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资料
正文

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丁隆炎百人访谈录7

(2008-04-30 10:13:18) 下一个

六、亲情篇


  承受战争重负的不仅是前方和征战者,也有他们在后方的亲人,首先是他们的父母和妻子。在绝大多数尚不知道什么叫“旅游”的中国老百姓中,知道老山在何方的怕比知道五岳在何方的多不知道好多倍,因为他们有有亲人在那里战斗,是他们魂系梦萦之山。


 


我的一段罗曼史
---龙洪春(团部协理员)


  1979年打仗我当班长,立了一等功,回来就当了排长。

  1980年我排来了个新兵,姓王,昆明市人。不能说他表现哪点不好,但我发现他情绪不高,老出神,有时眼发直。我找他谈,他不说,只摇头。

  后来我到昆明,找到他家,对他母亲说是来看望,其实是想给小王的情绪找找原因。她母亲听说儿子想家,哭了。说:孩子不是想家,是记挂他姐姐。老太婆觉得一言难尽,就邀我到监狱看她女儿。她大概觉着一个部队干部来家看望也是个荣誉,还叫我多说小王在部队表现好,当姐姐的要为弟弟前程着想。

  我去了。小王姐姐叫王莜春。她几乎不敢抬头看我,眼泪成串往下滚,很悲观,对人世很失望的样子。我说了要相信组织,相信政策,有错就改之类的话。

  听她妈说,王莜春是一个机械厂工人,因车废了一个零件被抓起来的。

  她关了一年,1981年元月放出来了。1981年2月,我回贵州老家过春节,小王叫我捎点东西回家。那时我们部队住弥渡县。

  她姐姐见我带东西多,说春运期车站挤,帮我把东西提到车站,还给我买了水果、糕点什么的。两次见面我对她还谈不上什么印象,但隐约想过:这不像是个故意捣乱,把工作搞坏的人。

  我到家十多天,部队来电报:“速归!”我以为又要打仗了,后来才知是叫我到军里集训。

  我正病着,高烧39度8。我哥哥无论如何不让我走,我说“军令如山倒!”在镇上打了一针,带了药就上车了。车上挤得扭动一下都困难,没座位,我本来烧得昏糊糊的,在安顺又是费了吃奶的劲从窗户爬进来,没站好久就昏倒了。

  旅客们同情我,给我在门边让了一屁股大的地盘坐下来。

  车到昆明,我烧得像火炭团,什么也说不出来。列车上的人只好找我的证件。我兜里只一封小王给他家的信---怕我忘了门牌号,所以在信封上写明了地址,只因我上次匆忙忘了把这信交出。

  铁路上的人一汽车把我拉到了小王家。

  “大娘,你家有个人在当兵吧?”

  “对!”

  “他病了,病得不轻,我们给您送回来了!”

  母女俩快吓瘫了,出来一见是我,又愣了。

  “大娘,他不是您家的?”

  “是是!请你们快往家里抬吧!”

  我在她家里昏睡一晚后醒来了。王莜春找来一辆三轮板车蹬着把我送进医院,请假服侍我。

  她是卫校毕业,懂医。我说:“我不是退烧了吗,为啥还送我上这来?”她说:“我们家你怎能住?”意思是,我是军官,功臣,她是劳改,刚释放的。她不断责备我:“烧成这样,怎么还回来,多危险呀!”

  我开始观察她,觉得她心眼好,性格好,长得也很不错。决定好好了解她一下。

  后来我又去昆明出差,给她妈买了点东西表示感谢。约她到翠湖公园走走。

  她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我。

  她被劳改,不是仅仅车坏一个零件。卫校毕业后,她下到金平农村当知青。公社一个卫生队长玩弄女性,知青们告了他,那里派人来向她了解。这时她已回昆明当了工人,她说她根本不认识那卫生队长。于是工厂开始传言,她从农村调回城来路不正,怕退转去只好包着忍着了……她找一个师傅学手艺,也确实想学成了调个工作,那师傅的老婆咬定她破坏她的家庭,到工厂找她大吵大闹。一些工厂领导也暗中煽风,工厂广播上公开批评她作风不正,搞得她精神恍惚。就在这个时候,她车坏了一个价值六千元的工具。

  她说,她也真是有苦难言,陷害她的人是一个对她曾图谋不轨的领导,她不敢揭发他。

  我说,我完全相信你,十分同情你!今天约你来,就是为了告诉你,我喜欢你,如果你同意,我们就好下去吧!

  她说:“你胡说!我不论有没有问题,但身上的污点是水永远洗不净的,劳改释放犯的恶名也永远摆不脱。你是大功臣,将来会得到重用的,我不能影响你!再说,我比你大两岁……”

  我说:“别说你是清白的,就是真有污点也只是历史,人不可能没缺点。”

  她还是不同意。我还是常去找她。我听说有个电影《她从雾中来》,讲一个警察和女犯相恋的故事,我先去看了,又约她去看。走出电影院门她说:“你还会作工作呢!”我说:“可不是吗?我听说有这么个电影,专门跑昆明来看……”她说:“难为你这番心,我们就相处一段,互相了解了解吧!”

  回部队后,我先向营长邱型柏(现任师参谋长)一五一十报告了。他说:“这没有问题!”

  我又向团政治处主任报告。他们大概发了调查信。对我说,工厂对她的反映可不咋好,你最好不谈,免得将来后悔。我说,她的情况我了解,工厂说的我不信,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决不后悔!我给主任写了书面保证。

  主任同意了,但政委(已转业)坚决不同意,骂我昏了头,找对象有的是嘛,怎么找这个……我找他好多次,他还是那些话。

  我很恼火,但没给王莜春说。我自己反复研究婚姻法,认定了我没错,有权自己作主,于是在1982年7月我们去办了结婚手续。

  转来,政委说我私自结婚,和领导对着干,给了我留党察看处分,级也不给调。

  1984年打老山前夕,提我当副连长,恢复了组织生活。人家说:“给了你一个送死的官。”

  上老山前,我们不能通信,更不能回家。这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七月的孩子,心里真想。也想过:万一我留给她就是这个孩子,不是拖累她一辈子吗?

  打下老山我们转入防御后,可以通信了。我连续接到她几封信:“家里娃儿很好,有我还有老人照顾,壮实得很!”“你不要挂念家,不要分心,把你的脑子、力气全都用在打仗上吧!”“不许你说对不起的话!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伤了,我伺候你,死了,我也将为你感到光荣!我有过屈辱的历史,我也有过幸福的回忆。我再不以我身上的污点为耻了,因为到底有一个人相信我是无辜的,清白的!你的爱,还有我保存你的信,足有一大箱了,它够我终生感到慰藉与骄傲了,我再不计较别人怎么看我!”“为祖国勇敢战斗吧,千万别为我分心出了什么差错!”……

  我把她的信给指导员郭兴科(军委命名的战地模范指导员)看过,也给一些同志念过,没有人不感动,都说,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呀!郭兴科说,你也把这些信保存着,有一天让那些曾诬陷过她的人看,看他们知不知道脸红!

  我给她的信说:“我在阵地一切很好,平安无事,打仗对我不是个事情,我什么也不缺,只希望你多多寄来你和儿子的照片。”其实这是安慰她的,我们连那时守1072,是老山前面最接敌也最危险的地方。我又在最前沿。

  有她的鼓励,我也就不把死看得好严重了。

  1984年5月9日,敌人来偷袭。二班长报告:“副连长,来了,来了,好几路!”我说:“别忙,等我抽够烟。”我正抽竹筒烟。边抽边给他交代,你们用几个人看着,其他人扯鼾,要大声,要像……

  连长打电话问前面情况,二班长说:副连长还没来,他说等他把烟抽够了再说。团长也打电话来问,连长又报告团长,团长把我好骂了一顿,我说:“你不要着急,丢了阵地我提脑壳来见你!”

  我抽够了烟,把烟筒递给通讯员给我放进防炮洞。顺战壕到了前面,对大家说,现在我抽够烟了,要开打了!所有轻重机枪不要动,大炮、火箭筒听我指挥!

  我就是等敌人进一条窄沟,两头封死了打。那天把91名敌人(上级通报数字)全按在沟里了,敌人的血顺沟流下,好大一股。

  我的前沿排一个轻伤都没有。

  连我的兵都骂我,打起仗来太狠了!

  6月14日,我连遭敌炮击,指导员牺牲,连长负伤,我代连长。这些在报导我们指导员事迹的报上登了,我爱人看了报来信说:我知道了一切,重担都压在你一人头上,你千万要把你指导员立起的大旗掌好呀!

  我觉得,这个女人还真有点坚强!

  等我们撤下阵地回家探亲才知道,她一点也不坚强。瘦得不成样子了!老岳母说,她天天跑43陆军医院,说是看伤员,其实是看有没有我或我们连的人。她又上班,又带孩子,还跑医院,加上经济不宽裕,她好几次累昏过去了。

  我的孩子确实长得敦敦实实,只这点她没说白。

  她见了我,哭得呜呜的,我当着我岳母,给她敬个礼,说,我感激你,感激你全家!

  我们至今相处很好。我为我能遇着她庆幸,从来没后悔过。


  龙洪春已确定转业。副师长陈知建告诉我:他的婚事在部队、社会传为美谈,但转业还是受影响,不能进政法部门……


 


我原想去没人认识我的地方
---黄云烈(指导员,“士官生”)



  黄云烈,1983年20岁时毕业于昆明陆军学院指挥系,战斗中多次立功,不久前又获成都军区优秀共产党员,全军优秀基层干部称号。


  我的父亲是伪中央大学毕业的,曾留学日本,是学化工的,解放后在县政府当干部,文化大革命被打成特嫌,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挂黑牌,敲锣游街。他历来烟酒不沾,从此又抽又喝,在我十岁时他得癌症死了。

  父亲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老叫我用功读书,将来出国留学。我说,成绩不好才留学呐!

  我母亲是食品公司的职工。

  父亲死后,我们搬出了原来的住房,亲戚朋友都不再沾惹我们,小伙伴们叫我“特务儿”,我课余跟妈妈打猪草,人家骂我们是穷要饭的。我从小看够了一副副可怕的脸,除了家里人,我总是躲着别人,就是对家里人,我也很少说话。

  妈妈总是一句话:别死气沉沉的,一个人是高是低,不在别人怎么看,在他自己的人品。

  有年中秋节,人家赏月,我在月光下等妈妈下夜班回家。妈妈看见我说:“小烈,你在看月光吗?”我说:“月光是别人家的,我不看。”妈妈抱着我唉声叹气直到我睡着了。

  年龄越大,我越悲观。但我学习很努力。秋天,我爱一个人到林子里看书,或荡起小舟,到河心看书。父亲爱打鱼,家里还有条小渔舟。

  我的家乡贵州湄潭风光很美,小城在湄江河的环抱中,有小台湾之称。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曾迁到那里,琼瑶也写过湄潭。

  河水清澈,落叶随水漂流,我感到我也是一片落叶。

  我负伤住院时,文工团一位女演员送我一盘钢琴曲录音带,是外国的,我一听就想起了我悲苦的童年,回到了故乡的大山、荒凉的河滩、落日残照下的原野……

  妈妈曾经问我:“你长大干什么?”我说:“到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去……”妈妈吓坏了,很伤心地说:“你真没志气,为什么不在这让人看不起的地方作个让人人都看得起的人?”

  读初中时,有几个十四五岁的同学当兵了,都是有门路的人家子弟。他们穿起军装回校告别时好神气呀!我想有一天我也能……刚想了个开头,我自己脸红了:你算什么?

  我也有过一次意外的“走红”。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湄河发大水,一个小女孩落水,我衣服没脱,跳起水里追了很远很远,救起了她。她父母找到学校感谢我,县广播站也表扬我,学校叫我入了团,县委发了优秀共青团员的奖状。

  妈妈见了盖大红印的奖状,抱着我哭了,说:“你真争气,可以后不要冒冒失失呀!”

  1980年高考,我上了重点分数线,这时父亲的问题刚平反,说是“中右”,属人民内部矛盾。

  我想报考军校。“妈妈,我想当军官,当将军!”妈妈说:“别说梦话,军事院校哪会要你?”她认为,爸爸虽然平反了,但在别人眼中我们还是低人一等。我填上了昆明陆军学院指挥系。她说,填了也白填。

  结果我真接到了昆明陆院的录取通知,我高兴死了。从接到通知到送我起程,妈妈无数遍说:“感谢邓小平,感谢邓小平!”

  我认为我从此摆脱了一切的悲伤与冷漠,开始了我无边无涯的锦绣前程。

  在军校里我的各科成绩都在全院居前列。我博览群书,立志当一个同时是政治家的将军。

  假期,我穿了军装回家。妈妈看着我,总看不够似的,老说:“你真争气!”我说:“这算什么?你看我将来的吧!”

  我自那时很狂。分到这个团,第一次见团长时你猜我想什么?“团长,不出十年,你这位置是我的!”

  我分到炮排当排长。全排连我才六个人!我是学过营指挥的呀,怎么才给我五个兵!

  我的心冷了一下。立刻想到书上一句话:“挫折就是奋起的机遇。”

  我注意军人姿态,值班时很负责,口令一发出,全连肃然,战术演习,谁的动作马虎点我立刻纠正。果然营团首长很快注意到我了。

  二十天后,我调任一排长,有了三十几个兵。五十天后,我得到团嘉奖,同时宣布调任团侦察排长。

  这时,侦察排已在老山前线执行任务。我很高兴,因为历来侦察排长都是排长中尖子的尖子。我也很害怕,在学院我就知道,老山前线的侦察兵和越南特工队是怎么较量的!

  我很想和团里说,我不行,我才20岁,在家时,还从没离开过妈妈十里远哩。但我不敢,我知道我这时哪怕在人前皱一下眉头,我就从此被人看扁了!

  连队领导和我的几位同学送我上火车。车一开,我悄悄地抹开了眼泪:在我面前本有千万条路,我怎么就单单选择了这一条呢?小火车跳,我的心更跳,好像是去赴杀场!这个侦察排长的任命呀,它不仅可能淹没我的将军梦,也许会把我的命都断送了!

  我想起了妈妈!想起她一冬天给人家做香肠那双泡白了的手,想起我有一次偷了一节香肠想用茶缸煮给妹妹吃,妈妈说:“别这样,别作这种叫人家瞧不起的事!”

  对呀!决不能因我的畏怯让妈妈在人前抬不起头!我掏出笔记本,写了两句话:“为了我的妈妈,我要勇往直前!时刻想着,妈妈的眼睛在看着我!”

  我到了前线侦察排,离敌人400米,是最前沿。我的排有五十几个人。

  放下背包,我就把环境看了看,接着召集全排发表了“就职演说”。我说:“我看了名册,同志们差不多都比我大,我也没干过侦察排长,能不能行,我试一试,你们也看一看吧!”

  第二天,我就把我们防守区的地形画了下来,对应付各种情况的计划作了调整。晚上,我问:“全排扑缚格斗谁最行?”一个班长说:“排长,是不是要比试比试?”我向他敬了个礼,说:“不,我想拜你为师!”

  我从前倒后倒、滚翻、跃起开始学,几天就学会了,但有天早晨,我起不来了,通讯员赵武把我从床上抱起来,给我穿裤子,对我说:“排长,老兵们都笑你哩,说排长是个小娃娃,一口想吃个大胖子!”

  好嘛,我要叫你们看看,我是不是个小娃娃!我顾不得全身酸痛,继续学。那时我身体好,不到两个月,我练得一身圆滚滚的,也能一掌砍断一块砖头。班长们说:“排长,我们会的都教给你了!”确实,我敢和他们每个人对打。所谓对打,可不是你在表演场上看到的那种花架子,而是动真格的,双方都使出十八般武艺,挨一家伙就痛得半天回不过劲来,我身上常青一块紫一块的。为了在战场上不吃亏,只好这样干。

  我什么都管。军政一把抓,还管生活,管文体活动。上山砍柴,杀猪,炒菜,教唱歌,出节目我都来,和战士们关系不错。

  但我也很注意自己的“威严”,我认为这是保证我在战场上指挥得动必不可少的。有个班长熊忠泽,人高马大,武功好,是我的“开山师父”之一。他平时稀拉,不请假就跑去赶街子。我们阵地下面不远有个街子,虽说政府和商店,住户都转移了,但到赶街那天还是很热闹。我问他:“为什么不请假?”“忘了!”“你有什么事?”“去看看女娃娃!”“无聊!”“不,这是一种心理需要!排长,你还小,不懂……”我吼了一声:“立正!”对他说:“你给我在这站两小时,敢动一动,我明天就叫你回团,我管不了你……”他老实站了两小时。过后说:“排长,开个玩笑都不行吗?”我说:“平时在纪律上开玩笑,徇私情,对于任何一支军队都是不战自败的先兆!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他答:“知道!毛主席!”我说:“不,是美国将军巴顿!”他说:“排长,巴顿可是个资产阶级呵,干吗不用毛主席的话---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当心我打你的小报告!”他油着脸嘿嘿笑,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我们又和好如初。

  熊忠泽不但没打我的小报告,在后来的战斗中他豁出命来保护我。

  这年年关将近。我们接受了深入敌境接敌侦察任务。我们在规定区域内摸清了敌人兵力、火力、道路情况。有一回,敌人一发105榴炮弹落在我们埋伏地十米外,没爆炸;又一回,敌人的炮弹把我们隐蔽的树木都拦腰削断,但我们还是无一伤亡。只这时,我又想起了妈妈,在心里喊过:“妈妈,再见了!”等到安全撤回,我又把妈妈忘了。不是不想,是没时间。我们是昼伏夜出,但我不能昼伏,要画图,要写报告,还有好多事要处理。

  1984年4月28日,我们师开始打响收复老山的战斗。

  按上级规定,我们侦察排务必在炮击前把本团四连带到474高地。我们在前一晚就来到预定会合地,但直到凌晨三时,还不见四连到来,我慌了。请求提前开辟道路,但上级不同意,怕暴露意图。四时,四连到达。说是天雨夜黑路滑,许多同志掉队了。

  这时,离总攻仅仅一个半小时,来不及了,但不能不执行命令呀!只好带着他们往474走。果然到炮击开始时,离474还有几十米雷场!再依靠工兵几公分几公分地探雷排雷是不可能了!停止前进?我们正好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后退?等待我们的---首先是我的命运将无疑是军法处置!

  我急了,一时又拿不出主意,胃开始痉挛,痛得不行。但我不能蹲下,几十双眼睛都在看着我,几十张嘴都向我大张着。我知道,他们在喊:“排长,怎么办?”我说知道而不是听见,是因为我们的炮火正在我们头顶上飞,在老山主峰各山头爆炸,我只能看到火光和飞扬到半空的人腿和红色碎片,耳朵再听不见别的声音。

  我呆愣了片刻,立刻决定,死在军法队的枪口下不如死在敌人枪口下!前者留给我的将是:“到底是特嫌的儿子!”后者则是一个光荣的烈士!

  我开始扑雷!当然我看不见哪是雷,我只能扑倒一大蓬茅草向前爬,一次次地扑倒,站起来又扑倒。茅草,荆棘剌得我的手脸血淋淋的。

  在我第三次向前扑的时候,熊忠泽从后面抱住了我,往后一掀。他力气大,我抱住竹子转了几个圈才站立定。我气极,拔出手枪,骂他:“你妈的X,我枪毙你!”定睛一看,他上去了,速度比我快得多,战士们又跟在他后面,又把他掀下来,争先往前去。蒋绍清没扑几步,触了雷,他抱住腿,又朝前滚。我上去了,拉住他,他的血喷了我一身,我叫秦树朝背他下去,秦答一声是,刚站起来,“嚓---!”一发炮弹打来,我听见他喊了声“排长”,却没见到他在哪……

  我们终于把四连带到了474。原计划是乘夜暗排雷摸进,现在只好改为强攻。炮击未停,我们终于到达目标,完成了任务,但付出了本可以避免的代价。

  蒋绍清这时不行了,不断声喊“排长,排长,……”熊忠泽一直背着他,他拼命咬他抓他,要熊放他下来。后来他不叫了,熊说:“排长,你看看……”蒋绍清向我微笑,声音很轻微:“排长,你多保重!”

  熊忠泽放下牺牲了的蒋绍清后,我才见到他的肩上、背上、胸口上鲜血淋淋,皮开肉绽。我问:“咋了?”他说:“蒋绍清又抓又咬的,他要滚雷。多好的同志呀!”我一下扑倒在熊忠泽怀里哭了。

  我想起,我罚过熊忠泽的站,我也严厉批评过蒋绍清,我思想里有看不起他们的成份!

  是战争教会了我尊重同志,爱戴同志。从那以后,我身上的动力除了妈妈,除了事业,还有了战友们的珍贵友情。

  本来,我们把四连带到位任务就逄完成了。但四连到位人数不够,向前攻击受阻,我征求了同志们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向敌侧翼攻击,以吸引敌人火力。

  在我顺一条水沟向林中敌人一间草房攻击时,侧面敌人一发子弹击中了我的腰部,打断了我的皮带,从我的腰脊骨间穿出。

  是排里同志把我抬下来的。走了四个小时,每一步我的伤口都像有把刀子在剜动。

  辗转到了昆明43医院后,妈妈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我的病床前。是我在陆军学院一位同学告诉她的。

  那天,我睡得昏沉沉的,听见了妈妈的声音。我大喊:“妈妈,妈妈,我在这,在这!”伤员们都以为我神经错乱了,结果还真是妈妈来了,她在走廊里轻声向护士打听……

  妈妈看了我的伤,出乎我的意料,她没有哭,还强作笑容:“老天保佑!……”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妈妈千里迢迢去医院看我时,她已身患重病。我在前方打仗,妈妈在家日夜不宁。现在已查明,她得了癌症!

  妈妈呀!你为我操碎了心!我什么也还来不及报答你呢!

  妹妹告诉我,妈妈上手术台前,一直坚持等我回去。我身上揣着妈妈病危的两封电报,但因我刚调到四连,领导上一定要我安排了工作再走。妈妈只好交给妹妹一个布包,内中有几百元钱,“给你哥哥结婚用!”这是她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

  我回到家里,抱着妈妈哭不成声。妈妈还是笑:“这哪象个要当将军的人!”

  “妈妈,我不走了,我要转业,回来守着你!”

  妈妈说:“我宁愿有个远在天边但有出息的儿子,不愿有个守着我的窝囊废!……


 


我的爱只在心里
---黄云烈(指导员,“士官生”)


  你既然问起,我就全讲给你听。

  我负伤后,是前线一个野战医院给我施行的抢救手术。

  手术后,我不能躺,只能趴在临时病房一个角落里用干草垒起的特殊病床上。

  疼痛、孤独、种种忧虑和思念,搅得我十分难受,日夜都靠着止痛安眠药打发。

  有一天,我在昏睡中听到一个惊诧诧的女声:“哟,这儿还有个小排长哩!”

  一个穿白褂的女人翻看过我床头的病员牌,蹲到我面前:“痛吗?”

  我转过脸,不想理她。

  她很快猜中了我的反感所由:“我不该叫你小排长,对吗?我说你小,是见到这上写着你21岁,而不是别的意思……”

  我急于知道我的伤情:“医生,告诉我真话,我的伤真不要紧吗?没伤着骨头吗?”

  “我是文工团的,不是医生……”

  我没心思和她再说什么,只摇了摇头。

  她说:“我给你去看病历!”

  一会,她回来了,很确切地说出了我的伤情:“没事,真的没事,不过也真的……危险,子弹出口要再偏这么一丁点儿,你的脊椎就折了,好了也得瘫。医生说,你体质好,估计不会落下什么毛病。”

  “你问过医生了?”

  她诡谲地一笑:“问了,我给医生说,我原来认识你。”

  从此,她整天就在我们病房里,在各病床间转游,什么事都干。她还带小把小提琴,大家乐意时她就拉一曲。没事了她总是回到我的床前,有几个晚上她值班,也是或坐或斜躲在我床脚的草堆上。我想可能因我的床位在不妨碍出入的一角。

  我们都需要找些话题来消磨时间,也好像彼此都想了解对方。

  我们熟悉了。她给了我比别人更多的关怀照顾,也显得更为亲切、随便,比如我不按时服药,我自行活动都会受到她严厉的斥责。

  我在不知不觉中减轻了疼痛与忧思。这是她后来离开医院我才感觉到的。

  当一批伤员转院后,新来的总是以为她是我的什么人。她也承认:“我是来照料弟娃子的!”

  我们的友情确实发展很快,像真正的姐弟那样亲热,连医院的人也相信我们必是原来就认识的。

  我对她从没有过非份之想,为什么?因她太美。内在,外表,我都认为她是个“绝色”,我自认我也不算丑,但配不上她。还有更主要的原因,我当时已有未婚妻,而且也是在品格容貌上十分理想的。

  我的未婚妻与我从小相识。进陆军学院后突然接到她---我只在低处仰视过的这个女孩子的信,我真是欢欣若狂!很快,我们在信中开始了疯狂般的热恋。到假期,我们向双方家庭公开了关系并得到了承认。

  我被派到前线当侦察排长后,凡不敢告诉妈妈的话都写给了未婚妻,她一如既往地“热”。

  打仗前,我决定不拖累她,断然提出中断关系,请她再物色个人。“怕别人说你什么,你可保存我这封信,以此为凭……”她的回信太令我感动:“且不说你负伤,就是你死了,我也将找回你的骨灰,放在我枕边,终生相伴!”

  你说,有这样的未婚妻我怎能见异思迁?

  在前线医院稳定伤势后,我转到了昆明陆军医院。那位文工团员(我且用小J称呼她吧)立刻赶来看我。她称我小弟(她比我大一岁),无拘无束抱住我欢跳不止。

  她几乎天天来,带来提琴、录音机、书籍和她认为我需要的。

  她告诉我,有一天她在报上看到一位总参首长接见烈士家属,所列的烈士中有我的名字,她一声大叫,昏了过去。后来别人替她打听到,那位烈士不是我,而是与我的名字有一字相同的人,报上又登了更正,她才放心。

  她后来还带我去过她家,从她家人口中证实了她为我昏死过,从她家人眼中我也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也许,仅仅是感觉。我至今没有问过她,她对我那么好,是不是还有友谊之外的另的感情?

  但我有!至今还很强烈!我想,如果她是我的妻子,我将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我爱她将超过爱我自己的生命百倍,我会对她好,胜过世上所有的丈夫!但不可能了!虽然我们至今仍保存着最深厚的友情。

  出于我的感觉,我决定只有让我的未婚妻立刻来医院。只有我们双双出现在小J面前时,才可能制止我和小J的密切来往突破友谊的界线(我再说一遍,这或许是我的错误判断)。我认为不这样我就有负于未婚妻赤诚炽热之爱,有负于自己的良心!

  我给未婚妻写了信,如实说了我的伤情,要她速来。同时我千叮万嘱,对我妈妈只说我来到昆明学习。我写了“我只希望你一人来,只有你能抚慰我目前刀割火燎般的伤疼与思乡之念!”

  我把这封信给小J看了,她照样来,但来得不勤了。不久,她去了外地演出。

  我天天盼着未婚妻来,从早到晚眼睛没离开医院门前的林荫路。但她不仅人没来,连一封回信都没有。

  后来,我的母亲来了,后面跟着我的姐姐。我与妈妈姐姐拥抱时,我含泪的眼仍盯着病房门,姐姐说:“看什么,她不会来了!”

  姐姐告诉我,她和别人好上了,正忙着作结婚准备哩。

  我根据姐姐提供的情况,掐指一算,我的“未婚妻”和别人交换彩礼的日子,正是我倒在敌人冷枪下的同一天,那一天是4月28日,我刚好满21岁。

  小J从外地演出回来了。我在她回来前得知,她和一位英俊而有为的运动员好了。我对她说,我的未婚妻来过了。我们相互表示着“热烈的祝贺!”

  我不埋怨她们中任何一个。在我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都给了我莫大的鼓励的安慰!我也不埋怨命运,我还年轻,面前的道路还长着哩!


 


战争,女人怎么走得开……
---王昌群(地方商业干部,烈士的母亲)


  1979年,我老大刘光去打仗,我心里着急,但嘴上不说。白天上班,晚上睡不着。他爸爸那时在文山军分区当副司令,也到前面去了,都是几个月不见一封信,一个电话。我快疯了!

  不久听说,前线要撤军,商业系统要抽一些理发、照相的人员到前面服务。我向文山商业局领导要求去带队,其实是想早点知道儿子的音讯,早点看到他。

  部队多得很,找到儿子的连队不易。我饭也没吃,晚上悄悄跑到烈士陵园去看,划着一根根火柴照着木牌墓碑,火柴划完了,我的心碎了,腿软了,最后昏倒在那里。第二天又去,还是没有我的刘光。

  我找到他们团。一个干事说,刘光他们的侦察连还在那面,要最后撤。我好说歹说,要了伤亡登记簿看,还是没刘光。

  又等了几天。我自己也知道心跳不正常,常常瘫在地上,脑子明白,手脚不能动,还不敢对人说,想着死也得等到儿子的消息。

  那一天凌晨四时,我听到刘光喊:“妈,我回来了!”我以为是梦,还真是他!他头发多长,胡子也长出来了,奶声奶气又还是个孩子,多高兴地讲,他们连队打得好。

  战后,刘光提为排长,保送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走前他叫弟弟刘明给他的女同学段林送去一封信和他的战场日记。日记中写道:“为了祖国,我敢于流血献身,我死无遗憾,遗憾的是我没来得及向她表白我的爱情……”

  刘明把这事告诉我,我很吃惊,因段林比刘光大两岁半。

  段林开始也觉得年龄不合适。

  刘光又给她写信,讲了燕妮比马克思大四岁。“年龄不是问题。如你不爱我我就从此不打扰你……”

  他们开始在一块散步。我想说服刘光,他说,除了段林,我谁也不谈。我又找人做段林的工作,她回答,我们已决心相伴走到生命的尽头……

  老刘找儿子谈:“你们喜欢我们也喜欢。”规定了几条:“她比你大,女同志显老快,你现在喜欢她,将来也要喜欢她,要爱就爱到底;你现在要到南京学习,学习回来还要工作几年才能结婚。”刘光答应了:“爸,我们说定了,谁都不许反悔。”

  我们准备了几个菜,请了段林父母来作客。她父母工农本色,说话很实在:“这不现实,不班配!”老刘说:“我们都尊重孩子的意见吧!”

  刘光在南京学习,回来度假和段林形影不离,感情很好。

  刘光成绩好。前年(1985年)12.9,他学院邀请我去作报告。他的教员都对我说,刘光各方面都表现好,学习成绩全优,跳高跳远游泳也是第一,有的记录至今还没人打破。

  学校要留他,他坚决要求回连队。老刘也支持他:一个好的指挥员,应该是在基层锻炼成长。他回到云南,省军区要留他,因他学的侦察,那里需要他当教员。他不干。人家还来动员他爸爸作他的工作。他爸对他说:“人家确实需要,不是照顾,也不是走后门,你就服从吧!”我说:“如今谁不是往机关钻,厕所也比前面的指挥所强,你怎么就不实在点!”他说:“妈不懂,我身上有战友的血,我的文凭上也是战友的血凝成的。我有体会,一个指挥员的精明能干,能减少多少伤亡,尤其是侦察兵。正因为我实在,我才苦学了这两年,才选择了回前线这条路。”

  这个死老刘,他又站到了儿子一边。他一句话定了盘:去吧,好好干!

  (刘司令员在一旁听老伴数落,只抱头不语。)

  他回连队当副连长58天,带部队出去侦察45次,抓了舌头回来。1981年12月5日,他牺牲了!

  他牺牲时,老刘已调到保山。前两天我还给段林寄了两百元钱,叫她买点木料,多少准备点结婚的家俱。当我们赶到刘光师部时,段林已在那里等着。她穿一身黑衣,哭得泪人似的,瘦得让我都快认不出来了。下了车,我不能动了,是人家把我抬进屋的。

  三个花圈,父母的、姊妹的、未婚妻的。段林不同意落未婚妻,要落上妻子段林。老刘说:“姑娘,你还年轻……中国现在还有封建思想,落上妻子,对你将来有影响,你应当还有自己的幸福。”怎么劝说也不成,最后只得依了她。

  追悼会后,她又说“爸爸,妈妈,我伺候你们一辈子,你们不要我,撵我,我也是你们家的人,决不再嫁!”

  我不能拂了她的深情厚意,把她带回了保山。

  骨灰盒被她抱进她房里,房子布置得像新房。晚上,我怕她出事,打开她的门去看。她抱着刘光的骨灰盒睡。我说:“孩子,这不行,不行,太苦了你!”

  她又提出:“妈妈,我要和小光去办个结婚证!”我当然不同意。“哪有这么办的?”她说:“是刘光叫我这么办的!”她摊开了刘光好几十封信,封封写着,干我们这一行的,随时都可能牺牲……我对你只一个希望,代我常看望、安慰我的双亲,代我尽孝!

  “妈妈,我是怕你二老伤心,才一直没让你们看这些信呀!”段林说。

  她真像个“儿媳妇”,家里什么活她都抢着干。

  我也只想咋个对她好,对她一分爱就是对儿子一分爱。

  但不能老这样呀!我们不能误了她的前程,她的青春呀!她在我们家,那日子也太难受了。关上门,她就看刘光的照片,听他弹吉它唱歌的录音。吃饭时,她加个碗……成天在眼泪中泡着,她这样,我心里哪受得了?

  她住了四个月,老刘只好打电话请了她爸爸来。两人计议着怎么把女儿哄回去。她爸说:“你超假太多,人家要规定除名了呀!”她要老刘帮她调到保山来,老刘说:“这事不是一下子办得到的,只有慢慢来。”

  她怕丢了工作,只好回去了。回去了还是一两天就是一封信。我给她写信说:“不见你信我盼着,见了你信我泪流成河,孩子,当有一天我听到你得到了幸福,我的泪才会不再流……”后来,她终于结婚了。不是她听了我的话,而是她受不了舆论的压力,有人说她抓住了一家当官的,人死了也不放!这些烂舌头的!

  她走了,我们老两口守个骨灰盒,你说那日子怎么过?

  分区陈政委来说,把你小儿子调回来吧,人家能理解。老头子不干。

  小儿子刘明是1980年当兵的。哥哥的丧事他参加了。清理哥哥遗物时,有五发子弹,他拿去,用红绸包起来。这是二姑娘后来告诉我的。上级给他哥命名“立志献身边防的模范干部”,授二级英雄奖章。刘明代表我们家在命名会上发言表态,要为哥哥报仇,向哥哥学习。

  要打老山了。我到昆明开会,知道了刘明的团是主攻团。老刘的一位老下级来看我,说:“你一个儿子牺牲了,我负责把你小儿子调出来。”老刘听说了,大叫:“怎么能这样干?这时候调出一个人,一个司令员的儿子,要搞垮一支部队的士气!”还骗我:“没关系,刘明的部队是打预备……”

  打起来了,我再不跟老刘说话,他也没句话安慰我,有空自己端个小板凳坐在后院。

  有一天,我在上班,老刘坐着小车来接我,---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我一下子明白了……老刘说:“没什么,小明负了点伤。”“要紧不?”“伤重一点……”我说:“只要儿子活着就好……”到了家,我见到的是小明的指导员,没有小明,我一下子昏倒了!七天里我没吃东西,靠输液。

  二女婿陈加勇本已确定参加医疗队赴前线,现在家里出了事,他医院的领导主动来说,加勇不去了,这不单单是院领导的意见,也是全院了解你们家情况的同志们一致要求。老刘只说,先不定吧,以后再说。后来二姑娘两口子对我说,加勇在军医大学外科,前线缺这方面的人,……不去,将来不好说……我一听,把针头拔了:“等我死了你再去吧!”老刘这回流泪了“我也不想他去,可加勇心里一团火似的,我怕这回拉了他的后腿,他会后悔一辈子,埋怨我们一辈子呀!”

  加勇守在我床前,什么也没说,几天变成个老头样。我想,谁叫我嫁了个当兵的,如今又是全家皆兵呢?我说,加勇,给我拿上那瓶好酒来。他说:“妈,干啥?”我接过酒,交给他,说:拿去,叫全家给你送行,剩一半,到前线洒在两个弟弟坟前!

  加勇去了半年,在前线立了功,入了党。

  ……

  我给你说这些,不希望你报导。当今社会,什么人没有?省里、全国给了我好多荣誉:五好家庭、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俩孩子生前部队、学校要我去讲话。我回来,一个邻居喊:老母鸡上房了!……还骂孩子,你咋不死,死了我也捞分光荣嘛!你听听这话,还是个老干部家属哩。

  我恨死了老刘,我十六岁参军,二十岁和他结婚,后来跟他守边防三十多年,我什么苦没吃过?一个女人应有的福我没享过一天,一个女人受不了的罪,我全都受了!

  有部电影叫《战争,让女人走开!》照我说,有战争,有亲人在战场,女人走到天边也走不开,走一辈子也走不开……


 


“若是执掌权柄者都像你俩……”
---刘斌(原保山军分区司令员,烈士的父亲)


  我家的事,过去宣传过。外界有人有这么个印象:我一个儿子死了送第二个儿子去上战场,第二个又死了我又把女婿送到前线去!不是这样!这是有的人想把我的思想抬高,也想叫这宣传更感动人。其实,这是好心帮倒忙,叫别人误解,反感我。

  东北有个大学生给我写了封信,开头就是一串大问号:你这是何苦?究竟为了什么?这样作值得吗?他说,他先听到这事,完全不信,认为又是吹嘘当首长的,抬轿子的。因为这以前别人给他吹过某首长儿子的英雄事迹,知情者告诉他,假的!“看完了你们的报导,我信了。并且抑制不住我内心的悲痛!”“你是我尊敬的人,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但我不理解,你这样作为了什么?”“难道你就没听说过,多少大首长不是在为儿子开后门上学、出国、赚大钱奔忙?像你这样的人有多少?”“你想力挽狂澜……目前国家这不正之风,是你能纠正的么?”“你已为我们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我劝你,再不要承受这些痛苦了,把加勇哥叫回来吧!”他说他是个红军的儿子,为写这封信用了整一晚上,是出于对我这家人的崇敬和热爱他才坦诚秉笔,请我指教批评。

  也许还有的人,没给我写信,但心里会这样看,甚至会把我看成一个无情无义,拿儿子的生命当垫脚石的人。

  想到这些,我的本已承受不了的痛楚又加了一把盐。

  大儿子牺牲后,我还是想身边有个人。不是我大公无私,是我有“私”有包袱!有不少人主动提出调回我的小儿子,有出于关心我的好心,也有用这个和我“斗法”---搞交易的!

  保山分区当时管一个团,两个医院有二百多个女兵,大都是机关的、干部子女。当年兴知青下农村他们千方百计涌进部队,接着是入党、调学、提干,活动到大城市,家长们各显神通!给我这当司令来的信函塞了几抽屉,有不少是来头很大的。合乎政策、情理(如父母身边无人),能办的我都办了,不能办的我坚决顶,我得罪了好多人!

  某首长的女儿提了干,入了学,爱人也在本单位,要求调,每天来电话,我说不行。后来党委办公室出面,打的党委旗号,我说你们下文字命令呀,打什么电话?我是党员,服从党委决定,不看谁官大!我对政委说,不用研究,我一个人顶着!

  这以前,好多不该走的走了,闹得医院议论纷纷,人心惶惶。这种事很影响部队团结,能毁掉一个单位。有门有路的子弟把部队当避风港,台阶、走廊,无门无路的子弟替你当垫脚石,铺路砖,部队能这么干么!

  有个医院领导,儿子在部队调皮,他把他调到自己医院。我对他说,我限你三内调回去,工作你自己作。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调儿子。

  我的小儿子原来也调皮捣蛋。在学校读书,老师希望他睡觉,不然教室安定不下来,两兄弟闹矛盾,他趴地下不起来,非得妈妈打哥哥一顿,他捂着脸从指缝里看妈妈打,笑着跑了。当兵后,还是爱打架。

  他哥哥牺牲后,我也没想到他一下子懂事了。

  他上老山前,姐姐姐夫去看过他,听了他好多故事回来:

  他们部队在文山搞临战训练,刘明在那里长大,有一班小哥们。有一天,训练场来了伙穿花衬衫、牛仔裤的,大喊大叫。连长丛辉气得大骂:“干鸡巴啥?”“找老同学刘明!”刘明跟他们来到一个酒楼,大肉大鱼早摆好了。一个小哥们举杯:“刘大将军,祝你马到成功:”刘明:“不敢,尽一个小兵的责任,为国争光!”另一个小伙:“争光?有这个必要吗?不就是要出出气,争个面子吗?”刘明:“对!为国家争面子,争尊严。一个人不要面子,百事可为。一个国家不要面子,那就不成个国,亡国灭种也就不远了。”“嗬,刘明变样了。”刘明“啪”一拍桌:“过去的刘明死了!他胡混了二十年,今天是另一个刘明。”他喝下一杯酒:“谢谢各位盛情。刘明军务在身,不能久留,告辞!”他回来向丛辉汇报,丛连长一把抱住他:“好,将来一定是一位刘大将军!”

  刘明部队,当然有不少首长知道我家的情况,说老司令一个儿子牺牲了,这个根我们怎么也得给他留着。他们谁也没和我通气,这种情份和那些搞交易的是毫无共同点的。

  临打仗了,团首长李明书找刘明:“上级决定,你去住校,明天就走。”

  刘明发觉了:“什么住校?这会儿哪招生?我什么时候考试的?哪儿的决定?拿文件我看!”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丛辉找来刘明:“我代表支部通知你,你到炊事班。这可是支委会一致同意的,有决议记录在。”刘明拍着连长的肩:“你少给我来这套!你现在就是叫了我爸爸本人来,他也休想调派我。”

  不仅没调炊事班,他还在全连请战会上争取当上了尖刀班长!

  这小子倔,我有体会。刚打倒“四人帮”,分区礼堂放电影《洪湖赤卫队》。那时这电影没“解放”,只许干部看。他带一班小家伙趴在窗台上看。我隔窗看到了,逮住他:“你捣什么乱?”他说:“我捣什么乱?我接受革命教育!”我给了他一耳光,他多少天不理我。直到今天,我还为这一耳光后悔呀!

  我不为没调回他后悔。我打了几十年仗,知道他那样一个兵,调下他比杀了他还令他难受。

  小明打得很好。丛辉提起他就大声赞扬:“英雄,英雄!”击退敌人的“7.12”大反扑,他们部队阵地前敌尸遍山……

  我认为,两个儿子的死是值得的!多少留下了一点为他们的同志至今称道、认为值得学习的精神吧。对于一个民族,“精神”比黄金更重要。是的,有些人搞了些没名堂的事,要纠正这些歪风,不是哪一个人的事,但你总不能老是不满,老发牢骚,总得自己也作点什么呀!共产党员要敢提意见,但还得问问自己,你能不能自己先带个好头?

  我不敢沾儿子的光,只能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问心无愧。

  还是有人理解我。徐州一个煤矿工人给我寄来了一首诗:“若是中华的父母都像您俩,儿女何处不英雄?若是执掌权炳者都像您俩,何愁祖国不强大昌盛!……南疆满山满谷的鲜花,不足以表达祖国的感谢,人民的崇敬,对你们,对光、明兄弟,也对南疆英灵。”

  我和老伴回到我的老家山西阳城,意想不到乡亲们冒雨倾城,夹道三里迎接,都流着泪,久久围着我们的住所不散。阳城人民还为刘光、刘明建立了纪念碑。


 


“阵亡者”回来了
---胡祖美(集团军宣传处长苏应奎的爱人)


  这是我在老苏家作客时女主人偶然摆出的一段“龙门阵”。


  你应该采访一下当家属的,写写男人在前方打仗时家里人心头是个啥滋味。

  这滋味我可尝够了!当烈属的滋味我也尝过!

  1979年打仗,老苏先来过一封信:这可能是最后一封信了……情况你会从最近的广播中听到的。

  我当时在我们家乡当公社副书记。接到这封信时,南边已经打起来了。我一天到晚就抱个收音机,尖起耳朵听前线的消息。正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我成天跑乡下,其实在躲开熟人的眼睛,不叫他们看出我心里的焦愁。路上我还是在听广播。明知广播里也不会传来他老苏什么消息可就是离不开它。

  好几回,明明要往西,却走到东,走着走着,想不起自己要到哪,干什么去。但有一件事总也不忘,一早一午在公社门口等邮递员来,也是明知老苏这时不会有信来,但还是一回不拉地等着盼着。

  广播上报上说部队已撤回国了,这就不是在门口等了,而是守在乡邮电所,等电报。全公社有十几个人上前线,十几家都有人在等。最后都等到了!只有我……也等到了,但比人家晚了两天。这两天我差点没疯了!电报上“平安”两字一下子抹去了我满心的忧伤,回到家我一顿吃了两大碗泡饭,把空了几天的肚子填满。等身上有了力气,我就开始在心里骂老苏了:“你龟儿,既然平安嘛,为啥叫我多等了两天呢?”

  这之后有十几天,我就不再等啥盼啥。部队回来了,仗打赢了,男人平安无事,我也就万事大吉了!一心一意搞我的工作。

  这天,傍黑了,我从乡下回来,推开办公室门一看,有封信,老苏来的。我不急不慌展开一看,妈哟,你猜写的啥?

  祖美:我但愿你永远不要接到这封信,如果你接到了,那就是说,我回不来了!我希望你坚强,代我孝敬老人,抚育孩子。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信奉共产主义道德,不信三从四德那一套。我希望你改嫁,祝你幸福!---这是大概意思。反正还写了很多:战争的正义,军人的责任,他死无遗憾,唯愿我能度过这人生最艰难的一步,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等等!

  读完信,我大哭大叫。这时候我就再不顾我在公社大小也算个领导,要注意什么影响了。是别人把我搀扶到家的,我的两腿再站不起来,眼目前天旋地转的。

  不用说,我的老母亲、小女儿也被这封信吓惨了,哭得天昏地暗的。

  过后,还是我自己看出来,信是2月10日战前写的,电报是最近来的。可是,信上明白写着,如果我收到这信,那就是他回不来了,也等于说,如他活着,他就不会再发出这封信。无疑,电报是假的!是他的战友怕我等急了,为安慰我发来的?但会不会是这封信发错了呢?

  我一连给他去了多少封信和电报,都不见回复,但他的一位师首长(我去部队探亲时认识)给我回了一电报:应奎外出,他平安,勿念!这电报解了我一层忧,又多了一层疑。

  晴天霹雳是一次走在路上“遭遇”到的。

  我碰见了中学时的一位老师---我和老苏都是她的学生。她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张口就说:“小胡,你要坚强些!应奎的牺牲,是我们学校的光荣……”我连忙问:“老师,您从哪听说的?”他没有发现我的身子在摇晃,回说是从县上一位领导那听说的。

  好心的老师如不说从县上领导那听来的,我也许会告诉他:“这事可能是我自己闹出的误会!”她一说县领导,我扑通倒下了。

  (老苏指责妻子:县领导还不是听说你哭闹得死去活来,才闹得满城风雨的。

  妻子反责:你还好意思说,龟儿把老子的心都在油锅里煎过一盘了。)

  我当时哪还有脑子分析:“‘风源’在我自己身上!我跑去找县领导问,回答说只是听说,没有确切信函。从县到公社,领导对我都很客气,到一家,总是荷包蛋,麦乳精什么的端上来,这就更使我多了疑心---他们在瞒着我!

  半夜,小女儿从梦中哭醒,又闹又叫:“爸爸,爸爸!”问她看见什么了?“爸爸一身血,死了!”

  我老母亲迷信,说三岁孩子不会作谎梦,她在屋里又烧香又化纸,自言自语:应奎,你要赐梦就赐给我吧!你有啥丢不下的心事对大人说吧,别吓着你孩子!

  妈剑亲涛墩娌皇侨耸艿模

  五月端阳来了。那天我妈在厨房包粽子,大概是想到给女婿祭奠一下吧。我在自己屋里把我们影集又翻了一遍。

  突然,邻居一个叫永红的姑娘尖诧诧地喊:“胡⒑帐迨寤乩戳耍帐迨寤乩戳耍 

  我隔窗看到了,是他!穿一身崭新的绿军装,头上红闪闪的五星,胸前亮灿灿的奖章。我没有立时冲出去,我在看,看天看地,看是不是又一个谎梦!

  我妈才有意思,手里还提着一把剁肉馅的刀,迎着归来的亲人,又是笑又是哭。小女儿最先说话:“爸,你不是死了吗?”

  一家人问候、欢笑、数落、解释,闹喳嘛了。

  邻居来了,公社干部也来了。第二天全公社都跑来看“死人还阳”。公社干部想了一计,干脆搭起高台,请老苏给乡亲们作一场报告。

  老苏开场白不错:我一不是功臣,二不是模范,我这胸前带的不是奖章,是打了这一仗的人都有的纪念章,不过我还是能给你们讲很多前线的事,因为我跟英模报告团跑了一路,又是个宣传干事,专给英模写材料的。

  我们公社干部知道大家最想听啥,大声说,我们先请应奎讲讲他怎的要给家里寄来一份遗书好吗?大家好拍手。

  老苏说,大家都知道,我奎娃子从小是个糊涂蛋,干啥丢三拉四的。打仗前,好多人都准备了一份交代后事的遗书,留在后方留守地,打完仗,平安回来的自己把遗书取回走了,负伤的由留守人员按名单把信退给他们。唯独我,把这事忘了,一个通讯员把几十封遗书一块投进了邮筒。我也再没想起,只以为给家里发了平安电报,又跟报告来到四川,不久就能回家来,也没给家再补一封信。

  (老苏插话:你是老宣传工作,知道打完仗后宣传科那忙劲,战评通报,总结,英雄模范材料,接待记者、作家,来队家属,筹备庆功会……)

  那次报告还蛮成功,讲了英雄事迹,也为我的哭闹作了解释,是事出有因,不是我得了神经病!

  跟着老苏,我倒八辈子霉呀!他现在还是忙得脚不沾地,家务事我一人担,原来我是公社副书记,现在在杂货公司收酒瓶子,我是永世不得翻身了!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