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资料
正文

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丁隆炎百人访谈录11

(2008-04-30 10:40:54) 下一个

十、理解篇


  边境局部战争的特点在于,它不是举国动员,全民参战,它的战场限于边境狭小地域,参战者只是占全军比例甚小的部队,它不会给更多的民众带来生死选择的痛苦,它的胜败与国家安危的联系也不明显。我们对越南进行的边境局部战争,情况又更特殊---对方不是势均力敌的对手,不可能给我们什么大的威胁。加之这场战争正逢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时期,前后方确实出现了极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局部战争的诸多特殊性才出现了“理解万岁”的口号!

  人民的理解是前方将士的巨大力量源泉,反之,也是对他们战斗力的消蚀。我抄录了几个人讲述的故事,目的就是希望有更多人理解“理解万岁”!


 


家乡为我举行庆功火把节
---金古阿格(指导员,彝族)


  打完“7.12”那一仗,军区授予我英雄称号,报上也登了我的事迹,写清楚了我是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的人,县武装部、丽江军分区立刻到我家去报喜,还放了鞭炮。

  我父亲金古尔石认识汉字,接过喜报一看,连忙把喜报塞回报喜人手里:莫忙,莫忙!我儿叫金古阿各,不是金古阿格!再说,他当英雄除非山鸡变凤凰!

  不怪我父亲主观。我过去在家的确是个捣蛋鬼,给他添了好多乱子。

  1979年我高中毕业,考大学没“眼”,成天到处跑。父亲怕我和不三不四的人伙在一起学坏,就给我找了个临时工,给邮局往各山寨送报纸。有时我十几天也不送一回,还和人家打架。次年父亲又托人送我去“考”兵,验上了,我很高兴。

  当兵的通知发下来,父亲要我把亲事定下再走。我们那地方有订娃娃亲的习惯,我小时和表姐订了亲,她比我大两岁,我本不愿意,怕父亲不让我走,不敢说,由随父亲杀了猪宰了羊给表姐家送去。我想订亲又不是结婚,走了我就不认帐。谁知表姐也不愿意,还和我家的人吵了起来,说她根本不喜欢我,骂我是“野鬼”。

  我当时很“牛”心想我不喜欢你可以,你怎敢不喜欢我,还骂人!我找到她家,要回骂她一顿,把猪羊肉扛回来。表姐躲了,不敢见我。父亲说算了算了,其实没“算”,送了猪羊就是“定”了。

  到部队后,我开始和班长也搞不好。排长找我谈话,我说:“为啥每次评好都没有我?”后来,我考上了特等射手,拉练是全连第一,我入了团,当了班长。但在搞生产时又和指导员吵了一架,他给了我个行政警告处分,我的情绪落下去了。临打仗前,各班争尖刀班,比谁训练好、体力好、团结好、纪律好……连里决定我们班当尖刀,我的情绪又起来了。

  收复老山的战斗结束后,连里叫我代三排长,很不巧,关键时刻我病了,两条腿肿得又亮又粗,还流黄水,腿打不了弯,裤子也脱不下,连长指导员强迫我去住院,送我下山,把好吃的放在我担架上,我是一路哭着走的。

  在医院,我听说连队打了一场大仗,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反扑,光8班就毙敌50多名。我病未全好,但再住不下去了,坚决要求出院回连。大家见了我高兴得一个个抱住转圈。

  7月12日,敌向我老山地区大规模反扑,团命令我连增援7连,到达后,连又命我带一个排增援7连2排阵地。中途,我们遇到敌人各种火器拼命拦阻射击,我排8个同志负伤倒下了。7班又走错了方向,只我带了八个人上来。这时,二排阵地到处是浓烟弹坑。堑壕被炸成一段一段的,他们排伤亡很大,只剩下五个战斗员了。排长王尚荣见我们上来了,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2排阵地前七八十米处是169高地,敌人刚从我们手里夺去的。这高地控制着通向我方防线几道山梁,敌人多次想从这里突破,付出过很大代价,只这次它终于得手了,猖狂得在那上面又敲打又喊叫:“中国兵完蛋了,快投降吧!”

  团里命令我连必须迅速夺回169,我向连长指导员要求:“我带我排剩下的六个同志打头阵,打不下169我不回来!”

  我在阵地上掏通一个洞观察169,看清了敌人穿的马裤,正在加修工事,压子弹。

  连长指导员又交给我几个人,说这十二个人交给你了,怎么打你决定。我说行!

  下午5时,我们强大炮群开始向169袭击,正当炮弹呼呼从我们头上飞过,轰轰在敌阵地上爆炸时,我们已前进到离敌前沿30米处,清楚地看到敌人在我炮火下鼠窜嚎叫。炮火一停,我们只用几秒钟就冲上了高地。敌人作梦也没想到我们来得这么快,一团团抱头往石缝、堑壕里钻。我们端起冲锋枪猛扫,边打边冲,仅用五分钟,我们夺回了169高地,击溃敌一个加强连,毙敌45名。

  后来我听说,这天指挥全线抗击越军大反扑的一位师首长,听到我们夺回了169,掐熄了他连续抽了一天的最后一根烟,跳起来喊:“投入预备队,全线出击!”


  这位指挥员对笔者说:“敌人丢了169,暴露出它后劲不大了,我一下子放心了……并说:“金古阿格,真是好样的!”


  7.12!这是我们师光辉的节日,它叫敌人在我们阵地前留下了几千具尸体,至今我们师无论上下,提起它都眉飞色舞的。

  回头再说我父亲,他嘴上说:“我高矮不信!”但对我叔说:“八成是那小子!龟儿犟,从小屁股打烂了也不叫一声,你去打听打听!”

  我叔跑到县武装部翻名册,全县参加的只有一个金古阿格。我叔还带回一份报纸,对我父亲说:“看,这上写的是翱翔在老山之巅的凉山雄鹰,是他,没错!亲戚们开始牵线地来我家道贺了。我父亲说:“莫忙哆,是不是,只有等和他本人照了面才算巴实。”

  1984年底,我回去了。我的乡亲、母校老师和同学,排了两公里的长队,敲锣打鼓迎接我,地方领导还早早把我父母接了来,给我,也给我父母带红花,感动得我父母直掉泪。县委书记县长还讲了话,说我为家乡争了光,为我们彝族争了光,奖励了我父母五百元钱。

  晚上,又在我家所在的战河区坝子上为我举行庆功联欢火把节。我们家乡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早在阴历五月二十四日举行过了,专为庆贺一人一家的喜事另举行火把节,这在过去是没有的。

  远近来了几千人,当然这就不都是我家的亲戚朋友了,彝族居多,也有汉族,机关干部,学生……乡亲们抬来了甜米酒,拉来了羊,烧起大火,烤沱沱肉下酒。一坝子燎眼的火把,一坝子欢歌狂舞的人群,闹了几个晚上!

  表姐没来,我姑也没来。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她们家,故意装腔拿调问我表姐,别人都为我贺喜庆功,你为啥不来?表姐低着头不敢看我,我姑先也愣了,后来过来劝解,说她女儿过去不懂事,求我谅解。我大笑,对表姐说:“表姐,我是来谢你的哩!”她抬起头,似信不信。我又说:“我在部队当英雄,半靠你呐!部队有规矩,当英雄,不光要看打仗,还得是没有违法乱纪行为的。你想,我如真和你订了婚,那可就违犯了婚姻法,那上边规定表姊妹是近亲……”表姐跳起,拉着我的手说:“金古阿各,你现在长大了,懂事了。这规矩我早知道,怕和两家人说不通,只好说我不喜欢你,还说你是头‘野牛’。”

  跟着,表姐,我姑来到我家贺喜,还带来了一个小伙子,是运输站一个会计,我已听说表姐和这会计好,就叫了他一声姐夫,表姐好高兴!他们给我家送来了羊子,鸡和酒作贺礼,其实也算退还了“彩礼”!

  但还是出了一个事,第二天火把节上,我姑喝醉了,又闹着要把她小女许配我。她小女才十一岁。我父亲这时“开通”了,说“这不行,不合法”。姑妈说:“不是不合法,是你儿子出了大名,你门第高了,我攀不上了。”

  归队前,父亲再次叮咛我:“记住乡亲们的厚望,可不要让几晚上的米酒灌迷糊了。牛皮鼓经不经得起敲打,要过三伏三冬才知道!”临离家,父亲把我抱住了,久久不放,我们两父子还从来没有这么亲热过。


 


今晚我们举行婚礼
---杨正宏(伤残战士、新郎)


  来到收复老山的英雄团队,刚落座,政委就说,可惜你们来晚了,打老山时的战士,走了几批,明天是最后一批了。我当即提议,我们今天就开一个老兵离队前的座谈会如何?政委说,他们今天都忙着在车场交运行李,如本人不在场,怕把行李搞错。我实在不愿和这批大多是有战功、部队想留又留不住的老兵失之交臂,决定到车场去看看他们,找他们交谈几句。在车场,最先见到就是这位杨正宏。

  他的连长先介绍,他是二等功臣,二等甲级残废,战场上一直跟着已牺牲的全国著名战斗英雄,副连长张大权,在给各攻击点传达命令时,多少次往返于敌密集火力下……正说着,杨正宏远远地走过来了,一看就是一个乐观灵活,很有风度的小伙子。待他在我面前站定,我禁不住在暗中一声惊呼。他的鼻孔窄陷,色泽有些黑黄,一只眼睛上贴一块胶布,---后来他揭下了---那只眼球显大、浑浊、下斜。这副面目比之于他的潇洒身段,不能不使人惋惜!

  我首先想到,这个昔日的漂亮小伙今后找对象麻烦了!

  车场的阳光烤人。连长问明白杨正宏的行李已交运完,便邀请我们去他的连队坐坐,又对小杨说:“几位首长从军区来,专为参加你今晚的婚礼!”

  杨正宏高兴得直搓手:“欢迎,欢迎!”

  余连长告诉我们,他的未婚妻是他家乡人,来接他。但全连离队和留队的同志一致要求,一定要给他们热热闹闹办个婚礼。

  同来的一个年轻干事消声问我:“你猜,会是个什么样的姑娘?”我没有回答。事后他自己回答了:“我原以为是个黑瘦矮小、一头黄发、嫁一个正常人很困难的女娃子。”

  我虽没作过这番猜想,但当见到杨正宏的新娘时,惊异之情丝毫不亚于我的年轻朋友。说实在话,昆明街上走过这样一位姑娘,也是会引人注目的!

  很多战士在忙乎张贴大红喜字,我们则在新人的洞房内采访他们的恋爱经过。

  可惜,那位姑娘怕羞,很少说话。


  我负伤后,五天后才恢复知觉,已经住在昆明的医院里,后来又到西安、上海整容。

  1986年8月,我回了一趟家---云南蒙自芷村乡。我知道自己丑,怕见人,在村外林子里等到夜黑才进村的。

  父母见到我的样子很伤心,想哭又不敢哭,怕我多心。其实他们那个样子还不如哭出来我心里轻松些!

  我四弟兄,两姊妹,父亲是个风湿残废人,我是老大,家里指望我当顶梁柱,哪能不伤心?

  我安慰他们:我不过变了点相,手脚还是好的。其实我背部还有几处伤,天阴闷热时有点疼。

  她叫李丽琴,我们从小在一块,小学中学是同学。我当兵后,她先给我写的信,我也给她回过信,说的都是一般的话。她说家乡生活好了,我就说我们连队的光荣历史,我对她有好感,但没有往那方面想,因为她家富,她父亲是乡长,不可能……


  我们问李丽琴:“你先给小杨来信是为什么?”

  她答:“问他呀!”

  问:“你给小杨写信有那方面的意思么?”

  答:“没有。小时候我喜欢和他一起玩。他父母不会写字,而我想,他一定想知道家乡情况,就经常给他写信。

  我负伤住院时,又收到她的来信。她是在我家要到的地址。信上只说,全村人都关心我,要我好好养伤,最后说,全村还只你一个功臣,我向你敬礼。

  我问:“小李,你这时候有点什么意思了吧?“她笑而不答。


  我到家后,最怕的是见她。我想过,我没在信上给她说我安了假鼻子假眼,原来我就觉得自己配不上人家,现在就更配不上了,她也从来没表示过啥,有什么必要说那些呢?

  她来了,我戴了口罩、墨镜见她,很客气也很冷谈地对她说:“谢谢你的关心,以后你不要来了,我不愿意见别人,因为我太丑了,连我自己都害怕照镜子。”

  她又来了,是串通了我妹妹在我睡觉时来的,到过我的床前,妹妹说,她是哭着走的。我听了很火,骂了我妹妹,也骂了她。后来,她叫我妹妹拿来了她的日记,那上边写着:“他自己说他很丑,我觉得,他还象过去那么漂亮,甚至比过去还漂亮。


  我问:“李丽琴,是这样写的么?”

  她大大方方地回答:“是这样写的。我真的不认为他变丑了。”

  问:“为什么你觉得他更漂亮了?”

  答:“不知道。”


  日记里还说,可惜他不如过去活泼了!

  我怎么能活泼得起来?我也不因看到她的日记高兴。我决定,假装什么也没看见,而且从此躲开她,远远地躲开。

  假期还长,我想出去走走。那天清早我在乡场上等去蒙自的车,她也来了。上了车,她对我说:“你给我买张票”。我问:“你去哪?”她说:“你去哪我去哪。”

  我心里咚咚跳。我知道我长期梦想的,盼望的,但又认为是不可能得到的幸福已来到眼前。

  在部队几年,我心里时刻有她的影子,受表扬受批评时我想到她,看到一对对亲热的情侣想到她,看到人家两口子打架也想到她,我总把她和我的未来连在一起,又明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正因为不可能才叫我老是想,而且想得厉害,想得有滋味的。大概这就叫幻想,叫做追求吧!

  但这个时候我很冷静。自从看了她的日记后,我就细细思量过了,我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伤残躯体,什么的未来在等待我?我怎么能把她和我的痛苦、贫穷、漫长黑夜拴在一起呢?

  我决心推开她,躲开她。

  在蒙自下了车,我对她说:“你去忙吧,我要再买到开远去的票,给部队办事。”

  她不假思考地说:“那我也去开远!”

  “你干什么去?”

  “你管不着!我自己有钱买票!”

  我以为她是斗气的话。等我真买了去开远的票,她也真买了。

  我们又到了开远。我先问:“你到哪?”

  她也问:“你到哪?”

  我说:“我哪也不到!”

  她:“我也哪不到!”

  我再也不忍心推开她了,何况是在这陌生的城市。

  我带她去馆子里吃了顿好的,然后来到怒江公园,在一个僻静处,我们摊牌了。

  “李丽琴,你是不是真有哪意思?”

  “啥意思?”

  “和我好。”

  “你自己看!”

  “我看?我看你是逗着我玩的。”

  她哭起来了,哭得一发不可收拾。

  我只好说:“我是早想过和你好啦,只是我哪方面都不行,现在我……”

  “我都看到了,我愿意!”

  “你这是自找苦头,你会后悔的。”

  “决不!”


  我们问:“李丽琴,你为什么下这大决心?”

  她不回答。

  我又问:在学校,老师讲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吧?你爱他,是不是你……

  “才不是哩,我可不图这光荣,我懂事后,就自己定下了。”


  今晚我们举行婚礼,欢迎首长们参加!


 


《战争,让女人走开》之后
---戴钱鑫(团政治处主任)


  这个故事的前半段,和电影《战争,让女人走开》的主要情节很相似,但它毕竟不是电影,而是一个不曾看过这电影的人讲述的真实故事……


  老山战前,我爱人来电报,要来部队探望。当时部队战备训练很紧张,但还未接到作战命令。我们已两年不见,孩子生下才一个月我就离开了,现在已经两岁多,听说什么都会说,还会讲故事,唱歌了,我当然很很想念他们。回电说:“要来,就尽快动身。”

  估计她要到达时,我们突然接到去远地演习的命令。营长外出,我作为教导员不能不去,只好把到火车站接家属的事托给了通讯员。

  几天后我演习回来,已是晚上十一点,我以为他们可能已经来了,来不及拍打一下满身的尘土,卸下武器装备,兴冲冲、急忙忙奔向我的宿舍。想到我将要高高举起她在信上一直夸奖长得漂亮、而我一直想象不出是什么模样的儿子,我的心猛烈地撞击着喉部,也顾不得同志们在我背后大声取笑了。

  但我的铁宿舍窗口是黑的,门上依然一把大锁。通讯员说,他连续三天去接站,都没见有带孩子的妇女下车。我想,也好,我终于没有耽误接站的时间,免得落下埋怨。

  火车到县城车站是凌晨三时。我很疲劳了,怕睡过头,从炊事班借了小闹钟来。但怎么也睡不着,干脆往车站走,在那里坐着等。火车按时到达,但没有他们母子。又连续三个晚上都如此,那三天我坐立不安,反复看她的来电,猜度她可能在途中遇到的不测,似乎肯定了她在车上又发作了头痛病。我决定,再等一趟车不来,我就上昆明,请铁路局查找从上海来的一位带着孩子的中途病倒下车的女客。

  第四天晚上,终于把他们接到了!一下子,我的疲劳、焦虑都飞了九天之外。

  她带了四个大提包,其中两包是中草药。她是请了长假安心到我这来养病的。

  我什么也顾不得问,抱起孩子就亲。他叫我叔叔。她敲了他一下。

  她为什么晚上几天才到?上海正下大雪,她为买集那两提包药材晚了几天,到昆明,由于行李超重,遭罚款,又误了一趟车。

  就在他们到来的第二天,团里开会传达了作战命令,限令家属按期离开。

  我不忍心立刻告诉她。她正兴致勃勃收拾这个家,砌灶台,修门窗,一副长住久安的架势。

  这时候,战备训练更紧张了,我没时间也没心思照顾他们母子。她叫我买些肉来作腌腊、香肠,我没买,她叫我找药罐,我忘了,她说孩子流鼻涕,叫我带去看看,我把他交给了通讯员……我这时心里想的不能不只有我这个营怎么完成训练科目,因为这是关系我们能不能完成作战任务,关系到每个参训的人能不能完完整整回来的大问题。妻子已经开始埋怨我了,但没等她发作,她已经从家属们那里听到了风声,也看到了我们发的绑腿、救急包、光荣弹。

  我只有如实告诉她:你和孩子必须在春节前离开。

  第二天,我照样去出早操。回来,她还躺在床。我喊她,她说她的病发了。我以为她是怄气,还逗她,把她抱起来。她喊:不要动我,不要……接着是一阵翻肠倒肚的呕吐!我心里叫苦不迭:她是真的犯病了!

  团里又叫开会,我只好请假,到卫生队请来医生,医生又报告团,团里领导说:她这是特殊情况,不要走了,留在部队治疗。

  人们走后,我问她:你真的不能动么?她没有答话,只有一声声委屈的恸哭。

  我在西双版纳当知青时就学会了抽烟,抽得很凶,后来戒了,戒得很彻底。当天,我又叫通讯员买了烟来,破戒了。她听见我在门外划火柴,喊我进去,抓过我的手,闻了闻,哭着说:你不要难过,我走,我心甘情愿走,我全明白了,不埋怨你……

  我决定派人把她和孩子送到昆明,又打电话托昆明的朋友买一张到上海的卧铺票。

  团长张又侠知道了,说:无论如何不行,路上出问题怎么办……我考虑再三,觉得我不能特殊,再说把她留在营房,不如送回上海老家放心,也免使她常受前线消息的惊扰。我叫来了卫生车,用担架把她抬上去,我自己抱着孩子,把他们送到县城车站。这趟火车没有卧铺,只好请列车长通融,让她在过道上铺上毯子,席地而卧。

  回到宿舍,我在清理她散乱的药包时,发现她留给我的除付车票多余的十元钱,还发现被子里塞着我的小儿子贴身穿的毛线衫,线衫上传来我熟悉的儿子身上的汗气,我用它捂着脸,情不自禁地哭起来了。

  “戴钱鑫,你干什么?”团长张又侠出现在我的门口,厉声喝斥。

  我以为他发现我在哭,一时真感到难为情。却听他说:“不是叫你爱人不走的吧?你怎么就自行其是?”

  我说:“团长,我感谢组织,我领情了……”

  他不由分说地:“跟我上昆明,把你爱人堵回来!”

  我不去,团长知道我牛,我决定了的事别人劝不转来。他只好改口:“那就陪我到昆明去送她上车!”

  越野小车抄的小路,团长还一直催司机:快,快!他想赶在火车到达昆明之前赶到。但我们还是晚到了一步,进了站台,那趟火车的旅客已散尽,只有我的妻子抱着孩子坐在冷清清的月台上,两个护送她的同志代她寄运行李去了。

  我走近她,喊:“小万,团长赶来给你送行……”

  她很奇怪,突然爆裂出一声声号哭……

  当晚,团长去军医院请来了医生,拿来了一大包药物,把他们母子送上到上海的卧铺车厢。

  回来,我把留下的东西捆成包,上面插一朵玫瑰花和一张字条:“我是军人,共产党员,我的生命属于党和人民,余下的则属于你……”


  老戴讲到这里,我问:“你看《战争,让女人走开》的电影么?他摇摇头,似乎很不解我怎么突然问起这无关的问题,我给他讲了这电影里的故事,他哈哈大笑,并且立刻说出了这电影编剧的名字,因为他也曾经和作者摆谈过这事。


  既然故事都进了电影,我就再给你讲一段这故事以后的故事吧。

  两年多以后,我的孩子快五岁了,他妈妈又带他来部队看我。

  在昆明南行的小火车上,她遇见了北京市人民赴前线慰问团的同志。团长李素静是个五十开外的女同志,全国劳动模范,特级教师。她见我爱人身体单瘦,一脸病容,便和她闲聊开来。我爱人也是先和她谈起两年多前第一次来部队探亲的经历,李老师听着听着,已经很感动了,她问:

  “为什么不叫你爱人回去看你,反要你带着病,拖着孩子长途奔波呢?”

  “大姐,不瞒你,我常常请病假,工资不多,他那点钱,除了养活孩子,再付不起两个人来回跑的车费,只能一个人跑单边……”

  “那就叫他跑呀!”

  “他跑不如我跑。我在家,常犯病,有几次病得不能动了,还是邻居破窗挑出钥匙,把门打开把我救活过来的。我怕有那么一天我的孩子成个流浪儿,不如把他带到他父亲身边来。再打仗,我们再走,不打仗,我就宁愿死在他身边……”

  这时,李老师忍不住泪下如雨。她抱住我的爱人说:“小万,你信得过我么?”

  “大姐,你说哪里的话,你是慰问团团长,我怎能信不过?”

  “那好,你不要让大姐白来前线一趟,你让大姐为前线将士尽一点微薄的心意好不好?”

  “大姐,你要哪样?”

  “我要把你的孩子带走,让他住在北京,进最好的幼儿园,上最好的小学,尽我的全力护侍他,教育他,让他什么都不缺,健康活泼,学习好,你相信我吗?等你病好了,完全康复了,你把医生证明寄来,我立即把孩子送回来。”

  李老师到了我的部队,又一再动员我,动员我的部队领导,慰问团的同志也帮她动员,由于她的真诚,恳切,也由于我的孩子也很快喜欢上了这位大妈妈,嚷着要跟大妈妈走,部队领导也就“动摇”了,转而来劝说我。我和妻子虽觉得这是对李老师无端的打扰,很过意不去,但拗不过她的盛情,只好同意了。

  今年国庆,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老山的孩子在北京》。我的孩子出现在屏幕上:“爸爸、妈妈,你们看见我了吗?我在北京、很好很好,大妈妈对我好,小朋友对我好,阿姨们对我好,他们都叫我向老山的爸爸和叔叔们问好,向你们敬个礼!……”

  看着电视,我和妻子都哭了。不是想念孩子,是心里不安,为李老师和北京市人民的深情厚意。在这之前,我们听说了,北京市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都来看望我的孩子,给他送礼---都被李老师谢绝了。

  李老师不要我们一文钱……直到现在,我的心里还是觉得不妥、不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不都是鲜花迎接征战归来人
---王佐明(团长)


  有个战士叫梅德文,贵州纳雍农村人。战场上负伤,按伤残级应给他安排个工作,但一直得不到落实。他一级级找,最后找到县。县里一位领导问:“谁叫你去当兵的?”

  “我志愿去的。”

  “那你找我们?”

  “我是为了保卫国家呀!”

  “那你去找国家!”

  这个战士无奈,又重返部队,见人就取下他的假腿,“梆梆”敲打着:“打仗是最可爱的人,负了伤是最可怜的人,回去是没人管的人呀!……”把新战士吓坏了。

  能怪这个战士么?

  还有个排长杨盛碧,负伤后高位截肢。他要求在某市安置。部队派人联系多次,不得要领,后来一个负责安置单位提出要一台北京吉普作为交换条件,部队照办了,但到现在还没安置下去。

  局部战争有很大的特殊性,它不是举国动员,全民参战,敌人对我们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只在极小的区域,你怎么宣传战争的意义与战士的英雄艰苦,大多数人的理解仅仅是理论上的,有的人甚至不以为然,漠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几机”,哪管你前方流血牺牲。加上我们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形成了前后方极大的反差,加大了我们部队,尤其是面临生死选择的战区部队各项工作的艰巨性。

  伤残战士、转业干部的安置,每每发生令人不愉快的事。你到每个团去都会看到至今无法安置的伤残军人,不少人生活确实困难,好多问题无法解决,有的情绪悲观,满腹怨言。这对于活着的人,未来还将投入战斗的人心理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可小视的。上面那位县领导的话,则是对我们部队战斗力的一种瓦解,是把我们战士火热的爱国心塞进了冰箱。我们有多少转业干部为谋得一份职业费尽心,跑断腿,花完几个转业费,最后还得不到合理安置。我们还有多少干部在前方出生入死,他们妻子在后方没房子住。一些地方分房时把军队干部列入“另册”,她们只能看着别人乔迁,自己望房兴叹!至于干部战士的子女弟妹招工上学,被别人顶替掉,他们的未婚妻“吹灯”的就不是个别的了,我希望作家们拿出勇气,反映部队真实情况,干战的内心思想,不要只报喜,不报忧。


 


我们不要同情,只要社会公正
---张多周(连长,者阴山主峰攻击连排长,“士官生”)


  军校毕业时,我21岁。两个月后就接受临战应急训练,接着又随我们副营长深入敌境侦察,攻打者阴山时担任主攻连的主攻排长。

  我们副营长叫唐本清,四川重庆人,1975年入伍。他的家属在麻袋厂上班,厂里离住地很远,上班要坐公共汽车,还要坐船,每天花三、四个小时,还得背上刚生下的孩子,披星戴月,顶风顶雨。唐副营长有空就掏出孩子的照片看,眼里闪着又甜蜜又酸楚的光。他对我说过他的心愿,“死我不怕,上级能叫我们上战场的人,每人填一张表‘你有什么要求’?然后研究一下这要求是否合情合理,适当解决一下就好了,我也就安心乐意去死了。”

  他的要求是什么呢?很简单,给他爱人在工厂附近换一间房子,不要大,能放下他爱人和小儿子睡下的一张床就可以了!

  可这要求他从没向上级提,只和我念叨过。他说:“部队又不管房子,提了也白提。”

  他还告诉我,他爱人为这事一直和他闹。“也难怪她呀!”他说。早晨孩子睡不醒,几巴掌打醒来,等再在她背上睡过去,又尿湿了她一身,在轮渡上江风一吹,母子俩都透身凉……

  休假期间,他就在家带孩子,孩子要什么他买什么,以此来讨得母子的欢心与谅解。一次,他给孩子买了对小鸟,父子高兴地回家来,妻子一把夺过鸟笼,扔多远,说:“我给你儿子当马骑还不够,还得给他提个鸟笼子?”孩子大哭,他给了妻子一巴掌……

  唐副营长在侦察中触雷---我也负伤,现在是三等一级残废,但远不如他伤重,住院回来赶上了者阴上战斗。他临终前,说了一句话。“不要暴露……”然后再没说话,眼泪不断地流。我想他这时候准想到他的背负着儿子匆匆赶车赶船的妻子,想到他给过妻子那一巴掌。

  战后,我没去他家,但对去慰问他家属的人讲过他生前告诉过我的话。那人回来说,他家里仍然挂着鸟笼,那对小鸟还是活蹦乱跳的。他妻子说,那小东西珍贵、不吃一般的食料,她得专给它到鸟市上买小虫来喂。至于换房的事她一字没提,只说,老唐说了,现在国家困难,千家万户都有难题,等经济发民了啥都好办。

  我们连还有个张景波,班长,全团军事尖子。攻打者阴山16号高地,他第一个冲进敌堑壕,毙敌多名。荣立一等功。战后,我去过他家,问他双目失明的父亲有没有困难。因张景波生前讲过,他家受人欺侮,有家人常打上门来,家里来信不说,张景波有个女同学又是女朋友的气不过,写信叫他回去打转来。他回信说,国仇当前,家事只有先放一旁了。女朋友一气之下,和他吹了。他老父亲对我们还是不说受人欺侮的事,只问:“景波真的立功了吗,不是你们给我说宽心话吧?”

  当我们提出要当地政府解决他受欺侮的事情时,张父说:不用了,不用了,我听说乡上在整党,整好了党,公道就自然明了!

  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很深!这是一个深山老农对我们党的无限信赖与希望呵!

  再说说我自己。我从小跟叔叔长大,叔叔其实就是我父亲,他是个老兵,后来是一个中学校长。

  高考时,我考分较高本可上名牌大学,却分到最后一个志愿上---军事学院指挥系,我哭了一场。叔叔给我讲了中华民族悠远而伟大的历史,又给我吟诵壮烈雄浑的边塞诗词,说:国之不固,何以家为?鼓励我勇敢从军。

  南疆的战事还在进行,但我们的部队撤下来休整了。不久我被派去贵阳接兵,把别人安顿下,我连忙往家跑,深夜十一时敲响了叔叔的门。我激动得呼呼喘息,眼泪也快掉下了。我心想:差点见不到你了!真是的,在阵地上作梦,也常常是敲响这扇熟悉的小门,一头扑在叔叔的怀里,给他讲战场的经历。没想到,叔叔怔怔地看着我,象不认识,突然地一声喝问:“你干什么?”我说:“么爸,我回来了呀,我出差回来的。”他不相信:“正打仗,出哪样的差?”我说:“我回来接兵。”他说:“拿你的通行证、介绍信我看!”“我没带,放在招待所提包里了。”他指着门:“你给我走!马上就走!回你的部队去!”我才明白了,他把我当开小差的了,立刻抱住他大笑,直笑得他看出来我不是个逃兵,也跟着我嘿嘿笑起来!

  我们这个民族伟大呀!唐副营长的妻子,张景波的父亲,我的叔叔,他们各方面不同,但又都是我们民族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每一个人身上都体现了我们民族明大义、顾大体的传统美德。

  我不赞成把战争写得凄凄惨惨的,英雄人物的下场都不好,这样的宣传好象是叫人家同情我们,理解我们。其实我们最需要的不是这些,而是国家兴旺,人民富裕,社会公正!这也是我们父老兄弟的希望。如果我们唐副营长家属所在的工厂能主动关心她,免除她每天背着孩子长途奔波之苦,如果张景波家乡政府能使他的瞎眼老父亲不致时时受到别人的威胁……这就是对我们当兵的阳好理解,最大的支持了!


 


理解---我心中的诗河
---谭忠兴(战士,业余作者)


  我是怀着没能进大学门的遗憾来当兵的!

  现在我当了四年兵,我再无遗憾,只有庆幸。

  者阴山战后,我写了《战士和母亲》,《薄情女》等,最近《滇池》《西南军事文学》等发表了我多篇小说和诗。


  与我同时采访小谭的一位总编辑看了他的一个长篇小说部分初稿,认为很有苗头,小家伙很有才华,并且决心抓出来,在他们那里出版。


  我庆幸,不是我写了一点东西,而是我心里有一支号,一面鼓长鸣不歇!

  我理解我的战友。这是四年来在哪里也得不到的收获。

  者阴山战斗是1984年4月30日打响的,29日我作为宣传科报导员到了一个尖兵班待机地。那天下大雨,地面是烂泥,战士们都斜躺在泥水里,雨衣都盖在弹药上。大家很严肃,不吭气。一个战士在吹笛,我是个“音盲”,但他的笛音不仅使我听懂了,动情了,而且落泪了。我似乎是第一次领悟出人间怎么会有音乐。那悠远而又恢宏的音响比一个交响乐团还使我震动,好象把天上地下都塞满了!

  我问班长:“你们不怕吗?”他说:“不怕!副团长和我们连在一起!”

  他再没多说一句。副团长和他们在一起就能使战士们无畏,使战士们自豪。我多少希望我们所有的干部永远和大家在一起呀!尤其在危难面前。


  小谭翻开笔记本,我记下了他们班长叫蒋兴宽,吹笛小兵叫紫有和,彝族,当时十八岁。


  战斗结束后,我在机关分到六个苹果,请新闻干事孙大阳带去主峰,转送给这个班。不想,他们大都牺牲了!两个重伤员已送去后方医院,我再没见到他们。

  但他们的名字我记着,他们的模样我也记着,那小兵的笛声将永远在我耳边震荡,在我心中长鸣!虽然我们从相识到永别只半个小时。

  祖国亲人的理解也是我心中的长号与战鼓。

  从贵州遵义来了一对老年夫妻,他们的儿子牺牲了。见到廖锡隆师长时,他们第一句话问的是:“我们儿子立功了吗?”廖答:“立了”!其实没立。老俩口笑了,虽然笑得很苦,但这笑容就象在我心上刻了一刀似的。老俩口到儿子坟前,拣了块石头,回去了。廖师长把他们送了很远,又派组织科长送到车站,给买了票又另三百元作路费。

  XX团一个战士,负了重伤,在昆明住院时家乡来了一位姑娘看望他。战士没钱,连津贴带补助一月只25元。姑娘每天只在街上吃一碗素米线,直到三个月后这战士痊愈。后来他们结了婚。

  1984年8月,各地大学生组织“振兴中华旅游考察团”来到者阴山,上级叫我带他们上山。他们男男女女,穿牛仔裤,高跟鞋,一路欢欢腾腾。到了主峰,一下子庄严起来了。猝不及防的战士们也傻了,都“唉哟唉哟!”不知道该上前迎接还是赶紧躲藏。因为他们一个个都穿的短裤,长裤也磨得只剩了半截,破烂不堪,风吹来,有的屁股都露出来了。加上他们头发老长,胡子拉渣,赤膊上流着污黝黝的汗水。女大学生们流露出惊恐的眼神看着我,好象说:“你把我们领到什么人跟前来了?”幸好,指导员机灵,抓了顶钢盔扣在头上,向考察团长敬了个军礼:“报告团长,XX团5连正在加修工事,请指示!”女大学生们“呜哇”一声哭了,主动上前抓住战士们的手:“同志,你们辛苦了!”战士们一个个后退:“不辛苦,不辛苦,等我穿好衣服哆!”

  连队要给客人备饭,大学生们非要吃压缩饼干不可。后来和战士们开始交谈、照相。女大学生要给战士缝补,拉他们签名、合影,战士们都不好意思。

  6时上山,到晚11时离开,大学生们不愿走,但我们怕他们万一遇上敌人炮击,坚决请他们当晚下山。

  下山一路,我再没听到他们嘻哈打笑,每个人的心情都十分沉重。不断重复几句话:“真没想到!”“真了不起!”“令我们终生难忘!”

  女大学生戴华,给我送了一个书签。说:“我是个学生,送不起别的,只有这……”书签上翱翔一只搏击长空的鹰。这礼物我视为珍宝,决不是别的意思,而是这礼物代表着同代人对我和我的战友们的理解。

  我后来也给她寄去了一块弹片,一张越币。我写道:“感谢你对前线战士的理解!那只鹰将永远在我们阵地上空翱翔,告诉我们人民的期望和鼓励,也带给了我一条长流不息的诗河……”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我们。四川资中籍战士李大辉,排雷牺牲。他父母是退休工人,原叫他回去顶替,他把顶替名额让给了妹妹。未婚妻有意见,和他吹了。作战期间,他父亲去世,哥哥来信要他分担安葬费二百元,他把烟断了,到死时积攒了一百元。我们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他哥哥的信和这一百元钱,才明白别人打仗拼命抽烟,他却把烟断了的原因。后来他母亲和他哥哥来队,为分配一千元抚恤金他哥大闹,提出要分五百元……全连人听了都很寒心。


 


沈阳来了个李教授
---普友福(师医院院长)


  李教授60多岁了,他是听英模报告得知老山这地区湿气大,战士长期住猫耳洞,风湿病、皮肤病很普遍才主动请求到我们师来治病的。他带来了几种外用药,一试果然见效。

  他来的第一天,听我讲起前线作战,救护的艰苦情况,非常感动,从怀里掏出了介绍信,说:“院长,我原来只想送几副药,告诉他们用法就走,现在我决定留你这儿当战士了,请收下我吧!要看我没用,你再叫我走。”老教授站起来给我敬了个举手礼。我说:“老教授,我早就久仰大名了,我不敢说收下你,请受我一拜,收下我当徒弟吧!”我向他三鞠躬。

  军区卫生部和我们军师首长都闻讯赶来看他,他更感动。不久,他把带来的一个高徒打发回去了。我不理解,问他:“老教授,就身边有个年轻人不是方便得多么?”他说:“不瞒你,我已教了她几手,还有几手我在学院都没露过,我不传外人,只传给你这个解放军。”我说:“我要给你拜师费,要重谢你。”他生气了:“那我就不传了。我要你报酬干啥?我只要你好好为你部队治病,也济世救民,医德为上,不计钱财。”

  他先带我在驻地附近治病。在华宁,一个多年偏瘫病人,他给扎了针,吃了药,病人自己走回去了。一个地区公安处长,多年胳臂抬不起,他一针扎好了。他每到一地,病人半夜开始排队,有爬着,抬着来的,一个个都走回去了。

  他毫无保留,对我无方不教,手把手教我配药,研制、作丸、炼膏。360高温炼膏炉呛得他咯血。他说:“只要老山战士日后说我的药对他们有用,我就死而无怨!”

  他也对我无话不说,曾告诉我,他这一生很苦,少年时起就跟一个中医学徒。师傅没儿子。后来他结了婚,送了一个儿子给师傅,还签了字契,儿子跟师傅姓,名字也改了。师傅见他心诚,传给了他几样秘方。也传下一个规矩---不传外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觉得自己真正翻身了,各方面都改善了,还得了个过去连做梦也做不到的教授名号。他想了好久,决定把秘方献出来,但不知献到哪里好。听了老山的英模报告,他决定来看看试试。最后下决心把秘方传给我,还不是第一天来听我介绍情况,也不是后来首长来看他,是看了我们医院战地抢救伤员的录相,他当晚没睡着,眼泪跟着流,他对自己说:“我再有一丝一毫保留,我就不是个中国人!”

  老教授不但教给了我秘方,也教给了我无私奉献的精神。你看到了的,我们医院现在开设了十几间治癫痫病的病房,全国来的病人都有,还来过一位从国外回来的华侨,他几十年的病,在许多国家都没治好,我们给治好了,《春城晚报》登了他给我们的感谢信。这门技术也算我的“拿手戏”、“看家本事”。原先地方有人高价聘我,还许我盖一个专门医院。我也想走,感到在部队没搞头。我在前面打仗,读小学的儿子叫同学扎瞎一只眼,那家人是“地头蛇”,派出所断了个“自己打着的”完事。我爱人在城市,一家住两间小房,别人搬新房她没份,原因是“你爱人是军官,部队解决”。部队上哪解决去?还有一些别的事,让我心灰心凉。老教授来,我不能不想:人家与我非亲非故,无私教我,不就看在我是个老山战士么?人家老远赶来为老山战士献医送药,我怎忍心凭自己一技之长调头走开呢?人家爱我这支攻下老山的光荣部队,我是这部队培养大的,不是应当加倍热爱她么!我向老教授表示:“只要部队需要,我决无二话,干到老干到死都行!”


  我在这个师医院,看到了李云德教授,后来在师里又看到他。但我们只在饭桌上见面。他早出晚归,归后屋子内外又有许多病人,没能找他深谈。我从老山下来,半路上遇见由普友福陪同上老山的李云德教授。1988年6月,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老山前线某部授予李云德教授军功章,李教授在授奖会上受到战士们热烈赞扬和欢呼的消息。李教授,我也在这里向你表示祝贺,向你敬礼!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