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钢鬃·
摘抄学习军政知识
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中，有些人的一生是革命的、光辉的、伟大的一生。像毛泽东、董必武，后来成为中共领袖、历史巨人；何叔衡血洒疆场，壮烈牺牲；邓恩铭、陈潭秋惨遭杀害，英勇就义；王尽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有的人因与陈独秀、张国焘矛盾较深，加之个性独特而宣布退党。如李汉俊、李达。但他们脱党而不放弃信仰。李汉俊虽不在党组织中活动，却利用自己的“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最后以“共党首要分子”之罪名被桂系军阀杀害。李达自省脱党是一生“最大的错误”，在1949年12月由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介绍人又重新入党。然而，也有几个如同鲁迅先生所说，“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包惠僧、刘仁静便是如此。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弃信仰，叛变投敌；包惠僧、刘仁静历经曲折，迷途知返。这里，笔者对他们落伍后的言行作一勾勒，以飨读者。
以参加中共一大为转折点，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热情急剧下降，以至于在几个月时间内，对共产主义学说产生了怀疑和困惑，后来竟产生出国留学的念头，以逃脱党的工作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为此，中共中央召开杭州西湖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会后，中央要求广州党组织断绝与陈炯明的关系。但陈公博破坏党的纪律，公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央的批评。中央要求他去上海回答党内的质疑，他也不予理睬。后来，他竟公然声明绝不受党的羁束，不再履行党的任务，与中共中央决裂。不久，他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
1925年4月，陈公博从美国回到广州，随即加入国民党，再度登上政治舞台。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短短几个月，陈公博从一个刚入党的新党员跃进国民党核心领导层，成为国民党大员。这些都与汪精卫的提携密切相关。1927年4月，汪精卫已是武汉国民政府的首脑，陈公博成为汪氏政治上的坚定支持者。后来，蒋介石将汪精卫赶下台，陈公博被迫逃往香港。
“九一八”事变后，蒋汪实行暂时合作。陈公博就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公博与已叛国投敌的汪精卫、周佛海狼狈为奸。1940年3月，汪伪政权“还都”南京。陈公博充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伪立法院长，参与和策划了汪伪政府的重大决策，成为汪伪政府的第二号人物。11月，陈公博以立法院长的身份主持签订了“日汪基本关系条约”。这是一个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卖国条约。1944年3月，汪精卫因病赴日就医。根据汪的提议，陈公博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之职。伪最高国防会议、伪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会议、伪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等，也都由陈公博主持，可谓集大权于一身。同年11月，汪精卫病死。陈公博继承汪氏身前之职。在“就职训词”中，他极力鼓吹“两个凡是”：“凡是汪主席手定之政策，皆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是汪主席生前之设施，皆为公博现在之设施。”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陈公博之流慌作一团。8月16日，陈公博主持召开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伪国民政府解散宣言。
由于深感罪大恶极，难逃惩罚，陈公博于1945年8月25日在日本人的庇护下乘专机逃离南京前往日本京都。在日本，他如坐针毡。尽管如此，这样的日子也不过五十来天。10月3日，陈公博由中国武装军警押解回国，被投进苏州监狱。在狱中，他写下了洋洋万言的自白书，为自己的罪行辩解。
1946年4月12日，陈公博被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6月3日上午被执行枪决。刑前，他的反共反革命的行径作了最后一次更充分的表演，他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悬悬放不下的还是一个共产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党的前途，关系到先生的前途。”这封信，为他既是，又是蒋介石的走狗的双料货色作了注脚。枪决时，他还悲哀地求法警帮忙，做得干净些。
投机能手周佛海
中共一大闭幕后，周佛海准备同杨淑慧结婚。后因杨父反对，他带着杨淑慧于1921年11月再度前往日本就读。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1923年毕业回国。不久，他应邀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党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中共广州支部负责人对他进行了耐心批评和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后来竟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脱党。从此，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蒋介石对周佛海也委以重任。从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可谓红极一时，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为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出谋划策，成为蒋身边的“文胆”之一。这样一位心腹，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周佛海后来会背叛他。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周佛海基于抗日必败的论调，与汪精卫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和政治主张而“物以类聚”了。周佛海抱着强烈的政治野心投靠汪精卫，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在汪伪营垒中，他通过金钱收买和封官许愿等手段，发展和培植亲信，还搞起特务组织并亲自担任头目。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周佛海是汪伪政权的主要组织者，也是握有实权的大，占据了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要职。他还向汪清卫表白忠心：“生死相共，患难相随。”汪精卫死后，周佛海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与陈公博结合得更紧了。
但毕竟是。随机应变，反复无常，阴险狡诈这些特性在周佛海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并贯穿一生。在抗战中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抛弃了曾向汪精卫作过的信誓旦旦的“表白”和“保证”，厚颜无耻地倒向了蒋介石，拜倒在蒋介石的脚下。1942年10月，他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还安排重庆的特工人员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共产党等革命势力进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伪政权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蒋介石再表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在主席之前。”这种种“杰作”，使周佛海赢得了蒋介石的嘉奖，并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从臭名昭著的大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一个来月后，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快速严惩”的压力下，周佛海被软禁在重庆，后来又被移交南京监狱。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由于蒋介石念其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出面干预，才被减为无期徒刑，保住了脑袋。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发作暴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在中共一大上，张国焘被选为中央组织主任，后来由于激烈反对党的国共合作战略，并在党内组织小集团，受到中共中央的尖锐批评。
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在北京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他经不住严刑拷打，招供了李大钊等不少革命同志。是年10月，中共组织营救被捕人员，张国焘亦同时获救。出狱后，其变节行为被隐瞒了下来。
1931年4月，张国焘进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该根据地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在这里，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大搞肃反扩大化，错整了不少好同志。在长征期间，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抗日方针，妄图用武力挟持党中央，分裂红军。他还自立“中央”，自封主席，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可以说，张国焘是我党历史上闹分裂的元凶。1937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国焘也写了《我的错误》的检查。鉴于此，中共中央仍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
1938年4月4日即清明节前一天，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身份去陕西祭扫黄帝陵。正值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也在拜祭。祭毕，他便一头钻进蒋鼎文的轿车去了西安。4月7日，国民党安排他去了武汉。在武汉，张国焘拒绝周恩来、博古、李克农等对他的批评和挽救。4月17日，周恩来与他作了最后一次谈话，向张国焘提出三条，供他选择：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三条。次日，中共中央当机立断，做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自此，张国焘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死心塌地地在国民党营垒里干了长达十年的特务勾当。
1948年冬，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张国焘已无利用的价值，被国民党当局踢出局，他只好携带家眷逃到台湾。次年冬，又迁居香港，以办杂志维持生计。
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遂萌生了回大陆的念头。他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中共中央答复，回来可以，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承认错误。张国焘虽早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当中共中央真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考虑再三，他最后还是拿定主意不回大陆了。
张国焘晚景凄凉。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约他写了百万言的《我的回忆》，得了一笔收入，生活费用才有着落。以后十余年，张国焘靠卖版权为生。1968年，他和妻子离开香港迁居加拿大多伦多，住进免费养老院，仰仗一点微薄的养老金打发风烛残年。1976年张国焘中风。1979年12月3日凌晨，他在翻身时，因被毯掉在地上无力捡起，冻死在病床上。张国焘是中共一大代表里唯一死在大洋彼岸的人。
中共一大后的头几年，包惠僧先是在上海参与编辑《劳动周刊》，后来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长。
1924年，他奉党组织之命加入国民党。1925年2月，蒋介石、周恩来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和部分学生首次东征，留下校部的学生无人管理。廖仲恺给蒋发电报，要周恩来回黄埔。蒋介石回电说前方工作重要，周不能回校。于是，廖仲恺任命包惠僧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就有了前方主任周恩来、后方主任包惠僧之说。此时，包惠僧官运亨通，身兼数职。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清党”，包惠僧被清洗了出来。此后，他辗转于湖北老家、江苏、上海等地避难。不久，他因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便脱离了共产党。脱党后，包惠僧在上海帮他人办《现代中国》杂志，以卖文为生。1931年，他凭借在黄埔军校与蒋介石共过事的关系，当上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后来任军委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1936年，由武官改为文官，任内政部参事。1944年起，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该部人口局局长。
1948年，包惠僧带着家眷到了澳门。在澳门，包惠僧一家人靠发放的那点遣散费生活，日子一天不如一天。1949年9月，在去台湾还是去北平，或者留在澳门的问题上，包惠僧犹豫不定。这时，他想到了当年的那几位中共朋友，就给毛泽东写了信，又分别给周恩来、董必武发了电报。大意是祝贺他们建立了新中国，同时也为自己的过去忏悔，要求回北京。经过一个星期的等待，包惠僧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复电。1949年11月，包惠僧回到北京。周恩来与包惠僧作了长谈，并将他安排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不久在国务院参事室任参事。“文革”中，包惠僧受到冲击。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腹主动脉瘤破裂大量失血而离开人世。
中共一大闭幕后，刘仁静回到北京。他与邓中夏一道筹备创办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这份杂志在国内小有影响，深受广大青年朋友的喜爱。后来，该刊迁往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1922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他随陈独秀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因陈独秀不能用外语演说，刘仁静承担了大会发言任务。会上，托洛茨基单独接见了他。这使他受宠若惊，也为他日后对托氏理论产生信仰埋下了伏笔。
1926年，刘仁静受党中央派遣，再度赴莫斯科，进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学习期间，苏共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尖锐斗争。斗争的结果，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并被驱逐出境。得知这一消息后，刘仁静十分震惊，且与托氏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1929年4月学习期满后，他没有直接回国，在没有向党中央以任何形式请示的情况下，擅自去土耳其拜访流亡的托洛茨基。不难看出，刘仁静成为了托氏在中国的忠实门徒。1929年8月，刘仁静回到上海，恽代英代表党组织找他谈话，他拒不向党坦白。在多次批评教育无效的情况下，是年12月29日，党中央在《红旗》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限他三日内说清问题。可刘仁静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最终自行脱党被除名。刘仁静一心要当托派的首领，自称“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在托派组织里搞得乌烟瘴气。
1935年11月，国民党宪兵逮捕了刘仁静，并将其押送到苏州反省院。1937年4月，刘仁静被释放，并通过关系在国民党三青团内谋了一份差事。没多久，他来到西安，在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任上校教官。后又去陕西省教育厅任编审，同时担任《正报》的主笔，直至抗战结束。1948年，他跑到南京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
上海解放不久，刘仁静来到北京。刘少奇亲自找到他，严厉地批评了他的错误，责其进行深刻反省。刘仁静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几个月后，他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刘仁静声明》，被刊载在1950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后来，他被安排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并从事编译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仁静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冲击，还一度被关进监狱。后因毛泽东出面保护被放了出来，尔后过起了“隐居”生活。
198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时，新华社记者专门采访了唯一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并刊发了专稿《访问刘仁静》。文章结尾有一段刘仁静的自述：“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上的出路。”1986年底，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1987年8月5日清晨，刘仁静在持剑横穿马路口时，被快速行驶的公共汽车撞倒，当场死去。他是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最后一个告别人世的。8月12日，有关部门为他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其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对于一生复杂的刘仁静而言，这应该算是一种无尚的荣幸和一种无声的评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