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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历史系教授解说: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 北京日报

原题：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 作者：毛佩琦(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或者说中国没能自身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因何在？这是一个老问题。长期以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学者提出了一种说法，即，“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的理论根据。基于长期研究，史学界形成的广泛共识是中国在明代中后期，在江南地区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史学界对这一结论从来就存在分歧。这里，我从明清易代出发，对“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了”这个老问题做一番考察。

    一、一些外国学者认为，清代以前的中国是亚洲的中心，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但是，后来明清易代清改变了这种局面

    明代中晚期，传统经济充分发展，新的经济因素大量涌现。商品经济的活跃和重商主义的抬头使根植于小农经济的一切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明政权用以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手段，户籍制度、黄册制度、赋役制度——与以前历朝大同小异——渐渐失灵。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身的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尺度。就明朝中后期的情况而言，中国社会已经明显地表露出向近代转型的征兆。

    明代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不仅为国内商业活动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基础，而且支持了强劲的海外贸易。明帝国在通海势力的强大压力下逐步放开海禁。中国在海外贸易上显示出雄厚的实力。在环球大视野上观察中国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当代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认为，在现代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亚洲的中心，在1500—1800年间中国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这种意见很有代表性。

    但是，长期战乱和明清易代清改变了这种局面。清初，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各地一片荒凉。战乱和满洲人带来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社会经济严重倒退，经过近一百年才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当经济又达到或超过明代后期的水平时，中国已经与西方拉开了距离。

    二、明代在科学技术上有惊人的成就，但到了清代，科学技术却处在政治高压的干预之下，倒退回“西学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

    在科学技术上，虽然明代当时还没有发生工业技术革命，但一些重大的科技成果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在原有轨道上的发展和走向成熟，正向新的突破点的逼近。比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载了当时已经采用火药爆破法开矿，用竹制管道排放煤矿中的毒气；使用焦炭炼铁；在冶金中广泛采用活塞式木风箱鼓风；用木铁结构机车运送矿料。在纺织等行业的手工工场中，机械使用已经很普遍，手工制造的机械已经相当复杂。中国和欧洲在手工技术方面的水平是相近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的一些材料被200年后的达尔文用来证明他的物种进化理论。嘉靖年间，为预防天花，已经发明了种牛痘的方法。算盘的广泛使用，《九章算法比类大全》和《算法统宗》都标志着计算技术的进步。

    英国科学技术史学者李约瑟认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思想方法酝酿着近代科学的倾向。他说：“当十六世纪末，利玛窦到中国同中国学者讨论天文学时，中国天文学家的思想（这保存在他的谈话记录中），今天从各方面看来，都比利玛窦自己的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式的世界观更为近代化一些。”

    但到了清代，情况发生了逆转。与明代后期科学技术的开放态势不同，清代的科学技术研究在政治高压的干预下，倒退回“西学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明代中外科技交流是由民间推动的，是自下而上并得到朝廷鼓励的。清朝顺治、康熙时期，清朝与对西方传教士的科技交往仅限于朝廷。他们限制普通士人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拥有技艺的西方传教士更像是清朝的宫廷侍从，成为天朝大国太平盛世的装饰品。清朝统治者故步自封，对新事物蔑视和拒斥。

    三、明中后期，人的自主意识增长，提倡自我，蔑视权威成为新风。但是，清朝入主中原后却加固了旧制度、旧思想的统治

    明中后期，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逐步发展起来，人的自主意识增长。心学提倡自我，蔑视权威，提倡社会相对平等。传统的价值观念、教条受到挑战。同时，由于明朝政权的衰败，统治机器的松动，对社会控制的能力大大下降。但政权控制力的减弱，却给反传统事物的发展留下了缝隙。新鲜事物和独立思想所受到的压力减小了，使士大夫受到了鼓励。这恰与心学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汇成一股潮流，对传统思想造成了冲击。士大夫主体意识高涨，他们集会结社，强烈要求参与政治。继东林党之后，复社成为全国性的庞大的政治性社团。它具有完整的组织和明确的主张，带有一些近代政党的意味。他们那种“品核执政，裁量公卿，虽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挠”的精神，给晚明社会添加了一层鲜亮的色彩。

    同时，由于中国在一些领域的领先地位，也开始了一个“东学西渐”的过程。在西方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眼中，中国完善的文官制度和成熟有序的社会所体现的进步的人文精神是无与伦比的。一些西方政治精英对中国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赞扬良好的中国政府以及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众所周知，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曾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启示。

    清朝的入主中原后，并没有按明代后期社会经济的轨道继续前进，相反，它加固了旧制度、旧思想，使本已趋解体的、应该抛弃的旧制度得以维系和延续，新事物的萌芽、鲜活的思想和开放的态势均遭到扼杀。随着清朝绝对君主权利的确立和控制的强化，晚明以来“离经叛道”的思想逐渐销声匿迹。到乾隆朝，所谓“文治”达到鼎盛，思想禁锢也走向极致。清代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超过以往的朝代。康熙年间的《明史》案、《南山集》案，雍正乾隆年间的曾静张熙案，对士大夫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和打击。舆论被钳制，读书人噤若寒蝉，以致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

    四、明廷对接纳外国人、外国文化是开明的。但清朝带着自以为优越的感情，把自己封闭起来，排斥外来文化和文明

    明廷对接纳外国人、外国文化是开明的。利玛窦的活动就曾得到万历皇帝的鼓励。明朝末年，内忧外患，已成积贫积弱之势。崇祯皇帝为挽救明朝的颓败，对新鲜事物也采取开放态度。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为了“仰佐中兴盛治事”，建议 “一曰明历法以昭大统，一曰辨矿脉以裕军需，一曰通西商以官海利，一曰购西铳以资战守。”实际上，他是在将西方的价值观向古老的东方文明中灌注。然而，崇祯皇帝以开放的态度，批准徐光启“以其新法相参较，开局修纂”历法， “指挥督造战炮”，并且下令再次开放了海禁。如果历史假以时日，这些做法可能导致新的局面。

    清朝入主中原，将明代已经解体的体制再行加固，如同修理了一辆即将废弃的破车，使之继续运行，延长使用。不仅如此，清朝政权与明朝相比带有保守性和封闭性。特别是在国内叛乱得到平息，边疆地区包括台湾实现统一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它的保守性和封闭性表现得更加明显。

    清朝实行了严厉的海禁。康熙年间，清廷与罗马教廷发生礼仪之争，不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受到限制，对洋商与中国贸易的态度也更加严厉。当时清朝号称极盛。清朝实行闭关政策，妄自尊大，是一个原因；心怀恐惧，是另一个原因。这并不一定是害怕洋人，它真正害怕的是国内百姓。狭隘的防范心理，使清朝统治者不可能有开放的胸怀。清朝严厉的闭关政策，使中国自绝于世界大潮之外，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事态发展的结果已经十分清楚，清朝自身虽然走向强盛，但由于它的僵化封闭，使得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落后了，最终出现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可以说，清朝从建立走向极盛的大约250年，也正是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的250年。中国已经失去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地位，西方侵略者挟其炮舰之利打开了中国国门。（毛佩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