月8日签订的对日《旧金山和约》，但与会的越南、朝鲜、蒙古宣布不承认该条约。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也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合法性。 1952年4月28日，中华民国政府在台北与日本单独签订《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媾和。在中日和约以及旧金山和约中，日本放弃台湾、澎湖群岛、西沙群岛及南沙群岛之主权，中华民国政府则豁免了日本的战争赔款义务。但后来有推动台湾独立者据此认为因为条约没有指明名割让给任何特定国家，所以引起台湾地位未定论的产生（参见台湾问题）。但是也有人认为，既然条约是与中华民国签定的，那么当然是归还给中华民国政府的。还有人认为，日本没有指明特定割让给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 直到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和日本建交，于是建交时声明放弃向日本提出战争赔款要求（当时毛泽东与黑田寿男的对话：“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至此，这场中日战争在法律形式上结束。 领土变化 与七七事变前相比，中国收回了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甲午战争中割让给日本的台湾、澎湖地区。苏联则以战后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以及不支持新疆独立为条件换取了中华民国承认外蒙古独立，并占领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但是由于苏联当局违背诺言，蒋中正的中华民国政府于1953年2月24日，依联合国通过的“控苏案”，由中华民国立法院废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拒绝承认“蒙古独立”。此外，苏联还在中国东北获得了中东铁路和旅顺港的使用权。 国民革命军将官阵亡名单（师级以上） 佟麟阁上将（追授），29军副军长 1937年7月28日 北京南苑 赵登禹上将（追授），132师师长 1937年7月28日 北京南苑 郝梦龄上将，9军军长 1937年10月16日 山西忻口 刘家麒中将，54师师长 1937年10月16日 山西忻口 吴克仁中将，67军军长 1937年11月9日 上海松江 高志航空军少将（追授），空军驱逐机司令 1937年11月21日 河南周家口 夏国璋中将，172师副师长 1937年11月21日 江苏吴兴 吴国璋中将，75师副师长 1937年11月26日 浙江湖州 饶国华上将（追授），145师师长 1937年11月30日 安徽广德（自杀） 萧山令中将，宪兵副司令 1937年12月12日 江苏南京 姚中英少将，156师参谋长 1937年12月12日 江苏南京 司徒非少将，160师参谋长 1937年12月12日 江苏南京 刘震东中将，第五战区第二路游击司令 1938年2月22日 山东莒县 王铭章上将（追授），122师师长 1938年3月17日 山东藤县 邹绍孟少将，124师参谋长 1938年3月17日 山东藤县 赵渭滨少将，122师参谋长 1938年3月17日 山东藤县 范庭兰少将，豫北别动队第五总队总队长 1938年3月28日 河南修武 刘桂五少将，骑兵第六师师长 1938年4月22日 内蒙黄油干子 周元中将，173师副师长 1938年5月9日 山东蒙城 李必藩中将，23师师长 1938年5月14日 山东菏泽（自杀） 黄启东少将，23师参谋长 1938年5月14日 山东菏泽（自杀） 方叔洪中将，114师师长 1938年6月 山东荷泽冯家场 付忠贵少将，鲁北游击司令 1938年9月23日 山东 冯安邦中将，42军军长 1938年11月3日 湖北襄阳 林英灿少将，152师副师长 1939年1月13日 广东清远 李巩良中将，军训部辎重总监 1939年3月7日 陕西西安 张谞行中将，第一战区副参谋长 1939年3月7日 陕西西安 王禹九少将，79军参谋处长 1939年3月26日 江西高安 陈安保中将，29军军长 1939年5月6日 江西龙里 唐聚五少将，东北游击司令 1939年5月18日 河北迁安 韩炳宸少将，山东第十三区保安副司令 1939年1月9日 山东莱阳 马玉仁中将，江苏第一路游击司令 1940年1月3日 江苏望乡台 丁炳权中将，197师师长 1940年1月25日 江西武宁 郑作民中将，2军副军长 1940年2月3日 广西昆仑 钟毅中将，173师师长 1940年5月9日 湖北苍台（自杀） 张自忠上将（追授），33集团军总司令 1940年5月16日 湖北南瓜店 张敬少将，33集团军高参 1940年5月16日 湖北南瓜店 戴民权中将，豫南游击第五纵队司令 1940年5月 河南遂平 王竣中将，新27师师长 1941年5月9日 山西台砦 梁希贤少将，新27师副师长 1941年5月9日 山西台寨（自杀） 陈文杞少将，新27师参谋长 1941年5月9日 山西台寨 唐淮源上将，3军军长 1941年5月12日 山西悬山（自杀） 寸性奇中将，12师师长 1941年5月13日 山西毛家湾（自杀） 金崇印少将，17军参谋长 1941年9月16日 山西横水镇 石作衡中将，70师师长 1941年9月6日 山西绛县 赖传湘中将，190师副师长 1941年9月24日 湖南梁家段 朱实夫少将，新3师副师长 1941年9月25日 甘肃 李翰卿中将，57师步兵指挥官 1941年9月27日 江西上高 武士敏中将，98军军长 1941年9月29日 山西东峪 朱世勤中将，暂30师师长 1942年5月4日，山东潘庄 郭子斌少将，暂30师副师长 1942年5月4日 山东潘庄 戴安澜中将，200师师长 1942年5月26日 缅甸茅邦村 王凤山少将，暂45师师长 1942年6月23日 山西张翁村 胡义宾少将，96师副师长 1942年7月 缅甸埋通 张庆澍少将，鲁苏战区高参 1942年8月 山东唐王山 周复中将，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 1943年2月21日 山东城顶山 张少舫少将，113师参谋长 1943年2月21日 山东城顶山 高道先少将，山东铁道破坏总队长 1943年5月 山东 江春炎少将，114师参谋长 1943年7月4日 山东邹县 彭士量中将 （追授），暂5师师长 1943年11月15日 湖北石门 许国璋中将，150师师长 1943年11月21日 湖北诹市（自杀） 孙明瑾中将，预10师师长 1943年12月1日 湖南常德 卢广伟少将，骑8师副师长 1944年5月5日 安徽颍上 李家钰上将，36集团军总司令 1944年5月21日 河南秦家坡 陈绍堂少将，104师步兵指挥官 1944年5月21日 河南秦家坡 周鼎铭少将，36集团军副官处长 1944年5月21日 河南秦家坡 王剑岳少将，8师副师长 1944年6月10日 河南灵宝 王甲本中将，79军军长 1944年9月7日 湖南东安 阚维雍中将（追授），131师师长 1944年11月10日 广西桂林（自杀） 陈济恒中将，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 1944年11月10日 广西桂林（自杀） 吕旃蒙少将（追授），31军参谋长 1944年11月10日 广西桂林 齐学启中将，38师副师长 1945年5月13日 缅甸仰光 胡旭盱少将，第三战区第一突击队司令 1945年6月 浙江孝丰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左权，18集团军副总参谋长，1942年5月25日，山西辽县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罗忠毅，新四军6师参谋长，1941年11月28日，江苏溧阳 彭雄，新四军3师参谋长，1943年3月17日，江苏连云港 彭雪枫，新四军4师师长，1944年9月11日，河南夏邑八里庄（死于国共冲突） 陈昭礼,全国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少将, 1940年8月13日，在崇安吴公岭(死于国共冲突) 东北抗日联军 李学忠，第二军政治部主任，1936年8月，吉林省抚松县 王德泰，第二军军长，1936年11月，吉林省蒙江县 夏云杰，第六军军长，1936年11月26日，黑龙江省汤原县 宋铁岩，第一军政治部主任，1937年2月11日，吉林省蒙江县 陈荣久，第七军军长，1937年3月5日，黑龙江省饶河县 金正国，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5月，黑龙江省桦川县 刘曙华，第八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8月22日，黑龙江省勃利县 李延平，第四军军长，1938年11月20日，黑龙江省五常县 王光宇，第四军副军长，1938年12月，黑龙江省五常县 王克仁，第五军代理政治部主任，1939年4月23日，黑龙江省穆棱县 侯国忠，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副指挥，1939年8月24日，吉林省安图县 杨靖宇，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1940年2月23日，吉林省蒙江县 曹亚范，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指挥，1940年4月8日，吉林省蒙江县 王汝起，第二路军一支队支队长，1940年5月21日，黑龙江省饶河县 赵敬夫，第三路军三支队政委，1940年7月20日，黑龙江省德都县 高禹民，第三路军第三支队政委，1940年12月1日，内蒙古阿荣镇 陈翰章，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1940年12月8日，吉林省宁安县 汪雅臣，第十军军长，1941年1月29日，黑龙江省五常县 张忠喜，第十军副军长，1941年1月29日，黑龙江省五常县 魏拯民，第一路军副司令，1941年3月8日，吉林省桦甸县 郭铁坚，第三路军第九支队参谋长，1941年9月20日，内蒙古莫力达瓦旗 赵尚志，第二路军副总指挥，1942年2月12日，黑龙江省鹤岗 许亨植，第三路军总参谋长，1942年8月3日，黑龙江省庆城（现黑龙江省庆安县） 数字 抗日战争期间，在华日军人数最多时有近200万，协助日军的中国伪军最多时超过100万（整个抗战期间伪军总人数约为210万）。据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后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44万人。（不包括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和美英协同歼灭的约16万日军。） 抗日战争中，中国国民革命军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小型战斗28931次。国民革命军陆军死亡、失踪321万1914人，空军阵亡4321人、损失战机2468架，海军几乎全灭。加上因病减员等非战场损失，国军总损失400多万人。不过，亦于大小会战中，让日军损失48万3708人，而伤者更达193万4820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共有126名日本将官阵亡于与国军会战中。（中日战争中，共129名日本将官阵亡，只有其中3名是阵亡于与八路军会战中。）除此，由共产党领导的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民兵在内主要以在日本占领区内游击战为主。 据统计，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总共歼灭日军52.7万，此外还歼灭118万伪军。远远超过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八路军、新四军〕的歼敌数量。相比之下，八路军、新四军人数较少，条件较差。国民革命军作为当时中国正规的政府武装，战绩突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中国平民则约有900万死于战火，另有800万平民死于其他因素，9500万人成为难民。中国在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极大，按1945年货币折算，约为6500亿美金。 另有估计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可累计之估计数为2062万人，合可累计之战争直接伤残人口，军民伤亡最低限为3480万人；同时，还有估计认为，中国抗战直接伤亡人口合计可能在4100万上，合战时失踪被俘等项数字，战争直接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伤残及失踪等项人口损失共计超过4500万人；而从人口损失的角度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总数应在5000万人以上。 日军暴行 1、南京大屠杀 2、731细菌部队 3、慰安妇 4、三光政策 5、重庆大轰炸 6、三灶岛万人坟 历史意义 抗日战争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获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 中国战场是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重要战场之一，中华民国的参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中华民国也因此在战后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注：当时五大常任理事国分别为： United States 美国 Soviet Union 苏联 〔1991年苏联解体后，席位被俄罗斯联邦〔Russian Federation〕取代〕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民国 〔1971年，第26届联大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替代中华民国的席位〕 United Kingdom 英国 Republic of France 法兰西共和国 |
参考资料： 1.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1982年，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2.《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3.《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及《王明传》 4.中共所成立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 5.共产国际电报内容与苏俄所发表之声明 6.http://hi.baidu.com/007cn/blog/item/368bc93d3deb10c79f3d62c2.html 7.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7/02/content_948532.htm 8.抗日战争纪念馆 9.中国语维基百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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